佛學評論 4：佛學評論

   近年來，大家最不喜作的就是佛教書籍或佛學論文的評論，褒揚過度，別人以為是「互相標榜」；指摘缺失，或者得罪師友，或者損傷了出版社的銷路、擋人財路，損人而不利己，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北大林梅村教授1989年寫了〈犍陀羅語《法句經》殘卷初步研究〉一文，發表於《出土文献研究》第二輯253-262頁。
　　1998年林梅村教授又寫了《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一書，151頁他說：「漢末移居中國的大月氏高僧支謙曾這樣評述《法句經》。」
　　林梅村，(1998)，《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文物出版社，北京市，中國。
　2013年楊富學/徐燁在〈佉盧文文書所見鄯善國之佛教〉一文再度引述了林梅村的意見：
「《法集要頌經》乃小乘佛教說一切有部教派對《法句經》的稱謂，是一部以偈頌形式的佛陀語錄匯編，被視為最基本的佛教入門書之一。漢末高僧支謙曾將此經譯為漢文。它是最早傳入中國的佛經之一。」
　　支謙是移民第三代，不能說是漢末移民來漢地。
　　他是居士，不是僧人，更不用說是「高僧」了。
　　《法句經》之前，至少有二三十部翻譯經典，能否稱作「最早傳入中國的佛經之一」也是大有問題。
　　「《法集要頌經》乃小乘佛教說一切有部教派對《法句經》的稱謂」也是大有「語病」。
　　「說一切有部」不會稱他自己部派的《法句經》為《法集要頌經》，假設作者(楊富學/徐燁)意指「梵文 Udānavarga」就是「說一切有部」(根本說一切有部？)的經典，而此一經典在宋朝被譯作《法集要頌經》，這些推論不一定成立。即使此一推論為正確，也無法得到「支謙曾將此經譯為漢文」的結論，也就是說，支謙翻譯《法句經》所依據的文本，不會就是「梵文 Udānavarga」。這樣的陳述，讀起來真令人額頭冒汗呀……
      不知，林梅村教授是否有朋友願意告訴他「漢末移居中國的大月氏高僧支謙」是錯誤的敘述。
《出三藏記集》卷13：「支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CBETA, T55, no. 2145, p. 97, b14-16)
《出三藏記集》卷13：「後吳主孫權聞其博學有才慧，即召見之。因問經中深隱之義，越應機釋難，無疑不析。權大悅，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甚加寵秩。」(CBETA, T55, no. 2145, p. 97, c5-8)
《高僧傳》卷1：「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CBETA, T50, no. 2059, p. 325, a18-19)
《高僧傳》卷13：「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CBETA, T50, no. 2059, p. 415, b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