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8日 星期四

羅新璋、陳應年編《翻譯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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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新璋、陳應年編《翻譯論集》,1984年出版,我手上這本是2009年的增訂本。書上強調的是「中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書上第一篇就是備受梁啟超、錢鍾書推崇的〈《法句經》序〉,HC 要我為此〈序〉講幾句話,我寫道:

  支謙〈《法句經》序〉是《出三藏記集》的一篇文章。

  《出三藏記集》是梁武帝時代(西元516年)僧祐所編的一本書。這是一本在國際文化史上的第一本「目錄學」的重要書籍,也跟翻譯有很大的關係。

  首先,僧祐(並不是所有出家人都姓釋,也不是所有中國佛教出家人都姓釋)編了一本「翻譯目錄」,將從古到今(西元516年)的佛教書籍編成目錄,跟以前的其他目錄不同的是,他把當時尚存的「譯經的序」都全文留存下來。最後,他編錄了譯者的傳記。有些譯經的序被他保存下來,但是翻譯的經確在歷史洪流消失了。在佛教有一本珍貴的慧皎《高僧傳》,裡面有一部分內容是抄自《出三藏記集》,也就是說,如果當年僧祐的《出三藏記集》未保存這些資料,恐怕這些僧人就會被遺忘了。

  支謙〈《法句經》序〉有可能是最早的「譯經序」(可能只有兩、三篇號稱「康僧會」的序會彼此篇早個二、三十年),接下來所收錄的「序」是晉朝道安的序(他是《世說新語》記載的「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的釋道安),年代已經到了西元370年之後,已經比〈《法句經》序〉晚了近一百五十年。

  支謙祖先是「大月氏(月支)」,這是他姓「支」的由來,他是移民第二代(台灣所謂的 ABC),〈《法句經》序〉引了《論語》的「文質彬彬」,《易經》的「漸卦」的「鴻漸於陸」,《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另外引了孔子說的「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恕我眼拙,認不出這出於四書五經的那一句)。可見他博雅多學,文化水平相當高。(安世高姓「安」,代表來自「安國」,「康僧會」姓「康」,代表來自「康國」,這兩個國是粟特人(Sogdian)在現今新疆省北部區域建立的所謂「昭武九姓」的九個小國。安祿山,的「安」代表他也是來自「昭武九姓」的「安」國,「祿山」是粟特語的譯音,原文意為「光明」,在金庸《倚天屠龍記》的明教左右護法為「光明使者」,相當程度反映了摩尼教的教義)。

 《法句經》現有巴利語(一千多種古印度語的一種)、梵語 Sanskrit、犍陀羅語、Prakrit (俗語)、漢譯與藏譯。像「羅賽達石」一樣,多種文本可以來解譯消失的語言,成為「語言學家 Philologist」的最愛。

 支謙的〈《法句經》序〉保存了許多珍貴的訊息,也留下不少的疑點,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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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從 HC 處借到書,發現引文引的不全(「紅字」代表被刪去的文字),〈《法句經》序〉在《大正藏》有兩處,一在《法句經》內,一在《出三藏記集》卷7,文字略有差異,此處所列是後者:

〈法句經序〉第十三,未詳作者。
曇鉢偈者,眾經之要義;曇之言法,鉢者句也。而法句經別有數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偈者結語,猶詩頌也。是佛見事而作,非一時言,各有本末,布在眾經。佛一切智,厥性大仁,愍傷天下,出興于世,開現道義。所以解人凡十二部經;總括其要,別有四部阿鋡,至去世後,阿難所傳,卷無大小,皆稱『聞如是』,處佛所,究暢其說。是後五部沙門各自鈔采經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義,條別為品;於十二部經靡不斟酌,無所適名,故曰法句。夫諸經為法言,
法句者猶法言也,近世葛氏傳七百偈,偈義致深,譯人出之,頗使其渾漫。佛難值,其文難聞。又諸佛興,皆在天竺,天竺言語與漢異音;云其書為天書,語為天語。名物不同,傳實不易。

唯昔藍調安侯世高,都尉弗調,譯胡為漢,審得其體,斯以難繼。後之傳者雖不能密,猶尚貴其實。粗得大趣。

始者維祇難出自天竺,以黃武三年來適武昌。僕從受此五百偈本,請其同道竺將炎為譯。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胡語,或以義出音,近於質直。

僕初嫌其辭不雅。維祇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當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座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明聖人意深邃無極,今傳胡義,實宜經達。』

是以自受譯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飾;譯所不解則闕不傳,故有脫失,多不出者。然此雖辭朴而旨深,文約而義博;事鉤眾經,章有本故,句有義說。其在天竺始進業者,不學法句,謂之越敘。此乃始進者之鴻漸。深入者之奧藏也。可以啟矇辯惑、誘人自立,學之功微。而所苞者廣,實可謂妙要者哉!

昔傳此時有所不出,會將炎來,更從諮問,受此偈等,重得十三品,并挍往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庶有補益共廣聞焉。」(CBETA, T55, no. 2145, p. 49, c20-p. 50, 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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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新璋、陳應年編《翻譯論集》此處引文有三項缺失:

1. 文獻標誌為「未詳作者」,規範的作法,應該附註此點。

2. 引文脫字,漏失「藍調」兩字;「又諸佛興,皆在天竺」,引成「又諸佛典,皆在天竺」。引文失實,為大缺失。又「是以自受譯人口」,引文從《出三藏記集》卷7,作「是以自受譯人口」;其實《法句經》處作「偈」字,顯得「文從字順」。

《法句經》卷1:「是以自偈受譯人口」(CBETA, T04, no. 210, p. 566, c14-15)

3. 將「曇鉢偈者,眾經之要義;曇之言法,鉢者句也」,缺而未引,其實,此幾句正是重要訊息,頗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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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管錐篇》第三冊:

譯事之信,當包達、雅;達正以盡信,而雅非為飾達。依義旨以傳,而能如風格以出,斯之謂信。

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不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算得入於“化境”。十七世紀有人讚美這種造詣的翻譯,比為原作的“投胎轉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軀殼換了一個,而精神資質依然故我。換句話說,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得以至於讀起來不像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裏絕不會讀起來像經過翻譯似的。但是,一國文字和另一國文字之間必然有距離,譯者的理解和文風跟原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之間也不會沒有距離,而且譯者的體會和他自己的表達能力之間還時常有距離。從一種文字出發,積寸累尺地度越那許多距離,安穩到達另一種文字裏,這是很艱辛的歷程。一路上顛頓風塵,遭遇風險,不免有所遺失或受些損傷。因此,譯文總有些失真和走樣的地方,在意義或口吻上違背或不盡貼和原文。那就是“訛”,西洋諺語所謂“翻譯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實現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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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錢鍾書上述的論點仍然只適用於「文學翻譯」。

細緻來說,尚有「哲學宗教文獻」、「商用文書」等等不同翻譯類別。

即使是「文學翻譯」,仍有詩、散文、戲劇、小說、「電影中人物的對話」、文學評論等等差異。

我個人的想法是,支謙〈法句經序〉在申論「佛經翻譯」的準則(「哲學宗教文獻」),不一定可以套用於「文學翻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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