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豆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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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藜光先生的生平與學術貢獻 --- 徐文堪
林藜光（1902—1945）先生是我國近代重要的佛學家和印度學家。他主要的學術成就，是對《諸法集要經》的校訂和研究。這一工作被譽為20世紀後期小乘佛學研究中最重要的貢獻，至今受到國際學術界的普遍重視。可惜，由於作者英年早逝，其研究成果《諸法集要經研究》這一法文巨著是在作者身後才陸續分册問世，且刊行時間極其漫長，國内學界並不了解，能讀到原作的人就更少了。該書的英文譯者SaraBoin-Webb（1937—2008），曾英譯比利時學者拉摩的法文名著《印度佛教史》。同樣遺憾的是，譯者在完成林氏著作緒論的翻譯工作後，未及刊行，便因病去世，令人唏嘘不已。
現在，經過國内有關方面的不懈努力，搜集到林氏大著全部四册，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所屬中西書局精心影印出版。這可是嘉惠學林的大好事。筆者不揣淺陋，在此對林藜光先生的生平和學術，以及中國近代以來對梵藏漢佛典的對勘研究，作一些簡略的介绍，聊供讀者參考。
正如北京大學王邦維教授指出：中國在嚴格近代學術意義上的梵藏漢佛典對勘研究，是從愛沙尼亞學者鋼和泰在北京大學開始的。鋼氏出生於時屬沙俄帝國的愛沙尼亞，1894年到德國柏林大學學習梵語和阿維斯塔語等東方古代語言，後轉入哈勒-威登伯格大學，師從著名佛學家和印度學家皮舍爾，獲得博士學位。1916年，他與著名日本學家葉理綏等人穿越西伯利亞開始亞洲之行。1917年，鋼和泰為研究佛教文獻，特别是想尋找伽膩色迦的漢文資料，來到了北京。
由於正值十月革命爆發，鋼氏在愛沙尼亞的領地和財產亦被沒收，不得已只好滯留在北京。1918年，得時任香港大學校長的愛里鶚爵士鄭重推薦，又經北大教授胡適介紹，鋼和泰在北京大學講授梵文、藏文和印度宗教史等課程。1925—1929年，鋼氏一直在北大担任梵文教授。1923年，他在《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發表著名論文《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由胡適譯為中文），强調研究古譯音對於探討漢語音韻沿革史的重要意義。1926年，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專著《大寶積經迦葉品梵藏漢六種合刊》（梁啟超作序）。該書是在中國佛教文獻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1933年，北平圖書館和清華大學又聯合出版了他的著作《大寶積經迦葉品釋論（藏漢對照）》。
1928年下半年，鋼和泰應哈佛大學之邀赴美講學。1929年3月，哈佛大學正式聘他為中亞語文學教授。同年，他返回北京主持哈佛燕京學社下屬的中印研究所，同時繼續在北大授課（直至1932年）。
鋼和泰在北京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時，有一些中國學者協助他進行課堂翻譯，或跟隨他學習梵文、藏文。鋼氏主持的中印研究所還從世界範圍内聘請了一些外籍助手，其中一些後來成為國際著名學者。而在眾多的傑出中外學人中，林藜光是非常突出的一位。
林藜光是福建厦門思明人。早年畢業於厦門大學哲學系，在校時與在該校任教的法國（原籍瑞士）學者戴密微過從甚密。戴密微是漢學大家，也精通梵文和佛教。林藜光跟隨戴氏學習，兩人感情深厚。1927年，戴氏離開厦門前往東京法日會館，從事佛教辭典《法寶義林》的編纂工作。1928年3月，戴密微從東京致函鋼和泰，向他推薦林藜光，並附林的姓名和住址，以便聯繫。但不久之後鋼氏即赴哈佛大學任教，未顧及此事。待鋼和泰結束訪問返回北京後，於1929年聘請林藜光為哈佛燕京學社所屬北京中印研究所研究助理，從1929年至1933年，林在鋼和泰的指導下在該所工作近四年。
林藜光在北京另一件富有學術意義的事，是担任卓越的語言學家羅常培所著《厦門音系》一書的發音人，時間達半年之久。當時羅先生手邊有1927年在厦門記音的材料，利用那些材料做了一個字表，由發音人校正。發音人把音灌在臘筒上，然後，羅把灌的音用國際音標記出，最後由趙元任先生校正。《厦門音系》是羅常培先生的第一部專著，1930年由中研院史語所出版，1956年科學出版社出新版。林担任發音人一事少有人知，羅先生的談話記錄也將林的名字誤為「林立光」，故在此提及。在北京期間，林藜光除協助鋼和泰進行研究工作，還繼續研習梵文，進步很大。他還與陳寅恪、萊興等共同參與在鋼和泰家中舉辦的讀書班，並幫助美國的史克門學習漢文佛典。
1930年來到中印研究所的德國學者魏勒是一位印度學大家，並通曉漢文，日後在學術上成就卓著。林氏曾與他共讀梵文的《孫陀羅難陀詩》。
此外，林還向潘克拉托夫學習蒙古文，並在近四年的時間裡編輯《大寶積經迦葉品漢梵索引》（林離開北京後由德國學者李華德繼續完成），該書原擬列入哈佛大學出版的《中印研究叢書》，後因鋼和泰去世未能刊行。
在北京的這段時間裡，林藜光在學術上有了長足的進步，不僅通曉法、英、德、日等各國文字，梵文、藏文、巴利文和佛學水平也大大提高，這為他以後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3年，林藜光應戴密微之邀，赴法國担任巴黎東方語言學校中文講師並繼續深造。行前中研院史語所聘他為通信研究員，並提供巴黎之行的路費。在巴黎，林在講授中國語文課程的同時，師從法國印度學大師烈維和著名學者雷魯，並時時向戴密微請益。列維當時已年邁，林氏謂「余幸及游其門，正如大樹最後新葉，得依老幹為榮焉」。
1935年，林藜光在《亞洲學報》發表法文論文《那提大師考》。1936年春，夫人李瑋（畢業於清華大學）來巴黎完婚，婚後甫三月，因母親病逝，回國奔喪。在厦門時應中國佛教會厦門分會的邀請，作題為《關於歐洲人士研究佛學之一斑》的演講。數月後返法，繼續在東方學院任教、從事佛典研究，並攻讀法國國家博士學位。
1922年，列維在尼泊爾獲得《諸法集要經》的梵文寫本，此經有一部漢譯本，為宋代日稱等譯，但很粗糙。林藜光跟隨列維學習後，列維把梵文抄本委託林藜光校訂，這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列維所獲抄本本身有許多訛誤，只有一處跋文指明經中的頌辭來自《正法念處經》。該經梵文本已佚，但有一部藏文譯本和兩部漢文譯本存世。列維對漢、藏文本的《正法念處經》也有研究，曾撰寫論文《正法念處經閻浮提洲地志勘校錄》，由馮承鈞先生譯為中文。但由於《諸法集要經》的編者完全打亂了原始經文中的編排順序，把韻文部分重組為三十六品，還在經文中用散文體加上注釋和概述，列維未能在藏文和中文的《正法念處經》中找到那些頌辭。林氏接手進行整理之際，列維已在1935年去世。林藜光憑借無比的耐心和頑强的意志，終於在《正法念處經》中發現一句《諸法集要經》的頌辭，並進而找出整個系列的頌辭，最終使整部《諸法集要經》現身。整理工作非常煩瑣艱難，但林氏以自擬聯語的「磨硯曾聞金可縷，移山那惜鬢成絲」的精神，在雷魯博士悉心指導下，以十多年的心血，完成了列維託付的工作：以梵文本《諸法集要經》為依據，對照漢、藏文本《正法念處經》，比較考訂，逐句校正，並用梵、藏、漢、法四種文字並列頌辭，詳加注釋。這正是比勘梵、藏、漢文佛典的經典方法，林氏運用得極其成功。
在林藜光先生從事如此可謂「前無古人」的研究工作時，正值二次世界大戰。其時巴黎已經淪陷，故國音書阻梗，加上米珠薪桂，生活艱困，以至林氏操勞過度，營養失調，健康狀況極度惡化。盡管如此，林氏在初步完成研究的譯注工作後，即着手撰寫緒論，作為博士論文的正文。他在論文中努力探討小乘宗派的發展線索，並力求弄清後期小乘與大乘宗派之間的因緣關係。緒論共分五章，每寫成一章，林即與戴密微反復商討定稿，至1944年秋末冬初，緒論各章稿本初齊，而林氏竟已卧病不起，不得不進入療養院療養，不久之後因舊疾加劇，於1945年4月29日逝世，得年僅四十四歲。
緒論研究的問題既廣泛又深入，為此林氏曾博覽漢文大藏經中二百多部相關作品，力圖理清佛教的起源、地域、社會分化、語言、部派歷史等錯綜複雜的問題，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如對於佛典的語言問題，他曾寫道：「即使在最古老的年代，佛陀可能只使用一種語言嗎？綜合……判斷，佛世時對語言的態度是隨意且開放的。因此在那時候，佛教徒繼續使用多種語言，而摩竭陀語只是其中一種罷了……為什麼我們不假設：在其他早期佛教流傳的地方如吠舍離、憍賞彌、秣菟羅、優禪尼等等，也有他們特殊的方言用來傳教。根據前述大藏經，佛陀明確表示了對使用各地方言的看法及態度。」這一論斷曾给後來的研究者很大啟發，其他還有關於佛教義理和歷史的各種問題，由於具體資料尚不完備，各國學者至今仍在摸索，尚無明確可信結論。
林藜光去世後，戴密微精心整理其遺著《諸法集要經研究》，陸續出版。最先出版的是第一册，因這一部分已定稿，相當完整，1946年即予以印行。第二册為博士論文正文，經戴氏校訂，於1949年問世。至於三、四兩册的校訂工作，戴氏為此付出了巨大精力。據戴氏自己說：初稿校訂之難不在於其法譯文有何錯失，因林氏對於法文的掌握已達完美程度，無須多加修改；難處在於所遺篇章未經本人定稿，頁數散亂，必須一一用力爬梳，清出其譯注次序，統一篇章體例。
戴氏在校訂時，並不參以己見，對林氏的原文盡量不加損益；遇到梵文頌辭有文字問題時，則與法蘭西學院印度學教授雷魯和知名佛學家巴羅商酌定奪。原文不清之處，又委託原籍荷蘭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佛學大家狄庸花費大量時間與藏文本進行對照，加以修訂，所以第三册1969年始得出版。至於第四册，經讀過第二、三册的學者提供意見，由狄庸教授對照梵文和藏文部分，補寫「補遺」部分，於1973年問世。至此，戴氏經營此書，凡歷二十七年之久，終成完璧！
近代以來，我國學者從事過梵、藏、漢佛典對勘的，還有傑出的佛學家呂澂，此外如王森在1948年與印度學者師覺月合作，校訂世親《俱舍論頌》的梵藏漢文本。就整個20世紀而言，在這一領域，中國學者的工作產生重要的國際影響，足以立於世界學術之林的，除了林藜光先生的研究及其遺著，筆者以為只有季羡林先生在德國學者溫特爾和法國學者皮諾幫助下，對新疆博物館藏吐火羅語A《彌勒會見記》的釋讀工作及體現其成果的英文專著（1998年）可堪比擬。兩部大著交相輝映，堪稱雙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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