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4日 星期日

冠蓋滿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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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遺書的現狀與研究」學術演講 ─《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出版誌慶 2013-11-07
時間:2013年12月10日(週二)9:30~17:00
地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大樓七樓704室
主辦單位:傅斯年圖書館、禮俗宗教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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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版主恭逢其會,聽到方廣錩教授演講時,認為此次學術演講籌劃人劉淑芬教授堅持將此書(《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讓他掛名為主編,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因為絕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劉教授親任其事,即使他一再要求此書應由劉淑芬教授掛名主編,但是,劉教授仍然謙讓而不接受,因此,他要在此場演講再次聲明此事。

在鄭阿財發表演講之後,王三慶教授講評,好像有一位學者提問,「以敦煌位處邊地,時在六至十世紀之間,斷編遺稿,這樣的資料所做出來的研究,能以邊地現象來解釋全國實況嗎?能以殘存資料代表全貌嗎?能以一時一地的文獻代表整個朝代的中原漢地嗎?」

王三慶教授好像是持反對意見,對三個疑問的回應都是「不能」。(此點應予存疑,可能我記憶有誤,持此主張的有可能是另一位教授)。

方廣錩教授隨後立即補充,他認為此一考量當然合情入理,這些資料所整理出來的結論,能否擴及全國與整個南北朝、隋唐的典章制度、佛教結構,是應謹慎。不過他也認為確實有些現象可以適用作較長時段的全國現象;堅持一切「敦煌現象」都不能適用也沒什麼道理。他舉了一個例子:「從敦煌文獻整理出來的結果,敦煌諸佛教寺院並不存在宗派傾向,也就是說,並未存在有任何一家寺院,專弘一宗,而禁斥他宗。」他認為「中國大乘八宗」的說法,應從歷史的層面去檢討。他又舉《成實》師道紀的例子,舊日門徒抗言「師資焉有」,可見並無所謂「宗、派」的事實。

《續高僧傳》卷30:「釋道紀,未詳氏族。高齊之初,盛弘講說,然以《成實》見知。門學業成,分部結眾,紀用欣然以教習之功成遺業也。天保年中秋初立講,紀引眾,首出鄴城南;彼舊門人又引眾入,正於閫側欻爾相值。紀曰:『卿從何來?乃殊無禮也。如何師範輒抗拒耶?既不傾屈,理宜下道。』彼曰:『法鼓競鳴,利建斯在。聲榮之望,師資焉有?』紀不答,自為下道出于城外。」(CBETA, T50, no. 2060, p. 701, a17-29)

方廣錩教授將此意見整理如下:

敦煌遺書發現已過百年,其中90%左右為佛教文獻。敦煌遺書對中國佛教研究提出一系列重大問題。比如,長期以來有一種傾向,凡提到隋唐佛教,大部分學者言必稱「八宗」。其實,到底什麼叫佛教「宗派」,學術界至今尚未真正探討清楚。而所謂隋唐「八宗」,是近代佛教學術研究展開以後,在日本佛教背景影響下出現的詮釋性產物。從敦煌遺書,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雖然天台、三論、唯識、華嚴、淨土、律宗、禪宗、密宗等八宗,乃至三階教、藏傳佛教的文獻都傳到敦煌,但是,敦煌諸佛教寺院並不存在宗派傾向。放眼全國,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現象並非敦煌特有,而是普遍存在於各地。由此,以八宗為綱來論述隋唐佛教,雖然不失為梳理佛教理論的一種方式,却並不符合隋唐佛教的歷史事實。至於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各類經論疏釋,反映了中國人如何理解、消化、改造域外傳入的佛教理論;大量的中華佛教撰著乃至疑偽經,反映了佛教如何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適應中國的政治、文化環境而本土化,由印度佛教嬗衍為中國佛教;寺院經濟文書、宗教文書、史傳文書等,為我們勾畫了古代佛教寺院鮮活的宗教生態。如此等等,敦煌遺書對佛教研究提出的大量新問題,可以為我們研究中國佛教開闢新的天地。遺憾的是,相對於敦煌學其他研究領域而言,我國對敦煌佛教文獻的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

(http://yifertw.blogspot.tw/2015/01/grouptopic69651588typerecse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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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方教授解說,從敦煌遺書看,唐宋佛教寺院並不存在宗派傾向。但是,有禪宗寺院存在卻也是事實。如北宋時期,日本永平道元禪師參訪天童如淨,並在如淨座下參破生死關。天童寺就是禪寺;我猜想,還是有「禪寺」、「講寺」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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