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蓋滿京華

「敦煌遺書的現狀與研究」學術演講 ─《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出版誌慶 2013-11-07
時間：2013年12月10日（週二）9：30～17：00
地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大樓七樓704室
主辦單位：傅斯年圖書館、禮俗宗教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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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版主恭逢其會，聽到方廣錩教授演講時，認為此次學術演講籌劃人劉淑芬教授堅持將此書(《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讓他掛名為主編，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因為絕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劉教授親任其事，即使他一再要求此書應由劉淑芬教授掛名主編，但是，劉教授仍然謙讓而不接受，因此，他要在此場演講再次聲明此事。

在鄭阿財發表演講之後，王三慶教授講評，好像有一位學者提問，「以敦煌位處邊地，時在六至十世紀之間，斷編遺稿，這樣的資料所做出來的研究，能以邊地現象來解釋全國實況嗎？能以殘存資料代表全貌嗎？能以一時一地的文獻代表整個朝代的中原漢地嗎？」

王三慶教授好像是持反對意見，對三個疑問的回應都是「不能」。(此點應予存疑，可能我記憶有誤，持此主張的有可能是另一位教授)。

方廣錩教授隨後立即補充，他認為此一考量當然合情入理，這些資料所整理出來的結論，能否擴及全國與整個南北朝、隋唐的典章制度、佛教結構，是應謹慎。不過他也認為確實有些現象可以適用作較長時段的全國現象；堅持一切「敦煌現象」都不能適用也沒什麼道理。他舉了一個例子：「從敦煌文獻整理出來的結果，敦煌諸佛教寺院並不存在宗派傾向，也就是說，並未存在有任何一家寺院，專弘一宗，而禁斥他宗。」他認為「中國大乘八宗」的說法，應從歷史的層面去檢討。他又舉《成實》師道紀的例子，舊日門徒抗言「師資焉有」，可見並無所謂「宗、派」的事實。

《續高僧傳》卷30：「釋道紀，未詳氏族。高齊之初，盛弘講說，然以《成實》見知。門學業成，分部結眾，紀用欣然以教習之功成遺業也。天保年中秋初立講，紀引眾，首出鄴城南；彼舊門人又引眾入，正於閫側欻爾相值。紀曰：『卿從何來？乃殊無禮也。如何師範輒抗拒耶？既不傾屈，理宜下道。』彼曰：『法鼓競鳴，利建斯在。聲榮之望，師資焉有？』紀不答，自為下道出于城外。」(CBETA, T50, no. 2060, p. 701, a17-29)

方廣錩教授將此意見整理如下：

「敦煌遺書發現已過百年，其中90%左右為佛教文獻。敦煌遺書對中國佛教研究提出一系列重大問題。比如，長期以來有一種傾向，凡提到隋唐佛教，大部分學者言必稱「八宗」。其實，到底什麼叫佛教「宗派」，學術界至今尚未真正探討清楚。而所謂隋唐「八宗」，是近代佛教學術研究展開以後，在日本佛教背景影響下出現的詮釋性產物。從敦煌遺書，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雖然天台、三論、唯識、華嚴、淨土、律宗、禪宗、密宗等八宗，乃至三階教、藏傳佛教的文獻都傳到敦煌，但是，敦煌諸佛教寺院並不存在宗派傾向。放眼全國，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現象並非敦煌特有，而是普遍存在於各地。由此，以八宗為綱來論述隋唐佛教，雖然不失為梳理佛教理論的一種方式，却並不符合隋唐佛教的歷史事實。至於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各類經論疏釋，反映了中國人如何理解、消化、改造域外傳入的佛教理論；大量的中華佛教撰著乃至疑偽經，反映了佛教如何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適應中國的政治、文化環境而本土化，由印度佛教嬗衍為中國佛教；寺院經濟文書、宗教文書、史傳文書等，為我們勾畫了古代佛教寺院鮮活的宗教生態。如此等等，敦煌遺書對佛教研究提出的大量新問題，可以為我們研究中國佛教開闢新的天地。遺憾的是，相對於敦煌學其他研究領域而言，我國對敦煌佛教文獻的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

(http://yifertw.blogspot.tw/2015/01/grouptopic69651588typerecse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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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方教授解說，從敦煌遺書看，唐宋佛教寺院並不存在宗派傾向。但是，有禪宗寺院存在卻也是事實。如北宋時期，日本永平道元禪師參訪天童如淨，並在如淨座下參破生死關。天童寺就是禪寺；我猜想，還是有「禪寺」、「講寺」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