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光：〈漢語佛學研究的方法論轉向〉(節引兩段)

以下引自《佛教弘誓學院》網站：

http://www.hongshi.org.tw/dissertation.aspx?code=44EBFBE232BE2B971AAF9B159C23D2DF

漢語佛學研究的方法論轉向

朱文光

慧天的〈一個問題的研究〉則是充滿了恨鐵不成鋼的感慨：「我國佛教的特色是不立文字，不假言說，因而文字語言，就永遠不為我國學佛者所重視。不說沒有書籍，就是有最好的參考文獻，排在我們的面前，亦簡直等於一堆廢紙。……像我現在，不但不懂英日文，就連漢文都弄不通，怎夠資格談研究佛學？……我國的佛學，是不容許你研究的，實在也不需要研究，只要會講一部彌陀經、普門品，便可行遍天下，到處受人逢迎；如再學會幾個神怪故事，那就更可博得一般的讚賞，甚至可以轟動全國。倘你有清楚的腦筋，絞盡無數的腦汁，去經藏中尋出一條和人不同的途徑，大家便不約而同的，把你加上一個邪知邪見，和毀謗佛法的罪名。所以我近來時常呆若木雞，看到人都不願意說話，有時更呆滯終日，緊閉房門，不願與外界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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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歷史考證的無限上綱，也是以文獻研究為基礎的。其素樸之構想，可以見諸魏善忱所說的：「治佛教經典，宜根本從文名句身考據梵文之原意，下確定之訓釋，可一洗從來籠統顢頇之弊。……如南傳北傳之比較，可以究原始佛教之意義及梵文與巴利文所包藏論議，互有優劣之點。再如漢譯與藏譯比較，可訂正漢譯之處甚多。」[68]

這樣的講法，其實已經成為現代佛學研究的通例與常識；並透過目錄學、文獻學、校讎學與訓詁學的訓練而臻於嚴密之境地。從方法論的觀點而言，文獻研究確實有助於我們對佛教思想的瞭解，甚至是我們理解佛教思想的基本憑藉。然而，文獻研究若走到極端，則會變成文獻主義，認定所有與佛教有關的問題，都「必須」通過文獻研究來解決，甚至「只能」通過歷史考證來解決。

魏善忱即說：「欲研究佛法者，宜先明了其教史。……明乎歷史而後可以為教理之研究。蓋教理得史的考證，則典籍先後之組織與時代思想之交涉，及其發展變遷之經過，皆得明瞭，則其教義之真際，亦遂藉以呈露。」[69]

在此種「歷史考證明而後教理明」的宣稱中，我們彷彿看到了清代樸學強調的「小學明而後經學明」或「訓詁明而後義理明」等主張的影子。事實上，根據大量的漢語學術史研究顯示：在歷代環繞經史典籍所出現的考辨文字中，並不乏僭用文獻考證手段以闡明個人主觀思想的例子；如此一來，歷史或文獻的客觀性又是建立在什麼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