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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新疆塔里木盆地北道的寫本所包含的内容，較之塔里木盆地南道的喀什、和田寫本，完全是另一種内容的佛教文獻，再比較俄羅斯藏吐魯番收集品，可得出結論：大約在公元1000年左右，曾有小乘佛教傳入吐魯番及庫車一帶，主要流派有一切說有部和根本說有部，[1] 主要是一些梵語和吐火羅語寫本，而在和田出土的大乘佛教寫本主要是用梵語和于闐塞語寫成的。與北道出土文獻相校，其差别主要體現於：南道發現的這批文獻大約產生於公元1000年後期，僅保存並傳播了大乘佛教的文獻，而且在當地還有所創新，一些佛教的疑偽經典，在該地有著極强的生命力。藏文和漢文文獻曾記載，當時編就的經書不少，編纂地點顯然是在古代的于闐地區。 貴霜時期，來自大夏的小乘佛教在喀什開始傳播，但在晚期，大乘佛教成為于闐佛教的主導。 小乘佛教在塔里木盆地北道地區擁有眾多的信徒，8世紀下半葉，吐魯番木刻的根本說有部經典證明了這一點，但這並不是最早的佛教文獻。 桑德爾（L. Sander）曾談到：大約在2世紀，形成於吉爾吉特（古稱小勃律）和印度西北部的佛教文獻在印度本土流傳之後，逐步向四方傳播。關於這一點還需要加以詳細的論述，當然，吉爾吉特是根本說一切有部的中心，在迦濕彌羅發現的文獻中，那些符合佛教傳統的作為根本說一切有部的一部分教規是在貴霜王迦膩色迦主持下編纂的，但小乘佛教在塔里木盆地北緣沿線的傳播並非直接的，而是經過喀什（根據桑德爾本人所提出的關於絲綢之路北道的情況）或和田，佛教在和田的傳播同樣也是間接的。出自和田並流傳到中原的都是大乘佛教經與論，小乘佛教在貴霜時期始傳入喀什。 顯然，吉爾吉特寫本不是出自印度，而是來自大夏—貴霜的統治中心，有資料證明，南疆當時屬貴霜帝國統轄範圍。很有可能，小乘佛教當時是從大夏經喀什傳入庫車與吐魯番的，曲折輾轉之後再傳入西方的，但也不排除貴霜直接與吐魯番、庫車有聯繫的可能。一些學者堅持這樣的假說：塔里木北道地區曾經出現過這樣的民族，在公元最初的幾個世紀裡，當地的主體民族可能是印歐語系的吐火羅人，該民族總是習慣於獨立生存，盡管商業貿易的道路從其領地經過而通往西方，但該地區的居民在信仰與風俗習慣上就是不與外來人交融，因而大乘佛教没有在此得到傳播，在吐魯番、庫車發掘的大乘佛教文獻主要是從印度或新疆其他的地方傳播過來的。 通過對為數豐富的小乘佛教戒律文獻的研究，可以探查與根本說一切有部有關的許多問題。而對根本說一切有部形成之前的佛教戒律，則只能通過間接的資料，即根據一些譯成漢語的文獻來尋找蛛絲馬迹。玄奘及其他西行求法者對此有所描述，大乘文獻及根本說一切有部文獻對此也有所記載，[2] 在于闐塞語寫本E中，也有關於聲聞有自己教規的記錄，寫本的第13章是寫「三套戰車」的（第250頁正面第4～6行），具有聲聞乘的特點。《贊巴斯塔書（Zambasta）》的作者這樣寫道： 「最後」是最弱的戰車，它解決不了複雜的問題，因此，聲聞乘謂之「小」（塞語寫作hīnä、借自梵語，意為小乘）……有四種結果（塞語作tsahora phārre，相當於梵語satvāra phalāni），即被禁止的知識（塞語作abhini，相當於梵語abhijnā，意為神通）直觀地（塞語作jāna，相當於梵語dhyāna，意為禪）來自聲聞乘（塞語作Krtsnāyatana）；律（Vinaya）；阿含（Āgama，塞語作Ātamä）[和]阿毗達磨（Abhidharma）——這樣的小戰車或是聲聞乘。 在研究小乘佛教戒律的漢譯本時，曾引起過不少爭論，其實質是，至今為止學者們還很難證明一系列的文獻到底是屬於這種流派，還是屬於另外一種流派。在漢文譯著研究初期，學者們認為四部阿含經都屬於根本說一切有部，並且構成經藏的核心。後來又得到新的證據，詳細研究的結果表明，四部《阿含經》只有两部屬於根本說一切有部，即第二部《中阿含經》和第三部《雜阿含經》。[3] 如所周知，《雜阿含經》共有50卷組成，很可能是從根本說一切有部梵文寫本翻譯過來的。[4] 第一部《長阿含經》屬於法藏部，[5] 而第四部《增一阿含經》則屬於大乘佛教流派。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長阿含經》和《增一阿含經》不是從梵文翻譯成漢語的，而是直接從印度西北部的俗語譯過來的。[6] 將出自中亞的梵文文獻與漢譯本加以比較，其結果證明了上述結論的正確性。梵文《長阿含經》和《增一阿含經》確實屬於根本說一切有部，從而有别於那些被譯成漢文的梵文寫本。四部阿含的梵文文獻與巴利文的五尼柯耶（nikayami）在戒律方面不完全一致。關於根本說一切有部第五部阿含《佛說雜藏阿含（Ksudrakagama）》（與巴利文Khuddakanikāya相當）是否存在的問題，在目前已成為公開性的問題。在上座部（Theravāda）大藏經中，收錄的經典幾達11000件。 雖然《長阿含經》在翻譯成漢文時與根本說一切有部似乎没有關係，但在漢文大藏經中却保留了很多從《長阿含經》中譯成的經典，將其經文與「吐魯番藏品」[7]的梵文文獻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其中有說一切有部和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内容。有一座佛塔裡保存了至少10件寫本，這些寫本連續記敘了《長阿含經》的五部經典。此類經典的斷片則保存在出自「吐魯番藏品」的110件寫本之中，另外一些寫本的殘片則是由俄國的彼列佐夫斯基收集的，現羅列如下： 1．《十增經（Dasottara-sūtra）》 2．《眾集經（SanÅgīti-sūtra）》 3．《四眾經（Catusparisat-sūtra）》 4．《大般譬喻經（Mahāvadāna-sūtra）》 5．《大般涅槃經（Mahāparinirvāna-sūtra）》 在現已刊布的寫本斷片中有一頁没有頁碼，正面是《大般譬喻經》，到第7行便結束了，在未寫標題的情況便又開始抄寫《大般涅槃經》。 《眾集經》斷片現藏大英圖書館，並由赫恩雷（A. F. Rudolf Hoernle）公之於眾。[8] 由伯希和（P. Pelliot）發現於敦煌的《十增經》斷片已由列維（S. Lévi）刊布於世，後經研究甄别，認定該殘片與法藏部有關，以之與漢文本《長阿含經》相校，可推斷二者同出一轍。從譯本本身看不出其他經典具有說一切有部《長阿含經》的特點，巴利文大藏經及部分漢文佛經的譯本與阿含經的主要特點相一致。同時還涉及到《阿吒那智經（Ātānātika-sūtra）》的數量問題。現存有16件寫本殘片，其中一件已幾乎完全可以恢復其原貌，還有一頁系赫恩雷的收集品，現藏大英圖書館。[9]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收藏有兩件《梵網經（Brahmajāla-sūtra）》（編號803）文獻，係拉夫洛夫（М. И. Лавлов）（SL/8）的個人藏品，此外還有《長阿含經》的18件斷片。奥登堡根據巴利文大藏經推斷《Pāyāsi-sūtra》與《Sakravarti-sūtra》是相同的，至於其他藏品，眾所周知，有些經典尚未解讀（因為一些經典至今尚未刊布）。「吐魯番藏品」中的《長阿含經》的經典已匯編成册，並附有該經典的注釋，其中一册是由殘損程度不同的一些經典的7件斷片組成。該匯編由瓦爾德施密德特（E. Waldschmidt）經過詳細研究後公布於眾的。[10] 該匯編收錄經典如下： 1．《佛說無能勝幡王經（Dhvajagra-sūtra）》； 2．《佛說轉法輪經（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 3．《大緣方便經（Mahanidana-sūtra）》； 4．《佛說帝釋所問經（Sakraprasna-sūtra）》； 5．《頻毗娑羅王經（Bimbisara-sūtra）》； 6．《大會經（Mahasamaya-sūtra）》； 7．《佛說十力經（Dasabala-sūtra）》。 在巴利文律藏中，《佛說十力經（Dasakanipata）》吸收了增支部的成分，《Mahasihanada》吸收了《中部（Majjhimanikāya）》的成分。而漢文大藏經則吸收了《雜阿含經》與《增一阿含經》的成分。因為吐魯番出土《雜阿含經》漢文寫本與說一切有部有關，因而《佛說十力經》應當屬於與《雜阿含經》相關的文獻。 該匯編具有代表性的經典是以斷片形式見於「吐魯番藏品」的一些寫本之中，因此，如果根據漢文譯本的《長阿含經》中有30件經典，而巴利文《長阿含經》中則有34件經典，可推斷，吐魯番寫本之中的一多半的經典當屬說一切有部和根本說一切有部。 「吐魯番藏品」所提供的有關《中阿含經》、《長阿含經》的資料甚少，特别是後者。漢譯說一切有部的《中阿含經》收有222部經，而在巴利語聖典中部中僅有152部經。在「吐魯番藏品」中僅發現了2種《中阿含經》本子，編號分别為163（4部經）和412（含部經及一些尚未甄别的經典斷片）。還有一部分經典編號為20，共有13部經。其中有一部經不是根據巴利文而是根據藏文和漢文譯本推定出來的，那就是「吐魯番藏品」中《佛說護國經（Rastrapala-sūtra）》的3件斷片，已由瓦爾德施密德特刊布。[11] 另有一部經是由4個寫本的斷片拼合而成的（編號依次為33、165、180和997），有關該部經的3件斷片見藏於彼列佐夫斯基收集品中。 在赫恩雷收藏品中有兩件《中阿含經》經典，其中之一《優婆離經（Upāli-sūtra）》存有一些鮮為人知的殘片。在「吐魯番藏品」中，該經典已被匯編成册（編號為412），同時還收編了其他3個寫本的的一些斷片（編號804、872、1007），拿吐魯番本《優婆離經》與巴利文及漢譯本《中阿含經》做一比較，則會發現，漢文譯本逐字逐句遵循了巴利文的注釋，却與梵文寫本有所偏離。《中阿含經》根據巴利文作有注釋，可以證實如下兩個事實： 1．瞿曇僧伽提婆應是說一切有部派的信奉者，故在漢譯佛典時不僅依據了梵文寫本，而且還要參照巴利文經典的注釋； 2．吐魯番文獻《優婆離經》或許是在新疆已被加工過了，與說一切有部和根本說一切有部進行比較，可以發現，該文獻似與另外的部派有關。 這些說明，《中阿含經》的漢譯文獻對研究中亞佛教意義重大。將巴利文的注釋譯成漢文，可能會更貼近「說一切有部」的注釋，或許這才是瞿曇僧伽提婆譯經的主旨。 另一部經是《佛說鸚鵡經（Suka-sūtra）》，由赫恩雷收集，現存2頁。其中部分内容已由他本人刊布。[12] 因為無論是吐魯番寫本，還是其他藏品，較少談及《增一阿含經》，僅在本文中我們才能讀到，另外僅《雜阿含經》第3卷中略有所提及。而這些對說一切有部中《經藏》的復原顯得尤為重要。有關《增一阿含經》梵文文獻的發現不久前才為世人所知，巴利文增支部提供了一些特殊教規的章節。總而言之，這些章節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具有口頭傳誦或吟讀的特徵。其中3件《阿含經》的很多經典被反復傳抄，從文獻的選擇上看，選題範圍隨數量的增加而不斷擴大，增支部經典總量近2300部。在吐魯番寫本中可以見到大眾部、說出世部的《增一阿含經》，巴利文增支部的共計169卷，在漢譯本中僅有51卷。吐魯番寫本中保存了2件斷片，其中之一已在漢文、巴利文中找到相同的内容。該文獻的編號為974，在巴利文戒律中此類經典收編到屬於消障滅災之類内容的文獻匯編中，已由瓦爾德施密德特進行了解讀。[13] 出自吉爾吉特的《增一阿含經》斷片已由狄茨進行了研究，他把有關斷片與瓦爾德施密德特刊布的舒爾楚克出土殘片進行比較，發現兩件斷片同屬一件寫本（略有異讀之别）。狄茨認為，吉爾吉特文獻與吐魯番文獻一樣，皆與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增一阿含經》有關。[14] 這一結論在特里帕提的論著中找到了依據，該學者把現存的吉爾吉特寫本《增一阿含經》凡27頁與吐魯番梵文及漢譯《長阿含經》進行比較，同時又與巴利文《眾集經》之注釋進行了比勘。[15] 說一切有部戒律第三部分——《雜阿含經》保存較為完好，根據2部《雜阿含經》漢譯本，可以確定其中較為完整者屬於5世紀天竺僧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16] 而較短的那件則屬於失譯人所譯《别譯雜阿含經》。瓦爾德施密德特在已解讀的2件說一切有部基礎上對之進行了更為細緻的研究。[17] 若把說一切有部之《雜阿含經》與巴利文《雜阿含經》做一比較，就會發現二者大有不同，但大多數的寫本與譯本是相一致的，皆與說一切有部有關，在巴利文的教規中與中部、增支部有關。日本學者們曾試圖解釋有關《雜阿含經》和中部或增支部之漢譯本與吐魯番梵文文獻之間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求那跋陀羅認為應把稍晚校勘過的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原稿作為漢譯本的基礎，而不是說一切有部。日本學者們從那些保存在其他漢譯本說一切有部《雜阿含經》中援引大量例證作為論據，例如：尊婆須蜜造《尊婆須蜜菩薩所論集》與求那跋陀羅的漢譯本相比較，這些引文更接近於巴利文《雜阿含經》的注釋。 保存在吐魯番寫本中的梵文《雜阿含經》是說一切有部《經藏》中的唯一經典，以斷片形式保存在8世紀刻印於吐魯番的梵文《經藏》中，現已得到刊布的斷片分别庋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的克列門茨（Д. А. Клеменц）收集品（1898年在吐魯番探察時收集，存殘片2件）和柏林「吐魯番藏品」中，該藏品的一些斷片是由德國探險家格倫威德爾（A. Grünwedel）於1902年發現的。 俄國藏品中的斷片，奥登堡原計劃予以刊布，但未能如願。格倫威德爾發現的斷片後由皮歇爾刊布於世。[18] 雖然這些紙質寫本已經破損不堪，但皮歇爾還是成功地將其復原，其尺寸為：40×15.5cm。俄藏文獻斷片，每頁只印5行字，按正方形版印製，並且每頁被分成兩個版面，版面中間没有印字（留有4～5厘米的空檔），對折成兩半，由皮歇爾刊布的23件文獻中有17件是斷片，頁碼標在左邊，是用梵語婆羅蜜文字刊行的，封皮上印有漢字：「《雜阿含經》卷五，一百八十五」，在每一頁上都編有頁碼，可謂保存得比較完整。皮歇爾未能將所保存的10件經典與巴利文《雜阿含經》對應上，其中5件尚未進行甄别，剩下的5件在《中部》和《增支部》中被確定為是相互對應的。 「吐魯番藏品」的價值就在於：《雜阿含經》中近100件斷片得以完整的保存，其中占總數之半的《雜阿含經》斷片擁有特殊的地位。正如小乘佛教研究者們所認為的那樣，譬喻是《雜阿含經》中最古老的成分，也是經典的核心部分。[19] 若將漢文與巴利文文獻進行比較，就會發現，編號為1～21的梵文經典在譯成漢語時是相當準確的，編號為283～303、22～25的内容與編號為343～346的經典完全一致。在編號為11之後是《優陀那經》，較為重要。編號為2～67及16之經典在巴利文聖典中未見相應内容；編號為22～25之梵文經典在巴利文中則無嚴格的對應。《緣起聖道經》梵文寫作Nidāna-sūtra，巴利文增支部寫作Nagaropama-sūtra，意思對應，只是名稱不同而已。顯而易見，該經典在新疆曾一度廣為流傳。在「吐魯番藏品」中，該經典有不同寫本的27件斷片。[20] 俄國收藏的2頁《緣起聖道經》是由克羅特闊夫（Н. Н. Кротков）發現的，在伯希和收集品中也保存了該經典的一些殘頁。[21] 在「吐魯番藏品」中藏有《雜阿含經》的其他一些經典，借助於漢譯本，找到了一些與之對應的經典，即51號（7件經典）、176號（7件經典）、612號（6件經典）、30號（18件經典）。 在大英圖書館收藏的赫恩雷收集品中保存了3件《雜阿含經》、《自恣經（Pravarana-sūtra）》及《佛說月喻經（Candropama-sūtra）》等梵文經典的一些斷片。[22] 斯坦因在進行第三次考古探察時，在莎車附近卡達里克發現了刻寫在樺樹皮上《雜阿含經》的15件寫本殘片，現庋藏於大英圖書館。瓦累·普散影印刊布了該文獻，並做出結論，認為該文獻與巴利文《雜阿含經》是相一致的，只是版本有所不同而已。此外，梵文寫本的一部分經典與巴利文增支部、小部之經典是相對應的。[23] 若將赫恩雷與斯坦因收集的吐魯番寫本中的梵文佛經與完整的及短篇的漢譯本《雜阿含經》相比較，則可以發現，漢文譯本是以保存在新疆的梵文版本為蓝本的，且該寫本的某些經典與赫恩雷私人藏品中的經典極為相似。 在如何劃分梵文《阿含經》的標準上學界一度存在著爭議，特别是說一切有部之《中阿含經》在組成上有很多不甚明確之處，並不是所有的經典都能成功地在漢譯本中找到與其相對應的經典。一些經典只是在巴利文戒律文獻中找出相應的内容，該律藏經典同樣也被放入其他的尼柯耶中，但並不是逐字逐句地對譯。 通過對四阿含文獻的研究，瓦爾德施密德特與桑德爾為《吐魯番藏品目錄》卷4撰寫了兩篇序言。最近，桑德爾又甄别出一系列寫本，總結其特點，以之準確地判斷那些文獻在四部《阿含經》中的具體歸屬。[24] 因此，把斯坦因、赫恩雷及伯希和、彼列佐夫斯基、科羅特闊夫等發現的吐魯番藏本梵文小乘佛教經典與相應的巴利文及漢譯本相比較，則會發現，大約在公元1000年左右，在新疆有兩類《阿含經》的寫本——《中阿含經》及《雜阿含經》，該寫本分屬於不同部派的說一切有部和根本說一切有部，其特點可總結如下： 1、最古老的印度說一切有部寫本僅以引文的形式保存在晚期的佛教文獻之中，這些文獻大都先後被譯成藏文與漢文； 2、新疆的梵文寫本屬於說一切有部； 3、晚期的印度梵文寫本與根本說一切有部相對應； 4、漢文寫本的作者漸漸不再堅持說一切有部、上座部及根本說一切有部之傳統。譯事活動已充分利用當時所藏之文獻，翻譯主旨就在於盡力譯出更多的經典，如果缺少印度梵文原本，譯者們就參照散布在和田一帶的寫本甚或巴利文經典。 還有其他部派，如法藏部、大眾部、大眾—說出世部、化地部等，顯而易見，這些部派的文獻在新疆並没有得到廣泛的傳播，今天只找到了一些懲戒性質的教規——律。只有法藏部之《長阿含經》在漢譯本中能見到其完整的形式。或許這些部派之間並不存在什麼矛盾，其行為準則大抵相同。通過比較吐魯番的說一切有部及根本說一切有部之《長阿含經》與漢譯法藏部之《長阿含經》，現在發現其教規之間似存有分歧，關於這一點目前尚未有學者進行專門的研究。 根據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收藏的吐蕃文與漢文譯經寫本，同時再參考敦煌其他藏品的目錄加以推斷，小乘佛教經典的傳播在敦煌並不是很普及，只有一些咒語及其儀式被譯成藏文（如《優婆離經》等）。這些經典在漢譯本中十分流行，除了《阿含經》以外，很多經典都被多次譯成漢文。敦煌漢文《阿含經》寫本斷片數量不多，不超過全部寫本的2%，說明敦煌對於小乘佛教經典譯本也是有所選擇的。漢文寫本的研究專家姜亮夫指出，在敦煌出土的古代文獻中，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佛教抄本與印本。[25] 在晚期（11～14世紀），中亞所使用過的佛教經典並未有所變化：那些出自黑城的漢譯本經典之稀世珍品足可以證明這一點。西夏文譯本在11～12世紀完成於西夏王國，後又在黑城[26] 發現了從漢文譯成古代回鶻文的經典寫本。 大乘佛教經典在「吐魯番藏品」中僅有為數不多的斷片，這些斷片是《大般若經》以紙質或木刻等為載體的經典： 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As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又稱《八千頌般若波羅蜜經》），2頁，吐魯番木刻本。漢文的頁碼與標題在左邊（編號933、934），紙質寫本有3頁斷片（編號951、956、1022）； 2．《十万頌般若波羅蜜經（Śa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26頁，吐魯番木刻本（編號645、25～30、245、260、312等）及其他木刻本（編號1012）、紙質寫本（編號1385）; 3．《能斷金剛分（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紙質寫本，編號1195。 其餘經典為： 1．《妙法蓮華經（Saddharmapundarīka-sūtra）》第6卷，1頁，編號622； 2．《悲華經（Karunāpundarīka-sūtra）》第6卷，1頁，編號976； 3．《金光明經（Suvarnaprabhāsa-sūtra）》，1件斷片，編號1034； 4．《佛說遺日摩尼寶經（Kāśyapaparivarta-sūtra）》，1件斷片，編號374； 5．《佛說十地經（Daśabhūmika-sūtra）》，3頁，編號414； 6．《佛說法身經（Dharmaśarira-sūtra）》，最後1頁之斷片，編號596； 7．《佛說羅摩伽經（Gandavyuha-sūtra）》，1頁，編號531。 俄國所藏寫本以大乘佛教經典為主，根據所保存經典之數量，可以斷定上述這些經典以及其他經典曾在和田和喀什地區廣為流傳。 彼得羅夫斯基（Н. Ф. Петровский）搜集的喀什本《法華經》寫卷，[27] 在中亞發現的古代寫本中其重要性首屈一指。其中2頁（編號為SI P/20. 4）與吉爾吉特寫本有關，已由筆者刊布。[28] 另外2頁出自中亞的寫本（其斷片見於第3章、第16章）已刊布在本卷之中。最近拟刊中亞寫本中的一些殘頁與斷片（SI p/74，7頁；SI /P/67/8，見於喀什寫本，一部分殘頁還附有小型彩畫；SI P/62a、SI P /67/10， 12，均為斷片；SI P/826，1頁，見於第24章末尾和第25章的前一部分；SI P/83a、SI P/121e、SI p/151，均為斷片）。 《大般若經》之系列經典的斷片在其數量上居第二位，《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凡40頁，20件寫本之斷片迄今尚未刊布於世。《金剛經（Vajracchedika）》僅有一片殘頁得以保存，該殘頁由奥登堡解讀並刊布於本卷。俄國的收藏中還有一件完整的《佛說遺日摩尼寶經》，吐魯番出土，已由鋼和泰於1926年刊布，[29] 這裡擬以真迹複製該文獻並加以研究，同時翻譯其部分章節。由榜迦德—列文和沃羅巴耶夫—吉斯雅托夫斯基（В. С. Воробьевый- Десятовский）所發現出自另一寫本SI P/85а之斷片，對於解釋此教規文獻之形成是十分重要的。 大乘佛教《大般涅槃經》之注釋最初是由榜迦德—列文進行研究，刊布了其中的6件寫本斷片，[30] 並指出該經典曾一度在和田和喀什廣為流傳。榜迦德—列文先生於1986年在日本成功地在斯坦因收集品編號為2的照片中找到了該經典之殘葉，該斷片亦刊布於本卷之中。 俄國收藏品中存有大乘佛教《月燈三昧經（Samādhirāja-sūtra）》之斷片（亦刊布於本卷之中）、《佛說法身經（Dharmaśarira-sūtra）》[31] 等。 採用活字版印製的經典，在塔里木盆地北道和南道以及敦煌甚為普及，印本使用文字也很廣泛，有梵文、于闐文、吐火羅文、藏文、漢文、回鶻文等文字，依據這些文獻，結合其他歷史文獻資料，可窺知在公元1000年左右中亞文化發展之狀況。 首先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是，《大般若經》在新疆及敦煌曾廣為流傳，有趣的是，在敦煌還發現了一些吐蕃統治時期的藏文文獻，[32] 其中一些屬於龜兹、沙州（敦煌）官吏訂購佛經之文書，其中記載了這些官吏為購買經書所預付的定金，包括紙張、書寫工具、往來信函、包裝紙、標籤及郵寄等所需費用。有2件書信往來文集皆為訂購《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和《無量壽經》的，其中有3件是漢文的《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及6件藏文之定金為470大車糧食。《小品般若波羅蜜經》為木刻藏文經典，6件應不少於3萬頁。從中可知，有8件藏文《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已運往沙州。 由此可見，《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在新疆、西藏及中原地區都有流傳。該經至遲在7世紀開始傳播，是由玄奘從梵文譯成漢文的，而在敦煌普及最廣的則是由鳩摩羅什翻譯的《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出自吐魯番的梵文《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在俄國有收藏，另有發現於拉達克的藏品，而斯坦因在和田發現的藏品，時代約為5～7世紀。[33] 顯然，發現於新疆的梵文《小品般若波羅蜜經》之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要比其他經典多出不少。根據學者們的推測，當時可能是以《大般若經》為核心，形成了一系列相關的經典。[34] 原出自《大般若經》的短小經典，除前文提到的《金剛經》外，還有《心經（Hṛdaya-sūtra）》。根據所新疆發現的5～7世紀的梵文寫本數量，可以看出，這些經典在當時是相當普及的。比較完整的文獻當推斯坦因在和田旦旦烏里克發掘的《金剛經》，屬5世紀之物。[35] 根據「吐魯番藏品」及俄國收藏品的一頁，可以推斷，吉爾吉特發掘出土的文獻大約同屬於5世紀。[36] 特别有趣的是在和田出土漢譯本《金剛經》中發現了婆羅迷文字。該譯本是由斯坦因在敦煌發現的，並由托瑪斯公刊。[37] 該經由鳩摩羅什於5世紀翻譯成漢語，接著，菩提流支於534～537年再譯，此二譯本當時在敦煌都很流行，其中尤以鳩摩羅什之譯本最為普及。此外，《大正新修大藏經》還收錄有屬於6～8世紀的另外4個譯本（即《大正藏》第237號，6世紀真諦譯；第238號，6～7世紀達摩笈多譯；第220號，玄奘譯，内容見於《大般若經》，7世紀；第239號，義淨譯，8世紀初）。上述譯者都曾翻譯過《金剛經》，說明該經在5～7世紀流傳較廣，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敦煌漢文收藏品中，《金剛經》之數量位居首位，至少有500件。 于闐塞語寫本《金剛經》（編號為ch.00275）是由斯坦因在敦煌東南面的一洞窟内發現的（凡31頁），後來在另外一洞窟内又找到了11頁，該寫本保存得比較完整，飾有小型彩色佛像，顯然，該文獻屬附有插圖的古文獻，在第一頁的背面還有譯者用另一只手寫的簽名並署明了日期，哈密頓（J. Hamilton）確認該日期為941年4月14日。[38] 該文獻刊行過兩次：首次刊布時，原稿中附有平行的梵文文字並附有寇努之研究報告，後再由貝利刊行。[39] 新疆的塞語、漢語、古代回鶻語《金剛經》受到過加工和補充，在塞語寫本中加入了譯者之序、解釋說明、經典之序言、詩歌形式的結尾及對經典之注釋等。[40] 漢文寫本加入了傅大士之序。為便於普及，該經被製成便携式的小册子及袖珍型的小書，經典也被分解成32章，每一章都加有標題。在聖彼得堡，這種小册子至少有20件。回鶻文翻譯於14世紀，漢文版的小册子在敦煌較為普及，回鶻文木刻版《金剛經》也加進了傅大士之序，並且被分成32章。[41] 發現於黑城的6～8世紀漢文木刻本《金剛經》共計54件（其中9件的刻本年代不同，另有35件刊刻於1189年），這些刻本顯然曾為回鶻譯經之藍本。該經典分為32章，並附有傅大士之序言、禱告文和陀羅尼，在誦讀該經典之前有必要先閱讀之。如果說8世紀敦煌流行的32章漢文寫本《金剛經》較為罕見（只見於印本），那麼在黑城則發現有較多的不分章節的經典。因為中國與日本也曾使用過一些不分章節的經典，由此可推斷該寫本出自中亞地區。[42] 《心經》為《大般若經》中獨立出來的最短的經典之一。日本學者認為，該經典只是簡要地敘述了《大般若經》之後續章節，而《金剛經》呢，則大約完成於150～200年間。[43] 在中亞地區，僅有敦煌保存了《心經》一長一短兩件寫本。[44] 日本探險家於新疆發現了一件較為完整的梵文《心經》寫本，書寫於棕櫚葉上，寫作年代為609年，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45] 該經曾被譯為漢文，現存６種譯本，較早者出自大翻譯家鳩摩羅什之手，譯作《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譯成於５世紀，繼之有法顯的譯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和其他四種譯本，其中的小本經典寫卷僅存於敦煌。 在洛陽佛教寺院的牆壁上有用梵文刻寫的與玄奘有關的一些傳說。故事講玄奘西行天竺取經時抄寫了佛經，並隨身携帶。這些佛經助其一路化險為夷，平安抵達那爛陀寺。唐代僧人慧忠在為玄奘譯《心經》之序也對該經的重要性進行了描述。附有簡短注釋的敦煌本梵文寫卷，已由胡爾維茨參考漢譯本進行了復原。[46] 在敦煌發現的小本《心經》寫卷中，還有從梵文譯成藏文的文獻，現分别庋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法國國立圖書館、日本和大英圖書館中。 我們未能找到《心經》的于闐塞語譯本，但在法國伯希和藏品中有于闐塞語之《大般若經》，貝利對該寫卷做了注釋。[47] 《妙法蓮華經》在歷史上有過大規模的嬗變，其中第25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被另立出來，成為獨立的經典《高王觀世音經》，多見於７世紀以後的敦煌寫本中。至8～9世紀時，《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包括《高王觀世音經》）之普及率僅次於《金剛經》而位居第二，至11～12世紀，仍繼續廣泛流傳，僅在黑城一處就發現此類寫本18件（根據俄國出自黑城的漢文木刻寫本資料顯示，該寫本先後再版11次）。[48] 在藏文文獻中提到的《無量壽經》，在吐蕃人與漢人中的普及率居於第三位。該經典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存有200件成套的出自敦煌的藏文文獻（該文獻目錄由L. S. Savizky編纂），與之相類似的文獻分别庋藏於法國伯希和收集品、日本及大英圖書館中。《無量壽經（Aparamitāyuh-sūtra）》漢文寫本在中亞僅發現一件，俄國藏品中有出自敦煌的漢文《無量壽經》寫本斷片（編號為591～597），在黑城出土文獻中也常可見到該經之寫本，[49] 奇怪的是，在新疆却從未發現《無量壽經》之梵文寫本。顯然，信奉《無量壽經》是出於對西方淨土的嚮往，這種思想在8～9世紀於新疆、敦煌等地被不斷發揚光大。與漢文文獻可相互印證的是，在晚期的于闐塞語譯本中也有《無量壽經》寫本存在。[50] 《金光明經》在敦煌與吐蕃中的傳播普及率占第四位。該經在中亞地區也被改造過。敦煌寫本中加入了序言，[51]以助於信徒的理解。該經於11世紀曾被譯成西夏文，12世紀又譯成古代回鶻語。現僅存有該經的一些梵文寫本斷片，已難以恢復其原貌，[52] 出自新疆的梵文寫本僅有一件斷片見於「吐魯番藏品」之中，另有兩件斷片出土地不詳，見藏於大英圖書館赫恩雷收集品中。[53] 《妙法蓮華經》在新疆與敦煌較為普及，敦煌藏有大量的該經斷片。在和田曾被譯成塞語。[54] 但在吐蕃人中，該經並未得到廣泛普及，在敦煌發現藏文寫本斷片中，很少見到該經典。 對這些殘篇斷簡進行比勘，有利於恢復某些大乘佛教的典籍，正如一些專家所指出的那樣。饒林蓀在仔細地解讀了《小品般若波羅蜜經》之後指出，許多大乘佛教經典的主要章節在相互傳抄時有所增減，[55] 致使一些經典的某些章節難以銜接，出現了前後不連貫的現象，甚至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更有在某一章中已講述過的内容在另一章中又重複出現的問題。通過對《小品般若波羅蜜經》所增加内容的研究，孔澤做出了如下推斷： 1．常啼（Sadaprarudita）故事中的第30～31品出現較晚； 2．晚期的注釋則是禱告式的獨立隨筆； 3．第13品中所增添的部分時代更晚，因為其内容與其它經典毫無關係。[56] 很多經典在形式和内容上近似於寓言故事，甚至有與少男少女相關的故事，這些故事千百年，已家喻户曉，廣為流傳。 雖然在許多章節中有一些名目繁多的名稱和題目，其中還包含著一些令人難以捕捉的新觀點和新思想，但這些信息對確定文獻的產生年代却很重要。從中可以劃分出從一個抄本到另一個抄本的大致年代，還可以確定哪些經典是基本的東西。如果把所有的中亞經典資料，如于闐塞文譯本、吐火羅文譯本、藏文譯本、漢文譯本等早期的佛教文獻與吉爾吉特文、非巴利文及保存在吐蕃寺院裡的刻寫在棕櫚樹葉上的經典進行對比的話，就可以確定一些經典的形式及其所處的歷史時期大約在2～14世紀，特别是在相互比鄰的文化區域内，通過這樣的方法來確定文獻資料的年代，堪可為佛教文獻學之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對塔里木南北緣一些梵文寫本出土地進行比較之後，我們就會從中發現許多新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則是我們今後進一步深入研究的一個方向。 有一些文獻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俄國的藏品大多是出自和田、喀什等地，全部與佛教有關。其實，在新疆出土文獻中，有一些斷片可以反映出早期語音學及天文學方面的情況，還有一些文獻斷片是與社會經濟生活有關的，都書寫於紙或木簡之上，書寫語言有印度西北俗語，也有藏語、于闐語和龜兹語，只是諸如此類的世俗文獻在俄國却未見收藏。俄國只有近百件用貴霜婆羅迷文書寫的貝葉經文獻小斷片。這些斷片是屬於同一類型的，有的斷片談到了醫學、文獻理論及有關種族的術語。 某些早期文獻實際上是印度戲劇劇本的斷片，可見於「吐魯番藏品」中，由貴霜婆羅門抄寫，已由呂德斯刊布。[57] 據此可以推斷，東傳至新疆的印度藝術與碑銘文獻，當屬於貴霜王朝早期之物。 印度文學史與新疆民間文學有著很久遠的聯繫，約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我們前已提到的屬於印歐語系的吐火羅語，可能與最早的東方的某些語言有親屬關係，而這些語言載體在傳入新疆之前，新疆的印歐人種情況如何，我們尚未進行直接的研究。與此有關的問題，在前賢的著作中已有所論及。[58] 除了新疆的吐火羅語以外，還應談到史前的Скифо—西伯利亞藝術之共性。新疆的考古新發現證明，早在公元前1000年初期，新疆就與印歐語系的某些語言有聯繫，雖然還没有足够的資料來證明之，但塞人先民在這一時期的遷徙已經引起了我們的注意。[59] 大約在公元前最後的幾個世紀裡，塞人即已居住在和田綠洲，成為當地的先民，並且留下了大量的碑銘文獻，有經濟文書、塞語譯佛經及一些原始文獻。在塞人尚未遷徙到和田綠洲之前，吐火羅人在這一帶曾占統治地位。借助於出自和田的梵語及俗語文獻，我們可以深入研究吐火羅人之因子。屬於西北俗語的文獻，在南道綠洲尼雅與樓蘭故城都有出土，其時屬於3世紀中葉至4世紀中葉。 1世紀初，貴霜王朝的文化得以對新疆民間文化藝術產生影響。眾所周知，中國歷史文獻中載有游牧民族月氏於公元前2世紀曾入侵印度的西北部及大夏之事，他們從新疆進入了大夏領地。正如許多學者所推斷的那樣，月氏起源於新疆或者是穿越過新疆。根據第一個假設，可以認為月氏與塞人屬於同一個種族。如果我們當今的學者没有對吐火羅人與月氏之區别做出證明，那麼事實上說明了吐火羅人曾加入到西遷大夏的月氏游牧部落聯盟之中。他們在新占領的土地——其中包括新疆的幾塊綠洲——上建立起一個强國。關於這一點，有很多的資料可以證明。古代塞人的後裔也曾加入過這一聯盟，[60] 其中也包括于闐塞人，對此，俄羅斯考古專家是深信不疑的。貴霜王朝的建立，是各種歷史因素相互影響的結果。不同的影響，使貴霜文化凸顯出兼收並蓄的特色，既融納中亞及印度文化為一體，同時又接受古希臘的一些積極成分。這一綜合文化對新疆諸綠洲的滲入是以佛教信仰為前提的，佛教在貴霜帝國被尊奉為國教，隨著佛教的傳播，印度文化也伴隨而至。印度文化傳播的途徑主要有兩條：即直接通過碑銘文獻或出自印度的寫本在各地不斷傳抄，使其成為佛教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與印度貴霜帝國接壤的和田，較之塔里木北部綠洲，更容易直接接受印度文化的濡染。 在新疆出土的文獻中存有少量的文學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可見於「吐魯番藏品」中的那些佛教戲劇劇本斷片，大部分已由呂德斯刊布，這就是馬鳴菩薩（Aśvaghosa）所造戲劇《舍利弗緣（Śāriputraprakarana）》（參見編號為57的文獻），還有童受（Kumāralāta）的《大莊嚴經論（Kalpanāmanditikā）》（參見編號為21、638文獻及呂德斯尚未刊布的斷片1015），三個戲劇寫卷都是没有名稱的。有用印度婆羅迷文寫於樺樹皮上的貴霜婆羅迷文字（見16號文獻）、印度笈多王朝時期的婆羅迷文字（見編號為1015的文獻）、貴霜、笈多合體婆羅迷文字（見21號文獻）。此外，還發現了一些傳抄於新疆的寫本（屬新疆早期婆羅迷文，見57號文獻）及傳抄於吉爾吉特的寫本（見638號文獻）。這些罕見的資料可以說明，印度戲劇在1～５世紀曾在印度廣泛流傳，並且傳入新疆，同時印度的碑銘文獻也在新疆廣泛流傳。此外，無論是印度勸喻性詩歌，還是佛教的抒情詩歌，皆在新疆諸綠洲廣為流傳。關於這一點，可以從一些具有醒世性的佚名敘事長詩中得到印證（尚未刊布的編號為52的文獻，屬早期新疆婆羅迷文字體）。另有印度《優異詩篇（Kaviya Sekhara）》（尚未刊布於眾，文獻編號378，新疆笈多體文字）、抒情詩集（尚未刊布於眾，文獻編號1624，北道婆羅迷文a型字體）、無名稱的散文詩歌集（呂德斯認為，該文集類似於《大莊嚴經論（Sūtralamkāraśāstra）》、《優異詩篇》，但尚未刊布於眾，見編號為37的文獻，新疆笈多體文字）。在1624號抒情詩集之外，編號為145與187（北道婆羅迷文a型字體）的佛教抒情詩集已由貝歇特刊布於世。[61] 最有趣的是一件印度《音韻集略（Chandoviciti）》的寫本，用新疆笈多體文字書寫，文獻編號為654。[62] 此外，還有兩件未刊布的寫本，其一是贊美大黑天（Mahākāla）女神的頌詩，文獻編號為1200和1201，用印度沙羅達（Sarada）文字書寫，可證該寫本應出自印度。另一件為梵文佛經，編號為1418，傳抄於塔里木盆地北部綠洲，所用字體為北道婆羅迷文字b型。在塔里木盆地北緣綠洲所發掘出的一件有關語法方面的文獻，被學者認為可能是語音識字方面的輔助性課本（文獻編號為244、245、445、446、488、632、794、795）及語文課本——《文海（Katantra）》與《童受文典（Kaumāraladha）》——中的語法片段，由呂德斯刊布，文獻編號為489、534、644、849、1208，僅有編號為1606的語法片段至今尚未公布。在塔里木盆地北道傳抄的大部分寫本（北道婆羅迷文a型和b型），其中有些寫本來自於印度，其中，22號寫本使用混合體文字，即貴霜與印度笈多文字混用，而編號為644的文獻則使用印度沙羅達文字。 印度醫學著作，也隨著佛教文獻的東傳而流播塔里木盆地北道地區。在赫恩雷收集品中有印度最古老的醫學論著《遮羅迦本集（Caraka-samhitā》抄本，該抄本於1890年被英軍中尉鮑威爾(H. Bower)發現於庫車，因而被命名為「鮑威爾寫本」，有幸的是，在印度也發現了一件用沙羅達文字刻寫在樺樹皮之上的《遮羅迦本集》寫本。[63] 還有一些來自印度的醫學寫本，其名稱没有被保留下來（見編號17，貴霜婆羅迷文；編號643，吉爾吉特文字）。在新疆傳抄的醫學寫本與斷片，現保存在「吐魯番藏品」之中（編號827～831、910）。另有兩件寫本流傳於吉爾吉特，保存了印度佛教醫學的文獻——《毗盧本集（Bhela-Samhitā）》，編號為641、642，這兩件貴霜文寫本由呂德斯刊布出版。[64] 在「吐魯番藏品」中保存了印度文學、文學理論、語法、古文獻學、醫學、繪畫及政治理論學（Nītiśastra）的文獻殘片，從中反映出兩種相互依存的文化：印度文化與印度佛教文化。非佛教的印度文學藝術作品有的曾被譯入吐蕃文、漢文，在新疆廣為流傳，但還没有找到非佛教的吐火羅語譯本。一些使讀者感興趣的文學作品，如本生故事、譬喻故事及具有勸喻、格言性質的佛教抒情詩歌等，在塔里木北道綠洲地區的流傳也是較為廣泛的。 在和田，除了佛教文獻以外，由梵語譯成于闐語的譯本較少，用于闐語講述的《羅摩衍那》故事是現在研究于闐—印度文學關係的重要文獻。伯希和收集品早就引起了學人的注意，貝利（H. W. Bailey）曾多次研究刊布過這些譯本，並進行了注釋。[65] 有2部與醫學有關的著作被譯成了于闐塞語，其一為《醫理精華（Siddhasāra》，其二為《耆婆方（Jīvaka-pustaka）》。[66] 另有一件和田出土的有關從于闐到迦濕彌羅沿途地理的指南書寫本，此外還有一部梵語—于闐塞語手册。[67] 于闐地近印度，二者接觸頻繁，在于闐塞語中絕大多數文獻都屬於7～10世紀，其中有講述大乘佛教教規的寫本和手册。在這一時期之末，一些屬於金剛乘的佛教文獻也被譯成了于闐塞語。 通過上文對塔里木盆地南道出土大乘佛教文獻寫本的敘述，可以說明，于闐在7世紀時已成為世界佛教及佛教文化的中心，眾僧從四面八方雲集於此。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在於與于闐接壤的各國當時的政治形勢所迫，其次在於當時于闐的神權政治之統治。兩種因素使眾僧為擺脱阿拉伯之入侵及宗教迫害而雲集于闐。中亞的佛教僧人於7世紀開始至于闐拜佛，至8世紀時，來于闐拜佛的僧人就更多了。而在中原地區的唐王朝，鑒於當時佛教吸引了一些强壯的男性出家為僧侶，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經濟與社會生活，故而唐政府一度採取措施，大興滅佛之策。這一舉措也導致了與新疆相毗鄰的敦煌佛教中心的擴大，並且引發了一股涌入于闐拜佛取經的熱潮，這是因為眾僧們認為于闐是中國佛教的發祥地，僧侶佛徒們如飢似渴地在這裡尋訪佛經典籍，而此時恰是7～8世紀的印度佛教追隨者急劇減少，佛教之影響日見衰微之時。8世紀中葉～9世紀中葉，新疆曾一度陷於吐蕃勢力的影響之下，吐蕃對塔里木盆地南道諸鎮已呈包圍之勢，並且控製了于闐重鎮，但尚未攻下塔里木盆地北道諸鎮。此時，藏傳佛教稱霸佛界，一枝獨秀，其勢力日趨強大。吐蕃佛徒僧侶曾赴印度那爛陀寺等佛教聖地拜佛取經，也曾赴于闐潜心誦讀從于闐語譯成藏文的佛經典籍，並且編纂了一系列藏文的疑偽經。[68] 由於于闐已成為當時的佛教中心，所以有很多中原僧人來此求取佛經。大藏經中的一些佛教經典，如《大寶積經（Mahāratnakūta-sūtra）》和《華嚴經（Buddhāvatamsakamsaka）》等，最終都形成於于闐。但從中不難發現，一些曾經原本獨立的經典，也被收錄到上述佛經之中，並一度在印度及新疆流傳。但是一些經典在印度並未得到妥善的保存，只能找到一些梵文殘片，而漢譯本、吐蕃譯本則較為完整地保存了這些佛典。日本《佛教百科全書》（東京，1974年，第7卷，第419～420頁）記載了706～712這一時期的佛教發展史。印度僧人菩提流支在于闐挑選了49件經典，其中有23件舊漢譯本，15件整編譯本，11件新譯本，其中很多内容就屬於《大寶積經》。 在和田還發現了一件獨一無二的用于闐塞語寫成的佛教教科書《贊巴斯塔書（Zambasta）》（塞語寫本E），該書曾被學者們反復引用，是以大乘佛教經典為基礎改編而成的。《贊巴斯塔書》所談到的一些術語、稱謂大多援引自佛經典獻匯編。顯而易見，7～9世紀，于闐的佛經典籍已享譽海内外。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在那個時代于闐已成為國際佛教中心，佛教文化也成為印度文化的最為主要的組成部分，並對周邊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塔里木盆地北道地區則成為局部的佛教中心，各地之佛教很快就變成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宗教，以適應當地社會上層建築之需求。並對當地的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及民族文化體系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于闐作為國際佛教中心，同時也成為翻譯和傳播佛經的聖地，在佛經典籍的整理與編纂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一些文獻資料是比較容易整理的，而出自吐魯番、庫車的許多世俗寫本較之和田、喀什寫本，理整工作則有一定的難度。雖然大多數文獻是可以進行分門别類整理的，但也會發生一些偶然的情況，仍然要按照假設的根據對出自塔里木盆地南、北道諸綠洲的一些寫本來進行分類與整理，從字裡行間所表現出來的特徵或許與使用該文字的民族文化成分存在著某種聯繫。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此類問題的提出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 參見瓦爾德施密德特：《中亞出土梵語佛經殘卷（Bruchstücke buddhischen sūtras aus dem Zentralasiatischen Sanskrit-Kanon）》，萊比錫，1932年，第228頁（重印：威斯巴登，1979年）。 [2] 參見貝奈吉（A. Ch. Banerjee）：《根本說一切有部文獻（Sarvāstivādaliterature）》，加爾各答，1957年，第18～20頁。 [3] 參見師覺月（P. Ch. Bagchi）：《中國的佛教聖典（Le Canon Bouddhique en Chine）》第l卷，巴黎，1927年，第158～159頁對《中阿含經》的討論、第337頁對《雜阿含經》的討論。 [4] 瓦爾德施密德特：《中亞佛經殘片及其與漢文〈阿含經〉的關係（Central Asian Sūtra Fragmen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Chinese Āgamas）》，載貝歇特（H. Bechert）主編：《早期佛教語言研究論集（Die Sprache der ä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eferung, Symposien zur Buddhismusforshungen）》，第2卷，哥廷根，1980年，第137頁，注3。 [5] 前揭師覺月：《中國的佛教聖典》第l卷，第203頁; 前揭瓦爾德施密德特：《中亞出土梵語佛經殘卷》，第229頁。 [6] 布臘夫（J. Brough）：《犍陀羅語〈法句經〉（the Gāndārī Dharmapada）》，牛津，1962年，第49頁。 [7] 譯者注：「吐魯番藏品」，指德國於20世紀初組織的四次「吐魯番探察隊」在新疆境内所獲得的文獻，不一定出自吐魯番地區。 [8] 赫恩雷（A. F. Rudolf Hoernle）:《新疆發現的佛教寫本文獻遺存（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牛津，1916年，第16～24頁。 [9] 霍夫曼（H. Hoffmann）：《中亞出土梵文佛經〈阿吒那智經〉殘卷（Bruchstücke des Ātānātika-sūtra aus dem Zentralasiatischen Sanskrit-Kanon der Buddhiste）》，萊比錫，1939；前揭赫恩雷:《新疆出土佛教文獻寫本遺存》，第24～25頁。 [10] 前揭瓦爾德施密德特：《中亞佛經殘片及其與漢文〈阿含經〉的關係》，第136～174頁。 [11] 瓦爾德施密德特：《中亞出土梵文〈護國經〉殘卷（the Rāstrapālasūtra in Sanskrit Remnais from Central Asia）》，萊比錫，1980年。 [12] 赫恩雷:《新疆發現的佛教寫本文獻遺存》，第46～52頁。 [13] 前揭瓦爾德施密德特：《中亞佛經殘片及其與漢文〈阿含經〉的關係》，第169～174頁。 [14] 狄茨（S. Dists）：《吉爾吉特寫本中所見烏仗那傳說之研究（Untersuchugen zur Schulzugehörigkeit der in Ujjain liegenden Gilgit-fragmente--Zur Schulzugehörigkeit von Werken der Hīnayāna-literatur）》，第172～179頁。 [15] 特裡帕提（Chandrabhal Tripathi）：《眾集經（SanÅgīti-sūtra）》第2卷，第191～199頁。 [16] 前揭師覺月：《中國的佛教聖典》第l卷，第382頁。 [17] 前揭瓦爾德施密德特：《中亞佛經殘片及其與漢文〈阿含經〉的關係》，第146～174頁。 [18] 皮歇爾（R. Pischel）：《新疆高昌故城出土的佛教梵文殘片（Bruchstücke des Sanskritkanos der Buddhisten aus Idykutśari, Chinese Turkestan）》、《新疆高昌故城新發現的梵文佛經殘片（Neue Bruchstücke des Sanskritkanona der Buddhisten aus Idykutšari, Chinese Turkestan）》，分别載《普魯士科學院學報·語言歷史部》第39號，柏林，1904年，第807～827、1138～1145頁；瓦爾德施密德特《吐魯番收藏品中的梵文寫本（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第1卷，威斯巴登，1965年，第612、613、614號文獻。 [19] 中村元：《印度佛教（Indian Buddhism. A Survey with Bibliographical Notes）》，東京，1980年，第27頁。 [20] 見《吐魯番收藏品中的梵文寫本（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第152～157、167、176、179、366、369、381、408、420、616、617、659、690～693、787、875、905、906c、909號文獻。 [21] 列維（S. Lévi）：《伯希和於敦煌發現的梵文文獻〈緣起聖道經〉、〈佛說十力經〉、〈法句經〉和摩咥里制陀頌詩（Document de l’Asie Centrale Mission Pelliot. Textes Sanscrits. De Touen-Houang. Nidāna-sūtra, Dacabala-sūtra, Dharmapada, Hymne De Mātrceta）》，《亞細亞學報（JA）》第10卷第16期，1910年，第433～456頁。 [22] 赫恩雷:《新疆發現的佛教寫本文獻遺存》，第36～46頁。 [23] 瓦累·普散（L. De.Vallée-Poussin）：《斯坦因收集的〈雜阿含經〉梵文寫卷殘片（Documents Sanscrits de la seconde collection M. A. Stein: Fragments du Samyutāgama）》，《皇家亞洲學會雜誌（JRAS）》，1913年，第569～580頁。 [24] 瓦爾德施密德特：《論412號〈中阿含經〉梵文寫本（Remarks on the Madhyamāgama Ms. Cat. №. 412）》，桑德爾（L. Sander）：《部分佛經收集品中文獻的缀合（Fixed Sequences of Texts in Some Sūtra Collections）》，分别載《吐魯番收藏品中的梵文寫本（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第4卷，威斯巴登，1980年，第1～5、第6～14頁。 [25] 姜亮夫：《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上海，1956年，第70頁。 [26] 譯者注：原文寫作Хара-хото（Qara Hoto），指内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黑城遺址，但未聞這裡有回鶻文《阿含經》寫本出土，故疑Qara Hoto應為Qara-hoja（即吐魯番高昌故城）之筆误。 [27] 譯者注：該寫卷收集自喀什，但真正的出土地應在和田。見楊富學：《論所謂的「喀什本梵文〈法華經〉寫卷」》，《中華佛學學報》（台北）第7期，1994年，第73～95頁 [28] 榜迦德—列文（Г. М. Бонгард-Левин）、沃羅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М. И. Воробьева- Десятовская）：《中亞新出土的梵文文獻（Новые санскритские тексты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莫斯科，1987年，第14～18頁。 [29] 鋼和泰（A. von Staёl-Holstein）：《佛說遺日摩尼寶經（The Kāśyapaparivarta.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uta Class ed.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 in Tibetan and in Chinese by A. von Staёl-Holstein）》，上海，1926年。 [30] 榜迦德—列文、沃羅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雅：《中亞出土印度文文獻（Памятники инди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第1卷，莫斯科，1985年，第38～64頁。 [31] 同上，第66～76頁。 [32] 托瑪斯（F. W. Thomas）：《與新疆相關的藏文文書（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皇家亞洲學會雜誌（JRAS）》1927年，第832～835頁。 [33] 該文獻已刊布，參見寇努（S. Konow）：《中亞出土〈小品般若波羅蜜經〉殘片（Central Asian Fragments of the Astasāhasrikā）》，《印度考古局紀要（Mem. of the Arch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加爾各答，1942年，第69號。 [34] 中村元：《印度佛教（Indian Buddhism. A Survey with Bibliographical Notes）》，東京，1980年，第162頁；孔澤（E. Conze）：《〈小品般若波羅蜜經〉的構成（The Composition of the As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倫敦大學東方研究院學報（BSOS）》第14卷，1952年，第251～262頁；蘭切斯特（L. R. Lancaster）：《〈小品般若波羅蜜經〉漢譯本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As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日本東方學家國際學術會議文匯（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第15卷，1970年，第89～90頁。 [35] 赫恩雷:《新疆發現的佛教寫本文獻遺存》，第176～195頁。 [36] 杜齐（G. Tucci）：《吉爾吉特出土〈金剛經〉寫卷（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The Gilgit Manuscript）》，羅馬，1956年。所有這些寫本都由孔澤做了評注，見孔澤：《〈金剛經〉譯注（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Ed. and tr. With Introduction and Glossary）》，羅馬，1974年。 [37] 斯坦因（A. Stein）：《塞林迪亞（Serindia）》第3卷，牛津，1921年，第1450頁；托瑪斯（F. W. Thomas）：《一件用藏文與婆羅迷文標記的漢語大乘佛教問答表（A Chinese Mahāyāna Catehism in Tibetan and Brāhmī Characters）》，《皇家亞洲學會雜誌（JRAS）》，1929年第1期，第37～76頁。 [38] 見埃默瑞克（R. E. Emmerick）：《和田文獻指南（A C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東京，1979年，第36頁。 [39] 赫恩雷:《新疆發現的佛教寫本文獻遺存》，第214～288、330～356頁；貝利（H. W. Bailey）：《于闐語文獻（Khotanese Text）》，第3卷，牛津，1973年，第20～29頁。 [40] 埃默瑞克：《和田文〈金剛經〉中的韻文及其相關系統（The Concluding Verses of the Khotanese 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and Related System）》，《孔澤紀念文集（Studies in Honour of Edward Conze）》，伯可萊，1977年，第83～92頁。 [41] 茨默（P. Zieme）、哈蔡（G. Hazai）：《回鶻文〈金剛經〉序言印本殘片（Ein uigurisches Blockdrukfragment einer Einieitung zum vajracchedikā-sūtra）》，《東方學報（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第21卷1期，1968年，第1～14頁。 [42] 參見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莫斯科，1984年，第9～10頁。 [43] 前揭中村元：《印度佛教》，第160頁。 [44] 孔澤：《〈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之經典、資料與研究（Text, Sources and Bibliography of the prajñāramitā-hrdaya-sūtra）》，《皇家亞洲學會雜誌（JRAS）》，1948年，第33～51頁。 譯者注：《心經》原有大小兩種本子，前者具序、正文、流通三分，後者只有經的正文，缺首尾序分和流通分。 [45] 中村元：《印度佛教》，第164頁。 [46] 胡爾維茨（L. Hurvits）：《玄奘與〈心經〉（Hsüan-tsang and the Heart scripture）》，第103～113頁。 [47] 貝利（H. W. Bailey）：《〈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文獻的鑒定（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及蘭切斯特（L. R. Lancaster）：《于闐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研究（A Study of a Khotanese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同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及其相關體系（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and Relatad Systems）》，第153～162、163～183頁。 [48] 孟列夫：《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第12頁。 [49] 參見孟列夫：《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第14頁。 [50] 參見埃默瑞克：《和田文獻指南》，第17頁。 [51] 譯者注：此指《金光明經》卷首新增加的《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記錄了發生於浙江溫州的兩個佛教故事：滄州人張居道在溫州做官時因屈殺牲畜而被閻王追索，後發願抄寫《金光明經》而被放還；又有溫州安固縣某縣丞妻，久病不愈，張居道聞之，勸其發願抄寫《金光明經》，此縣丞遵其言，雇人抄寫，果然婦人疾病得除。 [52] 同上，第32～34頁。 [53] 赫恩雷:《新疆發現的佛教寫本文獻遺存》，第108～116頁。 [54] 埃默瑞克：《和田文獻指南》，第25～28頁。 [55] 饒林蓀（A. Rawlinson）：《〈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在早期大乘發展中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he As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Mahāyana）》，《〈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及其相關體系》，第3～34頁。 [56] 孔澤：《波羅蜜多文獻（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海牙，1960年。 [57] 呂德斯（H. Lüders）：《佛教戲劇殘卷（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柏林，1911年；《馬鳴菩薩造戲劇〈舍利弗緣〉（Śāriputraprakarana, ein Drama des Aśvaghosa）》，《普魯士國家科學院論文（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sften）》，柏林，1911年，第17號，第388～411頁；《童受的〈大莊嚴經論〉殘卷（Bruchstücke der Kalpanāmanditikā des Kumāralāta）》，萊比錫，1926年。 [58] 嘎姆克立熱（Т. В. Гамкрелибзе）、伊凡诺夫（Вяч. Вс. Иванов）：《印歐語與印歐人（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й Язык и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и）》第1卷，1984年，第49頁；第2卷，第935～944頁。 [59] 李特文斯基（В.А.Литвинский）、婆格里波娃（М. Н. Погребова）、拉依夫斯基（Д. С. Раевский）：《新疆早期塞語（К Ранней истории саков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стана）》，《HAA》1985年第5期，第70頁。 [60] 諾蓀（B. M. Нoccon）：《嚈達與貴霜——從古代到現代的中亞與東亞民族史（Западная ча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арфяне и кушаны.-История народовВосточ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莫斯科，1986年，第69頁。 [61] 貝歇特（H. Bechert）：《〈月燈三昧頌〉與〈諸上座頌〉（Die Anavataptagāthā und die Sthaviragāthā）》，柏林，1961年，第119～121、125～127頁。 [62] 西陵洛夫（D. Schlingloff）：《梵文文獻〈音韻集略〉（Chandaviciti. Texte zur Sanskritmetrik）》，柏林，1958年。 [63] 赫恩雷：《鮑威爾寫本（The Bower Manuscript. facsimile leaves, nagari transcript, romazed translitera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加爾各答，1893年。 [64] 呂德斯：《新疆出土的梵文醫學文獻（Medizinische Sanskrittexte aus Turkestan）》，《印度文化——理查德·馮·嘎爾比七十華誕紀念集（Aus Indiens Kultur, Festgabe Richard von Garbe, dem Forscher und Lehrer, zu seinem 70），埃爾蘭根，1927年，第148～162頁。 [65] 有關論著之目錄可參見埃默瑞克（R. E. Emmerick）：《和田文獻指南（A C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東京，1979年，第45頁。 [66] 同上，第46～49頁。 [67] 同上，第62～64頁。 [68] 參見托瑪斯（F. W. Thomas）：《關於中國西域藏文文書和寫本（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1～4卷），倫敦，1935～1965年。見埃默瑞克：《與于闐有關的藏文文書（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倫敦，196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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