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部落格《布衣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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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顧安
維吾爾學包含的内容很廣泛，它不僅指對古、今維吾爾族的語言、文字的研究，也包括諸如維吾爾族的歷史、文化、宗教、民俗、神話等方面的研究。近些年來更趨向於包括考古學、人種學、分子生物學(DNA)、紡織學、冶金學等方面的綜合研究。總之，維吾爾學在西方已有近二百年的歷史，而在我國只是在解放後，特别在近二、三十年才有較大的發展。
我雖在名校北大學習，但教我現代維吾爾語的老師李森、郭應德二位先生都是普通教師(李先生當時任講師，郭先生任助教)。系主任季羨林教授雖為名家，但與我無緣。所以我走的是另外一條道路，即俗話說的「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我的治學經歷或許對我國另一部分年青學人有些啟迪作用。所以我寫下了這篇帶有回憶性的文字。
1948年高中畢業。先在上海震旦大學(L’universite de l’aurore)醫學院預備科學了一年法語(因中學學的是英語)。1949年夏考入北京大學東語系。因病我直到49年10月1日後才報到入學。當時系主任季羨林對我說，我報考的印度語專業名額已滿，讓我選學其他專業。因我懂法語，他建議我學越南語，但我自己選了維吾爾語。這時候李、郭二位老師剛從前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邊政系到了北京大學東語系。我的選擇完全出於偶然和僅憑個人的直覺。當時我連維吾爾語屬突厥語都不知道，更談不上什麼是突厥學、維吾爾學了。李森先生因出生在新疆喀什，所以維吾爾語實際就是他的母語，說的非常流利。由於當時新疆教育發展條件的限制(新疆學院——現新疆大學的前身成立於1935年)，聽說他只受過簡易師範教育。他雖然維吾爾語說、寫都很好，但不大懂語法。記得當時是請民族出版社的木提義(Ibrahim Muti’yi)先生講授維吾爾語法(木先生曾在30年代在烏孜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中亞大學法律系留過學)。另外我對維吾爾語法的了解和掌握還通過閱讀英文的土耳其語(與維吾爾語有較近的親屬關係)語法獲得的。在52年春去新疆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之前，我被调去參加有關李安東事件的法文翻譯工作約半年。
1952年春我們去新疆伊犁地區實習並參加減租反霸工作。整個夏季在烏鲁木齊參加新疆分局黨校舉辦的土地改革訓練班。當年秋天我被派到北疆塔城地區額敏縣參加土改。因那裡是哈薩克族聚居區，我不得不學習哈薩克語。哈語雖與維吾爾語同屬於突厥語，但它們之間的差别還是不小的(大概相當與北京話和上海話之間的差别)。1953年夏回到中央民族學院(民大前身)(52年夏全國高等院校調整時，北大維吾爾專業被合併到民院)。當時任民院教務長的尹遇然同志讓我和其他二位哈族老師一起在民族語文系第三教研室内建立了哈薩克語文教學小組。從此開始了我和哈薩克語文教學和研究的緣分。
維吾爾語和哈薩克語都屬於阿爾泰語系中的突厥語族(前者屬葛邏祿--維吾爾語支，後者屬克普恰克語支)。古代突厥文為我國歷史上曾活動在蒙古草原的突厥汗國(公元552-744年)、回鶻汗國(公元744-840年)使用的文字，這種文字因外形與古代日爾曼民族使用的如尼(Rune)文相似，所以也稱古代突厥如尼文。又因其主要碑銘在蒙古鄂爾渾(Orkhon)河流域發現，所以也稱為古代鄂爾渾文。19世紀末以來又在新疆吐魯番等地出土了大量用回鶻文、摩尼文、叙利亞文、婆羅米文寫成的屬於高昌(吐魯番古名)回鶻王國(約850-1250年)時期的各種寫本。這些碑銘和寫本是我們研究古代突厥汗國和古代回鶻語言、歷史、經濟和文化的重要材料。從19世紀末丹麥學者湯姆遜解讀古代突厥文到上一世紀50年代，已過去半個多世紀。在此期間，國外先後刊布了古代突厥碑文和寫本的德、法、俄、英、日、土耳其等文本，而我國尚無從原文直接翻譯的漢文本問世(當時只有從英、德文轉譯的不完全的譯文)。對回鶻文獻的研究更是處於空白階段。
50年代中期，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接觸到德國著名古代突厥語文學大師葛瑪麗(Annemarie von Gabain)的《古代突厥（回鶻）語法》(Alttuerkische Grammatik)(該書除語法外，還包括文選、字典)。因當時我已有較好的維吾爾、哈薩克等現代突厥語的基礎，又曾在大學時選修過一個學期的德語，所以借助字典勉強能看懂該書的一些内容，引起了我對這方面的濃厚興趣。在某種意義說來，為我打開了一個完全嶄新的世界。於是我下決心學好古代突厥(回鶻)語文，把古代突厥碑銘直接從原文譯成漢文，以填補我國在這方面的空白。此後差不多有三、四年時間，我一面自修、進一步提高德語(由於當時缺乏漢文本的德語教材，我只好使用俄文本德語教材)，一面反復閱讀、抄錄(當時尚没有復印機)和翻譯此書。由於50年代政治運動多，經常下鄉勞動或出差新疆，我對該書的鑽研和翻譯是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這期間我從馬洛夫(S. Ye. Malov)的俄文書《古代突厥文獻》(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也學到不少東西。
1976年打倒「四人幫」後，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委託，我在中央民族學院民族語文系開辦了「古代突厥（回鶻）語文班」，講授和編寫了八册《古代突厥文獻選讀》(内含《古代突厥文獻語法》和總詞匯各一冊)，培養了一批維吾爾、哈薩克族出身的這方面專門人才。
我所從事的專業——突厥語文學(Turkic Philology)，特别是古代突厥、回鶻語文學的研究具有國際性。總的來說，歐美走在我們的前面，所以要想在這方面取得成就，必須學好外語，並盡可能多學幾種。由於歷史的原因，德語對學習古代突厥語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因為迄今為止，百分之九十這方面的文獻都是用德文發表的。
我能閱讀英、德、俄、法、日、土耳其等外國語，有的還能說和寫。這要歸功於中學時代嚴格的英語訓練。由於通過刻苦的英語學習，腦子學外語的潛力得到了開發，所以在以後其它外語的學習中就比較容易了。一般來說，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借助字典就能閱讀一種新的外語專業書籍。
在初中時我的英語並不好。記得1946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我從國立二十一中(後方的流亡學校)初中部轉學到徐州昕昕中學(天主教教會學校)高中一年級甲班。由於英語老師(多為加拿大籍神父)抓得紧，幾乎每次上課都有小考試，且監考極嚴，學生無從作弊。第一學期結束時，我的英語考試成績幾近於零。這對我刺激很大。於是下決心學好英語，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生詞，鑽研語法。這樣經過努力後，第二學期就達到了及格。以後高二、高三兩年我的英語成績都始終名列前矛。另外，這所學校的高中外國史、外國地理課用的是英文教本。教員也用英語授課，這對提高學生的聽和閱讀能力很有好處。
我認為在學術上要有所成就，沒有刻鑽研、鍥而不捨的精神不行。回想起來，在五、六十年代，我幾乎很少在夜間十二點前睡覺。當時由於白天事情多，只有擠晚上時間來學習。冬天經常是晚上六點鐘左右吃完晚飯後，立即坐到桌前備課或學習，夜間餓了啃口乾饅頭(困難時期口糧還有定量)。更談不上什麼節假日。許多重要的外文參考書國内找不到，就千方百計通過各種途徑從國外購買。絕版書，則努力搞到縮微膠卷。在這方面，北京圖書館外採部、國際交換部和民族學院圖書館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在這個過程中，我熟悉了一些國外有名的舊書店，如英國Sussux 的Ad Orientalum，荷蘭的 Brill書店，德國的 Otto Harrassowitz書店等。
五十年代末，我發現土耳其語對我的專業很重要。它不僅是人口最多的突厥語，而且有一些重要的論著是用土耳其語寫成的。當時我雖讀過一、二種英、俄語寫的土耳其語語法，但在北京找不到任何閱讀材料(記得在北京圖書館只藏有一本土耳其語文本的國民黨憲法)。於是我走了一條曲線學習土耳其語的道路。我知道前蘇聯阿塞拜疆語和土耳其語十分相近(只是文字上前者使用俄文字母，後者使用拉丁字母)，於是通過國際書店訂閱了阿文的《文學報》、《教師報》。到六十年代初期才通過中國駐保加利亞大使館的幫助，訂閱了該國用土耳其文出版的報紙《光明》和雜誌《新生活》(保國當時有一百多萬土耳其人)。
我很重視語言田野調查。1956年我有幸和1953年入學的哈薩克語班的同學一起參加了新疆哈薩克語方言的調查。就在這一年的九月我在完成阿爾泰地區的哈薩克語方言調查任務後，冒險(棕熊出沒無常)進入當時尚無漢族幹部進入的布爾津縣北端的土瓦人居住地區(Khom Hanas)。我首次判斷出這一小部分「蒙古人」所使用的語言為一種古老的突厥語——土瓦語，並記錄下該語言的許多第一手材料。在九十年代我又到甘肅、青海調查、研究了裕固、撒拉語。
我的治學道路是條曲折的道路。由於缺乏名師指導，全靠自己摸索。所以浪費了不少時間，也走了不少彎路。比如，六十年代我花費不少時間學習波斯、阿拉伯語。這兩種語言對我後來從事的古代突厥、回鶻語文獻研究，没有什麼用處。相反，對研究回鶻佛教文獻來說，梵文很重要。但當我認識到此點時，為時已晚。七十年代末，當我年近五十，從蔣忠新教授學習梵文時，感到力不從心(主要是抽不出整段時間)，只好半途而廢。
嚴格說，在我之前，我國無真正意義上的維吾爾學。能說一種語言，並不等於是這門學科的專家。這好比一個中國人並不是天生的漢學家一樣。這裡我回想起一件插曲：大概在1950年前後，一天我偶然從前蘇聯塔什干出版的《東方真理Sharqi Haqiqat 》(1948？)雜誌上，看到一篇題作《維吾爾偉大史诗——Chistini Ilik Bek 》(作者似為伊蘭學家Bertel’s)。於是我問老師和其它有關人士哪裡可以找到史詩的原文。他們都說不知道。只是在六十年代，我在德國著名的回鶻文大家繆勒(F. W. K. Mueller)的Uigurica 第四卷中(頁680-697)偶然發現了這個故事的原文。原來它不過是佛本生故事之一。漢文原文見《無明羅剎集》。主人公的名字漢文作折吒，梵文作Castana。
東語系主任季羨林教授雖為知名的梵文學家，但我在校時很少或從未聽他談到西域學、突厥、維吾爾學，甚至也未聽他談論過德國四次新疆的考古成果(他當時的注意力似在别處)。我和他的真正接觸是在文革後期。這時他被打入「黑幫」。我去看他，有時幫他從北圖借還一些參考書。再後是，我應他的要求，把回鶻文《彌勒會見記》(Maitrisimit)前幾章譯成漢文，供他研究同書的甲種吐火羅語殘卷時參考使用。1980年當我申請德國洪堡基金會研究金時，季先生給我親筆寫了德文的推薦信。
這裡我要談到馮家昇先生。馮先生是我國著名的遼史專家。上一世紀50年代調入民族學院後（後轉入社科院民族所），從事維吾爾史和回鶻文書的研究。馮先生為人謙和，很用功。我對他的研究有下列看法：在維吾爾史方面，他認為現代維吾爾族與古代回鶻是一回事，是一條線下來的。我認為這不符合現代維吾爾族形成的實際。實際上現代維吾爾人與古代回鶻人不論在語言、文化和人種上都有很大的區别。在回鶻文研究方面，聽說他在二次大戰後，應聘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期間，曾跟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K. Menges 教授短期學習過回鶻語文。孟教授雖為阿爾泰學大家，但對回鶻語文並不精通。馮先生曾給我看過他聽課時的筆記，無非是關於古代突厥/回鶻語簡單的名詞變格、動詞變位而已。他在研究回鶻文契約時，先把回鶻文換寫成拉丁字母，然後根據葛瑪麗的《古代突厥語法》後面的字典或德國阿拉伯學家 C. Brockelmann 的德文版馬·喀什噶里的《突厥語字典》查出相關詞的意義。因回鶻文契約都是按一定程式寫成，只有具體的年月日、人名有變動，所以相對比較容易。但對稍長一些的句子，他就不靈了。這表現在1962年他在《1959年哈密新發現的回鶻文佛經》(《文物》，8期)一文中使用了我轉寫、翻譯的該經的二頁文字。回鶻文、回鶻語不像吐火羅語那樣為完全死亡的語言。它和現代維吾爾語只是古今語言的差别，其基本詞匯和語法是一樣的。馮先生不懂現代語，從古學古，當然很吃力，結果也不佳。但他是我國研究回鶻文獻的第一人，這一點我們不應忘記。60年代初，還是借助他的名字，新疆博物館把《彌勒會見記》原件借到北京一年多。在此期間，我得以完成全書的拉丁字母轉寫和部分漢文的翻譯工作，為80年代我用德文出版兩種三卷該書的研究專著打下了基礎。馮先生於1970年心臟病發作去世，當時我正受學校派遣在內蒙做教育革命調查工作，未能親自參加葬禮。
這裡我還回想起六十年代初我所經歷的一段往事：大概在1963—1964年上半年，當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藏學家王森教授親自指給我看圖齊書(西藏畫卷Tibet Painted Scrolls？)中那段關於薩迦寺保存有全套維吾爾文佛教大藏經的文字後，我和馮家昇教授商量，決定由我進藏進行實際調查。當考查經費批下來，我正準備動身時，所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了。我被派到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區參加社教運動，從而失去了這次機會，成為我國維吾爾學研究上的一件極大的憾事。文革後，我曾多方托人打聽，希望至少能弄到照片看看，都無結果。聽說文革期間薩迦寺曾遭到破壞。
像其他信仰過佛教的民族一樣，我相信歷史上曾存在過回鶻文大藏經。W. E. Soothill, L. Hodous 在其《中國佛教術語字典》一書頁367a中說，1294年佛教大藏經曾被譯成回鶻語，但他未提出根據。最近西·特肯教授（S. Tekin）在其新著《古代突厥人的文字、書和紙……》(1993年，頁47-48)一書中，關於這個問題，引用上述著名意大利藏學家圖齊(G. Tucci )1974年寫給他的一封有趣的信。信中說當他在西藏薩迦寺停留時，確實從寺中所存目錄中看到「存有一套回鶻文大藏經」的字樣。當他向有關人員打聽現存何處時，他們回答說，為了保護這套佛經，他們在附近山頂上特别修建一所石頭房子來收藏它。由於時間的關係，圖齊未親自上山去查看……。
幾件往事的回憶：這裡首先想起一件十分不愉快的事。50年代末前蘇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突厥語言學家捷尼舍夫(E. Tenishev)作為蘇聯專家受聘來民院工作，我任班上的輔導老師。他由於忙於在中國撈材料(裕固、撒拉語等)，對教學工作並不盡心。例如他講授的古代突厥文獻一課，只選幾篇短文讀讀，不講其中的語法。一天，上完課後在他的辦公室我對他說，同學們反映，他們需要有關語法的講解。我對他說，如你無時間，我可協助編寫有關語法的材料，發給同學們參考。他當時未置可否。事後知道，他馬上到國家民委告了我的狀，說你們中國已有專家，我明天起程回莫斯科……真是禍從天降，當晚民院黨委第一書記蘇克勤在系裡召開大會，批判我「反對蘇聯專家」的罪行。有些人更是上綱上線，一頂頂可怕的帽子落在我的頭上。結果我被開除團籍(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後又恢復)，下放勞動。現在知道，他來中國前，剛剛拿到副博士學位(相當於我國的碩士學位)，學位論文是《回鶻文金光明經語法研究》。年齡比我大五、六歲，學問可以。但對他關於裕固等語言的記音，實在不敢恭維(由於俄語清輔音不吐氣，所以他把裕固語中起首的b-一律記成p-)。記得有一次我到友誼賓館他的住處商談教學問題，看到桌上有一册 Le Coq 的德文《回鶻文摩尼教文獻研究》(Tue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當我向他借閱時，他對我能閱讀德文參考書表現出懷疑的神情。這位老兄在華期間，不僅撈到大批中國各種現代突厥語的材料，回國後，又出書，又提級(獲博士學位、通訊院士)，而且經過中醫大夫的治療，他夫人給他生了個女兒。我則由於他的告狀，吃了不少苦頭(當時我父親由於歷史問題，丢掉了郵局的飯碗。父母親加上三個妹妹，再加上我的一對兒女，生活實在不易，每月我的全部工資都要寄回徐州養家。這裡我要感謝我的夫人劉學貞的大度、理解。1982年我從德國去土耳其參加伊斯坦布爾大學舉辦的國際突厥學會議。捷氏率蘇聯代表團也出席了會議。一次在下塌的旅館門前等車時，不期而遇。他向代表團成員介紹，說我是他的老朋友。我苦笑不答。今年7月12日他去世，俄國科學院治喪委員會發來通知，我也禮貌地發出了唁電。
改革開放後，在我和國外同行的交往中，葛瑪麗教授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僅學問好，是公認的世界維吾爾學的泰斗，而且更令人钦佩的是人品高尚、樂於助人。對我本人更是關懷備至，生前不斷寄書贈文。1988年並在歐洲著名刊物《中亞學報》(Central Asiatic Journal)(33卷，3-4期)撰寫長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維吾爾學研究——介紹突厥學家耿世民教授》，表揚我在突厥學和維吾爾學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此外，我1981-1983年獲德國洪堡基金會研究金和1991-1992年作為訪問學者在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烏拉爾-阿爾泰學系工作一年，也有賴於她的推薦。她於1993年去世後，我在2003年撰寫了《維吾爾學大師葛瑪麗教授逝世十周年》(《西域研究》2003，4期)一文，作為紀念。我在50年代翻譯的她的經典著作《古代突厥/回鶻語法》今年十月也將由内蒙教育出版社出版。法國的哈米樂屯（James Hamilton）教授也是我較早接觸、認識的突厥學家。當我第一次在德國時，他邀請我訪問了巴黎。早在1981年我們就合作用法文發表了《回鶻文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研究》(L’inscription Ouigoure de la Stele Commemorative des Iduqout de Qocho)(Turcica—Revue d’Edtudes Turques, t. XIII,1981, pp.11-54)一文。2001年在他的祝壽論文集《從敦煌到伊斯坦布爾》（De Dunhuang A Istanbul—Hommage a James Russell Hamilton）(L. Bazin ,P. Zieme主編)中，我也寫了一篇《中國土瓦語研究》以示慶賀。
在國外同行中我也碰到少數十分功利主義者。需要你時，花言巧語。一旦達到目的，就視你作路人。
下面我再簡單說說我和國内維吾爾人士的接觸。我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前主席賽福鼎（Saifidin Aziz）先生的第一次接觸，記得是在1949秋。這時他作為三區革命領導人來北京參加第一次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會後他到北京大學東語系圖書館參觀，看到陳寅恪教授的一批有關回鶻文研究的圖書，其中引起他特别注意的是十月革命前俄國科學院出版的四册回鶻文《金光明經》。1951年當他得知北京圖書館藏有30年代吐魯番出土的部分回鶻文《玄奘傳》時，馬上請有關部門影印出版了這部分文獻，受到世界突厥學界的歡迎。80年代初當我在德國時，他曾讓張秘書寫信給我，讓我弄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四次考古隊所獲回鶻文獻的情況。再有就是70年代中期，一次我到烏魯木齊參加關於維吾爾新文字會議時見到他，談起研究古代維吾爾文獻事。他建議由我主持開辦一個古代突厥/回鶻語班，培養這方面的專門人才。我當時以為他只是說說而已，不料不久民院就接到新疆語委會的公函，要求民院正式招生開班。現在這個班的畢業生在國内外都已是這方面的專家、教授。
我認識新疆前主席包爾漢（Burhan Shahidi）先生還是我在北大學習時。在他調到北京担任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長後，我們曾有過幾次交往。他的一顆熱愛中國之心(他出生在俄國伏爾加河畔的喀山Kazan)和關心維吾爾學研究的熱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年代他曾作為盛世才駐柏林的代表在德國呆過，喜說幾句德文常用語。他曾送我一册德國著名梵文學家和新疆古代藝術史家E. Waldschimidt 的《犍陀羅、庫車、吐魯番——新疆中古早期藝術研究導論》(Gandhara Kutscha,Turfan—Eine Einfuehrung in die fruehmittelalterliche Kunst Zentralasiens ，1925)。該書我珍藏至今。
我一生共出版有關突厥學/維吾爾學語文、歷史、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研究專著譯著15、6種（其中二種三卷用德文出版），發表論文約150篇（其中約三分之一用英、德、法文發表）。
1992年德國洪堡基金會曾授予我「世界知名學者獎」。2000年國際阿爾泰學常設會議（PIAC）第43屆年會在比利時召開，在我未出席會議的情況下，授予我該年度的金獎。同年土耳其語言學會（Turk Dili Kurumu）選舉我為該會的外國名譽院士。此外，我尚被國內外多個學會、刊物（突厥學、中亞學）選為名譽會長、副會長、常務理事、理事、編委、顧問等職。
以上我拉拉雜雜地談了我在我的時代治學情況。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治學條件比起我那個時代不知好了多少倍。我相信未來的維吾爾學人一定會青出於藍勝於藍，取得更大的成績，在國際突厥學界占有中國應得的地位。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33411&PostID=1553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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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五明子 (2011-03-19 22:03:23)
法國的哈米樂屯（James Hamilton）教授也是我較早接觸、認識的突厥學家。當我第一次在德國時，他邀請我訪問了巴黎。。。。2001年在他的祝壽論文集《從敦煌到伊斯坦布爾》（De Dunhuang A Istanbul—Hommage a James Russell Hamilton）(L. Bazin ,P. Zieme主編)中，我也寫了一篇《中國土瓦語研究》以示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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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這書屬於八老他們的必讀書之一。碰巧我剛借出。
作者：五明子 (2011-03-19 22:07:00)
他曾送我一册德國著名梵文學家和新疆古代藝術史家E. Waldschimidt 的《犍陀羅、庫車、吐魯番——新疆中古早期藝術研究導論》(Gandhara Kutscha,Turfan—Eine Einfuehrung in die fruehmittelalterliche Kunst Zentralasiens ，1925)。該書我珍藏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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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書很久以前複印過
作者：五明子 (2011-03-19 22:11:07)
嚴格說，在我之前，我國無真正意義上的維吾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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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說得太滿。耿的文章太粗糙，和葛瑪麗、茨默這些人是無法相比的。
嚴格說，在你之後，中國也無真正意義上的維吾爾學。
作者：顧安 提交日期：2011-03-19 23:03:01
了五老的點評，找出一篇上文提到的葛瑪麗教授的文章，以此推論，教授也有點兒順情說好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維吾爾學的研究——介紹突厥學家耿世民教授
(德)葛瑪麗(馮·加班)
[按：馮·加班，漢名葛瑪麗，為原西德漢堡大學名譽教授，國際烏拉爾一阿爾泰學會主席。她畢生從事我國新疆地區出土的古代突厥語(維吾爾語)文獻的研究，是世界公認的古代突厥語文學的奠基人。]
過去我們曾為日本同行在研究維吾爾古代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興。其中最著名的是羽田亨教授，他發表了許多有關中亞語文學和歷史學方面的論著。現在我們的中國同行也在研究中亞和古代維吾爾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耿世民教授。
耿世民教授生於1930年。1949－1952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1953年畢業於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先後任助教、副教授。1985年後任正教授，主要從事維吾爾古代文獻和哈薩克語文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他的研究範圍不只限於突厥語言，此外他對古代突厥語文學、歷史以及中亞文化也有濃厚的興趣。這一點可從下面的專著中看到：漢譯本《福樂智慧》(1979)、《古代維吾爾史詩——烏古斯可汗傳說的研究》(1980)、《古代維吾爾詩歌選》(1982)、《維吾爾古代文化和文獻概論》(1983)、《大唐西域記校注》(合著)(1985)、《回鶻文佛教文獻(彌勒會見記)研究》(合著)(1988)、《現代哈薩克語法》(1989)等。此外他尚發表論文近百篇。下面我分作幾個方面予以扼要介紹。
歷史學方面
《元代兩件回鶻文文書的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8年，2期)。這兩件文書對研究元代回鶻社會、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義。耿氏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它們作了新的翻譯和考釋，如把uluγ süü不譯作大軍，而譯作陛下是十分正確的。
發表在《歷史研究》(1980年，2期)的論文《唆裡迷考》根據最新的回鶻文材料，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常見於中世紀穆斯林文獻中「謎」一樣的「唆裡迷」即新疆著名城市焉耆。
《回鶻文高昌王世勛碑研究》(考古學報，1980年，4期，此文法文版發表在法國《突厥學報》1981年第13卷)。此碑雖只有下半部，但對研究高昌(吐魯番)回鶻王國的歷史、文化具有重要意義。作者確證了碑文出自元代著名維吾爾學者巙巙之手。
耿氏的專著《維吾爾古代文化和文獻概論》一書一方面論述了新疆古代和中古時期的歷史、文化，闡述了佛教和伊斯蘭教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傳播，另一方面詳細介紹了歷史上維吾爾人民使用的各種文字和現存主要文獻。作者把回鶻文區分為寫經體、木刻體、半草體和草體四種。把阿拉伯文字體區分為納色赫、蘇勒斯和納斯塔里克三種字體。
考慮到新疆南部地區各處遺址出土的多種古代語言和文獻，人們會提出現代維吾爾民族的族源問題。耿世民先生的論文《試論塔里木盆地民族的融合和近代維吾爾族的形成》(英國《中亞評論》，1984年，卷3)發表後，引起了國際中亞學界的廣泛注意，並多次為學者們所引用。他認為在現代維吾爾族的形成過程中，居住在從哈密到庫車的回鶻人曾起了重要作用。但據我所知，迄今在庫車地區尚未有任何回鶻語文獻出土。人們不得不考慮這樣一個問題：現代維吾爾族比起哈薩克族來更少蒙古人種的外貌物徵，這是否是因為自回鶻人遷居塔里木盆地後曾與古代居住在當地的粟特人(他們的外貌特徵我們可從中亞瓦拉赫夏、盤吉坎特、阿夫拉西雅布等地的壁畫中看到)混血了的緣故？塔里木盆地出土的大量粟特文文獻也使人產生這種看法。
在甘肅河西走廊也發現了新的回鶻文碑文。這就是立於公元1326年的回鶻文文殊寺碑。耿氏在《大元重修文殊寺碑考釋》(考古學報，1986年，2期)一文中確定了該碑的回鶻文部分是用韻文寫成，而不是像漢文部分那樣為散文體，以及施主為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台系後裔諾木塔施。
佛教學方面
在北京也存有回鶻文木刻本文獻。其中重要的一種為耿氏研究，同時定名為《回鶻文救度佛母二十一種禮讚經》並刊布在美國哈佛大學《突厥學報》1979年第3卷中。該文獻名見於南條文雄的《大藏經目錄》第1068号，其内容具有喇嘛教的傾向。作者確定該木刻本的刻工姓王，為元代著名維吾爾學者别失八里人安藏譯自藏語(而不是譯自漢語)。
1979年耿先生在《民族語文》第4期發表了《回鶻文《玄奘傳》第七卷研究》(此文德文本發表在波恩出版的《中亞研究》第19卷中)。這部由玄奘大師的弟子於公元7世紀撰成的《玄奘傳》的回鶻文譯本十分重要，它不僅為我們提供了關於中亞及印度佛教史方面的材料，並為我們提供了中亞和印度的許多地名的正確發音(因回鶻文為拼音文字)。
在回鶻文大乘佛教經典著作《華嚴經》的研究方面耿氏也做出了貢獻。他在1986年先後發表了三篇有關這方面的論文，分别刊登在《民族語文》第3期，《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和《中央民族學院學報》第2期中。佛教華嚴部的這一重要作品的梵文原文已佚。
1987年他和西德克裡木凯特教授合作發表了題作《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第十六品研究》(哈佛大學《突厥學報》卷9)。之後他們二人又一起發表了該文獻的第十品、第十一品(見民主德國《古代東方研究》1987年卷14，1988年卷15)。這些論文大大補充了前此哈佛大學西納色·特肯教授刊布的同一文獻的不完整的柏林本。
此外，耿氏對佛教哲學著作《阿毗達磨俱舍論》回鶻文譯本進行了研究。他先後發表了《回鶻文俱舍論研究》(一)、(二)(《民族語文》1987年第1期，《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英文本刊於歐洲《中亞學報》1989年卷33)兩篇重要論文。
摩尼教文獻方面
早在1978年，耿世民就在北京《考古學報》第4期上發表了引起世界摩尼教界注意的《回鶻文摩尼教寺院文書初釋》(關於此文英國瓦爾維克大學塞繆爾·李奥曾有專文介紹，發表在牛津大學《宗教研究》1981年，卷32)。此長卷為中國著名考古學家黄文弼先生於三十年代在吐魯番考古時所得。1975年東德茨木博士首次對其進行研究。由於他所根據的圖版(附於黄氏《吐魯番考古記》一書後)不很清楚，所以他只釋讀了部分字句。耿氏首次對該文書全文進行了拉丁字母轉寫、翻譯和考釋。
1985年耿和克里木凱特合作研究了一件保存在西德漢堡大學的回鶻文摩尼教文書，發表了題作《西德漢堡大學所藏一件關於摩尼教寺院被毁文獻的研究》的論文(西德《中亞研究》卷18)。
1987、1989年他又先後在西德著名的《東方學會刊》(ZDMG)卷137、卷139中發表了《古代維吾爾語摩尼教故事殘卷研究》(一)、(二)兩篇論文。
語文學方面
民族出版社從80年代起出版了系列叢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收入該叢書中的各卷的封皮都設計得十分漂亮，富有民族特色，各卷的框架都是一樣的，即除正文外，每卷後面都附有分門别類的詞條表，有點像明代的《華夷譯語》。耿和李增祥合著的《哈薩克語簡志》(247頁)出版於1985年，1989年耿又單獨出版了《現代哈薩克語法》(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這兩部書都詳細介紹了中國哈薩克族的人口、分布地區和語言情況。特别要指出，耿世民根據50年代多次深入哈薩克地區進行的語言調查，把中國哈薩克語劃分為東北和西南兩個方言，同時提出了前此從未為别的突厥學家注意過的兩個方言在民族學方面(服飾、飲食等生活習慣)的特點。
耿世民教授可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語文學家philologe」。在此較短的時間内他發表了眾多的有關中亞突厥歷史、古代突厥(維吾爾)語文獻、佛教和摩尼教以及現代哈薩克語方面的論著，從而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我們關於中亞和古代突厥語文的知識。我們衷心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行們取得更大的成果並繼續和加強這方面的國際合作。
原刊歐洲《中亞學報》1989年卷33)
原刊於《突厥語研究通訊》，1993年2期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2/188.html
作者：胡粉 提交日期：2011-03-20 22:52:18
Professor Geng Shimin and Old Turkic studies
Peter Zieme
2009-12-01 08:01:21 作者提供
Annemarie von Gabain wrote in 1989 an article about Professor Geng Shimin for th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Mentioning his activities and his scholarly results in the 70ies and especially 80ies of the past century she expressed her contentment and admiration on his work. She saw that a new door was opened in Turkic studies in China. Geng Shimin was indeed the first scholar in China who inaugurated Turkic Philology. Thus it was a splendid idea to call the Festschrift dedicated to his 80th birthday: 「Studies in Turkic Philology」.
Of course there were scholars before and with him who paved the way, but for the greater part it were his efforts and his initiative in his own way what made it possible. Beside his field studies of modern Turkic languages in Xinjiang and Gansu he was well aware of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something to undertake in order to take part in the international field of Turkic studies.
Geng Shimin has worked in nearly every field of Turcology. As some speakers have already and others will mention special activities of Geng Shimin, in the following I will focus on Old Turkic Philology. Thanks to new interests at the outgoing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and especially thanks to the manifold explorations of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Russia and Japan with their archaeological activities Turkish studies shifted from the stud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Ottoman Turkish to Turkic studies, although this artificial word Turkic did not please Sir Gerard Clauson. But the word itself marks a decisive new step. Now scholars, and the German Wilhelm Radloff can be seen as a pioneer on this way, began to study modern Turkic languages beyond the Ottoman Empire. China entered the international field of Old Turkic Philology with Geng Shimin who made wide-ranging decisions in his own carrier. Today he could look back enjoying his fruits, but instead of doing so, he is teaching and working. Many pupils nearly around the world are now continuing his work.
I
What concerns the edition of new texts, I would like to call Geng Shimin without exaggeration and hesitation a pioneer. Many materials were collected by archaeologists or historians from Xinjiang and Gansu, but our Hoca was always the first who edited the complete texts as much as they were available to him. He had the courage and the enthusiasm necessary for this kind of scholarly work. In the case of the famous monastery scroll for example which had been edited as a photograph by Huang Wenbi in his archeological reports I was perhaps the first one who recognised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the text as it is the only known description of Manichaean monasteries in the 10th century how they were organising their economic life for providing food, dress etc. In my article I mentioned only some passages of the text, because the photographs published at that time were difficult to read. I was happy to see that shortly after my article our Hoca gave a full interpretation of the whole text now preserved at the Historical Museum in Beijing. Since then several studies came out, and we are waiting now for a new study of the text by Larry Clark. Our Hoca studied texts from several collections of China. He not only introduced fragments from Xinjiang including those from Hami as well as from Turpan, but also text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of the Gansu Museum of Lanzhou and others, even from private collections. To mention the last piece first, it is a block print from the Yuan time. It contains a Buddhist text, the Tārā Ekaviṃśatistotra in three languages: Sanskrit, Tibetan, and Uigur.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this block print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is a proof for the theory of Walter Heissig who examined block prints of the same text from the Ming Dynasty and asumed forerunners in the Yuan period. He did not say expressively that the third language should be Uigur, but this is the nearest conclusion, and I believe that the same blocks were used, changing it only by replacing the Uigur by a Mongolian text.
A Buddhist text of great importance is the Biography of Xuanzang translated by Šıŋko Šäli Tutuŋ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1th century. A part of the manuscript belongs to the treasure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Geng Shimin has collaborated with Hans-Joachim Klimkeit to edit parts of its 7th book. The texts from Lanzhou include fragments of a translation of the Avataṃsaka sūtra, the basic text of the Huayan School, further leaves were recently edited by Aydar Mirkamal and Yang Fuxue. Also from Lanzhou is a fragment of the Tattvārtha. Another widespread group of texts translated into Uigur are texts of the Abhidharmakośa-śāstra of which Geng Shimin also edited one fragment.
The fragments of the Abitaki manuscript belonging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were likewise studied by Geng Shimin in several articles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early studies of 1980 belongs the edition of Uigur administrative orders from Bezeklik housed in the Museum of Turpan. In the felicitation volume Dai Matsui gives some new interpretations of the documents. On many other occasions Geng Shimin has studied the Uigur economic documents.
II
While all of the aforementioned fragments are written on paper, I now would like to mention that Geng Shimin is also a pioneer in the decipherment of stone inscriptions. After a study of the stone inscription of Tıyuk (Toyok) he introduced three inscriptions written on ston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Povince of Gansu. While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are written in prose, simply, all Uigur inscriptions are written in verse, in the manner of strophical alliteration typical for a great part of the Old Uigur literature. Recently I was able to find out that also the Suzhou (Sügčü) inscription is composed in this way not mentioned in Geng Simin’s article. After giving a lecture at the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n the inscriptions from Gansu I mentioned this fact to our Hoca. His reaction was prompt: yes, I know, I remarked it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my edition.
III
Geng Shimin can be seen also as a pioneer in cooperation. Since the time when Geng Shimin received a scholarship from the Humboldt foundation in Germany he intensively worked together with Hans-Joachim Klimkeit. They prepared several editions of the Maitrisimit a very important Central Asian text on the future Buddha Maitreya. This text is preserved only in two versions, namely the Tocharian one partly edited by Ji Xianlin, the other better preserved is its Old Turkic translation which was already known from manuscripts from the Turpan region. Geng Shimin introduced the edition of the so-called Hami manuscript to the scholarly world. Later also Uigur scholars edited an edition of the first chapters. In some parts the latter one is better than the German edition as was shown in an article by Jens Wilken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German edition of the first chapters of the Maitrisimit the scholars continued the work together with Jens Peter Laut in a series of six articles in the journal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and some more common articles appeared in other journals like the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Their research culminated 1998 in the book 「Eine buddhistische Apokalypse」. Thus till Hans-Joachim Klimkeit’s premature death in 1999 most parts of the manuscript of the Hami version of the Maitrisimit were published. Now a detailed report is given by Jens Peter Laut in the Festschrift Geng Shimin. Jens Peter Laut and Georges-Jean Pinault inaugurated together with Geng Shimin in 2004 a new series of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comparison of both the Tocharian and the Old Turkic versions of the Maitrisimit. The result of this cooperation are up to now two articles.
A closer look into the manuscript of the Museum in Urumqi launched the result that beside the Maitrisimit another work, namely the Daśakarmapathāvadānamālā, was included. Already in 1993 Geng Shim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Hans-Joachim Klimkeit and Jens Peter Laut published the Prolegomena to an edition of the Hami version of the latter text. Later, after the death of Klimkeit, Geng Shimin edited together with Jens Peter Laut an article about the introductory part of the manuscript in 2000. That work continued in a collaboration of Geng Shimin with Jens Peter Laut and Jens Wilkens, they started a new series with the editions of that important book of Buddhist stories. Beside the above mentioned monastery scroll Geng Shimin also edited Manichaean Turkic texts found in Bezeklik in the 80ies. Here again he worked together with Hans-Joachim Klimkeit and Jens Peter Laut. They edited a very beautiful manuscript that contains an account of a legendary battle of Mani and the Sasanian king Bahrām as well as some parables whose contents is also known from Kurdish fairy tales.
Jens Peter Laut is the scholar with whom Geng Shimin most collaborated, not only in the field of Buddhist and Manichaean texts as mentioned, but they also published a common article about a Christian tomb inscription found near Yangzhou. These editions and studies, and I am sure that I have not mentioned all of them, have enriched our knowledge of the ancient literary language of the Uigurs to a very great extent.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are grateful for Geng Shimin’s work.
As already mentioned by Annemarie von Gabain in her article which appeared just 20 years ago, he not only edited the texts but gave valuable comments, too, always trying to see the materials in the light of our knowledge of the old cultures. And I am sure that we can learn a lot from the high standard of the Old Uigurs, especially in their adaptation of the different religions. This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 has opened the ways to an enrichment of the literary language that we can only guess so far, because the remains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 we know of today are perhaps not more than 5 percent of the whole. Many books have been lost for ever, but some of them may still re-appear as the new finds from the Northern grottos have shown. In a new fragment from Bezeklik about the introduction of Manichaeism it is said that the Manichaean priests from Tocharistan invited by Bögü Xan to Karabalgasun brought about 200 books along with them. One also could mention the mysterious traces of a Buddhist Uigur canon, a topic in which Geng Shimin had shown great interest. Thus one may express the hope that further archaeological and philological activities may enlarge the sources. But this is only the first step. The study of the sources and the evaluation in all aspects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history are motives to encourag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continue Geng Shimin’s work. Today, as I mentioned already, pupils of Geng Shimin are working all over the world. Not all of them can be here today, but I am sure that all of them think of their Bahšı today in one or the other way.
My colleagues in Berlin asked me to convey their greetings and their best wishes to Professor Geng Shimin, and of course I include myself into the long queue to offer admiration and to present best wishes for health and strength. I am sure that Professor Geng Shimin has further plans for his research. Finally I express our wish that ten years later together with the 10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Yusuf Has Hacib from Balasagun we also celebrate the next birthday of our Master.
Kutlug Bolzun!
耿世民教授與古代突厥學
彼德·茨默（著），Dilara（譯）
1989年，馮加班女士撰寫一篇文章介紹了耿世民先生及他在七八十年代的學術研究成果。在此文中，她對耿先生大加讚賞，並稱耿先生打開了中國突厥學的一扇新門。耿世民先生的的確確是開創中國突厥學的第一位學者。因此，為他的80華誕召開「突厥語文學」研討會是值得讚揚的。
當然，在耿先生之前或同時也有其他學者對中國的突厥學鋪路，但是耿先生的成績無疑是最大的。他對新疆和甘肅的現代突厥語進行過田野調查，他非常明白在突厥學的國際領域中國所承担的任務。
耿先生在突厥學所有的領域幾乎都有相關的研究。因為已經或將會有學者提到他的學術活動，我將重點談論他對古代突厥語文學所作出的成績。由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歐洲國家，及俄國和日本多方面的探險活動，突厥學的重點從研究奥斯曼帝國和奥斯曼土耳其語轉向研究突厥學。雖然Turkic這個「人造」詞使克勞森非常不高興，但是這個詞本身就是一大進步。從此學者們，除了研究奥斯曼土耳其語也開始研究現代突厥語。其中威廉·拉德洛夫可視為是突厥學的先鋒。
由於耿先生在職業生涯中的決定，中國加入到了古代突厥學的國際領域。今天，他完全可以回頭盡享他的「果實」。但他反而又是教學，又是搞科研。現在他在世界各國的學生正繼續他的工作。
一．
談到研究新文獻，我毫不猶豫、毫不誇張地稱他為先鋒。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新疆和甘肅地區發現了很多文獻，而我們的hoca，我們的老師總是第一個研究整篇文獻。他對這種學術工作充滿了必備的勇氣和激情。
以著名的《摩尼教寺院文書》為例，我從黄文弼的考古報告中發現該文獻的照片。我可能是第一個認識到這篇文獻的重要性的人。毫無疑問，該文獻描寫了10世紀摩尼教寺院裡是如何安排經濟生活的。
在我的論文中我只翻譯了該文獻的一部分内容，因為很難看清當時出版文獻的圖版。看到我們的老師對保存在北京的歷史博物館的該文獻的完整的研究時我非常高興。其後又有了一些研究，我們現在正等待Larry Clark最新的研究成果。
我們的老師研究了現存中國幾處的藏品。他不但介紹了現存新疆的文獻，包括哈密和吐魯番出土的文獻，還介紹了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甘肅省的蘭州以及一些私人藏品等。
先說一下他最近關於元代的一木刻本的研究。該木刻本含一段佛經，即《聖救度佛母二十一種禮讚經》。該木刻本的重要性在於，他證實了Walter Heissig的預測。Walter Heissig對明代的木刻本進行了研究，並得出該木刻本應該有更早的一個版本的結論。他没有具體的指出是那個第三個語言應該是回鶻語，但是他的結論是非常接近的。而且我認為，同樣的木刻本也用在蒙古語版本中。
另一重要的佛教文獻是11世紀初由Şıngqo Şeli Tutung翻譯的《玄奘傳》。中國國家圖書館也存有一部分。耿先生與Klimkeit一同研究了第7卷。
耿先生還探討了蘭州藏文獻，包括對華嚴宗重要的經典《華嚴經》的回鶻語殘葉。其餘殘葉由Aydar Mirkamal和楊富學研究。耿先生還研究了蘭州本《俱舍論實義疏》。
耿先生又研究了廣泛傳播的佛教經典《俱舍論》回鶻語譯文一殘葉。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大白蓮社經》殘葉也由耿先生首次研究刊布。
耿先生80年代主要研究柏孜克里克出土現存吐魯番博物館的文獻。在《紀念文集》中，松井太對那些文獻進行了新的解釋。耿先生也在經濟文書研究領域取得重要成果。
二．
上述所提到的是紙本文獻。耿先生還是石碑文獻研究的先驅。在研究了吐峪溝的石碑後，他又對甘肅省内發現的三個石碑進行了研究。這三個石碑的回鶻文内容是以詩歌體，而所對應的漢文部分是以散文體記載的。回鶻文獻中這種押頭韻的詩歌體是非常典型的。
最近，我發現Sügçü即肅州石碑文獻也是以這種韻律撰寫的，但耿先生的研究中没有提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關於甘肅石碑的講座時，我對我們的老師耿先生提到這一點。他當時立刻說：「是的，我知道，我的論文一出版我就意識到了。」
三．
耿先生也是各國學者之間合作的開創者。自從他獲得了德國洪堡獎學金始，他與Hans-Joachim Klimkeit先生密切合作。他們一同研究了關於未來佛的非常重要的中亞文獻《彌勒會見記》。這篇文獻只存有兩種語言的版本。吐火羅本的一部分由季羨林先生研究，另一些保存較完好的回鶻語本是在吐魯番地區發現的。耿先生將所謂的哈密本介紹給學術界。後來，又有維吾爾族學者研究了前幾章。就像Jens Wilkens指出的那樣，他們所做的一部分内容，比德文本質量高。
前幾章《彌勒會見記》的德文本出版後，耿先生、Klimkeit先生又繼續與Jens Peter Laut先生合作，在《古代東方研究》學報上相繼發表了6篇論文，另有一些論文在《烏拉爾-阿爾泰學年鉴》等雜誌上發表。他們的研究在1998年的《回鶻文佛教啟示錄研究》一書中達到頂峰。1999年，klimkeit先生出乎意料地死亡。這時，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的大部分已出版。Laut先生關於《彌勒會見記》的詳細研究報告已收錄在《耿世民教授八十華誕紀念文集》中。
2004年，Jens Peter Laut先生和Georges-Jean Pinault先生與耿先生合作開始了《彌勒會見記》吐火羅本和回鶻本的比較研究。至今已刊布兩篇論文。
除了新疆博物館藏的《彌勒會見記》，另一回鶻文獻《十業道譬喻鬘》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視。早在1993年，耿先生與Hans-Joachim Klimkeit、Jens Peter Laut合作發表了《回鶻文「十業道譬喻鬘」研究導論》一文。Klimkeit先生去世以後，2000年耿先生與Jens Peter Laut先生一同發表了《回鶻文「十業道譬喻鬘」殘卷續品研究》之文。現在，耿先生與Laut先生及 Wilkens先生繼續合作對這部重要的佛教文獻進行新的研究。
除了上述提到的摩尼教寺院文書，耿先生還與Klimkeit先生和Laut先生合作，對80年代柏孜克里克發現的摩尼教文獻進行了研究。
該文獻的語言非常優美，講述的是摩尼和薩珊王國國王巴赫拉姆之間的傳奇戰役。除此之外還包括一些也出現在庫爾德人童話中的預言故事。
耿先生與Jens Peter Laut合作最多。他們不僅合作發表了上述佛教及摩尼教文獻，還發表了研究揚州發現的景教墓碑文獻的論文。
這些研究論文、專著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我們對回鶻書面語的知識。當然，我没有提到耿先生所有的研究成果。世界各地的學者們感激他所作出的貢獻。
就像20年前，馮·加班女士在她的文章中提到的那樣，耿先生不僅轉寫文獻，而且還作了頗有價值的注釋。他試圖在古代文化背景下來看待問題。我想我們可以從回鶻人那裡學到很多東西，尤其是他們對不同宗教的適應性。文化適應的過程使文學語言更加豐富及充實。而這種文學語言，目前我們只能猜測。因為我們所知的殘存下來的文獻作品可能不足當時的5%。很多書籍永久丢失了，但就像莫高窟北區石窟那樣，也有一部分新的文獻陸續再現。柏孜克里克發現的介紹摩尼教的一殘卷中提到，吐火羅斯坦的摩尼教教士應牟羽可汗邀請帶著約200本書來到了哈拉巴喇克遜。我們還應提到耿先生非常感興趣的佛教回鶻教規的神秘痕迹。因此希望進一步的考古和語文學研究能為我們提供豐富的資料。但這只是起步。研究這些資料，並確定語言、文化、歷史等多方面的價值，是激勵年輕一代繼續耿先生開創的事業的推動力。今天，就像我所提到的那樣，耿先生的學生在世界各地進行著研究。今天他們不能都來到這裡，但我確定此時此刻他們都想著他們的Bahşı。
我在柏林的同事們要我代他們向耿世民教授表示祝賀和祝福。當然我在這裡同其他學者一起向耿先生表示我的欽佩，並祝他健康長壽。我確定，耿先生有更長遠的研究計劃。最後，我希望十年後能同耿先生一起慶祝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誕辰1000周年，及我們老師耿先生的下一個生日。
Qutlug bolsun！
編者按：這是彼德·茨默教授2009年11月28日在「紀念耿世民先生八十華誕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異國知己，評價公允，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今承茨默教授惠允，將英文、中文全文刊布在此，以饗讀者，亦為耿世民先生壽。
耿世民教授簡歷及著作目錄，本網站已經刊布，地址見：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f01/113.html
耿世民先生也是中國内陆歐亞學研究的先驅，他积極支持「歐亞學研究網站」的建設，在本網站刊布論文多篇，金針度人，嘉惠後學，功德無量。相關鍵接如下：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m3/201.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889.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790.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557.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556.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550.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475.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470.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461.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896.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890.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834.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802.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298.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83.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84.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1/1489.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1/1135.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1/980.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2/1507.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2/1105.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2/833.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2/824.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2/143.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2/141.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d01/1070.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d01/1002.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d01/825.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d01/104.html
編辑：李錦繡
版權所有：《歐亞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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