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堪：吉爾吉特寫本研究的可喜成果

以下引自《豆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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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吉特寫本研究的可喜成果

來自: 示播列(兩頭共截斷，一劍倚天寒。) 2014-02-05 01:28:35

眾所周知，近代歐美以及日本的佛教研究，是以語文學和文獻學為基礎的。而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在佛教文獻的發現和研究史上，堪稱是最為關鍵的時期。我國敦煌、新疆、西藏和尼泊爾、吉爾吉特、巴米揚等地所出梵文佛典的陸續刊布，可以視為這一時期佛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史無前例的新收獲。

對我國西北地區和絲路沿線出土的梵文（及其他中亞語文）佛典的研究，許多歐洲學者都作出了傑出貢獻。舉其最著者，如德國的呂德斯 （Heinrich Lüders，1869-1943）及其夫人（Else Lüders-Peipers，1880-1945）、西克（Emil Sieg，1866-1951）、瓦爾德施米特（Ernst Waldshmidt，1897-1985）、貝歇特（Heinz Bechert，1932-2005），法國的列維（Sylvain Lévi，1863-1936）、本文尼斯特（mile Benveniste，1902-1976）、費遼扎（Jean Filliozat，1906-1982），英國的霍恩勒（Augustus Frederic Rudolf Hoernle，1841-1918，生於印度，1872年在德國圖賓根大學獲博士學位）、貝利（H. W. Bailey，1899-1996）、布臘夫（John Brough，1919-1984），俄國和蘇聯的奥登堡（Sergei Oldenburg，1863-1934）、斯徹爾巴茨基（T. Stcherbatsky，1866-1942），挪威的科諾（Sten Konow，1867-1948），比利時的普散（La Vallée-Poussin，1869-1938）、拉莫特（. Lamotte，1903-1983）等。他們在世界各地的後繼者至今仍活躍在該領域的學術前沿。

尼泊爾所藏佛教梵本，英國官員霍奇森（Brian Houghton Hodgeson，1800-1894）早在十九世紀上半葉（1824-1842年）就已開始進行搜集，所得頗豐。除尼泊爾本國外，這類寫本現亦藏於英、 日、法、德 、美、俄、印度和中國西藏、北京等地。近年來尼泊爾學者與德國等國學者合作，在寫本的保藏、整理、編目和數位化方面都取得了相當成績，有關情况可看該國學人Shanker Thapar在韓國出版的專书：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of Nepal, Seoul: Minjoksa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現存中國西藏的梵文寫本是極其珍貴的人類文化遺產。其載體包括貝葉、紙張和樺樹皮。印度學者羅睺羅（Rahula Sankrityayana, 1893-1963）通曉多種古今語言，學識淵博，於1929年、1934年、1936年、1938年四次赴藏，在各寺廟搜羅和抄錄大量梵藏寫本刻本。在其後的歲月裡，一些印度學者和歐美、日本學者對這些寶藏陸續進行校勘，予以出版，使之逐漸為世人所知。值得一提的是羅氏信奉馬克思主義，曾經兩度赴蘇聯，1945-1947年在列寧格勒大學担任梵文教授。期間與蘇聯考古學家和史學家如托爾斯托夫（Tolstoff）、伯恩斯坦（Bernstam）、雅庫博夫斯基（Yakubovsky）等交往，了解當時蘇聯中亞地區考古發掘的情況，歸國後於1956-1957年用印地文寫了兩卷本的《中亞史》。此外，意大利最著名的藏學家、印度學家和漢學家圖齊（Giuseppe Tucci，1894-1984）也携回數批重要的梵文資料，最近經斯費拉（Francesco Sferra）教授整理，圖齊搜集品的第一卷已由意大利亞非研究院於2008年出版。

在我國，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故學者王森先生（1912-1991）就編出了《民族文化宮圖書館藏梵文貝葉經目錄》，這個目錄在國内外學術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社科院宗教所羅炤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先後編出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和山南地區文管會等地所藏貝葉經目錄，1985年7月1日最終完成了《西藏現藏梵文貝葉經目錄》。

比較而言，中國學術界迄今仍然陌生的是在今巴基斯坦所屬吉爾吉特（Gilgit）地區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出土的梵文佛典寫本及相關文物。吉爾吉特地區位於克什米爾北部，首府為吉爾吉特城。其地當絲绸之路要衝，即新舊《唐書》所載之「小勃律」，高僧法顯、玄奘均曾親履，古代與唐王朝及吐蕃都有密切聯繫，歷史遺迹甚為豐富，其藝術和文化與中亞尤其是于闐關係緊密。西南民族大學楊銘曾撰寫《唐代中西交通吐蕃一勃律道考》（載《藏學學刊》第三輯，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等文，可參看。1978年連接中巴的喀喇昆侖公路建成後不久，出生於奥地利的德國民族學家和考古學家耶特馬爾（Karl Jettmar, 1918-2002）與巴基斯坦著名學者達尼（Ahmad Hasan Dani, 1920-2009）就在這一帶沿印度河流域發現了大量岩畫和石刻銘文，其中摩崖銘刻數量達五千件左右，使用的文字超過十種（包括漢文）。現在巴基斯坦考古部門還在與英、法、德等國學者合作進行探測和發掘工作，領導者為德國考古學家豪普特曼（Harald Hauptmann，1936- ）。

首先報導吉爾吉特梵本佛典之發現的是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1931年6月，吉爾吉特城以西五公裡一個名為瑙波（Naupur）的村莊裡，一群小孩為撿尋柴火，在原本為佛塔、但却廢棄已久的小土丘下挖出了一些樺皮寫本，這一發現引來當地村民的大肆挖掘，大量寫本被挖出。地方政府得知後，制止了村民的盜掘，並對出土文物作了保護。恰好此時斯坦因結束了在新疆的第四次考古活動，返印途中經過此地，親自查看了遺物，並於是年7月發表了簡短報告，同時將自己獲取的一些寫本送交大英博物館。斯坦因離開吉爾吉特不久，法國雪鐵龍考察團也來到此地，隨團考古學家阿甘（Joseph Hachin，1886-1941）將所獲取的若干寫本連同一份簡略報告送交列維。列維此前已看過斯坦因的材料，在檢視了阿甘寄來之物後，把剛出土的六種梵典予以轉寫，成為一篇有關吉爾吉特佛典寫本的專文，刊登在《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220，1932）。列維是第一位對該項重要發現所獲寫本進行解讀且予以發表的學者。

1938年8月，印度學者夏斯特里（Madhusudan Kaul Shastri）主持了一次官方發掘，總共出土約六種佛典和少量零星文稿。而在克什米爾，對大批寫本加以校讀的工作則由加爾各答大學的佛教學者達特（Nalinaksha Dutt，1893-1973）承担。他從1939年至1959年，以《吉爾吉特寫本》（Gilgit Manuscripts）為書名，出版了四大卷共九册專著。至於寫本原件，現今分别收藏於印度德里國家博物館和印控克什米爾室利那伽的博物館，還有一些流散至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和歐美各地，至今尚未完成排序和編目等工作。德里所藏寫本，由印度學者羅怙毗羅（Raghu Vira，1902-1963）及其子世主月（Lokesh Chandra）以《吉爾吉特教寫本》（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為名，於1959-1974年出版了照相影印本。此書1995年再版，共三册。

我國對吉爾吉特寫本最早的介紹是季羡林1950年完成的《論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發現》一文。台灣學者蔡耀明於2000年發表長文《吉爾吉特（Gilgit）梵文佛典寫本的出土與佛教研究》（《正觀》第13期專刊），對寫本内容作了翔實、全面的介紹和論述。2001年為紀念吉爾吉特寫本發現七十周年，王冀青在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出版的《敦煌學輯刊》是年第二期上發表《斯坦因與吉爾吉特寫本》，文章依據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等機構所藏斯坦因考古日記、書信文件等，整理、公布了一些與寫本出土發現有關的原始資料，涉及寫本出土地點、時間及發現之初的轉手經過，但没有涉及與寫本有關的語言學、文書學、佛學等方面問題。在寫本的内容方面，近年台灣的學術刊物發表了一些較有分量的論文，如宗玉媺的《梵語Gilgit寫本兩萬五千頌〈般若波羅蜜經·第十四品〉之校勘及其相關問題》（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九本第二分，2008年）。

總之，數十年來，中國學者對吉爾吉特寫本的關注和研究是很不足的，而印度、日本和歐美各國學者則在寫本的整理、校勘、釋讀、翻譯方面進展良多，並通過相關漢譯本、藏譯本的比較對照，逐漸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寫本研究方法。可喜的是，近年來有負笈海外的學子在這些方面積極努力，黽勉從事。我國對吉爾吉特寫本的研究漸呈方興未艾之勢。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阿富汗及其鄰近地區局勢動蕩，文物外流，國際市場上時有寫本現身。其中一部經或經集的寫本篇幅巨大，足有兩百三十四葉之多，從其題記可知此為梵本《長阿含經》（Dīrghāgama）。學者從書寫材料、字體、形制等方面進行考察，認為它應該出自吉爾吉特，與1931年和 1938年發現的寫本為同一批。此本目前大部分為美國收藏家亞當斯（Rick Adams）、日本已故著名畫家平山郁夫（Ikuo Hirayama，1930-2009）及挪威著名收藏家斯格延（Martin Schoyen）收藏。此外日本東京佛教大學及栗田功等人亦保存了零星葉片。德國慕尼黑大學印度藏學系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教授師從卓越的印度學家貝歇特和施林洛甫（Dieter Schlingloff，1928- ），對梵本《長阿含》有極深入的研究。他把新出《長阿含》的第二十經《修身經》（Kāyabhāvanāsūtra,為經葉的329r4至340r2部分）交該系博士生劉震進行釋讀研究，劉震在導師悉心指導下，完成了這一艱巨任务，並於2008年獲博士學位。劉震又在博士論文基礎上，進行修訂、增補，寫成《禪定與苦修-關於佛教原初梵本的發現和研究》一書，最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复旦文史叢刊》）。

全書分為楔子、引言、轉寫、文本編譯、參考文獻目錄和梵語詞匯索引等部分。作者所研究的梵本《長阿含》的部派歸屬，目前定為「（根本）說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in]」。此前哈特曼教授已依據中亞新疆出土寫本，對說一切有部《長阿含》作了詳盡的研究，還原了梵本《長阿含》的大致結構和内容。作者的同學梅爾策（Gudrun Melzer）則在2006年通過的博士論文裡對吉爾吉特出土《長阿含》作了研究。二人的研究成果為本書提供了研究的模式和體系，而本書則通過對具體實例的探索，使該體系更為完善和全面。

在「楔子」部分裡，作者先對吉爾吉特梵文寫本的發現經過、收藏現狀和主要内容作了簡略扼要的介紹，然後對《長部》和《長阿含》典籍進行概述，重點放在吉爾吉特所出《長阿含》上。這一部分徵引了著名學者如哈特曼、封興伯（Oskar v. Hinuber）、福斯曼（G. Fussman）、榎本文雄、松田和信、魏查理（Charles Willemen）等的論著，對涉及該經源流、部派歸屬、寫本特點諸方面的問題一一進行討論，並列表說明所研究的（根本）說一切有部《長阿含》經目（與漢譯本、南傳上座部巴利文本對照，還注明刊布情況）。關於寫本的語言，作者指出為相對標準的梵語，較之中亞（新疆）所出《長阿含》，其中的中古印度語成分大為減少，為佛教語言梵語化的晚期形態，但仍反映了吉爾吉特的地域特色。本書對寫本的書寫問題也非常關注，參考了在這方面卓有貢獻的桑德（L. Sander）女士以及胡海燕等人的成果，並對梅爾策博士在印度學界首次作的抄經人研究的情況作了評述。

「引言」部分近七十頁，在全書中約占四分之一的篇幅。這一部分對所研究的文本概況和相關問題都作了討論。經文講述的是佛陀和一位名為薩遮 （Sātyaki）的耆那教信徒談論有關修身（Kāya）和修心（cittabhāvanā）的問題。經文以薩遮關於修身的論述開始，在第二部分即文本的主體部分中，插入了佛陀傳記的一個片段，是佛陀在成道前的苦行經歷，這也具有修身的意味，同樣點明了梵文的經題。

作者利用此經的平行譯本，包括一個巴利語文本、五個中亞新疆寫本和對應經文尾部的兩個漢譯文本以及相關藏文譯本，對一些專題進行了論述和考訂，如薩遮之名（全稱為Sātyaki Nirgranthīputra即「薩遮-耆那女尼之子」，還有一個族名Agniveyāyana即「火種居士」）、有關禪定方式的幾個專門術語 （terminus technicus）、經文中三個譬喻（upamā）在内容上的變異以及人們對苦行的評價的變化等。很難得的是，在做這些考證時，作者依據另一導師梅塔教授（Adelheid Mette）的指點，參考和運用了耆那教文獻。書中對寫本的語言和拼寫特色、抄寫錯誤和書寫特點也一一舉例說明。經研究，寫本語言是一種源自中古印度語的發展成熟的佛教梵語，所用字體可定為「原始舍羅陀」（Sāradā）字體的發展形式。

寫本轉寫和文本編譯是本書的主要部分。在進行編譯時，整個文本被分成若干個相對獨立的小段。每個段落之後是對應的漢譯。而後是巴利文本、中亞新疆寫本和兩部漢譯《薩遮經》（篇幅較長的見於《雜阿含經》，另一個在《增壹阿含經》中）。此外還有三個有對應之處的本子：尼奥利（Raniero Gnoli）編訂的出於吉爾吉特的梵文本Saghabhedavastu、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和一切智天（Sarvajadeva） 等在公元八世紀末九世紀初之間所譯藏文本。文本的編輯盡量客觀展示文句的本來面貌，僅在必要時對與經典梵語不一致之處稍作修改。為了便於對照，書前還附有寫本的彩色圖版。

作為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研究吉爾吉特梵文寫本的專著，本書所取得的成績是十分顯著的。在非漢語佛教文獻研究上，西方和日本學者做了大量工作，中國學者與之相比差距甚大，目前我們只能學習和借鑑。但是，從漢文資料入手，通過印、漢、藏對勘的方法，研究文獻的傳承關係和歷史背景，仍有很大空間，我們當積極參與。此書正是朝這一方向努力，這也是這部專著出版的學術意義之所在。

此類性質的專書幾乎不可能盡善盡美。書中也存在一些細節上的失誤，除排印方面的問題外，筆者注意到書中第3頁曾提到發現寫本地區的主要居民為也什昆人（Yeshkun）與西納人（Shina），操西納語，這是伊朗語中的Dardic的一種。其實Dardic諸語仍屬印度-伊朗語族的印度-雅利安語支，並不屬伊朗語，但受到努里斯坦語（Nuristani）和東伊朗語的强烈影響，前蘇聯學者恩捷爾曼（D. I. Edel'man）在1965年出過一本俄文專著。關於吉爾吉特西納語的資料，最近出版了一本德文專著：Almuth Degener, Shina-Texte aus Gilgit （Nord-Pakistan）. Sprichwrter und Materialien zum Volksglauben gesammelt von Mohammad Amin Zia. Beitrge zur Indologie 41；Wiesbaden, 2008。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譯審陸水林曾多次前往被稱為「小西藏」的這一帶地區游歷考察，有相關譯作多篇。已故藏學家黄顥（1933-2004，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是其舅父）寫過《鄔堅巴行記——古代從阿里到克什米爾印度及烏仗那阿富汗的路線》（載《李有義與藏學研究——李有義教授九十誕辰紀念論文集》， 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3年版），陸水林先生則撰寫了《關於〈鄔堅巴行記〉中幾個域外地名》上、下篇（分載《中國藏學》2007年第四期和2008 年第一期）。有興趣了解和研究該地歷史文化及民族、民俗的讀者，可以參考此類文章。

1949年以後，大陸也有少數學者從事梵文佛典寫本的校訂工作，如季羡林先生的弟子蔣忠新（1942-2002）已肇其端；近十年來，北京和南方青年學者都有繼此事者，除本書作者外，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羅鴻博士也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和苫米地等流（Tōru Tomabechi）合作校注的月稱（Candrakīrti）《金剛薩埵成就法》（Vajrasattvanispādanasūtra）梵藏本已於 2009年出版（藏學中心與奥地利科學院合出《西藏自治區梵文文本系列叢書》第六種）。期待這些學術新秀繼往開來，不斷寫出梵文佛典研究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