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按語：
原貼文將 Thich Minh Chau 譯作「清賜法師」。
依據菩提法師自述，此位法師是此書的作者：
Minh Chau, Thich, (1964/1991), The Chinese Madhyama Āgama and the Pāli Majjhima Nikāya, (Buddhist Tradition Series, volume 15),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India.
依據廣淨法師的解釋，Thich Minh Chau 是他剃度師父淨行法師的老師「釋明珠」，而不是「清賜法師」。
版主此處貼文將「清賜法師」改為「明珠法師」，原貼文與此處貼文必有一誤，希望版主的更改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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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c3f1890101cu2t.html
(2012-12-11 12:51:08)
《美國大學生與越南僧侶的巧遇》 (菩提比丘的故事)
1965 年8月的第一周，暑期課程結束後，我打算坐車從紐約到加利福尼亞旅行。我那年20歲，在布魯克林學院(紐約)即將開始大學四年級的生活。我是要去找一個朋友，他在舊金山過暑假，我還成功地找幾個同學同行。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一，我們一早從布魯克林學院附近的早餐廳出發，經過一整天的行駛，我們停在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在朋友家過夜。
這是我第一次到波科諾山西麓，感覺非常興奮。晚上休息得很好，第二天早上，我決定去散步。天氣非常好，我信步而行，穿過安靜的街道，來到一座比鄰威斯康辛大學的湖泊邊，湖面開闊、景色怡人。轉向陸地那側繼續散步，我很快就發現已經置身校園。當我接近校園的林蔭路時，令人震撼的事情發生了：我的視野右側一幢石砌建築物的門突然打開了，一位身穿橙黃色袍子、東亞人模樣的中年人走了出來，跟著出來一位高大的美國男人，然後兩人走在一起，邊走邊談。
我立刻意識到，這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佛教僧侶。此前我從來沒有見過和尚，當時在美國，真正的佛教僧侶屈指可數。我幾個月前才剛剛開始了解佛教，從赫爾曼· 赫塞的《悉達多》(台灣書名為《流浪者之歌》，水牛文庫)裡，我知道佛教僧侶身著藏紅僧袍，所以我認出這人是一個比丘。當時，我被深深震撼了，愕然呆立：這是一個多麼寧靜、沉著的人，他由內而外散發著智慧、尊貴和莊嚴，我從來沒有在西方人身上看到過這種氣度。他身邊的美國人想必是一位教授，表現出恭敬和尊重的態度。這使我想到他可能不是一個普通的和尚而是一位佛教高僧。僅僅是看著他走到對面的路上，我的內心就充滿了喜悦和幸福。我覺得我當時的感覺可能跟某位古印度婆羅門青年相似：當他在路上走著，第一次遇到苦行者喬達摩的弟子的情形。喬達摩就是那位被稱為「佛(覺者)」的人。
我距離他們兩人行走的那條路想必有70碼那麼遠。我想走近這位僧人，問問他是誰，他在做什麼，還有許多其他問題。但我太害羞了，怕自己會顯得很蠢。所以，我只是站在那裡看著他，緊緊注視著他，他們穿過林蔭路用了4、5分鐘，我就在那裡觀察他的一舉一動。我呆住了，我覺得被輸送到另一個生命維度。在我的心中激起了深刻的嚮往。我想這時如果有人在我身後用針扎我，我也不會感覺得到，我深深沉浸在這位僧人威儀氣質中。後來他和教授走到另一棟樓前，教授打開了門，他們走了進去並消失在我眼前，我仍然為這次巧遇感到的喜悅，但現在我的快樂被傷感取代了，因為一想到我失去了叩開東方智慧之門的機會，我的心就沉了下去。我想，從此以後，這位神奇的僧人和我會各走各路，而我們的路可能永遠不會再有交集了。
因緣的運作確實是神奇、不可思議！1966年9月，這件事過去了一年多之後，我進入在加州克萊蒙特研究所(洛杉磯以東25英里)開始繼續讀博士。春季學期的時候，學校裡來了一位越南和尚，還搬到了我研究生宿舍的樓下。但是他不像威斯康辛州那位僧人那樣「寧靜和沉著」，而是「逍遙自在」型，他彈奏班卓琴，唱越南民歌，抽法國香煙，還會做美味的豬肉和雞肉菜餚(雖然在他們的大乘寺院是要求吃素的)，他主修政治學，說話大膽到會讓亨利·基辛格臉紅。出於這些原因，儘管我對佛教感興趣，但一開始還是與他保持了距離。不過，一旦走近他，我就喜歡並最終接納了他作為我的第一個佛教老師。 1967年的夏天來的時候，我們在研究生宿舍樓住同一個公寓，後來一起搬到校外的一所小房子裡。
一天（我想是在1967年11月），他告訴我，一位著名的越南高僧正在美國，名字叫明珠法師(Thich Minh Chau 版主按語：釋明珠，廣淨法師的剃度師父淨行法師的老師)不久將到路易斯安那來。他說明珠法師是萬行大學（ Van Hanh University ）校長，並且在佛學上造詣很深。他在印度那蘭達佛教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還對巴利《中部》和漢傳《中阿含經》做過很重要的比較研究(版主的書架上有這一本書)。我的和尚朋友計畫去洛杉磯見明珠法師，他邀請我和他一起去。
於是，在一個晴朗的深秋早晨，我們拜訪了一戶越南家庭，那位尊敬的僧侶就暫時在那兒落腳。當明珠法師從他的房間走出來，我看見一位身著橙黃色僧衣的中年僧人，他安詳自若，舉止莊嚴，散發著慈悲和智慧。他看起來真的非常像我前兩年在威斯康辛校園見到的那位僧人。不過我還不能確定，因為我可能會分不清兩個東亞中年僧人。我在威斯康辛距離那個出家人大約七十或八十碼，因此看不清他的五官。所以我決定問清楚。但我必須耐心等待，我的和尚朋友、明珠法師和寄宿家庭在講越南語。當我得到一個機會，我問他，「這是您第一次來美國嗎？」他說：「不，幾年前我來過。」我正期待他這樣的回答，然後我問道：「尊者，1965年8 月初您到過威斯康辛大學嗎？」他說：「的確，我當時去拜訪我的朋友，理查德·羅賓遜教授，他在那裡開展佛學研究項目。」我告訴他，那一天我看著他穿過校園。他微笑著說：「那麼，這不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了。」
幾年後，明珠法師再次來到美國（可能是1969），他跟我們在克萊蒙特的住處一起待了幾天。再後來，我計畫赴亞洲受比丘戒並學習佛法，他為我提供了有益的建議，並為我寫了一封美好的介紹信(給權威的亞洲佛教機構)，直到我到了康提(Kandy, 錫蘭)仍然隨身帶著這封信。我去錫蘭期間，正是他建議我跟隨諾那波尼迦長老(Thera Nyanaponika 長老向智尊者 )學法，儘管我幾年都沒有達成目標。在我在錫蘭出家的最初幾年，我偶爾會寫信給明珠法師徵求他的建議，他總是及時而周到地回復我。
1975 年南越被共產黨統治之後，我與他失去了聯絡。但在準備這次講座的時候，我回顧我們早年的會面，這些記憶變得栩栩如生，我感到應該打聽他的情況。通過 internet 互聯網，我聯繫到一個在澳大利亞的越南網站管理員，通過他得知明珠長老雖然衰病但還活著，就住在胡志明市，他有帕金森氏病，年齡想必有90歲了。我給他寫了一封信，並通過電子郵件發給澳大利亞的越南網管，他發給了他的一位越南朋友，也是一位出家人，曾是明珠長老的學生 。
因老病無法工作之前的幾十年中，明珠長老把巴利聖典的《四部尼柯耶》譯成了越南文版——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於是，這裡出現了驚人的、不可思議的事情：1965年8月初的某一天，二十歲的美國大學生偶遇一位年長他三十歲的越南僧人，這位年輕人後來成為《中部》的共同英譯者(另一位譯者是已故的髻智長老 Thera Nyanamoli)、《相應部》的英譯者，並有望翻譯《增支部》(版主案語：《增支部》的英譯於2012年出版)；而那位越南長老將四部尼柯耶翻譯成了越南文。美國學生在那個時候並未有人從事佛教研究，只是剛剛開始了解佛教。他無意中遇到了和尚，而事實上他們甚至沒有面對面遇到。從客觀的因果關係的角度來看，相遇是純粹的巧合。美國青年在城裡散步時那麼偶然的一轉彎，遠遠地看到了這位和尚。然後他走了，甚至不知道他是誰，和尚則根本沒看到美國青年。
但是，是什麼讓我決定那天早上出去散步，並沿著湖濱轉向校園呢？而且恰恰是在那個地點那個時刻呢？它真的完全是隨機事件，僅僅是一連串隨機的決定嗎？如果我們生起這些懷疑，那麼我們就會問：「導致這種巧合的更大的聯繫紐帶是什麼？在同一時間我去加州、長老去威斯康辛？」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和朋友計畫提前兩天離開布魯克林，但在最後一刻車出現故障使得我們不得不延遲到周一早上啟程。如果按原定計畫，我可能就會錯過與和尚的相遇。
當我離開校園，我確信我們不會再相見，我並未有意識地促成了一系列與他再次見面的決定，也未作任何故意的設計來使我們再次接觸。而且，這一次的見面我們可以面對面，成為佛法的同行者。我選擇了一個研究所，最終使我接觸到另一個越南僧人並與我成為朋友——但我去念研究所時甚至不知道這位僧人會來(事實上，我對越南佛教僧侶一無所知)；通過我和他的友誼，我見了兩年前那位留給我深刻印象的出家人——卻不知道這兩個和尚是相識的。多年以後，當我開始著手翻譯巴利聖典時，我雖然知道明珠長老寫過巴利聖典和漢譯《中阿含》的比較研究，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一直在將巴利聖典翻譯成越南文。我們的工作都是將其譯成我們各自的母語，我們做的工作幾乎是相同的。那次威斯康辛大學的巧遇（我從未回到過那裡，可能今生也不會再去），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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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CH MINH CHAU 中文只有一個譯法，釋明珠，他是我師父的老師而不是我老師的師父，我老師父的師父是釋玄微。釋明珠長老去年2012年圓寂年九十二歲。至清賜長老，不知越文名字為，無所知。1966年起至1980有位越南法師在加州很活躍是天恩法師THICH THIEN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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