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願在中國建立印度學研究

 

以下引自《豆瓣網》 2012-05-29 03:53:46 来自: 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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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 《文匯讀書周報》 記者朱自奮 報導

「我答應過哈特曼教授，在中國建立印度學研究。這是承諾，一定要實現。」

復旦大學光華樓辦公樓裡，記者見到了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教授劉震。這位留學德國，主攻古典佛學研究以及吠陀課程、中古印度語文獻等冷門領域的「70後」青年學者，給人的第一印象是爽朗而沉穩，言談中隱隱透出一種學術使命感。平時在復旦教「印度文學史」、「印度宗教典籍導讀」以及梵語等課程，研究的是印、藏、漢佛教文獻比較等冷門專業，劉震完全不受當下日見浮躁的大學學術環境的影響，只是定下心，兢兢業業地埋頭耕耘，將他的學術視野牢牢專注在他鍾愛的印度學領域。

走上印度學研究的道路，對劉震來說似乎冥冥中自有安排。身為上海人，劉震高分考取當年最熱門的經濟專業，畢業後進了一家銀行工作，但這份常人羡慕的高薪、安穩的工作令他深感無聊，想換個環境，去德國留學。劉震被慕尼黑大學經濟學系錄取，出於對佛教的好感，他打算將印度學作為一門副修課程。但是當他在開學前去印度學系咨詢有關選課信息時，與系主任哈特曼教授的一番談話，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印度學成了他的主修專業，哈特曼成了他的碩士和博士導師。隨著學習的不斷深入，劉震對印度學範疇下的佛教以及佛教之外的印度學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為那個廣闊絢麗的嶄新世界所折服。「德國的印度學流派不勝枚舉，但我還是誤打誤撞入了中國人最熟悉的那個門派。」劉震在德國印度學譜系中是屬於呂德斯、瓦爾特施密特那一派（即兼治佛教寫本和印度藝術史的），後者的學生中有季羡林、施林洛甫和貝歇特等知名學者，而施林洛甫和貝歇特正是他導師哈特曼的導師。「比起之前在國內的時光，這七年可說沒有虛擲。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師和朋友。」

劉震的導師哈特曼教授是著名的印度學家、藏學家和佛學家，也曾修過漢學。他將瓦爾特施密特所倡導的梵、巴（利文）、藏、漢綜合寫本研究方法推向了一個更高的層次。劉震的碩士論文寫的是〈《彌勒下生成佛經》———各個版本的比較並附梵本的德譯〉，讀博期間，哈特曼給他一個在吉爾吉特發現的梵文佛經寫本《長阿含經》中的一部經———《修身經》的掃描件，要求劉震讀出寫本中的每個字母，並做翻譯、整理、研究。哈特曼每周固定雷打不動地開設一次專門的研討課，讓劉震宣講他所翻譯整理的梵本和譯文，全體師生一起討論———這樣的形式很像我國古代的譯場。經過兩年努力，劉震的博士論文《禪定與苦修———關於佛傳原初梵本的發現和研究》終於完成，其漢譯本於201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劉震還對印度學中最瀕危的兩個方向感興趣：吠陀和中古印度語，為此劉震付出了艱辛努力，但他樂在其中，笑言「如有來生，仍願繼續研究印度學」。從事這樣一般人看起來冷門的學科，對劉震來說，有任何意義？「首先是基於純粹的學問———比如，語文學（philology)的興趣。純粹的學問是一門宗教，它讓人內心純淨，它不是謀生的手段，而需要人們為之奉獻。」劉震說，「其次，我答應過教授，在中國建立印度學。這是我的承諾，一定要努力實現。」

「當初選擇學印度學，是因為希望可以由此深入學到佛學。但後來發現，印度學最好能發展一些非佛教的因素，因為佛教太強大了。如果開一個世界梵語大會，到會的人可能都是某一屆世界佛學大會的成員。而印度學作為一門學科，首先要關注很多東西，佛教太強的話，其他方向會受抑制。」
劉震對自己的學術研究評價很平和：「我仍只是一個佛學家，我的研究中最深入的是佛教研究。印度學的這兩個研究方向是自己的興趣，但研究水平還不能稱達到國際學術水準。」

劉震談到印度學在全球範圍內處在逐漸衰弱的狀態。「印度學的中心在德國。而德國這個學科也衰弱。我今年五月回了一趟慕尼黑，去聽教授的課。教授告訴我，他的課上只有他一個德國人，聽課的學生都是亞洲人，且主要是中國人。」劉震說：「現在德國大學裡也有許多來自歐陸之外的、跟院系自身沒關係的項目，參加者只需用英語就可對付，比如佛教心理學之類的題目。樂於坐冷板凳研究文獻的人越來越少，而表面花俏，能整來錢的項目越來越多。以古典學為基礎的那些傳統專業在歐洲已岌岌可危，包括德國在內的很多歐洲國家都放棄了將母語作為學術語言。很多研究古典學及其衍生專業的德國學者對未來很沮喪，有不切實際想法———希望那些在德國都無法生存的專業能夠移植到中國，因為他們認為中國有錢，人多，有聰明的學生。」

談起印度學研究對當下中國的意義，劉震認為，中國和印度是幾乎對等的文化體。但中國對漢學的重視，相比對印度學的態度，如須彌山之於芥子。漢學和印度學在國外是幾乎對等的學科。在日本，有為數眾多的人在搞印度學，而在中國，儘管中國跟印度有那麼多文化聯繫，但印度學在中國幾成絕學，這是不可思議的。「我們不願發展印度學，無非覺得難，因為它要求研究者從梵語學起。在德國學梵語不算稀奇，可在中國，目前拿到職位的梵語學者不到十個。」

「除了印度，沒有任何其他國家的文化對中國有這麼深的影響。你看我們平時說話有多少佛教詞匯？比如剎那、業報等。佛教已完全融合在中國文化裡。除了文化中無法迴避的歷史原因，也有很多重要的現實原因，涉及外交、政治、經濟等領域。就學術研究來講，中國如要成為一個學術大國，各學術門類需要齊全。但現在中國文科的學科設置有大問題。印度學的分類被歸在外國文學裡。填表時找自己的印度學專業，屬於三級學科。在國外印度學是一級學科。」從德國留學回來之後，劉震來到了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工作。院長葛兆光教授所倡導的中國與周邊關係的研究特色很契合他自身的研究重點。

劉震的未來研究計劃包括新疆和西藏地區新發現的寫本研究，以及早期的漢譯佛典研究。目前國內學者的早期漢譯佛典研究這一塊比較弱，因為既要涉及到佛經古典漢語研究，也要涉及到梵語研究。

眼下，劉震正在為印度文學經典《梨俱吠陀》的「真正意義上的漢譯」作前期準備。「國外印度學起源於吠陀文學，這是印度學的根本。《梨俱吠陀》是雅利安人留在印度的第一本文獻，在此之前古代印度文明沒有任何文獻留下。它保存了雅利安人在歐洲的記憶，也保留了雅利安人踏上印度土地的最新鮮的經歷。《梨俱吠陀》在歐洲已被研究透了，在日本也有頂尖吠陀學家。但中國對吠陀研究不重視，也沒人做。《梨俱吠陀》從來沒有過完整的漢譯本。第一步，我想從德譯本參照梵文來譯《梨俱吠陀》。」

「要建立一個新學科，要從學科根本上講究正宗、純正。不能急功近利。希望我的翻譯在社會上能引起一些人的興趣，讓後來人從此開始發展印度學。」劉震提到他在翻譯的《印度文學史》，有關印度藝術史的《圖像與敘事》，有關耆那教的《從棄絕到解脫》等著作，說：「我們這批人，在中國印度學研究中，是屬於起奠基作用的人。真正要在世界上達到有話語權，還要一兩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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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網》 2012-05-29 04:05:16 来自: 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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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震老師--- 來自《復旦青年》

〈劉震：我願意生生世世請聽梵唄的清音〉

「社會經濟史還是印度學？」

2001年4月的一天，德國慕尼黑大學印度學系長長的走廊裡走進了一個 29 歲的中國留學生。初春的慕尼黑大學風和日麗，草泛新綠，他卻無心欣賞窗外風景。系主任哈特曼 (Jens-Uwe Hartmann)教授辦公室的門始終敞開著，但劉震還是站在門口稍稍遲疑了一會兒。當時的他並不知道，迎接他的，將是一個前所未見的印度學世界。

在困境：找到一支「魔笛」
在外人看來，劉震29歲之前的生活順風順水。90年代從華東師範大學經濟系企業管理畢業之後，被分配到上海市建設銀行，待遇優厚，工作清閒。他的生活似乎走在一條光明大道上，雲蒸霞蔚，安逸富足。但只有他自己心裡清楚，這並不是他的興趣所在，銀行的工作做得毫無成就感，令他厭倦和痛苦。

內心的苦悶無人可解，只能從佛經裡尋求慰藉。所幸還能以音樂為友，他60平方米的家中時常回旋著德國古典音樂，尤其是莫扎特的各類交響曲和歌劇，或肅穆莊嚴或明朗歡快，讓他暫時與現世的煩惱揮手作別。那時去他家，也許會聽到莫扎特歌劇《魔笛》的序曲，精美的弦樂聲華麗而且流暢，如泉水源源涌出，象徵著光明和美好的生活。

因為聽不懂歌劇裡面的好多德文，他報了一個德語班。時值世紀之交的出國熱，班上的同學除了他都忙著出國，看著周圍的同學來去匆匆，充滿幹勁，他突然看到了生活的另外一種可能性。心裡不斷有個聲音試探著問自己：「我要不要也出國看看呢？」這種聲音不斷擴散，越來越響，似乎成為擺脫荒蕪生活的一枝「魔笛」。

於是他開始著手出國事宜。在親友的一片嘩然聲中他辭掉了銀行工作，妻子對此沒有多說什麼，「我們那一代人的想法大多天真，不會考慮太多。」作為家中獨子，安撫父母的工作成了他唯一頭疼的事情。他一再保證「去德國深造是為了將來生活更好」，才打消了二老的疑慮。

拿到護照之後，他北上赴京繼續學習德語。有個同班女生在佛學上有所造詣，看到劉震表露出對佛教的興趣，便對他熱心指點，在她的影響下，劉震萌生皈依了佛教的念頭。劉震回到上海之後，她還曾打長途電話鼓勵劉震堅持學習梵語。

90年代末，工商管理成為了中國最熱門的專業之一，「班上的同學削尖了腦袋想擠進德國各類大學的工商管理專業，可是我才不要學那個呢，完全沒興趣。」雖然毅然決然地辭掉了工作，劉震對自己將來要學什麼專業並沒有很明確的認識。「那個時候很像現在高考填志願的考生，逮什麼填什麼。我本來想念民俗學，可是被拒簽了。當時手上還剩下一張慕尼黑大學社會經濟史專業的錄取通知書，就又申請了一次簽證，這一次，簽證辦得很順利。」

在歧路：「社會經濟史還是印度學？」

2001年四月末，劉震告別親友，前往德國慕尼黑。臨走時，母親叮囑他「希望你能留在德國，把生活過得更好。」

離開時，上海已是花開綠叢，萬物葱蘢的深春景象，而慕尼黑卻寒意料峭，下起了小雪。「洋溢著藝術和啤酒的氣息，慕尼黑更像一個鄉村座落於眾山群岳之間。」詩人海涅曾這樣形容慕尼黑，它兼具大城市的繁華和原巴伐利亞王國都城的古樸風情。

來不及仔細打量這所美麗的陌生城市，更為現實的問題擺在了他面前，慕尼黑大學提供的住宿已滿。他先在朋友的朋友家住了兩晚，然後被告知必須離開。在這個偌大的城市，他找不到棲身之地，無奈之下，只有住進青年旅社。白天他游蕩在慕尼黑的街頭，一旦看到中國人的身影，便上前搭訕，「你可以帶我回家住麼？」

這樣煎熬了兩天，終於遇到一個肯帶他回家住宿的中國人，雖然地方在鄉下，離學校有一個多小時的火車車程，也總算是安定下來了。

安排好住宿之後，他前往學校註册。作為一個準佛教徒，他希望對佛教有更深刻的了解。他聽說印度學和佛學的聯繫很緊密，所以對印度學也有些愛屋及烏。他本來打算將印度學作為一門副修課程，但是當他去慕尼黑大學咨詢有關選課信息時，被告知印度學只能作為主修專業不能作為社會經濟史的副修專業。

「社會經濟史還是印度學？」這是個問題。

糾結一段時間之後，他確定自己對政治經濟學不感興趣，但又不清楚印度學的研究方向與佛學到底有多大關係，於是決定找印度學系系主任哈特曼教授(Jens-Uwe Hartmann)談談。哈特曼教授是國際著名的印度學家、藏學家和佛學家，也是一位極具有個人魅力的老師。面對遠道而來的中國學生，他耐心解答了劉震心中的疑問，強調印度學和佛教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學習印度學的過程中，你將學習梵語，巴利文和藏文，而佛經大多是用這幾種語言寫成的。並且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要想了解佛教的歷史起源，必須要對印度的歷史、宗教、哲學追根溯源，而這，亦屬於印度學的範疇……」

發現學習印度學可以接觸到自己感興趣的領域，劉震心中的一塊大石頭著地了。他決定聽從內心的意願，放棄原來的專業，轉修印度學。

妻子還是一貫地支持他，只是母親聽說這個消息之後，在電話那端久久說不出話來，但相隔萬里，也無可奈何。為了減輕家裡的壓力，爭取父母的諒解，劉震決定不要家裡任何資助，打工籌集學費和生活費。

在德國：不曾虛擲的時光

如果有機會站在慕尼黑奧林匹克電視塔上遠眺這座城市，你會發現整座城市被樹木緊緊地擁抱著，幾乎看不到超高建築，很多人倚在街邊簡陋的高台邊喝著啤酒，或悠閒地坐在草地上享受陽光。但是在這兒，你一定看不到劉震的身影。

他在那兒呢？或許在寶馬工廠的流水線安裝零件，或許在中餐館刷盤子，或許在慕尼黑國際機場包裝產品……劉震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文系兼職圖書管理員，很輕鬆，薪酬也低，難以維持生活，於是他在周末和假期打零工做體力活。去寶馬工廠的流水線安裝零件每小時可以掙到18馬克，去中餐館刷盤子每天可以掙到63歐，薪酬最高的是在慕尼黑國際機場包裝產品，夜班的话，一夜可以賺到一百多歐。他幾乎把德國人不願意做的藍領工作做了個遍。

「也不總是那麼好運的，最倒霉的是幫一個清潔公司的老板打掃廁所，勤勤懇懇工作了幾周，最後結帳的時候發現薪資比事先談好的低很多，交涉之後老板表示會把錢補給我，但是最後還是沒有下文了。」

不工作的時候，劉震的生活和大多數德國人一樣，簡單而規律。

早上8 點多，劉震起床，早餐是牛奶加餅乾，然後去學校上課。

慕尼黑大學的文科主樓是氣勢恢宏的巴洛克式建築，高樹蔽天，濃蔭匝地。而當時的印度學系棲身於主樓之內，冬暖夏凉，十分安靜。這裡像是他的「桃花源」，謀生的艱辛暫時離他而去，他盡情享受著這門學科給他帶來的快樂。

10:15，最早的課開始了。

第一學期他幾乎聽不懂老師上課時所教授的德文，只能下課找同學借筆記，再去圖書館查閱詞典逐行翻譯。實在學不下去的時候，他把佛陀當成自己的榜樣——佛陀29歲出家，歷經萬苦，終於在36歲大徹大悟修得正果。

上午如果沒有課的話，他會去圖書館查閱各類德文資料，他越來越發現，這門跨多種文化、語言的學科才是真正讓他興奮的東西。他像一個走進新天地的孩童，陶醉在印度學的世界裡，為那個廣闊絢麗的嶄新世界所折服。他的導師哈特曼教授考慮到劉震的年齡因素，建議他研究較易上手的寫本。在劉震撰寫論文期間，他每周組織相關研究領域的師生為他開設一次專門的研討課，讓他宣講所編輯的梵本和譯文，與會者可隨時作評注指點，如遇放假，也雷打不動，最後幫助劉震定稿——這樣的形式很像我國古代的譯場。劉震逐漸掌握了梵文、藏文和巴利文，對印度學範疇下的佛教以及佛教之外的印度學有了更深刻的了解。2005年，他寫的論文：〈《彌勒下生成佛經》——各種文本的對比並附梵本的德譯〉通過了碩士答辯，提前拿到了碩士學位，並獲取繼續深造的資格。博士生期間，他作為主要承擔人參與了《長阿含經》寫本研究，並擔任了慕尼黑大學的教員。

中午，他習慣在食堂吃飯，飯後逛逛食堂門口的書攤。

13:15，下午的第一節課開始了。

推開教室的門，看到的也許是梅塔教授，她是哈特曼教授的第三位導師，原從事古典學研究，但後來轉投入了印度學「偏門」中古印度語與耆那教研究。她開設的課程總被學生認為很艱澀，她每周開設兩門課程，一門是中古印度語文獻，另一門則由學生決定。作為她為數不多的聽眾之一，劉震總是有效地行使表決權——每次都懇請她開設吠陀課程。這兩類課程因為所謂的「投入產出比」低下而少有人問津。而印度學中最瀕危的這兩個方向，劉震卻有幸在慕尼黑大學每個學期都得到教授，那怕有時課堂上只有他一個學生。

當他曾慨嘆此生開始印度學研究太晚，而向梅塔教授發願，願生生世世做她的學生時，她笑答道：「生生世世？那時我已經涅槃（耆那教也有涅槃之說），不再輪迴了。」

下午放學後去超市買菜。大多數情況下，他一周買一輪菜，事先觀察到那些店什麼東西便宜，就抽時間分幾天逛下來。

晚上7 點之後，他開始做晚餐，一次做了吃幾頓，但保證至少三菜一湯，其中至少有一個菜是新鮮的。他自詡手藝不錯，「如果博士畢業了找不到工作，就在德國開一家中餐館，肯定能做到業餘的前十名！」多年以後，他回憶起那段經歷，臉上涌出俏皮的笑容。

晚飯後，他看書寫作業。有時也會在房間裡里放一些古典音樂，或是出門散散步。

初到德國時，他住在鄉下，常去田間和森林散步。雖然後來多次搬家，也總會找到有樹林的地方散步，在雲杉的濃蔭裡，四面寂無人聲，他一邊享受著清涼的夜風一邊組織論文的詞句。

修讀博士期間他作為主要承擔人參與了《長阿含經》寫本研究，經濟壓力減輕，偶爾他會去音樂廳欣賞古典音樂。冬天的晚上從音樂廳出來，地上積著白雪，天是深藍色的，教堂的牆是黃色的，賣藝人在街邊吹著圓號，劉震說那是七年留德時光之中，最為詩意的一刻。

晚上12點左右，他上床睡覺。

時光就這樣不徐不疾地流過了七年，回國之後他在自己新書的後記裡面寫到：「總之，比起之前在國內的時光，這七年可說沒有虛擲。」

在復旦：我願意做一個研究印度學的工兵

2006年的冬天或者更早，在光華西主樓1608，會有一個穿著球鞋，牛仔褲，磚紅色襯衫的中年人，在一群學生面前逐字逐句地大聲誦讀梵語。他就是利用回國休假時間為學生義務教授梵語的劉震。
因為當時的復旦大學並沒有完整的梵語課程，回國休假的劉震便到復旦為古籍研究所的學生義務教授梵語。從一個學生到一小班，這種沙龍性質的教學一直持續到現在。一整輪梵語教下來，能堅持到最後的學生只有三四個。「梵語太難了！作為一種死語言，要堅持學下去太需要時間和毅力了！」一位中途放棄的學生如此抱怨道。但是劉震依然教得不亦樂乎，他還藏著一點小小的私心：「希望學生能通過學習梵語，了解到印度學這門學科，並對其產生興趣。」

2009年，劉震博士畢業之後憑藉出色的學術經歷被復旦文史研究院引進，成為文史研究院的副研究員，由此正式開始了他在復旦的新生活。

周一下午他會旁聽德國同事Eberhard Guhe上的印度哲學史。Eberhard Guhe是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博士，曾在德國美因茨大學執教。今年經劉震介紹進入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擔任副教授。劉震認為他是「中國最好的印度學家」，「我在復旦做得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幫忙引進了Eberhard Guhe！」而在復旦教授印度學的，也只有 Eberhard Guhe和劉震兩個人。

接下來，他在光華西主樓28樓的會議室為學生義務教授巴利文。幾個學生圍著桌子坐一圈，每個人翻譯一小段巴利文，由他來評點翻譯的優劣。

晚上，光華西輔樓402，他為中文系的學生開設了一門《印度文學史》，前兩周來聽課的人不少，但是第三周正式來上課的同學只有8位，「前兩周來的人那麼多，今天人這麼少，你們太欺騙我的感情了。」

周二下午一二節课，是他教授梵語的時間。

兩年前，外系的一位同學對古典語言的興趣選了劉震的梵語課，那也是劉震在復旦第一次正式教授梵語。走進教室，看到偌大的教室只有7個同學，他不禁心想：這教室怪冷清的。

上課鈴一響，他馬上打消了自己之前的想法。在劉震的課堂上，每個人都很自由，學生可以隨時打斷他，與他進行爭論。他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查閱文獻。他和他在德國的導師梅塔教授一樣，總是會為學生提供遠遠超過想象的豐富資料，只要學生表現出對印度學某一領域的興趣，他都會毫不猶豫地給學生提供相關書籍。

「我們這個學科的大師大多是一些不苟言笑，沒有生活情趣的人。」這樣看來，劉震算是個異類，他鼓勵學生享受生活，盡可能找機會帶學生去上海博物館參觀一些與印度有關的展覽。有時還會帶一些核桃來上課，下課後分給學生吃。他是阿根廷球迷，也喜歡網球，上學期還組織上古史團隊到五角場大屏幕前看世界杯德國隊的比賽。

下課後，通常是劉震接待學生的時間。有一次，一個學生想要梵語大詞典的電子版，卻沒有帶U盤。他打開書櫥，從滿滿的書櫥裡抽出兩本梵語大辭典，找出一個紙質的袋子，讓他帶回家查閱。

他辦公桌電腦邊上放著一只可愛的毛绒貓咪文具袋，貓咪的絨毛「保養」得鮮亮如新，烏溜溜的眼珠又俏皮又羞澀。這是他在百貨商店的玩具店裡，從一大堆毛絨玩具裡挑出的NICI牌文具袋。

「我只喜歡NICI的毛絨玩具。」他一本正經地邊說邊翻出NICI的標籤。「這是典型的德國貨，德國人做事情不計工本的，做得很慢很慢，但是很精緻，精緻得叫人感動。」

周三晚上，劉震為復旦學院的同學開設了一門通識課，這是他上過的學生人數最多的課。「人太多了，一時都有些不適應。」

周四到周日，他沒有教學任務，大多數情況下在家裡面看書，翻閱資料，寫論文。最近他在翻譯一些德國印度學家的德文傳记。

周六他偶爾回學校的教師宿舍曬被子。辦公室屬於他的空間裡擺滿了各種書籍，可是書還是多得放不下。於是他每月花五六百元租了一間學校提供給老師的宿舍。房子是一樓靠近樓道的第一間，空間很小，入門處擺了一個被塞得滿滿當當的書櫥，書桌上堆滿了從德國郵寄回來的書和一個電熱水壺，房間還勉強塞得下一張簡易單人床，他一般中午在這裡睡覺，可一樓實在潮濕，被子總有股霉味。

他對這個房子還算滿意，「租金跟買房子比還算可以接受啊。」他如今依然住在出國前那個60平方米的房子裡。

「你要是留在銀行工作，物質生活肯定要比現在優越很多！」母親時常嗔怪他。

「後悔麼？」

「當然不！以前在銀行上班的時候，我每天當都像是去監獄坐牢。現在呢，我每天都盼著去學校。因為我就是在做我喜歡的事情啊。現在很少有人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這一點，連我都羡慕我自己。」他笑得理直氣壯。

他說他實在很滿意現在的生活，如果說還有什麼期望，那就是「十年後，印度學能在復旦發展的更好。」

1945年，季羡林先生受聘於北京大學，新設了東語系，季先生成為梵語和巴利語的第一位教授。那時，印度學是外國文學之下的一個子學科。2009年，季羡林先生辭世，各類悼詞皆強調他是國學大師，卻甚少提及他研究的專業——印度學。

在國內，印度學按照現行的學科分類法則，仍然只是外國文學之下的一个子學科，其發展史幾乎可以等同於北京大學的印度學研究發展史。包括吠陀、耆那教和印度藝術史在內的印度學諸多方面，我國完全是空白。

劉震認為，「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局面，一方面是印度學在我國學科體系中既不能體現其應有的地位，也不能涵蓋其實有的內容；另一方面是我國沒有其他高校能分擔該學科種類繁多的研究方向。」

在復旦，圖書館裡的涉及印度學資料較少，教師只有劉震和Eberhard Guhe兩個人，能堅持學梵語的學生並不多。國內最通用的梵語教材是德國人A.F.施坦茨勒所寫的《梵文基礎讀本》，它由季羡林翻譯。時值文革，季老手邊沒有梵語詞典，因此這本教材的一小部分內容並不通順。更讓留震憂心的是，國內並沒有一本完整而嚴謹的梵漢詞典，只有已故的福建師範學院教師羅世方翻譯 MacDonell的未完稿。

現在，每天都有很多事情等著劉震去做。他要編一本完整的梵漢大辭典。因為語言是一切文科研究的基礎，任何嚴肅的研究，都必須從對大量的基本詞匯，建立起基於實證考量的共識開始。他要上好最基礎的語言課和導論課，因為有了好的學生，印度學這個學科才能發展起來。

「我們這個學科現在最缺的不是天才，而是工兵。」天才固然能量巨大，但燃燒時間有限，一個學科要想成長起來，必須要靠很多很多願意做實事的工兵們將一簇簇小火苗匯聚成火焰，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我願意做一個研究印度學的工兵，腳踏實地做一些事情。」收起俏皮的笑容，他鄭重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