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抄本與《馬可波羅遊記》---以文獻學的立場

將「佛經寫本」與《馬可波羅遊記》相比擬，乍看之下，有一點「依凡情測聖解」、「不倫不類」的感覺，但是如果閱讀所謂「安世高翻譯」的《佛說轉法輪經》：

《佛說轉法輪經》卷1：「時有千比丘諸天神，皆大會側塞空中，於是有自然法輪，飛來當佛前轉。佛以手撫輪曰：『止！往者吾從無數劫來，為名色轉，受苦無量，今者癡愛之意已止，漏結之情已解，諸根已定生死已斷，不復轉於五道也。』輪即止。」(CBETA, T02, no. 109, p. 503, b5-11)

看來，《春秋公羊傳》所說的：「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佛經的寫本也無法避免。

「佛經寫本」與《馬可波羅遊記》兩者的共同點是，原創者口頭傳述之後，聽聞者並未馬上記錄下來，即使記錄下來也無法在日後記錄得真確；即使記錄得真確，也無法避免後面世世代代、層層疊疊的抄錄者，或無心而遺忘、或有意而增刪，讓「原創作的成品」(假設有此原作)難以辨識。

兩者的不同點是，前者可是經過五百阿羅漢欽定審核過，而且佛教老師、弟子之間嚴肅地傳授「聖學」，可不是後者出自嬉笑怒罵、稗官野史作為茶餘酒後的笑談可以比擬。

但是，可能有人會出面提出不同的意見，譬如靈山會上，佛陀拈花，迦葉微笑，此一公案可不是所有宗派都認可是正史、正宗。又譬如維摩示病，文殊問疾，《維摩經》中，十大弟子一一接受維摩的教示，連即將下生的彌勒菩薩也挨訓而推辭。我不曉得為何要有人接受這麼一部「不入結集」的「經典」？

所以，讓我們從版本學與文獻學的立場看看《馬可波羅遊記》與「事實」之間的差異，再回來思考佛教文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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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8020890/

馬可波羅及其旅程 by Peter Jackson

2012-03-08 23:25:31 來自: 小動物

1998年是「馬可波羅行紀」寫作700周年紀念。馬可波羅作為第一個稱到達中國並返回的歐洲人，已經家喻戶曉。大家認為他把麵條傳入了意大利，或是把意大利麵傳入中國。在提到忽必烈汗的大都、蒙古的驛站系統、阿拉伯海的馬匹交易以及十三世紀印度西北邊境的政治局勢等問題時，他都被視作權威。1986年出版的《馬可波羅傳》包括了2300個在歐洲語言中獨有的詞條。

但是對於馬可波羅的可信度一直有所爭議，有人認為，馬可波羅最初回到威尼斯時遭到懷疑，主要是因為大家不願意接受它所描述的那個高度制度化的、熱情好客的蒙古帝國，畢竟該政權從1240年代起才被西方人所認識，並且在歐洲基督徒們的觀念中絕對是一群未開化野蠻人。 而現在還是有人懷疑他，幾年前，Dr. John Critchley的一本書認為，馬可波羅的書作為一種資料，與其說是反映十三十四世紀亞洲的真實情況，還不如說是反映那個年代歐洲人的觀念。對 Critchely而言，《波羅行紀》的真實性是其次的問題。 最近，吳芳思（Frances Wood）博士質疑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她認為這位著名的威尼斯人很可能並沒有到過比君士坦丁堡或黑海更遠的地方。 她的理由是：第一，馬可波羅漏寫了裹腳、飲茶、長城等細節，而真正去過中國的人不可能不注意到這些。第二，中國的史料中從沒提過波羅的名字。第三，要不然就是馬可波羅在說謊，反正他號稱參與的中國城市圍攻戰發生在他到達中國的前一年。這些理由中，沒寫長城那個比較搞笑，因為我們都知道那會兒長城還沒修建，牆可能是有一些，但跟我們今天看到的那種連續的，讓人印象深刻的建於十六世紀明代的長城是兩回事兒。

實際上，很多年前就有人質疑「波羅在中國」，除了以上原因外，也因其個人回憶中關於中國和中國城市的部分似乎遠不如蒙古草原生活的部分鮮活生動。 其實我們還能找出更多理由來質疑波羅，譬如說《行紀》中也沒提到印章，這在中國源遠流長。 我覺得只考慮是否來過中國是不夠的，應該全面看待這問題。本文中我想討論以下問題：《馬可波羅行紀》是本什麼樣的書？寫這書的目的是什麼？這書寫了什麼？它在多大程度上表現了波羅的個人經驗？波羅到底去了哪？當然，最後后這個問題是本文的重點。

馬可波羅時代的亞洲

首先來看這次旅行的背景。 馬可波羅，他爸爸尼古拉和他叔叔馬飛三人旅行的時代，是一個大部分亞洲被蒙古統治的時代，雖然在兩位波羅第一次出發的1260年代早期，蒙古帝國已經瓦解成為好些個汗國，其中金帳汗國(在南俄羅斯草原上)和波斯臨近天主教統治的西方。這些汗國中只有波斯的伊利汗國仍承認大汗忽必烈的權威——當時忽必烈統治東方，他跟兄弟不合，但於1279年征服了南宋來彌補分裂出去的疆域。馬可在書中描寫的那個權力無限的忽必烈，其實是第一位不被整個蒙古帝國所承認的大汗。

大部分亞洲被一個政權所統治，對於商人和使者來往於這片大陸是很方便的，這種便利性沒有因帝國的分裂而下降。 地中海東部、意大利和其他拉丁商人們在小亞美尼亞的阿牙思（Ayas）等港口活動，這些港口則位於穿越蒙古帝國的跨大陸商道之盡頭。

從十三世紀中期開始，偉大的意大利商業城市，威尼斯、熱那亞、比薩的商人們至少已去過波斯和金帳汗國。 蒙古各汗國的出現使得彼此交往更進一步。1262年金帳汗國的穆斯林汗王與馬木魯克政府達成諒解後，教皇和西方君主與伊利汗國開始商議建立針對作為穆斯林堡壘之埃及的軍事聯盟(沒商議出結果)。不過陰影籠罩敘利亞和巴勒斯坦。波羅三人於1271年第二次從阿克里出發時，這裡還被基督徒控制，1291年他們回來時，這個脆弱的西方殖民地又被埃及攻占了。

作者和抄寫者

誰寫了這本書？大家普遍同意該書最初使用的是一種受意大利語影響很大的古法文。這符合現存所知最早抄本（巴黎的fr.1116抄本，簡稱F本）序言中所說的，1298年波羅在熱那亞獄中時，把他的經歷講給獄友，比薩的小說家魯斯蒂謙。 不過其他的一些西方語言版本在十四世紀早期就出現了。所以有人認為魯斯蒂謙只參與寫作一個版本，其後波羅又找了其他合作者。現存共有120種抄本。很多本子裡有獨家內容。貌似F是個刪節本，而某些版本中的部分內容似乎來自更早版本系統。換句話說，F本可能並非與原初內容最接近者。 除了F本外，最重要的有：T本，一個托斯卡納抄本，被稱為「最好的 l’Ottimo」，由Niccolò degli Ormanni 製作，此人於1309年去世； P本，由拉丁博洛尼亞的皮皮諾（Dominican Friar Francesco Pipino）約於1310至1314年間從一個威尼斯方言文本譯為拉丁文(發展出了一大堆抄本)；Z本，另一個拉丁文本，但跟P本很不一樣，最初是來自一個十五世紀的托萊多抄本；R本，十六世纪中期剌木學編時用的抄本，現在亡佚了（包括很多只有Z有的章節，還有一些別的本子都沒有的章節）。

各抄本中的不同段落很可能是抄手潤色修改的結果，有的可能很早就改了，有的可能晚至在一個半世紀之後。不過1932年在托萊多發現的十五世紀Z抄本使學界有了新看法：很多剌木學本中獨有的段落在Z本中也有，這使得剌木學本的可靠性大大提高。 Z本中不見於F本的大量材料，也許並非簡單的遺漏，而有可能是馬可波羅本人口述的新增内容。 此種情況在之前的兩位去蒙古的聖方濟會士柏朗嘉賓和魯布魯克身上也發生過。柏朗嘉賓1247年回到西方，到處給人講東方故事，現在所知的，意大利的 Salimbene de Adam聽到的故事就比他書裡寫的內容多。魯布魯克是以非官方身份前往蒙古，但他回來之後，仍通過英格蘭聖方濟會士Roger Bacon與巴黎聯絡，後者借此機會在這位弗蘭德修士的行紀成書之前就弄到了一些細節。

介紹《馬可波羅行紀》的抄本系統，為的是說明兩點。首先，這本書，不管那個版本，其實不是馬可波羅本人寫的。我們甚至沒法確定那些是根據波羅的回憶由魯斯蒂謙寫成於熱那亞監獄。即使我們弄到了原稿，波羅本人對於十三世紀亞洲的看法也已經被魯斯蒂謙修飾過了。其次，這一狀況使得我們没辦法對於漏寫的部分苛求太多。譬如有的內容只有Z本才有，其他版本中可能由於抄手覺得不夠有趣所以沒抄進去，我們不能因為沒提到裹腳、飲茶等而斷定馬可波羅沒去過中國。這些細節說不定在某個（或某組）已經亡佚的抄本中是存在的。（其實Z本提到了中國婦女步伐細碎，但對此給了一個非常神秘的解釋，這我就不多說了。）

確切材料

還有什麼與馬可波羅有關的書籍能補充一些細節麼？我們如何能得知他們到底去了哪呢？除了抄本中內容外，與馬可波羅相關的材料非常少。有些差不多算是同時代的材料，譬如十四世紀Jacopo d’Acqui的Imago Mundi。d’Acqui告訴我們馬可波羅是在1296年於小亞美尼亞的阿牙思，在與熱那亞的海戰中被俘，並講述了馬可波羅死前被請求刪去書中言過其實的部分，波羅回答說，他講的還不及他看到的一半等。醫生、哲學家Pietro di Abano（1316年去世）宣稱見過波羅，並稱他為「所見過跋涉最遠的旅行家和最勤奮的探索者」。皮皮諾在序言中宣稱他與認識波羅的人交談過，並且波羅的父親和叔父曾擔保他的誠實。 此外，根據十四世紀的一個法文抄本，馬可波羅曾將其贈送給1307年代表開普敦王子查爾斯（Charles of Valois）訪問威尼斯的Thibaut de Cepoy。最後，還有一些波羅家的檔案保存下來。馬可波羅有一份寫於1324年的遺囑，不過他叔叔馬飛寫於1310年的遺囑內容更為豐富，這份遺囑中提到「三塊來自偉大的達靼汗的金牌」（這裡的汗可以認為是大汗、伊利汗或金帳汗國的汗），推測其中一塊列進了馬可波羅1366年的財產清單——這份清單是他那些爭訟不已的後代在某次爭論中列的。 那塊金牌其後不知所終。

《馬可波羅行紀》之外，最完善的資料是剌木學於十六世紀印本中的介紹，不過對其中一些來源不明的細節需要小心（或許是流傳了250年的真實故事），有些細節已經被證實是錯的。另一方面，其中大部分新增材料看似可信，很難認為是出自於未到過遠東地區的人之手（需要注意的是，該書編於1553年，正處於歐洲人再次開始一窩蜂去中國之前）。不過我得說，剌木學書介紹中獨家記載，波羅從熱那亞監獄送回家一口信，讓他父親送來他的筆记， 以及他在寫書時得到了一個熱那亞貴族的幫助等，只是推測。

此書的寫作目的

此書寫作目的為何？假定它的確由一位職業小說家寫成，那風格真是相當刻板。關於大部分中國城市，只是寫居民是偶像教徒，受大汗統治，使用紙幣，以工商業為生。尤其是後面描寫的戰爭場景，無非是人馬俱死，斷手斷腳，陳屍遍地，喧囂之聲甚巨，「上帝打雷不過如此」(這句話在F本中出現了數次)。到處是中世紀法國作家的慣用句子：「我還說啥？」「為啥這事兒講這麼多？」等。這本書結構鬆散，寫著到正緊張的地方，突然「不過我現在要開始講一個差點忘了講的故事」（I, 188; cf.又見216）；「我要再講一件我忘了講的事兒」（I, 244; cf.又见277, 407）。突然改變敘述方向使這書更顯得亂七八糟：

東方的達靼人都已經講過了，現在回到大突厥仔細講講。不過說實話大突厥能講的前面全講過了……沒什麼新的可講，所以離此讓我來講……（I, 469）

還有更暈的：

不說這個了，我們來說說大海吧。雖然大家都知道大海，但還是有不少你們不知道的事兒可寫，不妨讓我來講講……[然後是三行關於黑海海口內容，然後]我開始講大海之後又後悔了，因為大家其實都知道的挺清楚。因此不講這個了講點別的吧……（I, 477）

應該說本書寫作並無一貫目的。也許馬可波羅打算寫一本商人手冊——對於一個意大利商人家庭成員而言並非不可能。書中處處留意貨物及價格，有時候還換算成威尼斯的價格，對那些歐洲不進口的香料明顯沒興趣。但是書中並未顯示出馬可是個商人。 如果說這本書本來是要寫成商人手冊，那麼魯斯蒂謙和其他的抄寫者顯然沒照著這目標來。Z本認為波羅在獄中閒得無聊，為了消磨時間編寫這本「供讀者休閒」的作品。F本的聲明如下：

他對自己說，如果他不把看到的、聽到的這些世界奇觀寫下來，讓大家知道的話，那實在太不應該了。（I, 73）

差不多的意思在印度部分

前又說了一次：
這些別地方沒有的奇聞異事的確應該公之於眾，因此把它們寫進我們的書裡是件好事。（I, 353）

就此而言，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奇觀。不過Jacques Heers注意到此書中對於基督教信仰的宣傳及成功。

很明顯，即使馬可波羅尚在世时，這本書的作用也是隨著不同的譯者、抄手和時代而變化的。一位法國大使，當時在威尼斯組織一場對拜占庭的戰爭， 他也跟波羅要了一個抄本。這說明，有可能很早這本書就引起了那些想要把蒙古作為盟友的十字軍戰士的興趣。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抄本被發現與跟十字軍相關的論述裝訂在一起。

同樣的，某些抄寫者認為此書最重要的是與不同人群的宗教信仰相關的信息。因此Z本的抄寫者總是在頁邊標注「偶像崇拜」（adorant ydola），多明我會的皮皮諾為他的主教把此書翻譯為拉丁文，並且把F本的序言換成了他自己的，他一心想的是拯救靈魂：一方面，閱讀波羅書中描述的奇跡將會讓人更加敬畏上帝的力量和智慧，另一方面那些虔誠的心將被指引帶著福音書前往「蒙昧的無信仰之國，在那裡收獲巨大但願前去者甚少」。 在馬可波羅寫到吐蕃婚俗的部分，不同的傾向非常明顯。F本中的基本內容是：「我告訴你，那裡有這樣一種婚俗：真的，沒人要娶處女……」[除非她已經跟很多人睡過了]。在十五世紀中葉的一個威尼斯抄本中，這個句子前半截變成：「那有這樣一種可愛的婚俗」。較早的皮皮諾本中，這句話是：「我告訴你的這種婚俗，是一種因蒙昧的偶像崇拜而產生的荒謬可憎的陋習……”（I, 269-70）這種語氣使波羅一家在某些抄本中顯得像托缽修士。 有的時候，十四世紀聖方濟會的鄂多立克的旅行材料亦被插入《馬可波羅行紀》的某些刪節本中。

序言號稱是要給全書的第二部分亦即主要部分提供一個框架，「是對世界不同部分的一個描述」。 這句話很有意思，但通常被忽略了。雖然大部分時候，材料是由第一人稱的馬可所提供，但語氣卻常常是非個人化的：「當某人離開這個城市，旅行到……」「某人發現……」。實際上，很多時候難以確定馬可波羅自己的旅行經歷是否書中內容的唯一來源，材料的出處通常不明確。這本書並不是對波羅旅行的敘述，跟柏朗嘉賓和魯布魯克的那種行紀是不一樣的。 要說那是個真實行程的話，那波斯南部之後的路線就太詭異了。更重要的是，在波斯和中亞所遇到的故事比起在中國更為非個人化。西亞的某些地方，波羅簡直是空降抵達，譬如他講述智者（Magi）故事的薩瓦（Sāwa）及其周邊村莊（I, 113-16）；忽魯模子（Hurmuz）（I, 123-6），他驚險的逃脫哈剌兀那Qara’Una、蒙古人追捕的起兒漫Kirmān平原（I, 122），還有他生病休養的巴答哈傷Badakhashān（I, 138,僅見於R本）：這幾處都看不出具體路線。相反，在「契丹」的旅途反而讓讀者有很明顯的一步步行走的感覺：摩洛哥朝聖者伊本•白圖泰寫於1340年代的對中國的描述，沒法與之相比（伊本•白圖泰的旅行只有到印度是可信的）。

總的來說，馬可波羅的書看起來是一種按順序對世界不同部分進行百科全書式描述的嘗試。「按順序」這個詞屢次出現，但這個順序顯然不是按照某個特定旅程來安排的：如Critchley所說，作者和讀者「一起在書中旅行」 ——而且常常加入這個想像的路線之外的地點。唯一的按時間排列的框架就在序言裡。序言講述了1260年馬飛和尼古拉離開君士坦丁堡（手稿中都是1250 年），回到威尼斯，然後帶著尼古拉15歲的兒子馬可再次出發，最後三個人作為忽必烈的使者，護送皇家公主闊闊真（Kökechi）到伊利汗阿魯渾（Arghun）處，於1290年代早期途經波斯回家。不過即使在這部分也没有明確的路線，只提了一下爪哇（Java）。

親眼所見還是道聽途說？

這部書的主旨是什麼，對波羅又意味著什麼？讀者不斷被提醒書中的內容是真的。「我絕不會講不真實的事」（I, 177, VB本）。這句話出自是威尼斯抄本中的一種，其中宣稱馬可有不少紀念品帶回了威尼斯，包括額里湫（Eriuul，Erji’ül，涼州） 野牛的毛和麝的乾腦袋、乾蹄子（I, 179, VB本）。在小爪哇島（須文答剌）上，他弄到一些種子，然後帶回威尼斯種，不過「什麼也沒長出來」（I, 376），在馬八兒（Maabar, Ma’bar，印度南部的Coromandel海岸）他帶走了一些聖托馬斯殉教處的泥土，此土能治愈多種疾病（I, 398）。其他地方只是寫馬可親見某事，譬如他在行在（Quinsai）的偶像廟中見到巨魚的頭，並且聽說該城每年的各種賦税。（i, 341,僅見於Z本; I, 342），剌木學本還加入了他所估計的關稅（I, 340）。根據一個威尼斯本，他還有機會測量進貢給忽必烈的巨鳥（ruc）翼羽（I,431, VB本）。

好像還蠻驚人的，不過其實並沒有什麼難以置信的。當然，他寫了南巫里（Lambri）國長尾巴的居民這種事（I, 376）。不過即使是作為外交官，要向教皇匯報蒙古世界見聞的柏朗嘉賓，也加入了一些有亞歷山大小說感覺的怪故事：狗頭人的故事，沒頭族，只有一條腿像輪子一樣跑的人等等。相比而言，馬可波羅真是很節制了，有時候簡直是很嚴肅。請注意馬可波羅未宣稱見過此種巨鳥（ruc）（I, 430-1）。書中還澄清一種無法被火燒毀的火蜥蜴（石棉）：並非如大家所認為的是一種動物，而是一種由礦石製成的布料（I, 156）。 他還解釋了獨角獸的傳說(顯然是犀牛)以及須文答剌交易侏儒屍體的傳說(實際上是一種被偽裝過的猴子乾屍)（i, 372）。他還嘗試著——對所有到亞洲的歐洲旅行者來說都是義不容辭的——尋覓長老約翰，而且波羅對此問題的論斷相較前人而言更為有理有趣（I, 181-3）。 的確有一些不靠譜的故事，譬如巴格達附近村子的基督徒被邪惡的哈里發迫害的故事，他强迫他們如福音中所記載那樣靠祈禱移山（I,105-12），還有那個巴格達鞋匠，對美貌女客起了邪念而挖掉自己的眼睛，因為兩眼入地獄不如一眼上天堂（I, 108-9），還有被蒙古人餓死在財寶堆中的巴格達哈里發，因為他聚歛財寶而不把這些錢用於獎勵軍隊（I, 102-3）。這些故事在其他史料中也能看到，波羅（其他人也一樣）在經過波斯或伊拉克回家的路上可以很容易地在東方基督徒圈子裡聽到這些。 有人認為他還有可能是從一位書裡提到過的、住在鎮江府（Chen-chiang-fu）的聶斯托利派基督徒馬薛里吉思（Mar Sargis）處（I, 323），聽到關於撒馬爾干（Samarqand）的教堂被當地穆斯林惡毒威脅的奇跡故事（I, 144-6），該人就是撒馬爾干人。總的來說，這書的重點是在教益方面而非介紹荒誕動物。

這本書中很注重分開傳說和個人經歷。一開始就有這麼一段：
有些事他並未親見，不過都是他從可靠的人那裡聽說的真事。因此看見的就是看見的，聽說的就是聽說的，這樣這本書就真實可靠，毫無虛假……（I, 73）。

這個很「讚」的宣言雖然並未被始終貫徹，不過過一陣子又被重複：
不要認為我們依次講述了整個契丹國[北中國]，其實連二十分之一都沒講到，只講了我，馬可穿過的區域以及路過的城市。（I, 309, 僅見於Z本）。

F本中提到蠻子（Mangi，Man-tze，南中國）：「我並未講述蠻子九州，只講了三個：揚州Yangiu、行在Quinsai和福州Fugiu……。」Z本加上了：「我們依次講述這三州，因為正在馬可先生前進的方向。其他六州他也聽說和了解很多情況……不過他在哪待的都沒在行在時間長……還因為他沒有游遍這些地方，所以不能像其他幾國那樣詳細的告訴你們，因此我們不說這個了」(I, 353)。同樣，到小爪哇（Lesser Java），F本說它有八個州，一個14世紀的拉丁文抄本加上了「這八個州，我馬可去過六個，分別是八兒剌（Ferlec），巴思馬（Basman），須文答剌（Sumatra），淡洋（Dagroian），南巫里（Lambri）和班卒兒（Fansur），不過另外兩個我沒去過。」（I, 371）；然後我們發現：「我不會跟你講另外一邊其他的州（例如須文答剌南岸），因為我們壓根沒去那邊。」（I, 377）。「山老」(殺手首領)那一節前面寫道：「我，馬可波羅聽很多人說……」（I, 129）。關於「欣斤塔剌思」一節中火蜥蜴的論斷，是來自一位「同伴突厥人蘇兒非哈兒（Çulficar），此人在當地大汗開採火蜥蜴已有三年」，不過作者又說：「我也親眼見到了」（I, 156-7）。建寧府（Quenlinfu，Chien-ning fu） 一節，剌木學本加入如下文字：「如我所聞，並未親見……」（I, 346）。

大多數情況下，其中的個人觀點都是來自於馬可波羅的經歷而非其父及叔。也有例外，如三位波羅「為了不值一提的生意」在甘州（Campçio，Kan- chou）住了一年（I, 160）， 還有馬可和他叔叔在福州（Fugiu）城發現一個奇異宗派，看起來是基督徒（I, 349, 僅見於Z本），雖然現代研究者認為這是一小批摩尼教徒。 不過總的來說，兩位老波羅戲份很少：序言所述他們第一次穿過亞洲去忽必烈汗庭的旅程中所見，馬可波羅後來也見到了，「他將在書中詳細的告訴你們」（I, 77）。

那麼馬可波羅到底去了哪呢？從表面上來看，合罕多次派遣馬可波羅出使，並命他撰寫報告，這是他能如此見多識廣的原因（I, 87）。同樣也解釋了為什麼一個威尼斯使者提供的大量信息以中國公文式的口吻寫出。 他所接受的皇家使命有時候包括穿越中國的陸地旅行，譬如他被派遣出使哈剌章（Qrajang），即雲南（I,86），他還曾從忽必烈的都城汗八里出發，經過盧溝橋（Pul-i Sangin，桑乾河上的橋） 向西進行四個月的旅行（I,255）。書中還提到「從成都府（Sindufu）出發，騎行七十日，穿過前述諸州和陸地」（I,300）。

還有一些忽必烈要求的遠航，使得馬可波羅在書中詳細記錄他所訪問的各大港口。他還花大量篇幅描述在印度（南亞和東南亞的總稱）的經歷：

我還要告訴你們，馬可波羅先生在印度待了很長時間，對其事務、風俗和貿易甚為了解，幾乎沒有人能夠比他了解得更多……（I,354）

實際上仔細閱讀就會發現，在了解此書目的方面，印度部分跟中國部分同等重要：「本書還沒寫完我們想要寫的東西，」讀者必然「還想知道那些印度的事情」（I,353）。依其所述，1290年(I,89，有的抄本有所不同)大汗前往伊利汗阿魯渾處的使者發現陸路不安全時，馬可剛從印度返回，因此當使者團決定走海路前往波斯時，他和他的父親、叔父得以隨同。

書中宣稱馬可波羅到過小爪哇（Lesser Java）八州中的六州，並且由於天氣不好，在其中之一「蘇門答腊Sumatra」待了五個月（I,373）。他大概還去了占巴（Çiampa）（今天越南的一部分，I,368），該國國王有326個孩子。我們無法確定任何一次旅程——以訪問小爪哇諸島為例——是發生在最後一次返回途中，還是之前的某次出使之中。各系統抄本之間的相互矛盾讓我們更難弄清楚這個問題。例如一個威尼斯抄本提道馬可波羅作為忽必烈的使團成員前往錫蘭（Ceylon），向其國王索要巨大的紅寶石，他親眼見到了那個紅寶石，不過使命沒有成功（I,380），但剌木學本則說波羅是在回家的路上在錫蘭停留（I,407）。不過這兩段倒不難同時成立。訪問馬八兒Maabar也一樣，Z本有波羅說他親眼看見國王被人追債，剌木學本也將其繫於返程途中（I,389）。另一方面，在胡茶辣（Gujarat）的塔納（Tana）大港停留，似乎就在到達波斯之前。

蒙古統治時期歐洲人在亞洲

這本書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不靠譜呢？想像一下，意大利商人們從歐洲出發穿過亞洲旅行，然後回來講故事，聽起來似乎不算離奇，當然，這件事是發生在1300年前後的威尼斯人身上。似乎在中國史料中最早記載的歐洲人（富浪人）到達忽必烈汗庭是在1261年，雖然細節不清楚，不過由於提到了「日不落之地」，大概不是意大利人，很可能是來自斯堪的那維亞半島或俄羅斯北部城市如諾夫哥羅德。 意大利人在遠東（與波斯相對）出現更多發生在十四世紀，即使如此，威尼斯人在這方面也比不上他們的老對頭熱那亞人，後者在1320年前後就有了無盡的勇氣和好奇心這樣的聲譽：波羅發現他們最近剛前往裡海（I,99）。不過我們可以證明，最晚在馬可波羅回程時，已經有威尼斯人到達中國。方濟各會的教士約翰•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在稍晚的1307年成為第一位汗八里的拉丁主教——見於他的第三封威尼斯商人書，盧卡隆哥的彼得（Pietro da Lucalongo）1291年從大不里士跟隨他去中國，並且幫他籌集資金建教堂。 波羅們兩次前往大汗宮廷，早於任何文獻記載的出現在遠東的意大利人，這是頗可注意者。

我們通過其他史料，尤其是《元史》——《元史》是1368年元朝滅亡之後所編寫的王朝史，但使用的資料都元朝當代的記錄——所了解的元代中國，與波羅所描述的中國頗為符合。甚至包括石棉礦的開採：忽必烈的財政大臣阿合馬於1267年上奏請求開採石棉礦。還有大汗那不同尋常的大範圍陸路和海路使團。忽必烈在1281年曾派遣一批人前往黃河探測資源，並且蒙古政府從1278年開始，與印度次大陸和東方群島頻繁往來貿易。元朝使臣於1280年訪問馬八兒，1281年訪問錫蘭、馬八兒和俱藍（Kawlam，即奎隆，Quilon），1282年再訪錫蘭，1283年俱藍，1285年、1287年（這次還有錫蘭）、1290年馬八兒。出使目的並不總是單純交易。1282年出使在波羅的書中提到（有的抄本作1281，有一個抄本作1284），目的之一是查看佛陀（馬可波羅寫成「亞當」）的碗和遺體（I,411），1290年的使臣受命則前往尋覓學者和翻譯。

《行紀》並沒有宣稱他們參加每一次出使。譬如1281年出使錫蘭向國王索要亞當的遺物，書裡就沒有提到馬可或其父、叔。實際上，不管是從中國史料還是波羅《行紀》中都無法確知忽必烈是否任用來華歐人（中文史料在此方面向來毫無幫助，因其總是把所有的西來者，不管是穆斯林還是中亞的佛教徒，都統稱為「西域人」或「色目人」）。另外一方面，可以肯定伊利汗們任用過歐洲人。史料中有1260年代，歐洲人作為旭烈兀和阿八哈的翻譯或使臣之記載。最終與闊闊真結婚，並在1295年登上汗位的合贊汗，1399年有一個叫Isolo的比薩人為他服務，據記載，他和他的父親阿魯渾汗在1289-91年和 1302年曾派遣一個叫做Buscarello di Ghisolfi的熱那亞人出使西歐。

或許我們可以解釋此書對於中國一些細節描寫的遺漏。首先，馬可波羅在中國的17年間，有很大一部分時間都作為大汗的使者奔波在外，說不定主要是在南印度的諸港口。其次，不論是他在中國還是之後的時間裡，他總是跟非中國人呆在一起：這或許解釋了他為什麼沒有提到飲茶。作為一個在宮廷服務的外國人，他被任用很可能是出於一種刻意減少對中國人依賴的政策。 也沒人要求他學中文。他似乎並不知道自己弄錯了蒙古將領伯顏的名字，將其錯解為「百眼」（I,310,311）； 不過，此種錯誤貌似只能是去過中國的人才犯得出來。在元代統治時期，擁有多種語言能力者頗為珍貴，雖然在蒙古帝國早期這種人到處都是。書中没有明說馬可波羅會的「四種語言文字」（I,86）是那四種。其中兩種肯定是波斯語和突厥語（這是絕大多數政府中非蒙古外國人使用的語言），有人認為另外兩種是畏兀體蒙文和八思巴字蒙文，後者是忽必烈1269年下令創制的，借用了藏文。

書中大量信息用波斯文記載，這並不奇怪，1308年前，向塞浦路斯寺廟主人講述中國大港行在（Hsin-Ts’ai）的商人，使用了阿拉伯-波斯形式，與波羅用的行在“Quinsai”一詞差別不大。 波斯語一直是遍布蒙古帝大部分地區的混合國際商業用語，無疑也是馬可最擅長的外語。他是一個跟一群外國人混在一起的外國人，我們在書中看到的是透過一個外國人的眼鏡所見的十三世紀中國。

波羅一家的地位

總的說來，《行紀》的主要部分大都符合其序言所述，尤其是涉及到波羅一家的地位。讓我們再次梳理整個過程。首先，馬飛和尼古拉從君士坦丁堡出發進行一次商業探險，他們到了金帳汗國後，發現由於別兒哥汗（Berke）和伊利汗國的旭烈兀汗爆發戰爭（戰爭開始於1261-1262年），無法返回，於是繼續東行至中亞。在那裡他們遇到了旭烈兀遣往忽必烈汗庭的使臣，並被說服跟他們一起去見大汗（I,74-7）。如伯希和指出的，數十年前，別兒哥與旭烈兀之間發生在高加索山脈的戰爭並不能阻止威尼斯人穿過黑海大草原（Pontic steppes）返回，真實的原因應該是別兒哥汗與拜占庭皇帝米海爾八世巴利奧略（Michael VIII Palaeologus）之間發生衝突，導致蒙古於1260年代早期進攻色雷斯（Trace）。

忽必烈遣返波羅兄弟，給了他們一些石棉布料作为禮物（I,157-8），並派遣蒙古貴族闊闊台（Cogatai）作為使者跟他們一起去見教皇，他要求教皇給他派來100名基督教傳教士，並讓波羅兄弟給他帶一些耶路撒冷聖墓的聖油（I,78-9;亦見I,201-2）。除了石棉衣料沒有下文外，其他幾個細節在後面都有交待。1275年前後從中國前往波斯的景教教士馬可（Mar Yballaha）和同伴掃馬（Rabban Sauma），據說他們也是受命於忽必烈，大汗賜給他們衣服以便他們去約旦朝聖。 稍後的1278年，我們從教皇尼古拉斯三世（Nicholas III）寫給忽必烈的信中得知，大汗曾要求他短命的前任約翰二十一世（XXI）派遣傳教士團。 所以忽必烈交給波羅兄弟類似使命也不奇怪。不過話說回來，也有可能是魯斯蒂謙受到掃馬受命阿魯渾汗作為使者訪歐之行的啟發，在書裡加入了耶路撒冷的細節：請注意，這位景教徒1287-88年冬天一直待在熱那亞，在當地引起很大反響。

闊闊台途中生病因此留下了，波羅兄弟則回到阿克里，但沒辦法完成使命，因為他們到達的時候（大約在1269年4月）正巧趕上三年教皇空缺期：實際上自1268年克雷芒四世（Clement IV）去世，之後三年都沒選出新教皇來。他們聽從一位阿克里的教皇使節的建議，回威尼斯家中，等待新教皇被選出來。兩年後，新教皇還沒定下來，他們怕拖得太晚，決定先回忽必烈那去，於是帶著尼古拉的小兒子馬可再次離開威尼斯，他們在阿克里暫駐，跟教皇使節梯博（Tedaldo Visconti）商議，他給了他們一封寫給忽必烈的信，說明他們未能完成使命是由於教皇位置的空缺。然而他們到達阿牙思（Ayas）時，得知使節本人被選為教皇，即格里高利十世。新教皇命令他們返回。於是波羅一家成了格里高利派往忽必烈的使團成員。起初同行的還有兩位多明我會教士，維琴察的尼古拉（Niccolo da Vicenza）和的里波黎的威廉（William of Tripoli）。然而兩位教士被埃及異端拜巴兒斯（Baybars）大肆進攻亞美尼亞的消息嚇到，把書信交給馬可波羅，跟著聖堂護衛回家了。波羅們繼續前進，在三年半旅程之後到達大汗宮廷（I,80-4）。

洛朗（M.H.Laurent）考察了序言中關於第一次旅程的部分，認為絕大多數細節符合史實，只有一處錯誤，即把兩個不同的使節弄成了一個人：第一次出現的教皇使節不是梯博，而是死於1270年4月的亞仁的威廉（William of Agen）。梯博當時在巴勒斯坦待了十二個月，從1270年秋天一直到1271年11月離開阿克里前往意大利。 梯博貌似沒當過教皇使節，這一點也跟波羅序言中寫的不一樣。Estoire de Eracles中僅記載他是一位朝聖者，書中還提到他到了巴勒斯坦，的黎波里的威廉De Statu Sarracenorum的題辭亦然。 他似乎不太可能在1270年亞仁的威廉死後被任命，更何況那兩年根本没有教皇。

洛朗有兩個細節沒有注意到。一個是埃及的進攻。只有一種亞美尼亞材料提到這件沒有成為事實的事：拜巴兒斯北進的消息傳到了首都西斯（Sis），國王里奧三世（Leo III）得到警報，派出了安撫的使臣。 阿拉伯史料把這一事件記載為一次錯誤警報，根本沒提亞美尼亞。拜巴兒斯在大馬士革（Damascus）得到蒙古人1271年10月從波斯伊利汗國進軍的情報。他從Hamā派出兩支遠征軍，這兩支軍隊遠征至Mar’ash和Edessa（al-Ruhā），但他自己從阿勒頗（Aleppo）返回，應付愛德華大帝對Caco（Qāqūn）以及十字軍對巴勒斯坦的進攻。最後於12月返回開羅。 我們可以推測，兩位傳教士放棄使命返回，是因為聽說了蒙古人進攻的消息，最起碼這條消息比較可怕。不過蒙古人是應愛德華大帝之請而出征的，而且根據《波羅行紀》的較早版本，格里高利教皇派遣他們和兩位傳教士，明確受到伊利汗國阿八哈汗的保護（I,83）。 因此Soranzo在1930年認為格里高利的使臣其實是去了阿八哈汗那裡。這樣多明我會的修士顯得沒那麼膽小。

另一個是關於教皇交給兩位傳教士的信。身為執事長在朝聖時給大汗的是一封，被選為教皇後應該立刻又寫了一封。我們覺得格里高利教皇考慮到他回信的重要性，應該製作了一個副本，到達意大利後保存在檔案中。但此種副本目前不存在。 沒有材料這事兒就沒法說了，但格里高利1274年在里昂的第二次政務會上没有回顧他给忽必烈寫的信，顯得有點奇怪，教皇尼古拉斯三世（Nicholas III）1278年4月4日給大汗寫信的時候也沒有提到與格里高利的通信，只是提到了忽必烈曾通過阿八哈汗請教皇約翰二十一世給他洗禮和派遣傳教士（1276-1277）。

現在看起來，有兩次波羅們號稱是使團成員，但並沒有官方使臣同行。1260年代從忽必烈那回來時，蒙古貴族闊闊台在路上抛棄了兩位老波羅（不知道還有沒有蒙古護衛），1271年格里高利十世派出領導使團的兩位多明我會教士又因為聽說埃及軍隊進攻的消息，把三個威尼斯人扔在了阿牙思。闊闊台暫時無法考證。 但的里波黎的威廉應該就是那個De Statu Sarracenorum的作者，該書寫於阿克里並獻給未來的格里高利十世。沒有證據顯示的里波黎的威廉曾被作為使者派往蒙古。讀者難以相信兩個苦修僧人 ——這種人在書裡通常是勇敢無畏恪盡職守的——會因為埃及人進軍的謠傳驚慌失措放棄使命。再加上闊闊台的故事，讓人覺得波羅們怎麼總是在半路上弄丟他們的同伴。看起來像是魯斯蒂謙（波羅可能參與了，也可能沒有）對這些背景故事進行了修飾。把故事跟聲名卓著的人聯繫起來，很可能是這位比薩作家的慣用伎倆，他的另一部作品把亞瑟王故事放在愛德華大帝身上，更為可疑。 被描述成「阿八哈汗的商人和臣民們mercatores et homines Abagacham」的商人們1271年10月在阿牙思所獲甚富，足以補償在熱那亞人那裡的損失， 很可能波羅們在亞美尼亞遇到了這群人，並跟他們一起去了波斯。然而不管怎麼說，商人跟修士一起旅行的事兒不是沒有，雖然並未組成一個使團：譬如威尼斯人 Pietro da Lucalongo1291年陪同孟高維諾從大不里士到達中國。

1290年代的回程似乎更靠譜兒一些。波羅們被命陪同護送闊闊真公主的使團，從中國去波斯，把公主嫁给阿魯渾汗。闊闊真公主是替代新近去世的卜魯罕合敦的位置。關於大汗出嫁闊闊真公主，中文和波斯文史料中均有記載。從波羅的描述中，我們知道三位使臣分別是蒙古貴族兀剌歹Uladai，阿必失哈Abushqa和火者Qocha，他們於1290年4-5月受忽必烈之命準備離開。伊利汗國史學家拉施德丁描述了以火者為首的使團大約於 1292-93年到達波斯，此時阿魯渾汗已經去世，其子合贊接待了他們，合贊迎娶了公主，並把大汗的禮物分給他的叔叔乞合都汗。 波斯史料只提到火者，這與波羅描述的，火者是漫長的航海中三位使臣中唯一幸存者這一點相符。雖然波羅一家在東方史料中壓根沒被提到，但波羅序言中這一段由於此件事實顯得頗為可信。剌木學本中還有一個細節，說馬可在忽里模子平原時，起兒漫王發起了一場不成功的戰爭，這一細節使我們可以將波羅到達的時間繫於伊曆691年冬天，即1292年初。

波羅們到底是波斯使團成員，還是他們其實只是搭同一艘船，然後他們的使命其實是去見教皇、法蘭西皇帝和西班牙皇帝（I,90）？不過這個使命後來就沒下文了。有一個問題是，中國皇室禮節總是把外國商人當做隸屬國派來進貢的使者， 因此蒙古大汗任命商人作為官方使臣溝通商業關係。 在草原世界，商業使團和外交使團難以分辨， 因此商人把自己的使命擴展到外交方面也不足為奇。目前尚無證據說明大汗曾任用歐洲人作為官方外交使節，不過這樣的證據在蒙古統治的波斯是有的。

總之，如果說波羅們是官方使臣，看起來多少有點誇大了他們在東方的地位。波羅多次強調自己的重要影響，由於忽必烈太喜歡他們，多次拒絕他們離開的請求，最後同意他們回去也是極其勉強（I,88,89）同樣的，闊闊真公主把波羅們都看做自己的父親，「什麼都肯為他們做」，當他們離開波斯回歐洲時，公主為他們哭泣（I,92-3）。序言裡還提到，在大汗的宮廷，馬可比別人都會講故事，因此得到極高讚譽（I,85-7）。請注意波羅對自己的重要性有時強調太過，譬如參與襄陽圍城戰（I,317-20）就是不可能的，因為襄陽圍城在1273年，此時他們尚未到達遠東，而且漢文史料記載此事的主角是穆斯林投石機專家。 所謂馬可担任揚州官員三年（I,316），伯希和認為他只是管理揚州的鹽業。這兩段最不靠譜兒的記載在Z本系統中沒有，而是來自於十四世紀的拉丁文本和一些威尼斯方言版本，這些版本很容易在較晚時期被篡改。 一個有趣的巧合是，根據一塊拉丁文墓碑，我們得知有一個威尼斯商人家庭在1342年時居住在揚州。

馬可波羅像中文和波斯文史料中記載的其他西方人（當時的穆斯林和中亞的突厥人）那樣， 受忽必烈之命管理商務並隨同使團出使，這並不奇怪。實際上，這種使臣身份很可能是捏造的。

Olschki認為他們的確為忽必烈服務，無論是否如此，這種人顯然都是蒙古帝國數十年來非常熟悉的一個團體。在一代人之前甚至更早時候，魯布魯克就說過法王路易四世（Louis IX）的假特使遍布世界。他講了一個叫做西奧多勒斯（Theodolus）的假使者的故事，比1254年稍早的時候，他受命前往教皇法庭（Papal Curia），起初一個蒙古使者跟他一起，後來使團受阻於尼西亞皇帝約翰•瓦達兹（John Vatatzes），這位蒙古人病逝於尼西亞（Nicaea），而西奧多勒斯被扔進監獄。 即使在馬可波羅的時代，1276年，也有兩個來自蒙古波斯的使者送信给英王愛德華一世（Edward I），自稱是官方特使。這兩位使者警告國王警惕一對由一個景教教徒陪伴的加泰羅尼亞人（應該是商人），阿八哈汗派他們去挪威買鷹，但他們假裝是阿八哈汗的使者，前往南邊的很多歐洲宮廷（目的當然是弄到免費的鷹然後侵吞阿八哈給他們的買鷹錢）。 那些出國在外的西方人誇大自己的地位是很常見的，畢竟他們遠在千里之外，這麼幹沒有被戳穿的危險。比薩人Isolo是其中高手，他們在兩個宮廷中成功的誇飾自身。他使得伊利汗國的執政者和史學家拉施德丁相信他是比薩的統治者之一，拉施德丁為他的偉大歷史專門寫了一章「法蘭克史」。 1301年在教皇宮廷，他又宣稱自己是合贊汗任命的敘利亞和聖地的教區牧師，最近伊利汗剛占領了這片地區。實際上看起來他只不過被委任管理這個區域的西方定居者而已。 波羅弄不好也在文學創作中進行了此類更為成功的誇飾或捏造，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結論

馬可波羅的這本行紀，與其說是《回憶錄》或者《行紀》，不如說是對已知世界的描述。此書抄本系統如此複雜，我們不得不考慮很多被忽視的重要問題。關於他們訪問過的地區，書中所寫的也並沒有特別的蠻荒之地。書中記載了很多元朝中國與南亞之間的政治和商業交通，如果不是一個在遠東地區長期生活的人，是寫不出來的。馬可波羅或許並沒游遍中國，但他似乎的確受命在中國和印度半島之間的海上長途旅行。總的來說，除了兩次具有個人經驗痕跡的中國國內的旅程外，這本書很大程度上只是鬆散的敘述馬可或三位波羅到過的地方及周邊，而且很明顯，不是所有提到的地方他們都去過。最後，我們應該分清楚馬可波羅真正去過的地方和此書（或某些抄本）宣稱的部分，並且把懷疑態度局限在針對後者。毫無疑問，馬可波羅或他的合作者或是後來的抄寫者誇大了他在中國以及在中國到波斯的旅途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但認為他從沒去過中國甚至沒到過比克里米亞更遠的地方，肯定是說不通的。

本文較早版本在基爾大學歷史系（History Department at Keele University）和倫敦1996年4月的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中東歷史學會（the Seminar on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上宣讀過，感謝當時大家的提問跟討論。

Hiroshi Watanabe (comp.), Marco Polo bibliography 1477-1983 (Tokyo, 1986)
Martin Gosman, 'Marco Polo's voyages: the conflict between confirmation and observation', in Zweder von Martels (ed.), Travel fact and travel fiction: studies on fiction, literary tradition, scholarly discovery and observation in travel writing (Leiden, 1994), 72-84 (特别参见 pp. 76-7, 83-4). 关于早期对蒙古人的看法，参见 Gian Andri Bezzola, Die Mongolen in abendldndischer Sicht: ein Beitrag zur Frage der Volkerbegegnungen (1220-1270) (Berne and Munich, 1974); Felicitas Schmieder, Europa und die Fremden: die Mongolen im Urteil des Abendlandes vom 13. bis in das 15. Jahrhundert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und Quellenkunde des Mittelalters, 16, Sigmaringen, 1994). 西方对于东方信息的迟钝与未开化的加那利岛民的资料对比: J. K. Hyde, 'Real and imaginary journey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LXV, 1982, 138-40.
John Critchley, Marco Polo's book (Aldershot, 1992), xiv; 还有结语 (pp. 178-9).My debt to Critchley's book will be apparent to anyone who has read it.
Frances Wood,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London, 1995): 尤其看她的结论(pp. 140-51).
Arthur Waldron, 'The problem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LII, 1983, 643-63; idem,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1990). 关于波罗其他漏写的反驳，见 J. R. S. Phillips, The medieval expansion of Europe (Oxford, 1988), 118-19.
例如：John W. Haeger, 'Marco Polo in China? Problems with internal evidence', Bulletin of Sung-Yuan Studies, xrv, 1978, 22-30.
Rashid al-Din, Jiami' al-Tawarikh, II, ed. E. Blochet (Leiden and London, 1911), 481-3, and transl. J. A. Boyle,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New York, 1971), 280-1; 亦参看 E. Chavannes, review of Berthold Laufer, History of the finger-print system (Washington, 1913), in Toung Pao, xiv, 1913, 490-1.
Leonardo Olschki, Marco Polo's Asia, (tr.) J. A. Scot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0),这本书很好地把波罗的旅行放在大背景中进行考虑，可惜此书不够严谨，简直在歌功颂德。
David Morgan, The Mongols (Oxford, 1986), 118-19, 156-8.
参见 Phillips, chs. 5-7.
Luciano Petech, 'Les marchands italiens dans l'empire mongol', Journal Asiatique, CCL,1962 549-74.
J. A. Boyle, 'The Il-khans of Persia and the princes of Europ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xx, 1976, 25-40. Denis Sinor, 'The Mongols and western Europe', in K. M. Setton (general ed.),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III (ed. H. W. Hazard).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Madison, Wisconsin, 1975), 530-9. 关于埃及和金帐汗国，参见 S. Zakirov, Diplomaticheskie otnosheniya Zolotoi Ordy s Egiptom (Moscow, 1966).
Carl Theodor Gossen, 'Marco Polo und Rustichello da Pisa', in Manfred Bambeck and Hans Helmut Christmann (ed.), Philologica Romanica Erhard Lommatzsch gewidmet (Munich, 1975), 133-43.
Critchley, 18-19, 52
ibid., 9, 139. 关于删节的段落，例如 'Caragian', 见翻译本 [A. C.] M[oule and Paul] P[elliot,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I, [(London, 1938, 2 vols; II 是Z本翻译的一种)], 278, n.3: 下文所及均指此译本。
此本最新的版本是Ruggiero M. Ruggieri (ed.), II Milione (Florence, 1986).
例如，见Valeria Bertolucci Pizzorusso的请求, 'A propos de Marco Polo et de son livre: quelques suggestions de travail', in Essor et fortune de la Chanson de geste dans l'Europe et l'Orient latin: Actes du ixe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 la Societe Rencesvals pour l'etude des epopees romanes. Padoue-Venise, 29 aout-4 septembre 1982, II, (Modena, 1984), 797.
Hyde, 'Real and imaginary journeys', 130-1.
Salimbene de Adam, 'Cronica', ed. O. Holder-Egger, in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Hanover etc., 1826-1913), xxxII, 210, 213.
Roger Bacon, Opus Majus, ed. J. Bridges (Oxford, 1897-1900, 3 vols.), I, 305. 参考 Jarl Charpentier, 'William of Rubruck and Roger Bacon', in Hyllningsskrift tillignad Sven Hedin pa hans 70-arsdag den 19 Febr. 1935 (Stockholm, 1935), 255-67.
MP, I, 31-2, 34-5.顺及，波罗不可能在1296年阿牙思战中被俘，很可能是稍后的一次小型海战。
Sir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new edn. by Henri Cordier (Hakluyt Society, 2nd series, XXXIII, XXXVII, XXXVII, XLI, London, 1913-16, 4 vols.), III, 195;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Paris, 1959-73, 3 vols with continuous pagination), I, 601-2有全文引用。
在MP, I, 60有翻译; Sir E. Denison Ross, 'Marco Polo and his book',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xx (1934), 201 (text), 202-3 (transl.)亦有.
这也抄本也是M. G. Pauthier版本的底本, Le Livre de Marco Polo (Paris, 1865): 其序言如上 ibid., 1-2, 亦在MP, I, 61-2有翻译. Ross, 'Marco Polo', 192, 亦不重视所谓的'De Cepoy legend', 不过应该注意，送礼物的时间不可能是1307年8月，因为De Cepoy 5月就离开威尼斯去了英国: Joseph Petit, 'Un capitaine du regne de Philippe le Bel: Thibaut de Chepoy', Le Moyen Age, x = 2e serie, I (1897), 231-4.
MP, i, 28, 556 (and cf. 555, n.1).
Critchley, 21.Jacopo d'Acqui中没有这一细节(pp. 42, 142).
Jacques Heers, Marco Polo (Paris, 1983), 290-2.
例见Critchley, 34.
ibid., 49, citing MP, I, 276.
这个观点Olschki表达的很清楚， Olschki, Marco Polo's Asia, 97-9, 111; 亦见于 Heers, Marco Polo, 165-85, 258. 不过对于波罗书中很明显的商人视角，见 Antonio Carile, 'Territorio e ambiente nel "Divisament dou monde" di Marco Polo', Studi Veneziani, n.s., I, 1977, 13-36; Ugo Tucci, 'Marco Polo, mercante', in Lionello Lanciotti (ed.), Venezia e l'Oriente (Florence, 1987), 323-37.
Heers, Marco Polo, 112-17.
Critchley, 38. Angeliki E. Laiou, Constantinople and the Latins: the foreign policy of Andronicus II 1282-1328 (Harvard Historical Studies, LXXXVIII, Cambridge, Mass., 1972), 206-9.
见 Critchley, 71, 136; 虽然他也指出(pp. 72-5) 该书的态度似乎较少倾向于蒙古联盟。
MP, I, 59-60; 又见 Ross, 'Marco Polo', 200-1 (text), 202 (transl.).
Olschki, Marco Polo's Asia, 111, 115 (and see his fig. 3, facing p. 117)
John J. Nitti (ed.), Juan Ferndndez de Heredia's Aragonese version of the Libro de Marco Polo (Madison, Wisconsin, 1980).
其后，见Jacques Heers, 'De Marco Polo a Christophe Colomb: comment lire le Devisement du monde?',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x, 1984, 125-43.
Olschki曾试图重构波罗的形成，见 Marco Polo's Asia, 12-38.
Wolfgang Lentz, 'War Marco Polo auf dem Pamir?', ZDMG, n.F. xi, 1933, 1-32, 包括到达巴答哈伤是可信的。
见Yule注, Cathay, ed. Cordier, iv, 48-9, 130 n.1, 140 n.1; Cordier对Canton大清真寺的注，ibid., 122, n.1; Ross Dunn, 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uta, a Muslim traveler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 1986), 252-3, 涉及了这些问题，不过对伊本•白图泰提供了支持.见我的书评vol. IV of the translation by H. A. R. Gibb and C. F. Beckingham,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rd series, vi, 1996, 262-6.
Critchley, 81.
Pelliot, Notes, n, 646-7.
不过这也难保某些抄本中还是出现了诡异的生物，见 R. Wittkower, 'Marco Polo and the pictorial tradition of the marvels of the east', in Oriente Poliano. Studi e conferenze tenute all'IsMEO in occasione del VII centenario della nascitd di Marco Polo (1254-1954) (Rome, 1957), 155-72; John Block Friedman, The monstrous races in medieval art and thought (Cambridge, Mass., 1981), 154-8.
关于早期的误解，见Berthold Laufer, 'Asbestos and salamander: an essa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 Toung Pao, xvI, 1915, 299-373.
Louis Hambis, 'Le voyage de Marco Polo en Haute Asie', in Oriente Poliano, 183-4. David Morgan, 'Prester John and the Mongols', in Charles F. Beckingham and Bernard Hamilton (ed.), Prester John, the Mongols and the Ten Lost Tribes (Aldershot, 1996), 165-6.
Critchley, 83-4.
Pelliot, Notes, ii, 774-5.
ibid., II, 814-15.
关于甘州，见ibid., I, 150-3. 值得注意的是，托斯卡纳本(Ruggieri, 150)在这里遗漏了波罗的名字，这或许说明这是第一次旅行中的事儿。
Paul Pelliot, 'Les traditions manicheennes au Fou-kien', T'oung Pao, xxII, 1923, 193-208; 亦见于他的Notes, ii, 726-8.
这里的马可在托斯卡纳本(Ruggieri, 106)中被遗漏了。
Critchley, 78-9, and cf. also 82-3 for pilgrims' guides; 关于中国地理学作品，见ibid., xii. Heers, Marco Polo, 241-2, 波罗书中的口吻和对旭烈兀进攻波斯的评论类似于1263年的刘郁《常德西使记》，关于此书，见Emil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London, 1888, 2 vols.), I, 122-56.
Pelliot, Notes, ii, 812.
F关于在印度的材料，见K. A. Nilakanta Sastri, 'Marco Polo on India', in Oriente Poliano, 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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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r, 'Interpreters', 307-16.
关于这种文字，见 N. N. Poppe (ed.) and John R. Krueger (tr.),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ript (Gottinger Asiatische Forschungen, vm, Wiesbaden, 1957); De Rachewiltz, 'Some remarks', 71-3; Rossabi, Khubilai Khan, 155-60. Heers, Marco Polo, 234, 认为阿拉伯语是波罗所会的四种语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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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 Aubin, 'Les princes d'Ormuz du xIIIe au xve siecle', Journal Asiatique, CCXLI, 1953, 88.
参见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 1968). 关于蒙古之前，宋朝皇帝的态度，见Herbert Franke, 'Sung embassies: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 in 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urs, 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3), 117; 关于元后期, Henry Serruys, C.I.C.M., 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II: The tribute system and diplomatic missions (1400-1600) (Me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xiv, Brussels, 1967), 19-21.
关于忽必烈的统治，见Elizabeth Endicott-West,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Yuan China: the Ortoy', Asia Major, 3rd series, II (1989), part 2, 127-54; 关于忽必烈之前的时代, Thomas T. Allsen, 'Mongolian princes and their merchant partners 1200-1260', ibid., 83-126.
Denis Sinor, 'Diplomatic practices in medieval Inner Asia', in C.E. Bosworth et al. (ed.), The Islamic world from Classical to modern times: Essays in honor of Bernard Lewis (Princeton, 1989), 342-3.
Critchley, 38-41, 认为马可波罗夸大自己的才能是为了保证在法国的工作。
相关材料见 A. C. Moule, Quinsai and other notes on Marco Polo (Cambridge, 1957), 75-6.
Pelliot, Notes, II, 876
见Ronald Latham 在Penguin译本中的介绍 (1958), 14, n.这些段落以简短的形式出现在托斯卡纳本中(Ruggieri, 230-1).
Francis A. Rouleau, S. J., 'The Yangchow Latin tombstone as a landmark of medieval Christianity i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vII, 1954, 346-65.
Igor de Rachewiltz, 'Turk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urco-Mongol relations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in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281-310. Rossabi, 'The Muslims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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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Isol le Pisan', 188-90.关于合赞汗占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见 Sylvia Schein, 'Gesta Dei per Mongolos 1300: the genesis of a non-event',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civ, 1979, 805-19 (especially 815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