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泰斗——悼牧田諦亮先生

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1751720/

最後的泰斗——悼牧田諦亮先生

2011-08-16 09:25:07 來自: michael(不自由勿寧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vbe6.html

8月9日上午、下午、深夜，連續接到來自日本的兩個電郵，一個電話，內容相同——牧田諦亮先生於8月8日凌晨5時左右去世，享年99歲。深夜11點多落合俊典先生的電郵中說：「按照先生遺願，遺體將捐贈滋賀醫科大學，葬儀將在一年後舉行。」

躺在床上，先生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眼前，一幕幕往事接連浮現。

1994年，我在日本京都訪學半年，其間由落合俊典介紹，參加「七寺古逸經典研究班」，得以拜見牧田先生。該研究班每周一次，在牧田先生家中舉行。先生的住房在京都今出川附近一棟普普通通住宅樓裡，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單元。老人一人住在那裡，生活的一切自己打理。進門，走過狹小的過廳是書房。不足十五平米，除了門窗，凡有牆壁的地方全是書架，書架上從地面到天花板，全是書。窗下有一個小型複印機，如需資料，當場即可複印。書房中間兩張桌子拼成長條桌，長條桌與書架之間只夠放一個凳子，參加研究班的諸位背挨著書架圍坐在長條桌四周。牧田先生平時就在這間書房工作，如果到得早，長條桌上往往放著他正在工作用的書籍等物。等人到得差不多了，再把桌子上書籍騰挪歸置，開始研讀七寺古逸經。

第一次到先生家參加研究班，落合先生特意帶我提前到達，以拜見先生。等候在門口時，心中有些激動，也有些惴惴。因為當時我的《8～10世紀佛教大藏經史》已經出版，並且已經在日本引起較大的反響。書中在論及《沙州乞經狀》時提到牧田先生的相關研究，評點說先生結論是正確的，但方法有疏漏。雖然純屬學術探討，但畢竟是後生小子批評了老前輩。記得在先生家見面後，我先做自我介紹，並說當研究生時就拜讀過先生的著作，非常仰慕，今天能有機會拜見，很高興。先生不像一般人在這種場合，往往回答一些客氣話，而是馬上追問：「你讀了我的什麼書？」我回答：「讀的是《疑經研究》。」並說明，我讀的是宗教所的藏書。因為經常拜讀、查閱，所以還沒有還，現在還在我家中。沒想到，下一周我第二次到先生家，先生拿出一本他已經簽好名的《疑經研究》贈送給我。這本書至今我經常翻閱。

講起書，還有一件事情，使我終生難忘。研究班這種集體科研方式，是上世紀50年代起，以牧田先生為代表的日本學者首創的。當時先生任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組織並主持了《弘明集》研究班，經過長年累月的研討，對《弘明集》做了詳盡的研究譯注，於1973到1975年，先後出版《弘明集研究》三册。可以說，這是一個至今無人超越的高峰。而三册《弘明集研究》也成為佛教文獻研究的典範。按照日本慣例，此類成果均為非賣品，即內部出版後僅供學界流通。在日本，內部出版也是一種出版方式。「非賣品」的學術價值，往往超過書店中的正式出版物。此類書，書店雖然不賣，但偶爾能在舊書店淘到，價格往往比公開出版的書貴。

在日本時，我比較喜歡逛舊書店，往往在一個舊書店可以泡上多半天。一次，竟然在一個舊書店發現有20年前出版的那三册《弘明集研究》。喜出望外，抱到櫃台。老板要價20萬，我嚇了一跳。我當時每月工資只有人民幣幾百元，20萬日元相當於將近2年的工資。雖說那次赴日，日方提供的生活費比較優厚，但 20萬實在不是小數。我掂量又掂量，權衡又權衡。放棄吧不甘心，買下吧真太貴。在櫃台前回旋好一會，委實下不了決心。老板看我真心想買，說可以讓價到18 萬。我猶豫再三，忍痛離開。

後來一次與梶浦晉先生聊天，我談到舊書店的那三本書。他說：「這套書非常稀見，的確要值這個價。不過，可以向牧田先生問一下，也許他還有多餘的。」我說：「不行！太貴了。不能開這個口。」梶浦晉又說：「據他所知，京都大學人文所還有少量存貨。牧田先生是這個研究班的主持人，如果牧田先生給人文所所長寫一封信，也許人文所會贈送。」我說：「不要提此事，不要讓先生為難，畢竟他已經退休離開這麼多年了。」

過了一段時間，研究班過後，忽然牧田先生主動問起此事。我這才知道梶浦晉還是把此事告訴了先生。我連忙說：「這書宗教所也有，以前借過。以後需要還可以借。」牧田先生沒有說什麼。等到我臨回國前，梶浦晉告訴我，牧田先生還是為此向人文所所長寫了信，但所長出國未歸，所以沒有消息。讓我回國等消息。這時真不知道說什麼好。回國後一段時間，約2、3個月吧，日本寄來一個郵包，打開來，赫然就是那三册《弘明集研究》。心中的感激，無法形容。這套書，從此成為我最珍貴的收藏之一。

七寺，位於名古屋。收藏了一部日本平安時期的寫經。這部經典早就為人所知，並曾有目錄公布。一次，落合俊典先生前往調查，發現其中竟然保存一些未為歷代大藏經所收的典籍。另有一些典籍雖為大藏經所收，七寺本行文也有不同。他後來告訴我：當時非常吃驚，而且不自信。這麼重大的問題，難道前此沒有人發現，竟然被我發現？他將這一發現向牧田先生匯報，牧田先生敏銳地感覺到這是一個學術富礦。於是組織了七寺古逸經典研究班。經過多年努力，出版了牧田諦亮監、落合俊典編的《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刊》，全六册。以此為契機，由落合俊典領軍，日本開展了對古寫經的調查與研究，開拓了佛教研究的新局面。我在日本時有幸参加了這個以牧田先生為靈魂的研究班的活動，親炙先生的教誨，領受先生的風采，體驗了如何用研究班方式來從事佛教文獻研究。回到中國，我也嘗試用研究班方式整理佛教文獻，《藏外佛教文獻》開始時就是這樣做的。當然，中日情況不同，这是另一個問題，在此不談。

1994以後，我去日本的機會比較多。如在京都參加學術會議，都能在會場上見到牧田先生。往往一天會議下來，我都感覺疲勞，牧田先生卻從頭參加到尾，還經常發言提問。參會、離會、拎包，大小事情都是自己一個人料理。真是不佩服不行。

我到日本，只要到京都，總要登門拜訪先生，問候健康，請教問題。有時也沒有什麼大事，就是單純拜見，與先生隨意聊聊天。先生在上海生活過若干年，能說幾句標準的上海話。記得有一次，我臨走時，先生送我一木盒已經打開、自己正在使用的茶葉。我非常感動。按照日本的習俗，這是長輩對比較親近、不拘禮節的下輩才會有的舉動。其後小女在京都留學，我曾經帶她拜訪先生。先生百忙中，還記掂著小女，曾經兩次請她吃飯。

1999年，牧田先生與落合先生等來北京，擬到天津藝術博物館調查敦煌遺書，托我協助聯繫有關事項。後由紹良先生親筆寫信介紹，加上內子託人疏通，方才得以成行。按照中國的算法，當年牧田先生88歲，正值米壽。任繼愈先生在北大做東為他暖壽。當天參加宴會的有季羡林先生、周一良先生、周紹良先生。落席以後序齒，季先生1911年生，居長；牧田先生1912年生，為次；一良先生1913年生，第三；任先生1916年生，第四；紹良先生1917年生，第五。個個都是耄耋老翁，但個個身體健康，精神矍爍。席間五老暢談甚歡，任先生還特意寫了一幅字贈送給牧田先生：「疑經研究，海東一人。」那天我有幸忝陪末座，為先生們跑腿。當天五人歡談的樣子，現在猶在眼前。但五位老人都已先後故世，令人愴然。

2005年12月，我應邀携內子到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講學。當時牧田先生在琦玉工業大學任校長。12月23日，落合通知我，已經與牧田先生聯繫好，陪同我們去拜見他。約2点半到深谷車站，出站不遠，就是與先生約定見面的旅館。走進大堂，先生已坐在沙發上等候。我們連忙過去。先生身穿西裝，手持拐杖。雖然眉、髮皆白，但面色紅潤，顯得非常健康。我們在他周圍的沙發坐下，互相贈送了禮品。先生給我們夫婦的禮品是一大盒羊羔羹，淨重3公斤；給落合的是一箱瓶裝啤酒，一打12瓶，約有7、8公斤吧。我看先生身旁並無隨護，便問：這兩件東西都是先生自己拿來的？他回答「是」，並作勢左右手各提一件東西的樣子。兩件東西總共有10公斤以上，先生可已經高齡93歲了。就這樣左手一件、右手一件提過來。我真為先生的精神、精力驚嘆並高興。由於電腦硬盤故障，我在日本的日記已經無存。下面是內子當天日記的摘錄：

「老人給每人要了一杯咖啡，笑眯眯地和大家談天說地。他氣色不錯，反應不慢，也愛講話。不像一個如此高齡的老人。看來他與落合也有一段時間沒見面了，落合向他介紹了大阪金剛寺古寫經的調查進展。方介紹了北圖敦煌遺書目錄及英藏敦煌遺書目錄的進展。老人也講了自己目前的生活，說：現在一切事情仍然自己打理。每天早晨6點半起床，周一至周五到學校上班。並開玩笑說：多年前他辦理護照時，工作人員就說他年紀大了，不給他辦10年有效期的，只給他辦5年的。從那時起，他已辦了3次5年期的護照。方以前給我介紹過，今年夏天與落合一起到倫敦做項目的宮井里佳女士，就在牧田先生的琦玉工業大學工作。宮井曾說，牧田這個校長，不是掛名，是真正管事的校長。今天見面，老人提到宮井，說她工作不錯，已提升為副教授，將來還會提升為教授。

交談約持續50分鐘左右，老人麻利地起身，穿上米色的風衣，戴上貝雷帽，徑自到櫃台付帳，又返身回來。動作和速度都與正常人無異。我估計他是要送我們。果然，老人在前邊帶路，走向車站。出旅館時，他舉起手杖指著旅館後邊一幢高樓說：「我就住在那裡。」我趕在他們前邊，連連按動快門，拍下這位歷史老人。後來從照片上發現，老人的風衣扣錯了位。

老人將我們一直送到檢票口，揮手告別離去。進入站台等車時，方同落合開玩笑說：「你雖然已經戒酒，但這箱94歲老人親自提來送你的啤酒可不能不喝。」我們連連感慨：看來人首先要精神不老。我想：一個高齡並且有職務、有名望的老人，一切事情自理。這在中國，無論於公於私，都是不可思議的。」

我要補充的是，那天牧田先生送我們回車站，他拄著拐杖，一個人急匆匆走在最前面，步履矯健，那裡像93歲高齡的老人。我們幾個快步跟在後面，都為先生的身體康健讚嘆。都說：「像先生這樣，壽過百歲，絕對沒有問題。」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牧田先生。此後仍有通訊往來，也以為還有機會見面。就在前不久，我把剛出版不久的《敦煌遺書散論》寄到日本，托人帶給先生。

沒有想到，剛過99歲生日不久，先生就往生了。

牧田先生1912年生於日本滋賀縣野州市，先後就學於佛教專門學校（現京都佛教大學）、大谷大學、京都大學。曾在中國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任助手。戰後任京都大學副教授、京都大學人文所教授。從京都大學退休後，歷任歧阜教育大學教授、琦玉工業大學校長等。

先生首赴中國是1935年夏天，時年23歲，曾在蘇州報國寺拜訪印光法師，又在南京毗盧寺拜訪太虛法師。最後一次到中國是2006年12月，時年94歲，乃應邀到廈門南普陀寺，為閩南佛學院師生做講演，並祭拜了太虛法師的舍利塔。

先生一生致力於中國佛教研究，著述甚豐，是日本中國佛教研究最後的泰斗。對佛教文獻、淨土宗、信仰層面佛教等力耕尤深，開創了疑偽經研究的新局面。尤其令人感動的是，一個像他這樣的學界泰斗，卻致力於瑣碎的實用文獻工具書編纂。在電子佛典出現之前，先生編纂的幾部高僧傳索引，為一代又一代的學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我相信，隨著佛教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先生的許多開拓性工作將越來越顯示其價值。

先生生前已將自己的藏書捐出，設立牧田文庫。又留下遺囑，將遺體捐贈滋賀醫科大學。我不知道一個經歷了百年滄桑的老人，臨終前想了些什麼。但我知道，先生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2011年8月12日於通州皇木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