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漢文大藏經的幾個問題（一）

以下引自部落格《藏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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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漢文大藏經的幾個問題（一）

對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的時間，歷來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但以大月氏使臣伊存於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向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說較爲可信。伊存雖尊印度傳統口授，景盧却依中國習慣筆録。因此，這部《浮屠經》是第一部成文的漢譯佛經。[1]也就是說，佛典的傳入與佛教的傳入最初是同步的。

後來，西域僧衆東來傳教，中國僧衆西行求法。佛經陸續譯出，中華佛教撰述也不斷涌現。佛教在中國由附庸，到獨立，最終成爲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與這一進程相呼應，漢文佛典也逐漸發展、成長，最後形成一部龐大的大藏經。大藏經雖是漢文佛教典籍，却涉及哲學、歷史、語言、文學、藝術、音韻、天文、地理、曆算、醫學、建築、繪畫、科技、民族、社會、中外關係等諸多領域。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對中國文化及整個漢文化圈都産生過深遠的影響，也是今天我們研究中國文化乃至東方文化不可或缺的資料。

一、「大藏經」名稱考

「大藏經」是中國人創造的佛教名詞，在梵文中找不到與此相對應的原詞。

「大」，在這裡是一種褒義，它表示佛教經典所闡述的義理賅天地而無外，窮宇宙之極致。佛教常把祇有佛才可能具有的最高智慧稱作「大圓鏡智」；把佛教的法身佛稱作「大日如來」。所用的「大」，都是同一種含義。

「藏」，是梵文pitaka的意譯。pitaka，意為盛放東西的箱子、籠子等器皿。古代印度沒有紙張，經典刻寫或抄寫在貝多羅樹葉上，形成所謂「貝葉經」。印度的僧侶常把貝葉經存放在箱子或籠子，即pitaka（藏）中。因此，pitaka（藏）也就逐漸成為佛典的計算單位乃至代名詞。比如經、律、論分別存放在三個pitaka（藏）中，被稱爲tripitaka（三藏）。

「經」，是梵文sūtra的意譯。sūtra，原意為「貫穿」。古印度佛教徒認爲，用一根線繩把花瓣穿起來，這些花瓣就不會再被風吹散。同理，把釋迦牟尼的言教搜集總攝在一起，便可永不散失，流傳後代，所以稱之爲sūtra。中文「經」字原意是指織物的縱線，有綿延之意。故引申為「常」，指常存之義理、法則、原則。《尚書·大禹謨》：「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經，常。」《左傳》宣公十二年：「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2]就是這個意思。中國人從來有一點「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認為宇宙間存在著某種終極真理。對「經」字的上述詮解，就是中國人這種心態的反映。在此，釋僧肇的解釋可能是有代表性的：「經者，常也。古今雖殊，覺道不改。群邪不能沮，衆聖不能異，故曰『常』也。」[3]意思是說：所謂「經」，是一種永存不變的東西。儘管時間流駛，古今的情况不同，但釋迦牟尼闡明的覺悟真理不會發生變化。這種真理是任何不信佛的外道（群邪）破壞不了的，即使是佛弟子們（衆聖）也不能隨便改變它。所以稱作「常（永恒）」，也就是「經」。由此看來，中國人用「經」字來對譯印度的sūtra，雖然不符合該詞的原意，卻反映出中國佛教徒對釋迦牟尼及其言教的無限崇拜與信仰。

sūtra一詞，在印度僅指經、律、論三藏中的「經藏」。而在中國，「經」的內涵逐漸擴展，形成不同的層次。從狹義到廣義，大體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三藏中的經藏，等同於印度佛教的“sūtra”。第二層含義指域外傳入的所有翻譯佛典。從佛教初傳開始，中國人往往把屬於印度佛教律藏、論藏的典籍，都譯稱爲「經」。第三層含義，則如「大藏經」的「經」，已經進而包括了中國人自己編撰的中華佛教撰著。「經」之含義的演變，與中國人對翻譯佛典的觀感有關；與南北朝時期的三寶崇拜思潮有關；也與隨著中國佛教蓬勃發展，中華佛教撰著大量出現有關。

所以，「大藏經」一詞既吸收了印度佛典管理的內容，又融貫了中國人的思想與感情，反映了中國佛教發展的歷程，本身就是中印文化相結合的產物。

從上個世紀起，大藏經成爲佛教學術研究的對象，當時學者們曾對「大藏經」一詞最早出現在什麼時候進行過探討。由於《大正藏》本隋灌頂著《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之末尾提到智者大師一生共造「大藏經十五藏」[4]，故認為「大藏經」一詞在隋代已經產生[5]，筆者以前也持這樣的觀點。但後來在日本藤枝晃先生的提示下，細玩《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卷末文字的意趣，發現這段文字並非灌頂的原著，而是「銑法師」所作的補註。「銑法師」係何時、何許人，待考。所以不能把它當作「大藏經」一詞在隋代已經出現的證據。

在整理敦煌遺書的過程中，我發現敦煌遺書《西天大小乘經律論並見在大唐國內都數目錄》（伯2987號、斯3565號）、《大唐大藏經數》（伯3846號）出現「大藏經」一詞。本書第二章對伯2987號、斯3565號有專題研究，此不贅述。這兩件敦煌遺書，從抄寫形態看，應該是敦煌歸義軍時期的寫本，但從內容分析，該文獻產生的上限不會早於唐玄宗時代，下限不會晚於會昌廢佛。至於伯3846號，則年代稍遲，為會昌廢佛後出現的。因此，我曾經推測「大藏經」一詞大約產生在從唐玄宗到會昌廢佛這一時期[6]。其後檢索電子文本大藏經，發現《金剛頂經大瑜伽祕密心地法門義訣》卷上有「其百千頌本，復是菩薩大藏經中次略也」[7]的說法。該《義訣》未為我國歷代大藏經所收，日本《大正藏》依據日本刻本收入。日本刻本則源於空海入唐所得。空海入唐的年代是公元804年到806年，相當於唐德宗貞元二十年至唐憲宗元和元年。隨後又在唐海雲《兩部大法相承師資付法記》中，發現有「依梵本譯成六卷，又總集一部教持念次第共成一卷，成七卷。共成一部，編入大藏經。」[8]海雲該書撰於唐文宗大（太）和八年（834），時為會昌廢佛之前。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相互證明，由此可以肯定會昌廢佛之前，最遲在唐貞元年間，「大藏經」一詞已經產生。

應該指出，敦煌遺書伯2987號、斯3565號均有「西天大藏經有八萬四千億五百卷」之類的提法。可知創造了「大藏經」這個名詞的中國人並沒有把這個名詞的使用局限於漢文佛教典籍，而把它當做佛教典籍的總稱。但在古代，雖然中國人創造「大藏經」這一名詞，並賦予它佛教典籍總稱的含義，其他各系統佛教，卻依然各自傳承自己的典籍，各有自己傳統的稱呼。南傳佛教的典籍被稱為「三藏」（Tripitaka），藏傳佛教的典籍被稱為「甘珠爾」、「丹珠爾」。至於「“漢文大藏經」這一名詞，實際是二十世紀初由日本學者提出的。他們站在漢傳佛教的立場上，注目於三大系佛教之總體，整合各不同語種之佛典，提出「巴利大藏經」、「南傳大藏經」、「藏文大藏經」、「蒙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西夏大藏經」等一系列名稱。作為對舉，漢傳佛教的「大藏經」一詞也自然演化為「漢文大藏經」。所以，在漢傳佛教文化圈中，所謂「漢文大藏經」與「大藏經」，只是不同歷史、語言背景下的不同稱呼，其指代對象完全相同。

同樣應該指出的是，「巴利大藏經」、「藏文大藏經」等提法的出現，祇是漢傳佛教文化圈內部的事，這些稱呼基本上只限於漢傳佛教系統內部使用，南傳佛教、藏傳佛教則仍然沿用傳統的「三藏」（Tripitaka）、「甘珠爾」、「丹珠爾」來稱呼自己的典籍。由於歐美的佛教研究是從研究南傳佛教起步的，受此影響，歐美長期使用「Tripitaka（三藏）」一詞，並用該詞來對譯漢文的「大藏經」。近年來，纔逐漸改用「dazangjing（大藏經）」這一稱謂，有的則採用「大藏經」的日語發音“taizokyo”。

上面分析了產生「大藏經」一詞的文化背景與實際內涵。本書的研究對象為中國寫本佛教大藏經，所以本書所說的「大藏經」，如不特別指明，均指漢文大藏經。

方按：系統不支持梵文，上述梵文拼寫有誤，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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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方廣錩：《〈浮屠經〉考》，載《法音》，1998年第6期。

[2] 《辭源》，商務印書館，1981年修訂第一版，第2434頁。

[3] 《注維摩經》卷一，《大正藏》，第38卷第327頁下。

[4] 《大正藏》，第50卷第197頁下。

[5] 參見日本大藏會編：《大藏經——成立と變遷》，百華苑出版，1990年2月，第22頁。

[6] 方廣錩：《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出版，2002年3月，第1頁。

[7] 《大正藏》，第39卷第808頁上。

[8] 《大正藏》，第51卷第785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