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二）

以下引自部落格《藏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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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二）(2008-09-02 20:39:19)

二、編纂大藏經的內在理路

（一）、「內在理路」釋義

上面簡單介紹了兩千年來漢文大藏經的基本概貌。本節想探討編纂大藏經的内在理路。以前還沒有人探討過這個問題，因此首先需要説明什麽是編纂大藏經的内在理路。

任何時代、任何人，花費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來編纂大藏經，必然有他的目的。爲了達成這一目的，必然有一個與這一目的相適應的甄別、選取佛典的入藏標準，有一系列與這一目的相配套的編纂藏經的方法。我認爲，編藏目的、入藏標準、編藏方法三者，構成了大藏經編纂的内在理路。從歷史上看，大藏經的編纂者，一般很少公開宣示自己編纂藏經的目的、標準與方法。但無論哪一部藏經，實際都存在這三者，它們貫穿於該藏經籌備與編纂的整個過程，並體現在最終完成的這部大藏經中，所以稱之爲“内在”理路。我們可以通過分析一部一部的藏經，來探討它們各自的内在編藏理路。當然，就某一部具體的藏經而言，還有一個它的預設編藏理路能否從始至終貫徹到底的問題。本文對此不予討論，僅從宏觀的角度，探討古今編藏理路的表現形態及其演變軌跡。

（二）、佛教編藏的基本理路

首先應該指出，結集佛典本來就是印度佛教的傳統。佛、法、僧三寶的觀念，在釋迦牟尼時代是否已經產生，還可以再研究。從早期佛典看，三皈依在當時似乎已經成爲一個熟語；但從歷史事實看，釋迦牟尼時代，佛典還沒有產生。當然，從邏輯上講，佛法形成在先，佛典結集於後。因此，釋迦牟尼時代尚未出現佛典，不影響三寶觀念的產生。從現有資料看，起碼在部派分裂之前，三寶觀念已經產生。如果說三寶觀念在釋迦牟尼時代已經形成，則第一結集的歷史地位將更加重要。因爲這説明當時的僧人已經非常清醒地把法作爲與佛、僧並立的亙古永存的真理。即使三寶觀念在釋迦牟尼時代尚未形成，可以設想，第一結集的成果，對三寶觀念的形成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

印度佛教此後的歷次結集，各有各的歷史背景與原因，這裡不做探討。但佛典作為佛法的代表，始終受到重視與尊崇。佛教傳入中國，怎樣才能讓中國信徒原原本本、毫不走樣地接受佛教的思想，是當時傳教法師面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有兩個層面：第一、質量層面，即「不走樣」；第二、效果層面，即「能接受」。從這兩個層面，生發出早期漢譯佛典的「直譯派」與「意譯派」之爭。而漢文大藏經所以形成，正是這一理路在新時期的發展。

限於資料，我們對早期中國佛典的流傳情況，特別是大藏經形成的具體過程，尚處在若明若暗的境地。但根據現存的道安時代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道安編纂經錄的基本態度是鑑真僞、辨源流。也就是說，他特別注重佛典傳播的質量層面，亦即純正性原則。這種態度，貫穿了道安一生所有與經典有關的活動。

早在三國時期，圍繞《法句經》的翻譯，曾經發生過一場關於直譯、意譯的大爭論。這場爭論以直譯派的勝利告終。而道安的「鑑真僞、辨源流」，可以說是直譯派路線在新時代的發展。雖然三國以後，意譯照樣大行其道；雖然道安以後，疑偽經以更大的勢頭湧現出來；但在中國佛教的發展史上，從佛教初傳，到唐玄宗時代，這種保持佛典純正性的努力一直在大藏經的編纂活動中佔據統治地位，並直接影響著漢文大藏經的形態。我曾經撰文指出，從歷史發展看，漢文大藏經有三種功能與三種表現形態。而正是編藏僧人努力保持佛教典籍純正性的内在的宗教責任感，使當時的大藏經獲得了學習、傳播佛法的功能，出現了義理性的形態。

但佛典畢竟是法寶的代表，三寶崇拜則是佛教的基本信仰形態。作爲一個宗教，純正的信仰是佛教立足的基礎。因此，大藏經作爲法寶的代表，自然也就具備了福田的功能，具備信仰性形態。

（三）、古代藏經的兩種功能形態

我曾經多次撰文指出：

佛教作爲一種宗教，既有比較精細、高深的哲學形態，也有比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態。由此，它能夠適應不同層次人們的不同需要。我把前一種形態稱為「佛教的義理性層面」，把後一種形態稱為「佛教的信仰性層面」。義理層面的佛教以探究諸法實相與自我證悟爲特徵，以大藏經中收入的印度譯典及中國高僧著述爲依據，以追求最終解脫為主要目標；而信仰層面的佛教則以功德思想與他力拯救爲基礎，以漢譯典籍中的信仰性論述及中國人撰著乃至諸多疑偽經為依據，以追求現世利益為主要目標。義理層面的佛教在我國佛教史上處于主導地位，它爲佛教提供了高水平的骨幹與活潑潑的靈魂，它的興衰决定了中國佛教的興衰；但信仰層面的佛教較義理層面的佛教影響更大、更深、更遠，爲中國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衆基礎，是中國佛教綿長生命力的基本保證。這兩種層面的佛教雖然各有特點，有時看來截然不同，甚至尖銳對立；但又相互滲透、互爲依存，絞纏在一起，相比較而存在。當兩者相對平衡，佛教的發展便相對順暢；當兩者的力量相對失衡，佛教的發展便出現危機。在中國佛教的研究中，兩者不可偏廢。

漢文大藏經的義理性層面與信仰性層面，也密不可分地相互滲透與依存。毋寧說，正因爲大藏經具有高度的義理性，纔使它具備成爲信仰性對象的基礎。比如，唐智昇編定的《開元大藏》，就其内在理路而言，原本是一部義理性大藏。但將它按照白居易《蘇州南禪寺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記載的方式納入轉輪藏，它就具備了典型的信仰性功能[1]。可以想見，廣大群衆的信仰又擴大了義理性大藏經在信教群體中的影響。不過，在此又必須指出，與晚唐以前佛教的義理層面在我國佛教史上處于主導地位相適應，我國當時的大藏經，雖然兩種形態具備，但以義理性為主導。但隨著佛教信仰性層面的力量日益加強，大藏經的形態也產生新的變化。如黑水城出土的《大乘入藏錄卷上》，這部藏經的雖然依據《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的標準收入經典，卻按照諸經卷數的多少排列次序。所以，編纂這部藏經的目的不是供人學習佛教義理，僅是供人頂禮膜拜。正因爲這樣，這部藏經完全不講究結構的合理，只講究外觀的整齊[2]。這樣一部完全體現大藏經信仰功能的藏經，卻依然採用《開元釋教錄》的名號，也説明漢文大藏經的義理性層面與信仰性層面密不可分地相互滲透與依存。

我曾經提出「大藏經三要素」，作爲研究寫本大藏經的指標。亦即收經標準、結構體系、外部標誌。我們可以發現，雖然上述三要素因人、因時、因地而有區別，但從總體看，嚴格真僞鑒別、重印度輕中國、重經論輕註疏，是中國寫本大藏經中正藏部分不變的主線。結構體系問題則是經過數百年的努力，最後由智昇總其大成。至於在外部標誌方面的探索，則直到晚唐採用《千字文》作爲大藏經的帙號，才算告終。「三要素」這個問題意識的形成與解決，是一個動態的漫長的過程。關於這一點，拙作《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有所論述。但該書僅客觀描述了三要素問題的逐步解決，還有沒將這個問題與編藏的内在理路有機結合。本文限於篇幅，也不打算過多涉及這個問題，僅在這裡略微點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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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白居易集》，中華書局，1979年10月，第1487頁。按照這篇文章的記敍，該轉輪藏中所收藏的是一部依據《開元錄·入藏錄》組織的大藏經。

[2] 參見拙作《中國漢文寫本大藏經研究》第四章第一節，版本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