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三）

以下引自部落格《藏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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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三）(2008-09-02 20:41:16)

（四）、中國佛教外部力量對大藏經編纂的影響

上面從佛教内部分析大藏經編纂的内在理路。從外部環境講，漢民族整理典籍的傳統、漢文化大一統的深層意識，也是影響佛教大藏經產生的重要原因。關於這一點，中國與印度形成鮮明的對照，但在此也不做進一步論述。

有人認爲，唐玄宗時期是中國社會的一個轉型期。本人對此缺乏研究，沒有發言權。但從政教關係、從大藏經的發展來看，唐玄宗時期的確是我們值得注意的一個轉型期。在唐玄宗之前，造什麽樣的藏，怎樣造藏，都是佛教教團内部的事務，國家無權干涉。即使所謂“皇家官藏”，也不過是皇家出資，委託某個寺院修造罷了。皇家與造藏僧團的關係，僅僅是“財施”與“法施”的關係。皇家造藏是爲了祈福積德，至於大藏怎麽修造，收入什麽經典，他們是不去過問，也不必甚至不便過問的。大藏造完之後，即歸修造大藏的主持人所在的寺院所有。這個寺院可能位於宮外，如法經所在之大興善寺；也可能位於宮內，如智果造藏之“內道場”。雖然是皇家所造的大藏，帝室成員如係俗人，也無權閱讀全藏。起碼佛教明確規定，禁止在家人閱讀戒律。隋文帝曾經很明確地將對經典真僞的判決權交給佛教教團；唐高宗曾經企圖干涉藏經的結構，最終歸于失敗。但到了唐玄宗時代，玄宗開始直接干預某些典籍的入藏，乃至從此開始出現一個慣例，經典入藏，需經御准。在此透露出來的皇權與佛教勢力消長的消息，值得我們注意。幸好智昇之編纂《開元釋教錄》乃屬個人行爲，故較少受到皇權的干擾。

（五）、會昌廢佛後中國大藏經的基本態勢

會昌廢佛剝奪了佛教教團的經濟基礎，給佛教以沉重的打擊，佛教開始醖釀轉變。現在看來，這一轉變順著兩條道路前進。一條是以“禪淨合一”為旗幟的義理層面的佛教；一條是以大型科儀為代表的信仰層面的佛教。這一局面，入宋以後看得越來越清楚。由於此時的禪宗已經過了理論創新的巔峰，而淨土本來缺乏深邃的理論，因此，此時所謂的“義理層面的佛教”，與唐代佛教理論鼎盛時期的佛教義理不可同日而語，祗是相對於信仰成分更濃的科儀佛教而言罷了。

程式化的儀軌本是佛教宗教活動之必須。從敦煌遺書，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梳理出佛教在念誦經典的過程中不斷儀軌化的軌跡。儀軌與佛教的懺悔思想結合，形成懺儀。懺儀本來是一種與佛教義理、僧人個人修持緊密結合的、非常生動活潑的宗教活動。但一旦被程式化，就比較容易凝滯、表層與僵化，而與僧人内在的修持逐漸脫節。密教的傳入，新的崇拜對象的興起，使得大型科儀得以組織與產生，這種科儀到宋代達到高峰，並影響到明清佛教的形態。評價、論述宋以下的中國佛教的上述種種變化，還必須考慮宋明理學興起這一外部因素。在此限於篇幅，不予討論。

會昌廢佛開始，佛教的面貌逐漸發生極大的改變，大藏經的情況如何呢？這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從佛教内部講，嚴格真僞鑒別、重印度輕中國、重經論輕註疏這一基本理路並沒有改變。智昇時代已經表露的藏經落後於佛教現實的傾向進一步擴大。因此，對大量湧現的科儀，當時的大藏經基本不予理會，任其在藏外自生自滅。這為我們今天收集科儀佛教的資料、研究科儀佛教造成很大的困惑。

第二、從佛教外部講，由唐玄宗開創並有效實施的皇權的制導力量日益加劇。《開寶藏》就是皇帝派内官負責刊刻。在宋代官方譯場譯出的部分經典，因爲不合中國儒家的倫理道德，被皇帝下令燒毀。明代萬曆皇帝的母親，挾皇太后之威，把自己感夢所得的所謂《第一大希有經》納入大藏。《清龍藏》爲了追求外觀的整齊劃一，甚至任意砍削傳統已經入藏的典籍。從皇權對大藏經的制導講，以往皇權能夠施加影響的，祗是皇帝下令編纂的大藏；對民間自己編纂的藏經，則一般不予干涉。到了清代，皇家甚至下令從《嘉興藏》這一民間編纂的藏經中撤出不合自己口味的著作。

第三、從總體格局來看，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社會發展較為停滯。宋明理學是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佛教則日益衰微。佛教的衰微，主要表現在義理層面的衰微與修道理想的退墮，即理論的追索幾乎停頓，公認的高僧寥如晨星。而它的信仰層面卻極度膨脹，特別是各種薦亡祈福的科儀法事，以及各種修福積德的活動大行其道。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大藏經的發展也顯得較爲緩慢與停滯。

此時的編藏理路，除了個別藏經外，從總體看，大抵出於修積功德。因此，除了個別特例，編藏者對於所編藏經的體例、結構、收經標準等問題，甚少措意。此時所編的藏經，大抵是在前代藏經的基礎上，加上新編入藏部分，層積而成。各寺院請印的藏經，大抵供養在藏經樓，等閒不許人們接觸。明智旭雖然曾對大藏經結構提出改革意見，但他的意見並未在中國的大藏經編纂實踐中得到落實。從唐智昇到清末，一千餘年，大藏經的形態變化不大。這固然可以歸功於智昇的卓越工作。但我認爲與其說智昇的工作過於超前，乃至千年之下依然無人可以逾越，不如說與中國社會發展緩慢、中國佛教發展緩慢相呼應，大藏經也進入緩慢發展的時期。不是智昇的工作過於超前，而是後代的子孫過於不肖，未能在大藏經編纂方面有所創新，有所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