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部落格《豆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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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09 10:07:45 來自：淨慈(且隨雲水伴明月 但求行處不生塵)
作者：榮新江
一、倉石武四郎及其中國學研究成果
倉石武四郎（1897-1975）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國學家，尤其在戰後以對漢語研究、漢語教育及辭典編纂的功績而成為現代日本漢語研究的泰斗。他對現代漢語教育的貢獻成為日本中國學發展的重要推進力和具體成果，1974年被授予日本朝日文化獎。但是，語言的工具性往往使人們忽視其學術史、思想史的意義。隨著時年的推移，在日本，翻閱經典的《岩波中國語辭典》（岩波書店1963）雖然成為與中國交流的當然渠道，但在匆匆地尋找著中日詞匯的對應義之際，人們已很少去注意到主編者的名字，更不用說在這種習以為常之中去體味倉石武四郎揚棄傳統漢語訓讀法而使日本走上漢語學習康莊通衢的歷史了。在中國，倉石武四郎的名字除了出現在《岩波日中辭典》（商務印書館1986）上外，更是罕為人知，作為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者，其影響之不及引進新知者，似乎是中外交流史上的通例。
但日本漢語教育與中國學研究的發展壯大，在中日兩國交往史上的現代意義，卻是無法迴避的。理解和認識倉石武四郎這位在戰後崛起的中國學研究前輩，其意義和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倉石武四郎於明治三十年（1897）出生在新潟縣高田市，他的父親倉石昌吉是明治維新時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的學生，典型的書香門第使他從小就喜歡日本與中國的古籍。1921年，他在東京帝國大學支那文學科畢業。同年，到中國江蘇、浙江沿海進行考察，短期的中國之行使他對「訓讀」法與中國現代語之間的隔膜產生了深刻的認識，因此成為他一生研究漢語教育、改革的契機。雖然在那一年他考上了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的特選公費生，但一年之後即中途退學，於1922年進入當時日本中國學的中心——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在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等日本中國學的奠基者指導下從事研究。1926年，他擔任了京都帝國大學講師，1927年升任助教授，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學。留學回國後，他繼續在京都帝國大學任職，並兼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前身）研究員。1939年，他以《段懋堂的音韻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1940年，又兼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1949-1958年，任東京大學專任教授。此後又擔任日中學院院長等職。自留學回國後，倉石武四郎即致力於漢語教育的改革，創立中國語學研究會（今中國語學會）、倉石中國語講習會（日中學院前身），並通過《支那語教育的理論與實際》（1940）、《漢字的命運》（1952）、《中國語五十年》（1973）、《架起通往中國旳橋梁：倉石25年中國語教學總結》（1977）、《ことばと思惟と社会》（1981）、《漢字?日本語?中國語》（1982）等研究專著與《倉石中國語教本》、《岩波中國語辭典》（1963）等教材和工具書的編纂，深入漢語研究並推廣漢語學習。
此外，作者的研究成就還表現在中國經學、文學等多重研究領域，其《尚書正義（校訂本）》（1936）、《段懋堂的音韻學》（1941）、《中國文學史問題》（1957）、《中國文學史》（1956初版、1962再版）、《吳稚暉：中國的思想家》（1963）、《中國文學講話》（1968）、《目錄學》（1973）等著作都是中國學研究的重要成果。
與漢語教學的推廣普及一致，倉石武四郎還以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傳播中。1955年，他參加《現代中國文學全集》（15卷本）的編譯，主編第14卷《短篇集謝冰心篇》，1955-1958參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中國文學部分的編寫，1956年參加《東洋名著》的編寫，主編《中國篇˙中國文學名著》，同年任《變革時期的中國研究》的主編，1959-1961年任《中國古典文學全集》（33卷本）總主編之一，並編譯《歷代詩選》（1961），1959-1962年參加《亞洲歷史事典》（10卷本）的編寫，1965-1966年參加《世界文學小辭典》的編寫，1968年參加《世界文學大系》中國文學的翻譯，1970-1972年任《增訂中國古典文學全集》（60卷本）的總主編之一並具體編譯第4卷《莊子》、第20卷《宋代詞集》。他還是將魯迅作品搬上日本大學講堂的第一人。
從以上的歷程和業績可以看出，倉石武四郎的學術成就主要是在1928-1930年留學回國之後開始的，近兩年半的中國生活無疑對其後來的事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一點，由於《述學齋日記》的出現而使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將倉石武四郎的留學生活放大開來。
二、倉石武四郎的留學生活與《述學齋日記》
1928年3月23日，倉石武四郎以日本文部省資助的在外研究人員身份來到北京，開始了他的留學生活。在規定的兩年期滿後，他又得到上野育英會的獎學金資助，繼續在中國逗留了四個多月，於1930年8月5日回到日本。在他留學的後期，留下了一份日記手稿，即《述學齋日記》一卷。「述學齋」是作者給自己的書齋起的室名，日記記錄了他在中國留學最後八月的讀書生活，自1930年1月1日至8月6日，共218天（其中7月20日、8月6日兩天有日期而無記錄），總字數28000餘字，原文用漢字小楷書寫在北京琉璃廠清秘閣印製的九行箋上，共45葉，此前復有引首一葉，書七絕一首，表述其在北京購書的志向。
這一份珍貴的日記，在許多方面體現出重要的意義：首先是在作者本身的學術生涯中，這是其唯一用中文書寫的日記文字。我們從他《追趕魯迅》一文可知[1]，他平時很少寫日記：
「我們究竟是在哪月哪日訪問魯迅先生的呢？對於我這個一般不記日記的人來說，不久就忘卻了；然而，《魯迅日記》上卻清楚地記著這一天——五月三十一日，那距今已是三十七年的事了呀。」
從這裡的記載可以知道他也沒把《述學齋日記》這樣短暫的日記當回事。雖然《述學齋日記》標明為「卷一」，但在此後作者並沒有再作續卷。日記在寫作旨趣上明顯受到清人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的影響，從其日記之名稱到內容，都體現了專述學問的內涵。這在其日記中即有敘述：
「（正月）初三日。晴，寒甚。偶翻李越縵日記，頗動效顰之興。
（正月）初六日。晴，比日寒甚。……補血元日來日記。」
由此可見，作者是在《越縵堂日记》的引導下進行日記的[2]。在中日近現代交流史上，由日本學者撰寫的以學術交往為內容的留華日記记寥寥無幾，而日記體還原現場的時代性，就更使得《述學齋日記》具有了重要的信史價值。
其次，日記詳細記錄了其以學問研究為內容的豐富生活，這由幾個方面組成：
一、聽課。在日記所涉及的1929-1930學年兩個學期中，除了星期天，作者每周六天都穿梭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大學之間，聆聽錢玄同、吳承仕、孫人和、范文瀾、趙萬里、倫明等學者的課程，包括音韻學、說文學、三禮、周易、文法、詞學、版本目錄學等。而錢玄同的音韻學課程無疑直接影響了作者回國後的漢語教學改革——在某種程度上，五四新文化以來的「國語運動」在海外取得的巨大成果，正是通過錢玄同、倉石武四郎的交流而產生，這是新文化研究尚未關注的內容。這樣繁重的課程學習在日本來華留學生中是非常少見的，大量的留學生到中國來的名義都是「在外研究」，主要是收集材料、進行實地考察等，在倉石武四郎留學期間，真正能如此克服語言的障礙而虛心就學的，實際上只有他和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等少數的學者（此前橋川時雄也曾到北京大學旁聽，但很快就失去興趣[3]）。
此外，作者還在每周二奔波於楊鍾羲、俞平伯的家中，跟從他們學習經史詞章经和翻譯之學。前者是清朝遺老，曾經在那一時期開辦「雪橋講舍」，但最終前來的聽眾只有作者和吉川幸次郎兩位。俞平伯是較作者更為年輕的新文化人，但作者卻視為師友，在一起度過了許多教學相長的時光。在今天的俞平伯研究中，只是記錄了1954年10月13日，作者第一次訪問新中國時，曾在北京東總布胡同中國作家協會駐地，與俞平伯等中國作家舉行座談，有關他們在民國年間的交往，似也未被道及。而作者在孫人和家中居住，向孫氏的請益與互相探討更是形同家常便飯。
二、游歷、訪學。作者在留學的最後兩個月去了南方，並從上海回國。因此日記記載的內容裡包括了他在中國南、北兩個文化中心的游訪歷程，與之交往的中國學者無疑在日記裡組成了1930年的「民國學人譜」。據筆者的統計，與作者有直接交往的中國學人，在日記中多達80餘人。如其記載與陳寅恪見面的事：
「（五月二十七日）晚宣南廣和居徐、趙、錢三先生招宴，坐者吉川、加藤、玉井而外，孫蜀丞、陳寅恪、喬□□（曾劬），真一時雅會。陳氏論如利刃斷亂麻，不愧靜庵先生後起矣。」
關於陳寅恪的研究成為今天重要的學術話題，這一當時的評說較之後來的「認定」自然更具有史料的客觀性[4]。在吉川幸次郎1974的留學回憶訪談中，也提及此事[5]：
「陳寅恪先生，我沒有正式拜訪過他，但見過他一次。前面提到日本『對支文化事業』做《四庫全書》提要續編的工作，最近成書了。
這工作中需要搜尋和購買書籍，這方面的主任是徐鴻寶先生，據說現在他是上海博物館的館長，他與日本的學者也很熟悉，他為了把我們這些日本留學生介紹給陳寅恪，曾邀了陳寅恪，並叫上加藤常賢、玉井是博和我，一起吃過一次晚飯。就是在這一次我見過陳先生。這人看起來很敏銳，有西田幾多郎先生年輕時的風貌。」
在對陳寅恪的深刻印象上，吉川幸次郎的回憶無疑與作者當時的記載有一致之處，但落實到具體的細節如時間、地點、人物上，《述學齋日記》則顯示出作為第一手資料更為確鑿的價值。又如：
「（七月初三）冒雨訪章太炎先生於同孚路。先生童顏短髮，不飾邊幅，尤見其古怪也。操筆論對，頗出人之意表。其云：『治漢學者不可有好奇之心。』寥寥短句，足箴舉世。其論《左傳》，亦掊擊公羊家神怪之說：『《春秋》即魯史，孔子則就魯史寓褒貶之意而已。《周易》所論，不出社會進化之過程，亦無可怪，而況其餘乎？蓋古文家所說，應是而已。』過午而辭。」
「（七月初七）早赴中央大學，先訪汪旭初先生於教習房廿二號，不在。轉訪黃季剛先生於大石橋四號。先生引見，所說侃侃，真國才也。小學一門特其專門。云：『《古文尚書》作偽無疑矣，而其所用之字則真。』又云：『余所學不出嘉道間人，先學注疏，而後清人正義可看也；先熟《段注說文》，而後諸家《說文》可參也。』又云：『讀書不必自出新義，能解古人之意，於余足矣。』叩其所業，則云黃以周氏之學也。」
以上兩段分別是在上海、南京訪問章太炎、黃侃的日記，章、黃之學及其風貌在後人的記述中也是異說紛呈，而作者通過自己的訪談，在筆下言簡意賅地表現出來，同樣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又如胡適長達半個世紀的日記，恰恰在作者與之交往的那段時間有所中斷。其時胡氏在辭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後的短暫北京之行，因為《倉石武四郎日記》的記載，使我們可以確切地知道他南返的時間及在上海的部分活動內容（參6月14日、27日、29日記載），從而補足了《胡適年譜》中的空缺。此外，在游歷過程中對北平故都與南方城市的風物描寫，雖亦總是寥寥數筆，卻頗能反映出當時當地的人文與自然景况。
三、訪書、購書、校書。從日记中可以看到，作者幾乎天天都在訪書、購書和校書，並且非常勤快地記錄下經眼的大量書籍。在八個月的日記中，作者記下了近八百種書籍，使其日記本身具有了重要的書目價值。這裡有作者經眼的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涵芬樓、南洋中學、江南國學圖書館等重要圖書館的藏本，也有如陳士可、傅增湘、張元濟、吳引孫等私人藏書家的珍品。更多的是作者在此期間購入和請人抄錄的大量書籍，後者因為價昂、或屬於藏書家的善本，而被借來請人抄寫，再由作者在晚上親自校閱，校勘的工作成為作者重要的讀書方法，往往因此而忙至深更。這些書後來捐給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成為「倉石文庫」的重要部分。
在日記所著錄的書籍中，尤以清代古籍為洋洋大觀，這與日本學者受到西方學科理論訓練而認識到清代學術的先進性有關，因此在中國學者傾心於宋版書的時代，大量的晚近書籍成為日本學者購置的對象。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記載：「在前後三年的留學期間，有兩年半的時間，是與倉石武四郎先生共同的，當時兩人對清儒的「考據學」有著相同的熱心，因此相互競爭著奔波在二大古書街：城內的隆福寺和城外的琉璃廠，購買考據學方面的書籍。」[6]其中很多書籍，即使在今天我們為之作簡單的敘錄時，也不能在相關的版本目錄學著作中找到線索，如2月3日著錄《洛陽龍門志續纂》就是這樣的一種孤本，在最新關於方志的敘錄中，仍認為路朝霖的《洛陽龍門志》是唯一關於龍門石窟的專著[7]。此外如沈蓮生《香草溪詞》、沈振鷺《紅樹山房詞集》、張劭《亟齋遺集》，以及《膏庵集》、《裘服成誦篇》、《湘漓合稿》、《白山詩話》等書，從《販書偶記》到新出的《清人別集總目》、《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等書目，均闕如不載。對於研究清人著述、版本藏書等課題的學者來說，「倉石文庫」圖書與《述學齋日記》，都是不可放棄的對象[8]。
此外，日記還反映了留學生活的其他內容，如作者翻譯夏目漱石作品、為內藤虎次郎借抄盛昱《雪屐尋碑錄》、為京都帝國大學購書、與同期在京的日本留學生和短期來華的日本學者之交往（在日記中出現的與作者在中國直接交往的日本學者多達40餘人），等等，其中每一事，都構成現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對於海外中國學研究者來說，中國文化的歷史連續性使本土接觸成為消解隔膜的良方。因此，京都學派的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首倡以中國人一樣的思維方式來理解中國，注重文獻實證之外的經驗實證追求，他們的繼承者吉川幸次郎、倉石武四郎遂進入了親身實踐的領域。而1930年前後很短的時間裡，是中日近現代關係史上相對平靜的時期。所以吉川幸次郎多次提及那是「留中外史上的興盛期」，是他個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在其〈水野清一君輓詞〉中說[9]：
「同期在北京的留學生，北有六條胡同本願寺居住的冢本善隆及後來的大淵慧真…。南有船板胡同日本旅館一二三館的加藤常賢、玉井是博、楠本正繼，絨線胡同盛伯羲祭酒故居的奧村伊久良夫妻，我也曾短期在那裡居住過。西有東廠胡同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裡的橋川時雄、杉村勇造，跟住在西城的倉石先生同樣有密切的往來。這可以說是留中外史上的一段興盛期，只是沒有艷聞。而從日本短期來訪的學者也很多，其中如濱田耕作、原田淑人、梅原末治等，也都與他結下了最深的緣分。」
這一以水野清一為中心的記錄，從倉石武四郎的日記中，可以更為逼真地看到日本學者們當時互相交往的情形。日記中出現的許多與作者來往的來華學者，在戰後成為日本中國學興起的中堅。
第三，日記的重要性還在於，通過作者眼光和文字，記述自己日常生活的同時，為那個時代留下了豐富的史料。譬如北京的古書業與中國學術長期相互依存，通過日記，我們可以生動地看到民國年間琉璃廠、隆福寺等古書街的種種往事，如長達半月的琉璃廠廟會盛況、伙計送書上門、年節收帳、封書等等。又如：
「（四月）初五日。陰。清明。南北戰事將有不測之勢，『聽風聽雨過清明』者，此之謂乎？」
作者這裡的一句清明節感言，引用宋詞，其聲口之逼肖中國學者，不僅體現了他的思想融入中國社會命運之中的完全程度——在行為上，作者與吉川幸次郎是日本在華留學生中穿戴中國服裝的無獨有偶者——而且也刻畫了國民黨內部軍閥混戰帶給中國的人心動盪之極致。又如：
「（五月初六日）訪中江君，暢談至深夜。云先師劍西先生在日，曾來北京，泊扶桑館。君訪之，談及東西大學優劣，先師曰：『東不如西也。然今有倉石生者，雖年少，現在京都留學，渠歸東之後，東都必有生色。』噫！此語雖過獎，而先師推挽出此，豈不可書諸紳哉？先師墓草既宿而未掃，感愧何堪！」
中江丑吉是日本政治家中江兆民的兒子，五四運動以後長期在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在日記中，他與作者的往來頻繁，恰也為這一重要異端思想者在北京的出沒提供了形象的證明。而更為重要的是，以上由他引出的一段回憶，反映了日本在1897年京都帝國大學成立後形成的東西學術消長之風。作者最終由京都返回東京的變故，是否由此也可以作出因先師的推挽為肇端的推想呢？
另外，在日記中體現出來的作者個人行踪的實錄價值，也非常有意義。譬如在作者提交給文部大臣的《在外研究始末書》中，記載其回國的時間為1930年7月24日從上海出發，26日到達神户。這顯然是因為某種隱衷而迴避了實際的情況，因為日記中明確地記載了8月3日出發、5日到達的起居生活。由此可見日記的私密性所保留的更大真實空間。
第四，通過日記，還讓我們檢驗了作者在慎獨之際也保留著的正直、善良的人格風範，——作者雖然在《越縵堂日記》的影響下開始日記，但他未必會顧念到這一日記最終在中國的出版，所以其中對待中國的態度是令人感動的。這種態度首先表現在與中國學者的交往中謙謹、友好的禮貌，如對晚清遺老楊鍾羲所執弟子之禮，逢年過節一依古風而行饋歲、辭歲、拜年之例；與居停主人孫人和的師生關係也始終如一，即使在滬上行將回國之時，也還為他配書寄贈（參6月23日記載）。即使是社會下層如孫氏家女佣趙媽因煤氣中毒身亡，作者也視如家事，忙碌著約日本醫生前來就診，並在孝子前來領屍之際又為之憫然難已。在與古籍書肆的交往中，作者也結交了大量朋友，因此在他離京赴滬時，前來車站相送者多達二十二人，既有學界的名流如陳垣、徐森玉、孫人和、朱希祖、錢稻孫、趙萬里、謝國禎等，也有古書業的友人陳濟川、趙殿成等（6月14日），作者的人緣於此可見一斑。
最後，也是在日記的最後，作者回到久別的祖國日本，卻在神戶港受到了非禮。於此而發出的憤慨，是非常感人的：
「（八月初五）下午泊神戶港外檢疫。三點上陸，赴稅關檢查行李。關吏待余以支那人，言語無狀，遂告其令，伊仰天無言。然而待遇中國如此無禮，可想而知，神戶國門有此失態，國恥莫之甚矣！」
由一己的遭遇而聯想到中國的命運，視關吏的無狀為國家的恥辱，作者的感情在這裡超越了國家與民族的狹隘界限，而表現出對待中國熱愛、尊重的襟懷。由此也不難理解他在戰時的1942年發表《燕京大學落成式》一文提醒日本人對於中國應予承擔的責任，以及在為日中學院——日本戰後第一所民間漢語專門學校——的親筆題詞所蘊涵的崇高願望：「學好中國語，為日中友好架橋梁。」從《述學齋日記》裡走出來的倉石武四郎先生，正是這樣一位以中日友好為目標、匆匆行走在中國大地上的文化使者形象。
三、關於《述學齋日記》的整理
《述學齋日記》的稿本今由日本中國史研究家池田溫先生及其夫人翬子女士（倉石武四郎先生之女）收藏，整理出版這份珍貴的文獻也是池田溫夫婦的宿願。1993年他們來華之際，曾走訪史樹青、周一良等先生及孫人和先生的後人，為箋釋這份日記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們離京之前，將一份《述學齋日記》的複印件交給我，希望我能利用在北京的便利條件作出一個中文的整理本提供給中國學者。
我榮幸地接受了這一委託。在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不斷深入以來，在即使是片言隻字的筆談稿也大做文章的今天，《述學齋日記》所提供的信息量無疑將使研究者可以揭開一段又一段的「秘史」。但這項工作幾年來受到其他研究任務的干擾，時斷時續，始終難以了斷。去年夏天，朱玉麒君進入此間博士後流動站，與我合作進行西域史地的文獻研究，對於《述學齋日記》也同樣嘆為秘籍。因此我們集中了大半年的時間，首先合作完成了這項日記文獻的整理工作。
對於《述學齋日記》的整理工作，我們一是完成了一個錄文本，二是考慮到該日記的學術性，做了一個較為詳細的注釋本。注釋的內容涉及到交往人名、著錄書名、游歷地名、機構名及相關事件、典故詞語等等。同時，為了使讀者更多地了解作者在日記以前留學的情況，注釋盡量擴展了前後的範圍，而具有了箋釋的意義。
以《述學齋日記》的整理為中心，我們將該書定名為《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同時選收了作者的幾篇回憶留學時代和中國文章，希望通過它們來勾連起留學時代的全貌。其中《關於延英舍》記述了他在留學前期住在東城延英舍的生活；《燕京大學落成式》既是對日記之前在參加社會活動的一次記錄，同時也表達了對中國的認識和感情；《山西之旅》、《翼城一夜》描寫了在日記之前的山西之旅；《〈雪屐尋碑錄〉代跋》則通過為內藤湖南尋找《雪屐尋碑錄》的過程回憶了他與舊文人楊鍾羲的交往，《追趕魯迅》則記載了他與新文人魯迅的一段交往；《在北京學漢語》、《錢玄同与黎錦熙》則詳細介紹了他與其他中國學者的交往情況，和在漢語方面留學聽課的經歷，《北京的秋天》則通過相隔二十年的北京之行，以「風土病」概括了對於留學北京時期的回憶。這些文章圍繞著某個專題而詳盡地反映當時的留學經歷，非常生動可讀，既是其《述學齋日記》簡潔記載的擴充，同時也為現代學術交流史提供了豐富的數據。附錄的《學問的回憶：圍繞倉石武四郎博士的座談會》，則是他一生學術生涯的回顧，其中中國留學的內容也占據了很大的比例，我們可以從這種學術的漫談中得到更多的啟迪。
（2001.3.18.初稿，9.9.重訂）
（附記：此文為筆者與玉麒合作輯注《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前言，中華書局2002年4月版。）
[1] 原名《鲁迅をおいかける》，載《大安》12卷10期（1966.10.）。
[2] 據池田溫先生提供的材料，作者在去山西等地旅行時也都有每日札記的習慣，但均未能如此日記般著意、有條理。
[3] 參看《學問の思ぃ出：橋川時雄先生を围んで》，《東方学》第35輯（1968.1.）。
[4] 參看池田溫《陳寅恪先生和日本》，《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6），頁123。
[5] 參看《留學時代》，載《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東京：筑摩書房，1975.9.），此處中文據錢婉約譯本《我的留學記》（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9.），頁61。
[6]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六卷清現代篇自跋》，載《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東京筑摩書房，1970.7.）。
[7]《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金恩輝、胡述兆主編，台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6。
[8] 據嚴紹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鈎沉》（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12.）附錄《日本文庫的漢籍特藏》記載：「東洋文化研究所還收藏有已故中國語言學家倉石武四郎的舊藏，是為『倉石文庫』。『倉石文庫』的藏書目前仍堆積書架，尚未編目，使用者只能登樓入庫，逐架查閱。」（頁340）
[9] 原載1973年5月《水野清一博士追憶集》，後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3卷。
原載：《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中華書局，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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