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8日 星期五

台南府城附近的古地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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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仍然從最右邊讀起,也就是由南往北、由東往西讀起,

「金瓜寮庄」,「鳳山縣界」,過了「淡水溪」是「溪洲庄」與「下溪洲」,

往下寫有「南至鳳山縣界」,旁邊寫著「茄藤社」與「茄藤港」,

往右標示「二層行溪」。

「金瓜寮庄」是現代高雄縣內門鄉金竹村,

「鳳山縣界」是從「放索八社」得名,

「淡水溪」現名「高屏溪」,十多年前仍然有人稱它是「下淡水溪」。

「溪洲庄」與「下溪洲」為屏東縣南洲鄉,位於林邊鄉旁,

「茄藤社」為「放索八社」之一,與「茄藤港」,

這是「屏東縣東港」,現在以黑鮪魚聞名。

往右標示「二層行溪」是現在的「二仁溪」。

以下引自部落格《聽看東港。角落台灣地圖

http://tw.myblog.yahoo.com/chichieh2/article?mid=-2&next=17&l=f&f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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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葉志杰

數百年東港的坎坷命運

古老鄉鎮的傳統老街形成過程,正好反映它的早期開發歷史。

東港聚落的建立,得利於它優越的港灣地理條件,加上位居南台灣移民、貨運要津,而見諸史冊。但卻因受限於水土惡劣的地理環境,海濱地帶風災肆虐、河口地帶的低濕與蠻煙瘴雨以及東港溪的頻頻洪水氾濫等等,每每隱隱發酵,掣肘著東港的發展,使得東港……。

惡水惡土的限制,有街無市的「殺人坑」

環繞大鵬灣潟湖的東、北側一帶,屬於地勢較為低漥的溼地,土壤中所含的鹽分較重。只要一到夏、秋雨季時,東港溪水暴漲,每每氾濫成災。如此潮濕高溫的地理環境,對早期漢人移民來說,若要落腳開墾定居,必定得先有心理準備。後來纂修清代地方志書時,對於此地大多描述為「土多瘴癘」、「人跡罕至」等語,除了秉持史官如實記述風格外,大概還帶點「警告」後進移民者的意思,就差沒說出「千萬別到這裡來」字眼!

西元16至17世紀之交,海權時代來臨,西班牙與荷蘭人在重商主義的競逐驅使之下,紛至海外探險,或尋求礦產原料與經濟貿易據點。荷蘭人在與明朝商業往來過程中,屢屢不順。西元1624年,率先自澎湖轉而佔領台灣,以台南安平一帶為商貿據點,並出現於高屏一帶。

到了西元1653年夏季,屏東地區發生大規模的瘟疫、瘧疾,造成鳳山八社等各村落原住民死傷慘重,而荷蘭人罹病身亡者也不在少數,此迫使荷蘭傳教士多不肯再進屏東平原地區傳教。[1]實際上,早在西元1649年即傳出荷蘭人所派至屏東平原的學校教師及士兵不斷死亡的消息,計畫撤離屏東平原,荷蘭人還稱此地為「殺人坑」。[2]在明鄭延平王國時期,東港一帶是作為安置罪犯的地方,想見明鄭政權也嚐過東港惡劣水土的滋味。

清康熙22年(1683)時,清廷才剛剛統治台灣,就立刻在東港設置了下淡水巡檢,來圍捕藏匿這一帶的海盜賊匪,杜絕作姦犯科的事情發生,雖說是東港軍事地位的重要,但置官署治理卻也突顯了東港的政治份量。眼看東港街市發展有望,卻意外發生歷任巡檢紛紛過世的不幸消息。清廷將原因歸咎在東港一帶「水患頻傳」、「地多瘴氣」、「水土毒惡」。

    這般氣候條件,早在清康熙58年(1719),鳳山縣令李丕煜與陳文達合修的《鳳山縣志》,便記載了屏東一帶氣候的四大特色:[3]

  1.臺灣氣候異於內地,大抵暑多於寒。鳳山自下淡水外,多與郡治同。富貴之家,獸炭、貂裘既無所用,細民即無衣褐,亦可度歲…此寒暑之氣候,一也。

  2.春苦旱、秋苦潦。西南雲合而沛甘澍,東北雲密而負日暄:此雨暘之氣候,二也。

  3.四時之風,惟颶為甚。雷轟浪激,檝傾檣摧;奔濤之聲,聞數百里…此風颷之氣候,三也。

  4.自鳳山溪南至於淡水等處,早則東風大作,及晡鬱蒸,入夜寒涼。冬少朔風,不用裝綿。土多瘴氣,來往之人恆以疾病為憂。此淡水之氣候,四也。

    東港就在這屏東平原的「暑多於寒」、「春旱秋潦」、「颱風侵襲危害」、「地多瘴癘之氣」四大氣候特色下發展,自然跌跌撞撞。且在降雨方面又差異頗大,夏秋之際多因颱風與近山午後對流旺盛而「陰雨淋漓」,「不數里而雨暘頓異」。

    以致於在清康熙51年(1712)時,清廷急急忙忙將下淡水巡檢移駐於鄰近的赤山(今崁頂鄉),設署東港前後僅僅29年。此後,東港附近就只剩下「鳳山八社」中茄藤社、放索社和力力社平埔族等,在此地從事零星的農耕或狩獵,還有零星漁民從事捕撈作業。

雖然行政衙門的移駐別處,卻掩藏不了東港地居水陸津要的事實。才沒幾年(1719),清廷趕緊又設立了水師防汛,還蓋了砲台、煙墩和望高樓,主要針對偷渡移民或盜匪走私。又因位居雙溪口,執握屏東平原的出入門戶,而具備了商港機能的潛力。但不巧的是,當時漢人移民潮轉赴北、中台灣開墾,對渡口岸又增設彰化鹿港或淡水八里坌港,而東港因相對偏居於台灣南隅,無異又錯失一次發展機會。所幸在早期陸路交通尚不發達的年代,還能從事一些台灣島內貿易,藉由小商船來回於島內各港口間,轉售米、糖或其他進口商品。

命運多舛的東港,復因地多瘴癘,讓乘坐帆船從東港溪進來的漢人移民不肯在此落腳,卻直奔大武山腳或地勢較高的新園、萬丹地區,讓東港陷入了有「港」無「市」的窘境。市街發展反而落後於鄰近的新園、崁頂和萬丹地區,更遑論屏東平原北側人煙輻輳的阿里港(今里港)和阿猴街(今屏東市),以及南側的枋寮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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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機──開始出現街市

從清康熙年間開始,已有少數漢人到東港定居墾殖,所知最早的是泉州安溪人許徵到今豐漁里一帶。到了清乾隆時期,隨著全台性的漢人移民風潮,擠壓效應下落腳東港的先民逐漸增多,雖尚未成街市型態規模,但據記載當時已「採捕不下千戶」[4],初步建立了聚落的規模。其中大多是來自泉州同安、惠安、南安和晉江縣的蔡、鄭和張姓家族,主要聚集在今市街、市街東北側或濱海地區。後來則有黃、洪、蘇、張、陳等移入,客家人則有移居鎮海里的邱姓人家。這些移民也從家鄉的守護神,移祀到東港,後來還成了地方大廟,像是東隆宮、朝隆宮、福安宮等,而移民除了捕魚、耕田外,也慢慢學習經營轉口貿易。

東港歷經清乾嘉道百餘年勵精圖治後,港務蒸蒸日上,就在即將成為南部商舶出入要港之時,卻又不幸地引起海盜搶匪覬覦,每隔數年的騷擾搶掠,又讓逐漸累積的財富和街市規模毀於一旦。此時,清廷鑒於港口重要性及海盜搶匪的嚴重危害,於清道光20年(1840)將東港列入全台17個重要港口之一,並駐軍嚴加防守。

其實當時東港港口淤塞已經相當嚴重,水深不及一丈,鳳鼻頭外海沙洲遍佈,若船隻自北方南下,還必須避開沙洲,繞過琉球嶼後,才能進入東港。但清廷並未坐視不管,不僅駐軍嚴守,還特別將連接台灣南北的古大路──「官道」,稍稍向南偏移,改道行經東港,想見當時東港港口重要性及民間所展現的豐沛生命力,還是突破了歷史悲情的重重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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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東港」和「新東港」的起起落落

明朝陳第寫了一本《東番記》,書中曾提到「雙溪口」,經過日人和田博士考證,認為雙溪口就是「東港」。但是它的位置卻是在下淡水溪(俗稱西溪,即今高屏溪)東岸和東港溪(俗稱東溪)西岸之間,也就是今新園鄉鹽埔村的濱海地帶,即「舊東港」。但因舊東港位居海濱地帶,地面低濕,動輒氾濫,許多居民便選擇定居在東港溪東岸,即「新東港」,兩岸居民隔東港溪相望,往來需依賴舟楫渡河。

令人納悶的是,現今繁華熱鬧的東港老街──新東港,究竟是從何時開始引領風騷?所有人的目光,似乎都盯上了清同治3年(1864)6月的全台大水災。據史料記載當時「大雨傾盆,三晝夜不止,溪漲滔天,衝壞田園無算」,加上海水倒灌,狂風驟起。雙溪口居民不堪其苦,才集體搬遷到東港溪東岸的現在地點。且原本作為停船碼頭的濫港,因為護岸崩潰,而改至今和美街口的東港溪畔停泊,連帶所有商務也跟著移轉過來。此造成延平街兩旁人口激增,街市大肆擴充。

    據清同治13年(1874)牡丹社事件後,從打狗行經東港的德國人Paul Ibis見證了東港溪洪災對東港的肆虐。他如此描述,「大多數房子都是用竹子搭成,每到夜間十分涼爽。因為河水年年氾濫成災,房舍往往被河水沖失。有鑑於此,東港鎮上的中國人不造磚房,而是搭建造價較低廉的竹子屋。」

    另一個於清同治14年(1875)6月從打狗行經東港的Michael Beazeley,也留下珍貴的東港見聞錄,「東港是座繁榮的城鎮,居民六、七千人,其屋舍主要是由樹枝或竹子搭建而成,再於屋頂上覆蓋茅草,瓦頂磚造房舍寥寥可數。東港的海上貿易活動十分發達,岸邊停泊了28艘中國帆船。我還留意到幾家規模頗大的陶器店、鐵器店和布疋店,也看到一些擺滿鳳梨的店舖。這些鳳梨大量銷往香港、廈門等地。」

其實東港的繁榮,早在清咸豐10年(1860)的開放通商口岸,茶、糖和樟腦迅速成為出口大宗。其中糖的生產區就以屏東平原為主,糖便沿著東港溪運到出海口的東港,再轉運到打狗港配銷,東港因此成為糖的集散中心。另外,客家聚落所生產的稻米,也利用東港溪或牛車運載到東港。連大武山腳下的六堆客家庄,若要赴大陸省親或參加鄉試,也多從東港配船過去。東港一時舟車川流不息,商賈如織。

因高雄港興建又沒落

到了清末日治初期,東港歷經百餘年默默耕耘後,雖步履蹣跚,但成果卻令人驚艷──「五」字街市發展逐步成形,即由中山路、延平路、朝陽街、中興街、通明街共同圍起的「五」字形街市。

當時整個鳳山縣〈今高屏地區〉沿海港口大多壅塞,只有東港港口較深,但也只能碇泊「戎克船」[5],洋船是無法進出的,以致大宗貨物得透過打狗或安平轉運,甚至傳聞還有蒸氣船往來於打狗間[6]。不過,東港的集散腹地廣闊,可達阿里港街〈今里港鄉〉、阿猴街〈今屏東市〉、萬丹街〈今萬丹鄉〉、潮州庄〈今潮州鎮〉、林邊街〈今林邊鄉〉及枋寮街〈今枋寮鄉〉等等。

許多打狗〈今高雄〉的洋行郊商就看中這一點,比如富商洋行就在這裡開起分店,經營進出口買賣。其它規模較大的,像是長順行(怡記洋行的分店)、順源行(德記洋行的分店),其他還有萬吉號、吉春號、振順號、德隆號…等,我們倒是習慣稱「船頭行」。主要經營的行業以雜貨生意最多,其它還有米、糖、油、布、藥店,還有鴉片等等,是東港人採買日常用品的地方。延平路因為開設了不少西醫診所和中藥舖,而被稱為「醫生街」。而當時東港市街規模更居高屏地區之冠,總人口數已達近萬人,成為全台灣第11大街市。顯見東港並沒有因為歷史的失寵,而黯然蕭頹。

日明治30年(1897),東港被劃為「特別輸出入港」[7],仍保持與大陸的貿易關係,東港老街仍是相當繁榮。但因日大正3年(1914)2月高雄到林邊的鐵路完工,以及高雄港積極整修後,東港的轉運港口功能已大大降低。

到了日大正6年(1917),東港被裁撤掉最後一道保護傘「特別輸出入港」身分,從隔年〈1918〉開始,東港不再出現大陸戎克船進出停靠的紀錄。於是郊商紛紛遷離,雖然仍設有行政中心的東港郡役所、信用組合和漁業組合等金融機構,雜貨店、米店和中藥舖診所依舊開門營業,畢竟多為提供當地人日常洽公或生活需要,東港頓時失去了對外開闊的舞台格局。


[1] WM.Campbell,FormosaundertheDuth〈台北:南天書局〉,頁290、298。

[2] C.vanderLijn,F.Caron,C.Reniers,G.Demmer,ArentBarentsz,巴達維亞, 1649年12月31日。收錄於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年10月初版),頁315。

[3]李丕煜與陳文達,《鳳山縣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124種,1961年),頁85。

[4]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146種,1962年),頁10、22。

[5]清末時期,每年大概有200艘戎克船出入東港,運輸米糖等出口。

[6] 《經濟調查資料報告》〈下〉,頁147、332。

[7]日人治台後,為了斬斷台灣與大陸的貿易往來,而限定在「條約港」進出人貨。此舉造成民眾極大不便,只好另外開設「特別輸出入港」,維持兩岸往常貿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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