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仍然從最右邊讀起，也就是由南往北、由東往西讀起，
「金瓜寮庄」，「鳳山縣界」，過了「淡水溪」是「溪洲庄」與「下溪洲」，
往下寫有「南至鳳山縣界」，旁邊寫著「茄藤社」與「茄藤港」，
往右標示「二層行溪」。
「金瓜寮庄」是現代高雄縣內門鄉金竹村，
「鳳山縣界」是從「放索八社」得名，
「淡水溪」現名「高屏溪」，十多年前仍然有人稱它是「下淡水溪」。
「溪洲庄」與「下溪洲」為屏東縣南洲鄉，位於林邊鄉旁，
「茄藤社」為「放索八社」之一，與「茄藤港」，
這是「屏東縣東港」，現在以黑鮪魚聞名。
往右標示「二層行溪」是現在的「二仁溪」。
以下引自部落格《聽看東港。角落台灣地圖》
http://tw.myblog.yahoo.com/chichieh2/article?mid=-2&next=17&l=f&fid=5
作者 葉志杰
數百年東港的坎坷命運
古老鄉鎮的傳統老街形成過程，正好反映它的早期開發歷史。
東港聚落的建立，得利於它優越的港灣地理條件，加上位居南台灣移民、貨運要津，而見諸史冊。但卻因受限於水土惡劣的地理環境，海濱地帶風災肆虐、河口地帶的低濕與蠻煙瘴雨以及東港溪的頻頻洪水氾濫等等，每每隱隱發酵，掣肘著東港的發展，使得東港……。
惡水惡土的限制，有街無市的「殺人坑」
環繞大鵬灣潟湖的東、北側一帶，屬於地勢較為低漥的溼地，土壤中所含的鹽分較重。只要一到夏、秋雨季時，東港溪水暴漲，每每氾濫成災。如此潮濕高溫的地理環境，對早期漢人移民來說，若要落腳開墾定居，必定得先有心理準備。後來纂修清代地方志書時，對於此地大多描述為「土多瘴癘」、「人跡罕至」等語，除了秉持史官如實記述風格外，大概還帶點「警告」後進移民者的意思，就差沒說出「千萬別到這裡來」字眼！
西元16至17世紀之交，海權時代來臨，西班牙與荷蘭人在重商主義的競逐驅使之下，紛至海外探險，或尋求礦產原料與經濟貿易據點。荷蘭人在與明朝商業往來過程中，屢屢不順。西元1624年，率先自澎湖轉而佔領台灣，以台南安平一帶為商貿據點，並出現於高屏一帶。
到了西元1653年夏季，屏東地區發生大規模的瘟疫、瘧疾，造成鳳山八社等各村落原住民死傷慘重，而荷蘭人罹病身亡者也不在少數，此迫使荷蘭傳教士多不肯再進屏東平原地區傳教。[1]實際上，早在西元1649年即傳出荷蘭人所派至屏東平原的學校教師及士兵不斷死亡的消息，計畫撤離屏東平原，荷蘭人還稱此地為「殺人坑」。[2]在明鄭延平王國時期，東港一帶是作為安置罪犯的地方，想見明鄭政權也嚐過東港惡劣水土的滋味。
清康熙22年（1683）時，清廷才剛剛統治台灣，就立刻在東港設置了下淡水巡檢，來圍捕藏匿這一帶的海盜賊匪，杜絕作姦犯科的事情發生，雖說是東港軍事地位的重要，但置官署治理卻也突顯了東港的政治份量。眼看東港街市發展有望，卻意外發生歷任巡檢紛紛過世的不幸消息。清廷將原因歸咎在東港一帶「水患頻傳」、「地多瘴氣」、「水土毒惡」。
這般氣候條件，早在清康熙58年（1719），鳳山縣令李丕煜與陳文達合修的《鳳山縣志》，便記載了屏東一帶氣候的四大特色：[3]
1.臺灣氣候異於內地，大抵暑多於寒。鳳山自下淡水外，多與郡治同。富貴之家，獸炭、貂裘既無所用，細民即無衣褐，亦可度歲…此寒暑之氣候，一也。
2.春苦旱、秋苦潦。西南雲合而沛甘澍，東北雲密而負日暄：此雨暘之氣候，二也。
3.四時之風，惟颶為甚。雷轟浪激，檝傾檣摧；奔濤之聲，聞數百里…此風颷之氣候，三也。
4.自鳳山溪南至於淡水等處，早則東風大作，及晡鬱蒸，入夜寒涼。冬少朔風，不用裝綿。土多瘴氣，來往之人恆以疾病為憂。此淡水之氣候，四也。
東港就在這屏東平原的「暑多於寒」、「春旱秋潦」、「颱風侵襲危害」、「地多瘴癘之氣」四大氣候特色下發展，自然跌跌撞撞。且在降雨方面又差異頗大，夏秋之際多因颱風與近山午後對流旺盛而「陰雨淋漓」，「不數里而雨暘頓異」。
以致於在清康熙51年（1712）時，清廷急急忙忙將下淡水巡檢移駐於鄰近的赤山（今崁頂鄉），設署東港前後僅僅29年。此後，東港附近就只剩下「鳳山八社」中茄藤社、放索社和力力社平埔族等，在此地從事零星的農耕或狩獵，還有零星漁民從事捕撈作業。
雖然行政衙門的移駐別處，卻掩藏不了東港地居水陸津要的事實。才沒幾年（1719），清廷趕緊又設立了水師防汛，還蓋了砲台、煙墩和望高樓，主要針對偷渡移民或盜匪走私。又因位居雙溪口，執握屏東平原的出入門戶，而具備了商港機能的潛力。但不巧的是，當時漢人移民潮轉赴北、中台灣開墾，對渡口岸又增設彰化鹿港或淡水八里坌港，而東港因相對偏居於台灣南隅，無異又錯失一次發展機會。所幸在早期陸路交通尚不發達的年代，還能從事一些台灣島內貿易，藉由小商船來回於島內各港口間，轉售米、糖或其他進口商品。
命運多舛的東港，復因地多瘴癘，讓乘坐帆船從東港溪進來的漢人移民不肯在此落腳，卻直奔大武山腳或地勢較高的新園、萬丹地區，讓東港陷入了有「港」無「市」的窘境。市街發展反而落後於鄰近的新園、崁頂和萬丹地區，更遑論屏東平原北側人煙輻輳的阿里港（今里港）和阿猴街（今屏東市），以及南側的枋寮街。
轉機──開始出現街市
從清康熙年間開始，已有少數漢人到東港定居墾殖，所知最早的是泉州安溪人許徵到今豐漁里一帶。到了清乾隆時期，隨著全台性的漢人移民風潮，擠壓效應下落腳東港的先民逐漸增多，雖尚未成街市型態規模，但據記載當時已「採捕不下千戶」[4]，初步建立了聚落的規模。其中大多是來自泉州同安、惠安、南安和晉江縣的蔡、鄭和張姓家族，主要聚集在今市街、市街東北側或濱海地區。後來則有黃、洪、蘇、張、陳等移入，客家人則有移居鎮海里的邱姓人家。這些移民也從家鄉的守護神，移祀到東港，後來還成了地方大廟，像是東隆宮、朝隆宮、福安宮等，而移民除了捕魚、耕田外，也慢慢學習經營轉口貿易。
東港歷經清乾嘉道百餘年勵精圖治後，港務蒸蒸日上，就在即將成為南部商舶出入要港之時，卻又不幸地引起海盜搶匪覬覦，每隔數年的騷擾搶掠，又讓逐漸累積的財富和街市規模毀於一旦。此時，清廷鑒於港口重要性及海盜搶匪的嚴重危害，於清道光20年（1840）將東港列入全台17個重要港口之一，並駐軍嚴加防守。
其實當時東港港口淤塞已經相當嚴重，水深不及一丈，鳳鼻頭外海沙洲遍佈，若船隻自北方南下，還必須避開沙洲，繞過琉球嶼後，才能進入東港。但清廷並未坐視不管，不僅駐軍嚴守，還特別將連接台灣南北的古大路──「官道」，稍稍向南偏移，改道行經東港，想見當時東港港口重要性及民間所展現的豐沛生命力，還是突破了歷史悲情的重重包圍。
「舊東港」和「新東港」的起起落落
明朝陳第寫了一本《東番記》，書中曾提到「雙溪口」，經過日人和田博士考證，認為雙溪口就是「東港」。但是它的位置卻是在下淡水溪（俗稱西溪，即今高屏溪）東岸和東港溪（俗稱東溪）西岸之間，也就是今新園鄉鹽埔村的濱海地帶，即「舊東港」。但因舊東港位居海濱地帶，地面低濕，動輒氾濫，許多居民便選擇定居在東港溪東岸，即「新東港」，兩岸居民隔東港溪相望，往來需依賴舟楫渡河。
令人納悶的是，現今繁華熱鬧的東港老街──新東港，究竟是從何時開始引領風騷？所有人的目光，似乎都盯上了清同治3年（1864）6月的全台大水災。據史料記載當時「大雨傾盆，三晝夜不止，溪漲滔天，衝壞田園無算」，加上海水倒灌，狂風驟起。雙溪口居民不堪其苦，才集體搬遷到東港溪東岸的現在地點。且原本作為停船碼頭的濫港，因為護岸崩潰，而改至今和美街口的東港溪畔停泊，連帶所有商務也跟著移轉過來。此造成延平街兩旁人口激增，街市大肆擴充。
據清同治13年(1874)牡丹社事件後，從打狗行經東港的德國人Paul Ibis見證了東港溪洪災對東港的肆虐。他如此描述，「大多數房子都是用竹子搭成，每到夜間十分涼爽。因為河水年年氾濫成災，房舍往往被河水沖失。有鑑於此，東港鎮上的中國人不造磚房，而是搭建造價較低廉的竹子屋。」
另一個於清同治14年(1875)6月從打狗行經東港的Michael Beazeley，也留下珍貴的東港見聞錄，「東港是座繁榮的城鎮，居民六、七千人，其屋舍主要是由樹枝或竹子搭建而成，再於屋頂上覆蓋茅草，瓦頂磚造房舍寥寥可數。東港的海上貿易活動十分發達，岸邊停泊了28艘中國帆船。我還留意到幾家規模頗大的陶器店、鐵器店和布疋店，也看到一些擺滿鳳梨的店舖。這些鳳梨大量銷往香港、廈門等地。」
其實東港的繁榮，早在清咸豐10年（1860）的開放通商口岸，茶、糖和樟腦迅速成為出口大宗。其中糖的生產區就以屏東平原為主，糖便沿著東港溪運到出海口的東港，再轉運到打狗港配銷，東港因此成為糖的集散中心。另外，客家聚落所生產的稻米，也利用東港溪或牛車運載到東港。連大武山腳下的六堆客家庄，若要赴大陸省親或參加鄉試，也多從東港配船過去。東港一時舟車川流不息，商賈如織。
因高雄港興建又沒落
到了清末日治初期，東港歷經百餘年默默耕耘後，雖步履蹣跚，但成果卻令人驚艷──「五」字街市發展逐步成形，即由中山路、延平路、朝陽街、中興街、通明街共同圍起的「五」字形街市。
當時整個鳳山縣〈今高屏地區〉沿海港口大多壅塞，只有東港港口較深，但也只能碇泊「戎克船」[5]，洋船是無法進出的，以致大宗貨物得透過打狗或安平轉運，甚至傳聞還有蒸氣船往來於打狗間[6]。不過，東港的集散腹地廣闊，可達阿里港街〈今里港鄉〉、阿猴街〈今屏東市〉、萬丹街〈今萬丹鄉〉、潮州庄〈今潮州鎮〉、林邊街〈今林邊鄉〉及枋寮街〈今枋寮鄉〉等等。
許多打狗〈今高雄〉的洋行郊商就看中這一點，比如富商洋行就在這裡開起分店，經營進出口買賣。其它規模較大的，像是長順行（怡記洋行的分店）、順源行（德記洋行的分店），其他還有萬吉號、吉春號、振順號、德隆號…等，我們倒是習慣稱「船頭行」。主要經營的行業以雜貨生意最多，其它還有米、糖、油、布、藥店，還有鴉片等等，是東港人採買日常用品的地方。延平路因為開設了不少西醫診所和中藥舖，而被稱為「醫生街」。而當時東港市街規模更居高屏地區之冠，總人口數已達近萬人，成為全台灣第11大街市。顯見東港並沒有因為歷史的失寵，而黯然蕭頹。
日明治30年（1897），東港被劃為「特別輸出入港」[7]，仍保持與大陸的貿易關係，東港老街仍是相當繁榮。但因日大正3年（1914）2月高雄到林邊的鐵路完工，以及高雄港積極整修後，東港的轉運港口功能已大大降低。
到了日大正6年（1917），東港被裁撤掉最後一道保護傘「特別輸出入港」身分，從隔年〈1918〉開始，東港不再出現大陸戎克船進出停靠的紀錄。於是郊商紛紛遷離，雖然仍設有行政中心的東港郡役所、信用組合和漁業組合等金融機構，雜貨店、米店和中藥舖診所依舊開門營業，畢竟多為提供當地人日常洽公或生活需要，東港頓時失去了對外開闊的舞台格局。
[1] WM.Campbell,FormosaundertheDuth〈台北：南天書局〉，頁290、298。
[2] C.vanderLijn,F.Caron,C.Reniers,G.Demmer,ArentBarentsz,巴達維亞, 1649年12月31日。收錄於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年10月初版），頁315。
[3]李丕煜與陳文達，《鳳山縣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124種，1961年），頁85。
[4]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146種，1962年），頁10、22。
[5]清末時期，每年大概有200艘戎克船出入東港，運輸米糖等出口。
[6] 《經濟調查資料報告》〈下〉，頁147、332。
[7]日人治台後，為了斬斷台灣與大陸的貿易往來，而限定在「條約港」進出人貨。此舉造成民眾極大不便，只好另外開設「特別輸出入港」，維持兩岸往常貿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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