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長安長安西明寺經藏考——王翔

以下引自<豆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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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安長安西明寺經藏考——王翔

2009年11月11日 佛教線上

從寫本學（Codicology）的角度來看，八到十二世紀的古代世界正是寺院圖書館，寫本室（scriptiorium）和宗教手抄本的黃金時代。[1]這一時期的埃及亞歷山大圖書館(Library of Alexandria),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和耶路撒冷（Jerusalem）等地都有收藏豐富的宗教藏書。[2]正如古代這些享有盛名的手稿中心，長安同樣以藏書豐富書蠹云集而著稱，武德九年（626）唐太宗大興文教，“學館之盛，中古所未見”。太極殿的弘文館聚集了四部群書二十餘萬卷。[3]東洋史學者石田干之助 (1891-1974) 在《長安の春》（長安之春）中已經為我們描述了唐代長安的書肆和藏書文化的盛況。[4]而李唐一代，帝國的首都長安城在其極盛期曾擁有一百多所大寺，一時學者駿奔，聲馳異域。[5]這時的長安作為新興的佛學中心吸引了大批的求法僧和雲遊四方的學者。從中印度摩竭陀（Magadha）的波頗三藏 (Prabhakaramitra，7世紀) 到北天竺迦畢試（Kapi~nā）的般若三藏 (Praj~nā，8世紀)，唐代的十三座譯場大多是在長安的學問寺中薪火相傳。[6]這些西來的僧人捐獻了大批的梵語和胡語文典，充實了寺院和宮廷的館藏。學術史上對於唐代的大藏經 (tripitaka), 經典成立史甚至是經錄都有前行研究，但是佛教圖書館 (Buddhist libraries) 這一課題的成果卻寥若晨星。[7]所以本文所關注的是唐長安城寺院經藏的個案研究，也就是把圖書館看做一個整體的研究對象。
筆者選取的是長安城的街西，也就是靠近西市繁華之所（也就是日本學者常常提到的“盛り場[さかり‐ば]”）的西明寺。這所赫赫有名的國家大寺是顯慶年間高宗為孝敬太子，祈福於延康坊太宗的第四子濮王李泰故宅所建之寺。也是會昌滅法之中保存的兩街的四所伽藍之一。[8] 誠如南都佛教史研究者堀池春峰（ほりいけしゅんぽう）所見，西明寺是一個匯聚名僧從事翻譯和教學，並收藏一切經的佛教學苑。之所以稱之為「西明」，是因為它既是梵經的傳譯道場，又是詮解玄奘從西方引進的新佛教的中心。[9]除了唯識的圓測（Wen-Chek，613-697）等法將，西明寺也有道宣，懷素，圓照等律宗龍象，馳譽海內。

早在寺院草創的七世紀，西明寺就以皇家寺院的顯赫地位而收藏御製經藏。西明寺的上座道宣 (596-667) 曾經看見寺內七世紀下半葉所匱藏的三千三百六十一卷的國家大藏。這些經律論傳合計有八百部，用紙五萬六千餘張，收納於三百二十六個經帙之中。[10] 這正是道宣律師編纂《西明寺錄》和《大唐內典錄》的收藏基礎。湯用彤先生認為大約與659年編寫的《西明寺錄》是西明寺在656到661年之間的寺院實際藏書的目錄，此經錄雖然已佚，其大部分的內容卻已經保存在稍後出現的《大唐內典錄》中。[11]唐代寺院的經典的積累主要是安史之亂之前的一百五十年，這些寺院藏書的一般是指經錄所代表的正藏，也就是權威的經律論三藏。七世紀以來，佛教的學術在唐王朝的襄贊下有了長足的進步，國家大寺常常根據敕命編寫藏經目錄。這種經錄雖然常常摒棄本土僧人的著作和外典，也可算是其寺院圖書館佛教藏書的一個核心目錄。自古以來，寺院的目錄學家必定有紮實的藏書做後盾。加洛林王朝文藝復興（Carolingian Renaissance）最傑出的學者阿爾昆（Alcuin, 拉: Alcuinus,735 –804）所寫的《杜鵑之歌》(拉：Versus De Cuculo)既是著名的拉丁文詩篇，又是圖書館史上有名的修道院藏書目錄。詩中所引用的書籍正是八世紀末期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的教士在約克主教學校（York Cathedral School）所能讀到的書籍。[12]所以我們可以說長安所出的經錄代表了一個個收藏豐富的寺院圖書館。

讓我們回到七世紀的西明寺，這一時期和道宣一起馳名律苑的還有曾在青龍寺剃度的道世（？-683）法師，他以綴緝文本，注解眾經為樂事。顯慶年間（656-660）他曾經在西明寺的圖書館中閱讀一切經，並且利用這裡的資源撰成了一部《諸經要集》，這本書和他編纂的《法苑珠林》一樣，都是參閱了無數經本而成的百科全書式的巨作。[13]他指出在傳譯成中文的五千卷大藏經之外，還有中國本土的學者依據經典所出的文記三千餘卷，這些本土撰述一樣是「莊嚴佛法，顯揚聖教。文華旨奧，殊妙可觀。」[14]比如，西明寺的真懿律師為了便於初學僧人誦讀經典創立《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舉大部而攝小經。撮本根而捨枝葉。文雖約而義廣。卷雖少而意多。能使轉讀之士。覽軸日見其功。行福清信。開藏歲增其業。」[15] 在浩瀚的經藏中，當然也有不少適合初機後學冀善參詳的教科書，比如這一時期西明寺的書庫中就收藏有號稱「第一摩訶衍匠」的興善寺辯論家僧粲（529-613）所著的《十種大乘論》，此書「引經論成文證據甚有軌轍」，是初學者的方便法門。[16]這些失譯經，抄經，闕本經，偽疑經在長安的寺院大多不全，反而是廬山的東林寺造有別藏安置齊全。方廣錩先生推測西明寺的皇家大藏中所收的雜藏可能就是這個規模。[17]

那麼這一時期的西明寺藏的收藏情況如何呢？戴仁（Drge, Jean Pierre）和方廣錩都注意到《大唐內典錄》中提到的經櫥的問題，並且都分別給出了一個簡要的復原圖。顯慶年間道宣所見的西明寺御藏經三千三百六十一卷（三百二十六帙）就是存放在經廚之中，這些寫本都「依別入藏、架閣相持。帙軸籤榜標顯名目。須便抽檢絕於紛亂。」[18]經廚（或經櫥），也就是放置佛像和經卷的櫥櫃，如道宣《廣弘明集》載：「或十尊五聖共處一廚。或大士如來俱藏一櫃」，一般設置在寺院圖書館的內部。[19]有時候大部頭的經典也可以合為一藏，稱為「大寶積經藏」或「大般若經藏」。然而中國早期的經廚實物似乎不存，我們需要藉助日本保存的實例來想像，比如日本東大寺鐮倉時代的「大般若經櫥子」就是將一整套的六百卷十五帙的《大般若經》放入一個五層三隔的廚子，這正是大般若經和法華經信仰的產物，而岡崎讓治的《佛具大事典》更是給出了眾多的實例可供我們參考。[20]據《大唐內典錄》載，道宣所見的大藏相當於二十二部《大般若經》的規模，這一經廚如果是單件的木作，應該具有相當大的木架結構。河北正定龍興寺的轉輪藏殿中就保存了一個同樣可以盛放一部大藏的輪藏。任何親眼看到這個輪藏的人,依然會對它的巨大架構留下深刻的印象。宋代的《營造法式·小木作》就記載了輪藏之制度：「造經藏之制，共高二丈，徑一丈六尺，八棱，每棱面廣六丈六尺六分……轉輪經藏，一坐，八瓣，內、外槽帳身造。」 [21]我們也許可以結合中日的這些實例來想像當年的道宣所看到的大藏經櫥。

那麼經櫥放置在怎樣的寺院建築之中呢，這裡首先要提到長安寺院中的經藏，這裡談的經藏是建築物意義上的經藏，是寺院標準的收藏佛教經論的圖書館。 [22]道宣在律藏的註釋中還曾經轉引靈祐的《寺誥》稱「經坊即今經藏」。 靈祐法師的《寺誥》應載有完整的寺院制度，但已散佚無從考證, 不過會昌三年（853）晚唐學者段成式 (803?-863) 參訪長安諸寺，他在平康坊的菩提寺觀察到「寺之制度鐘樓在東。唯此寺緣李右座林甫宅在東。故建鐘樓于西。」 [23]中國的經藏濫觴沒有考證，其位置常在寺塔的左右兩邊和鐘樓對稱設置，或亦可稱作經臺或經樓, 如道宣《關中創立戒壇圖經》中的七重塔西面的經臺。[24]，龔國強指出西明寺的考古也發現中殿南東西兩側有經藏和鐘樓的遺址。[25]據此我們可以推測在七世紀的西明寺就建有一個獨立的經藏, 內有經櫥。

中國早期的經藏實物已經不存，和經藏相對應的遺構也只有河北正定開元寺晚唐的鐘樓，此處也正是兩層的樓閣式建築。然而在八世紀代表國家佛教的所謂 “南都六宗”（710-784)的時期，經藏是寺院標準的「七堂伽藍」之一，和長安的寺院一樣遵循「左鐘右藏」的習俗。[26]日本僧人將來的經書構成了比睿山，東寺等地的經藏，成為奈良時代的精神支柱。南都七大寺之中的藥師寺 (七世紀末) 和法隆寺(七世紀)等伽藍都建有經藏和鐘樓。[27]法隆寺的的經藏（經樓）是八世紀的遺構，建於天平十九年（747），位於鐘樓西面，是正面三間、側面二間的樓造式建築，帶有典型的唐代樓閣之風。奈良時代的學者淡海三船 (722-785) 在《大安寺碑文》 (寶龜六年，775) 中寫道：「鐘樓經藏，開峻牖於千雲。像殿講堂，起高甕於蔽日。」 大安寺 (八世紀) 和西明寺的確切傳承雖然值得討論，但其受到西明寺的影響還是有史料可證的。[28]在上代日本的國家寺院中，經藏已成為固定建築之一，縱觀奈良和平安時代的伽藍配置，從四天王寺式開始，到法隆寺式，法起寺式，藥師寺式，東大寺方式，山嶽的天臺宗，真言宗和修驗道伽藍都能找到這種模式。[29]這種佈局西明寺道宣的兩本圖經，尤其是《關中創立戒壇圖經》中祇園精舍一樣。[30]何培賦 (Puay peng Ho) 認為道宣的圖經的佈局受到了長安城市規劃的影響，而福安敦(Antonino Forte)甚至將祇園精舍圖和洛陽的明堂聯繫在一起。道宣的《戒壇圖經》和《祇園圖經》都出現在《東域傳燈目錄》中，應當對日本的寺院建築有相當的影響，例如日本真言宗的僧人宗覺（1639-1720）就推崇《祇園圖經》, 認為 「叔世懷道之士無有出乎玉關。超乎蒼嶺系索攀杙之勞。宛然如視聖跡者匪此經之益耶？」[31]
當然也有學者，比如堀池春峰等認為道宣所看到的皇家大藏就保存在西明寺的菩提院內。我們注意到菩提院確實是一個佛教的圖書館兼譯場。比如開元五年（717）善無畏（ubhakarasiμha，637-735）「奉詔於菩提院翻譯。畏奏請名僧同參華梵。開題先譯《虛空藏求聞持法》一卷。」 新譯一齣，也順理成章變成了菩提院的藏本。[32]善無畏和一行曾經在華嚴寺發現了荊州的無行禪師所收集的貝葉經。在印度求法之時，義凈曾經在那爛陀為他餞行，此二人「東行六驛各懷生別之恨。俱希重會之心業也。茫茫流泗交袂矣。」[33]不料無行果然在東歸途中隕於北天竺之那揭羅馱娜 (Nagaradhana)，竟不能歸骸於父母之國。但這些是八世紀的記載，我們還不能據此就推斷這就是七世紀中葉道宣和道世所使用的寺院經藏。

但是我們確信菩提院在八世紀時期已經成為西明寺標準的圖書館。我們雖然不能肯定華嚴寺無行遺留下的梵本是否有一部分被運到菩提院來翻譯，但是西明寺的北印度僧人般若(Prajna) 曾經贈給日僧空海（774-835）梵夾三口，他對空海說：「我所譯新華嚴六波羅蜜經及斯梵夾將去供養。伏願結緣彼國拔濟元元。」 可見菩提院還是應該有梵夾的收藏。[34]開元時期 (713-741) 密教大盛，西明寺的菩提院必然會收藏增新譯的典，就算是在外寺翻譯的典籍，西明寺的僧人也可以通過抄寫等途徑補配圖書館之缺。比如貞元十四年（798），翻經沙門圓照在崇福寺擔任華嚴經新譯的筆受，事畢他親手書寫了《四十華嚴》，「填續西明寺菩提院東閣一切經闕」。[35]八世紀末，開元年間開始翻譯的典籍都被圓照編入了《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 這些譯者包括不空 (Amoghavajra 705-774)和金剛智（Vajrabodhi，671-741），喀布爾 (Kapia) 的般若, 北印度的阿質達霰(Ajitasena)；東印度的法月 (Dharmachandra)；庫車來的蓮華精進 (Utpalavīrya) 以及和田的尸羅達摩 (Siladharma)等。[36]貞元十六年（800，唐德宗敕令圓照編纂《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為兩百年的翻譯事業做一總結，西明寺作為國家佛典書庫的地位因之而得到鞏固。[37]入唐僧永忠（743-816) 也曾在西明寺留學六年，應當在菩提院書庫的常客，歸朝後他主持近江的梵釋寺，他所編輯的《梵釋寺目錄》保存了西明寺的「將來經」，可惜已經散佚。[38]在《貞元錄》的編輯前後，大興善寺的精通印度聲明及中國訓詁之學的慧琳 (737-820)，也來到西明寺，利用這裡豐富的內外典籍撰寫《一切經音義》（783-807)。[39]

幾乎與此同時空海也來到西明寺，居於的永忠的舊院。他熟讀圓照的《貞元錄》，應該對菩提院的藏書相當熟悉，也許也曾經向圓照請益學問。回國以後，空海託付和他一起歸國的的高階遠成（756-818）把「菩提院本」—圓照所著的八種著作呈獻給了嵯峨天皇（786-842)。[40]另據興福寺沙門永超 (1014-95) 所集的《東域傳燈目錄》（寬治八年，1094)，玄奘所翻譯的《百法明門論》的註釋《百法論鈔》也有菩提院本。[41]

另一種可能性是西明寺同時存在多個經藏，並有不同的用途。比如和鐘樓相對的經臺可能是用來存放儀式性的國家大藏，而同時寺內又有諸如菩提院這樣的譯場兼圖書館。道宣在《中天竺舍衛國祇洹寺圖經》云「次西第二院名為書院。大千界中不同文書並集其中。有大重閣安置書籍。」所以筆者認為「經藏閣」很可能就是所謂的經藏，而且在西明寺中另置院落安放書籍也是可能的。[42]唐代佛寺中的鐘樓，文殊閣，天王閣，經藏等都是重閣建築。這使得經藏和經臺，經樓，經藏閣似乎很難嚴格地區分開來。[43]街東翊善坊的保壽寺就有一經藏閣，翊善坊正對大明宮，所以密布宦臣宅邸。此寺就是權臣高力士捨宅而建，其寺內的經藏閣「規構危巧，二塔火珠受十餘斛」。[44]經藏以外的存放經書的位置，可以根據道宣的《戒壇圖經》以及《祇洹寺圖經》來想像。學者在討論長安寺院時常引用大正藏《戒壇圖經》的附圖，但此圖是南宋紹興二十二年的（1152年）的刻本附圖，與文字敘述的出入很大。根據潘谷西《中國古代建築史˙第二卷》中重新繪製的兩張圖來判斷，收藏內外典籍的地方還有中院東門之左和中院以北的五個僧院，這裡既有中國特色的陰陽書院和天下醫方院，也有反映印度佛教的修多羅院，韋陀院和天下不同文院。雖然這些院落很難在長安找到信證，但是至少我們可以據此推測唐初西明寺甚至是長安寺院經藏的觀念。

此外，長安的寺院史料和敦煌文獻中也可以找到一寺擁有多個經藏的記錄。比如歸義軍節度使張承奉金山國時期的寫卷《辛未年 (911) 正月六日沙州淨土寺沙彌善勝領得曆》（P.3638）記載：「大經藏壹。次經藏壹在中院堂。小經藏子壹在汜閣梨房。」這說明淨土寺除了正藏，在中院堂和阿闍黎的房內還有兩處藏經。方廣錩也指出敦煌的龍興寺有上藏，下藏之分，一個是官藏，一個是日常流通的大藏。[45]根據滋賀縣園城寺的史料《寺德集》（康永四年，1344），長安的青龍寺有上中下三經藏，分別代表了上中下三品的經文。這樣看來，西明寺如果擁有多個經藏，也是可能的。因此在經藏和菩提院之外，西明寺可能還有一些特藏的痕跡。比如九世紀的僧人玄暢，因為敬仰西明寺有道宣舊院的毗尼教跡，便從福州趕往長安，投到惠正律師的門下。可見西明寺的僧院中應該有毗尼藏（vinaya pitaka）,也就是律部典籍的專門收藏。[46]所謂教跡，就是教化的痕跡，也就是天臺智顗（538-598）說的「教者謂佛被下之言。跡謂蹤跡。亦應跡化跡。言聖人布教各有歸從。」此處玄暢參訪道宣的舊藏就像是圓仁參訪五台山大華嚴寺，在遠和上及文鑒座主院所抄寫天臺教跡一樣。[47]

綜上所述，長安的西明寺為我們考察唐代的寺院圖書收藏，佛教目錄學以及中日的圖書交流史都提供了很好的例證，比如宋仁宗時期的《新唐書·藝文志˙釋氏類》的「不著錄」部分就和道宣的《大唐內典錄》以及《續高僧傳》有著密切的關係。[48]結合陸續刊出的考古資料和史料，我們甚至可以想像寺院經藏在唐代長安的實態。筆者雖然簡要梳理了西明寺的寺院圖書館史，然而如何從中日兩國的豐富的佛教書籍，衣冠文物中去重建長安的寺院經藏和文本流傳史，都是有待完成的工作。限於篇幅和能力，至此也只能拋磚引玉，引起學界的注意。

[1]Staikos, K. The Great Libraries: 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 (3000 B.C. To A.D. 1600). New Castle, Del.London: Oak Knoll Press; The British Library, 2000, The History of the Librar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3 volumes .New Castle, Del.The Netherlands Athens: Oak Knoll Press, 2004.

[2]Thompson, James Westfall. Ancient Libra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0, p.315.有關古代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圖書館，參看 Christ, Karl, Anton Kern, and Theophil M. Otto. The Handbook of Medieval Library History. N.J.: Scarecrow Press, 1984.Sibai, Mohamed Makki. "An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Mosque Libraries in Islamic Life and Culture." Thesis (Ph. D.) Indiana University, 1984. p.406。

[3]《唐會要》卷六十四，1114頁。《古今書錄》卻記載了玄宗朝的51852卷的藏書，這應該是百官在乾元殿所看到的藏書的一部分。到了九世紀末, 秘書省的四庫藏書增至七萬餘卷。參看《舊唐書》卷四十六，1962頁。

[4]石田干之助《唐代圖書雜記》，《增訂長安の春》，東京: 平凡社, 1967年 (1970年再版)， 181-191頁。長安的書坊，可參考戚福康《中國古代書坊研究》，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7年，42-63頁，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6-29頁。

[5]關於唐長安佛寺數目的討論，可參考熊存瑞Xiong, Victor Cunrui. Sui-Tang Chang`an: 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0., Appendix 3: “Buddhist Institutions”, pp.303-320; 孫昌武《唐長安佛寺考》，《唐研究》第二期，1996年，1-49頁；小野勝年《中國隋唐長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篇，解說篇》，京都:法藏館，1989 年。453-70頁。

[6]《隋書》卷三五，1099頁。“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長安譯場，參看王亞榮《隋唐譯場概論》，《長安佛教史論》，77-92頁。唐代的佛典翻譯，參看王鐵鈞《中國佛典翻譯史稿》，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6年，235-270頁。

[7]參看梁啟超, 小野玄妙，Tokuno Kyoko，川口義照以及方廣锠等人的研究，詳細書目請參看王翔

[8] 西明寺的來龍去脈，參看羅小紅《唐長安西明寺考》，《考古與文物》2006年第二期，76-80頁。

[9]堀池春峰《入唐留學僧と長安?西明寺》，《南都佛教史の研究》下，京都: 法藏館，2003年，245-276頁。

[10]道宣《大唐內典錄》卷八，大正藏第55冊, 302頁下欄。

[11]湯用彤 1982，100頁。.幾乎在西明寺建立的同一時間，也就是麟德元年664年，道宣在西明寺開始編纂《續大唐內典錄》，並移就總持寺完成了這部目錄。《續大唐內典錄》，大正55, 342頁, 中欄，但是方先生認為，大唐內典錄的研究，參看 Kawaguchi 2000, 111-127.

[12] Ogilvy, J. D. A. Books known to Anglo-Latin writers from Aldhelm to Alcuin (670-804). Cambridge, Mass., 1936.

[13]《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二 , 大正藏第55冊， 863頁上欄; 道世《諸經要集》卷一 , 大正藏第54冊, 1頁上欄。

[14]《法苑珠林》卷一百, 大正藏第53冊, 1020頁中欄。關於錄外的經典，包括失譯經、抄經、闕本經、偽疑經等，參看小野玄妙《佛教經典總論》，186-438頁。

[15]《大唐內典錄》卷九，大正藏第55冊, 312頁下欄至313頁中欄。

[16]《大唐內典錄》卷五，大正藏第55冊,278頁中欄至下欄；Kieschnick, John.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p. 164-184.

[17]《法苑珠林》卷一百, 大正藏第53冊, 1020頁中欄。

[18]《大唐內典錄》卷八，大正藏第55冊, 302頁下欄。戴仁（1991）和方廣锠（2006）都給出了一個粗略的復原圖，參見Dr. ge, Jean Pierre. Les Biblioth岢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Jusqu'au Xe Sicle, p214；方廣锠《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437頁。

[19]道宣《廣弘明集》卷一六：大正藏第52冊, 210頁中欄。唐代的“案”與“櫥”，參看韓繼中《唐代傢具的初步研究》，《文博》 1985年第二期，47-51頁。

[20]《開元釋教錄》卷二十，大正藏第55冊, 698頁上欄，岡崎讓治《佛具大事典》，東京: 鐮倉新書，1982年，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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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唐研究》第1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