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部落格《藏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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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敦煌遺書與奈良平安寫經的互補作用
敦煌遺書與奈良平安寫經雖然各有特點，但如前所述，由於兩者同為佛教文獻，產生的時間有數百年交集，這一交集期，也正是中日佛教交流極爲興盛的時期，因此，兩者自然有著種種内在的聯係。在佛教研究中，敦煌遺書與奈良平安寫經可以起到互補兼美的作用。
比如，就《淨度三昧經》而言，原來人們所知祇有法隆寺的卷一。該卷後歸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並錄文收入《卍續藏》。其後落合俊典先生在名古屋七寺發現卷二及卷三。但七寺本卷二的首部殘缺若干行。此外，日本寫本中也存在一些錯漏，乃至一些文字難以理解。但隨即研究者在敦煌遺書中發現了12個《淨度三昧經》的寫本[①]，這樣，關於《淨度三昧經》的資料就增加到15號，依據這15號資料，研究者重新整理了《淨度三昧經》，分別在日本與中國發表。[②]
又如，日本傳統流傳著據説是聖德太子所撰寫的《勝鬘義疏》。但敦煌遺書發現後，人們發現北京圖書館所藏BD05793號（柰93）、BD04224號（玉24）北朝寫經《勝鬘經疏》與前述聖德太子的義疏内容上顯然有共通之處[③]。這對於研究日本古代思想，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最近，我在隨同落合俊典先生考察大阪天野山金剛寺一切經的時候，看到一件《摩利支天經》。内容大體為：有一個摩利支天，能隱身不現，又神通廣大。若有人能夠知道它的名字，便可以受到它的護佑，諸如“行路中護我，非路中護我，夜中護我，晝日護我，賊難護我。病難護我。水難護我。火難護我。於惡冤家護我”等等懥四軌虻玫剿的護佑，人應該如此發願祈求：“我某甲知彼摩梨支天名”云云。經中強調“若有書寫讀誦受持，著髮中。著衣中。隨身而行者。一切諸惡，悉皆退散，無敢當者。是故汝等應當勤心流布此經”[④]。
該《摩利支天經》在《大正藏》中已經收入四種異本：第一種失譯人名，附梁錄。第二種收在《陀羅尼經》卷十中，為唐天竺三藏阿地瞿多譯。第三種、第四種據説都是唐不空所譯，但《高麗藏》本與《嘉興藏》本區別較大，所以《大正藏》把它們一併收入。金剛寺本與上述四種異本基本内容雖然相同，但行文差異很大，顯然形成一種新的異本。從行文看，金剛寺本應該是由失譯本及不空譯本摘抄改編而成。那麽，是什麽人，出於什麽目的，編纂了這一新的《摩利支天經》呢？該《摩利支天經》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到底佔據什麽樣的地位呢？
敦煌遺書為我們解答這一問題提供了鑰匙。
大體相同的寫本，我在敦煌遺書中發現了17號[⑤]。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斯2059號《佛說摩利支天菩薩陀羅尼經》，該號有一篇序文，内容如下：
□…□陀羅尼經序/
□…□州山陰縣人張俅，字恩訓。因游紫塞，於靈□…□/
□…□内見此經，便於白絹上寫得其咒，發心頂戴□…□/
載咸通元年十一月内，其年大風，因有緣事，將□…□/
北岸。其日冒風步行，出朔方北碾門，更與一□…□/
粗心，不識凍淩之病，投入龍河。同人一行，先□…□/
便入凍孔，俅見前人陷冰，抽身便逥。不逾一□…□/
淩，亦尋陷身。且不沒腳，下如有人，提其雙□…□/
□溺，須臾得岸，乃自踴身上得淩床。因□…□/
□縻官河右，以涼州新復，軍糧不充，蒙 張□…□/
□武發運使，後送糧馱五千餘石，至姑藏□…□/
□時有省使五人，在涼州見俅進發，本欲□…□/
賈竪王嚴闘合，稱俅儒者，前路遇賊，渠□…□/
且留勿去。其人果停，至來日乃發。俅所同般□…□/
百餘人，安樂得達雄關。省使般次來日，還至俅前日/
宿處，地名沙溝。前日餘火，尚猶未滅。其夜被橫過/
吐蕃賊打破般次，省使被煞，諸餘損傷，不可盡說。/
自後入奏，又得對見 龍顔於思政殿。所蒙錫賚，秉受/
憲官。及至歸逥，往返賊路前後三、二十出，不曾輸□…□/
此皆 菩薩加持力也。固為此序，將勸後人唯除□說也。/
序文作者為張俅。上述序文的雖然文字有殘缺，但大意很清楚的。張俅曾經兩次奉命出使，由於書寫並隨身攜帶《摩利支天經》的緣故，得到摩利支天的護佑，兩次在路途得免大難：一次免於冰淩陷身，一次免於盜賊殺害。其後多次出使，“往返賊路前後三、二十出”，都平安無事。所以對這部經典虔心信仰，特意再次抄寫此經，並撰寫序言，希望這部經典能夠廣爲流傳。
按照《摩利支天經》的正文，有人若發願祈求摩利支天護佑，應當說：“我某甲知彼摩梨支天名……。”但斯2059號把這一文句改寫成：“弟子張俅知摩利……”云云，充分反映了張俅感恩、虔敬的心情。類似的發願祈求還可見斯5391號，敦煌一個名叫勝富的人，也把自己的名字寫入自己抄寫的《摩利支天經》中：“弟子勝富娑婆訶，告諸比丘……。”
在古代，敦煌能夠得到發展，得益於它位于絲綢之路的要衝。因此，交通的順暢與安全，是敦煌是否能夠順利發展的關鍵。而安史之亂以後，相當長的時間中，敦煌與内地的交通較爲困難。所以，我們不斷可以在敦煌遺書的寫經題記中看到祈求“王路開通”之類的祝詞。歸義軍初期，敦煌地方政權爲了保護交通，還曾經派出大軍，討伐吐蕃[⑥]。《摩利支天經》宣稱可以“行路中護我，非路中護我，夜中護我，晝日護我，賊難護我”，對於古代敦煌的人們，特別對張俅這樣經常出使的人自然具有較大的吸引力。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金剛寺所寫《摩利支天經》的底本來自中國。是古代中國人爲了祈求摩利支天的護佑而依據大藏經本改編的[⑦]。
類似的經典還有金剛寺所藏錄外第14號《大佛頂如來放光悉怛多般怛羅大神力都攝一切咒王陀羅尼經大威德最勝金輪三昧咒品第一》。該文獻最早由《大正藏》根據延久三年寫東寺三密藏本收入，原寫本下有題記：“此書似誤多，以他本可校之。”[⑧]但始終沒有人來做這一校正的工作。落合俊典先生發現金剛寺寫本後，他的學生林敏先生對金剛寺本、《大正藏》本以及保存在敦煌遺書中的14個寫本進行錄校研究，為進一步解明該經的發展、演變提供了基礎。[⑨]
四、結語
以前閲讀《大正藏》，經常在其中看到一些依據日本寺院古寫經收入的典籍。閲讀這些文獻時，心中時常會浮現出一個疑問：這些典籍是從中國傳入日本的，還是日本僧人自己編纂的？這些年通過對敦煌遺書的調查與整理，發現很多日本古寫經在敦煌遺書中都可以找到依據。這對我是一個極大的啓發。
我始終認爲，宗教是一種社會文化，宗教的傳播是文化傳播的方式之一。由於種種原因，文化的傳播有時順暢，有時不順暢；有時始終持續，有時會有間斷。作爲宗教表現形態的某种思想觀點、某種典籍，它們的傳播，也同樣會出現類似的時而順暢、時而間斷的情況。歷時越久，某種思想、某種典籍的傳播就越有可能出現間斷，從而散落為零零碎碎的“文化碎片”。
人類的歷史文化本來是一個網羅一切的因陀羅網，但由于上述原因，這個因陀羅網會出現若干破口，使某些在歷史發展中的曾經存在的因果關係變得晦暗不明。前面提到的《淨度三昧經》、《勝鬘義疏》、《摩利支天經》等等，如果沒有敦煌遺書的出現，它們祗能是日本文化中單獨存在的碎片，很難得到正確的闡明。但是，由於敦煌遺書的出現，它們被連接到東亞古代文化這一總體的因陀羅網上，從而顯示其本源的因果。
類似的問題也同樣存在在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中。因此，將敦煌遺書與日本古寫經結合起來作綜合的、全面的研究，可以讓我們盡可能地把散落的文化碎片重新綴接到古代文化的因陀羅網上，這對於整個東方古代文化的研究，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006年2月12日星期日於東京麻布台
[①] 這12號敦煌遺書為：BD03563號（北8654號、結63號）、BD15308號（北新1508號）、BD03565號（北8222號、結65號）、BD3765號（北8655號、霜55號）、BD00902號（北8223號、昃2號）、斯2752號、斯4546號、斯7452號、斯5960號、斯7444號、斯2301號、俄Ф351號。
[②] 參見《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第二卷，日本大東出版社，1996年4月。
《藏外佛教文獻》第七輯，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6月。
[③] 參見《日本思想大系·聖德太子集》所收藤枝晃先生《勝鬘經義疏》。
[④] 金剛寺寫本《摩利支天經》錄文：
摩梨支天菩薩陀[羅尼]經/
歸命三世諸佛菩薩。[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
住舍衛城給孤獨園枙r世尊告諸比丘言：諸
日天子前有天名摩梨支天。常行日前。彼摩
梨支天無人能見，無人[能]捉，不為人縛，不為
人欺誆，不為人責，其財物不為怨家能得
其便。諸比丘，若有人知彼摩利支天名者，亦不
可見，不為可捉，不為人縛，不為人欺誆，不為
人責，其財物不為怨家能得其便。諸比丘，若
善男子善女人聞彼摩梨支天名者，應作是
言。我某甲知彼摩梨支天名，故無人能見我，
無人能投（捉）我，不爲人縛我，不爲人欺誑我。不
為人責我，財物不為怨家能得我便枙r
世尊而說咒曰：/
多軼他，遏伽摩四，末伽摩四，唇（？）徒摩四，支婆
羅摩四，摩訶支婆羅摩四，安多離陀那摩
四。行路中護我，非路中護我，夜中護我，晝日護
我，賊難護我。病難護我。水難護我。大（火）[難]護我。
於惡冤家護我。呵羅居隸，呵羅居隸，無
離鵄帝、無離鵄帝、離知帝。一切處護我。蘇婆
呵。
佛說是經已，告諸比丘言：諸比丘，善男子善
女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諸
人民等。知彼摩梨支天名及陀羅尼。一心受持
者。不[為]如上說諸惡所害。諸比丘，若有書寫讀誦受持，/
著髮中。著衣中。隨身而行者。一切諸惡，悉皆退
散，無敢當者。是故汝等應當勤心流布此經。說此
經時，諸比丘聞說經已，歡喜奉行。/
摩梨支天經 一校了/
（錄文完）
承落合俊典先生、青木進先生、林敏先生提供照片及錄文，謹致謝意。
[⑤] 該17號為：伯3110號1、伯2805號、伯3136號3、伯3824號5、斯2681號、BD15366號、甘博16號3、斯5391號、上博48號17、伯3759號、斯5646號4、斯2059號、斯5392號、斯5618號4、伯3912號1、斯5531號6、BD1598號2。
[⑥] 上圖111號，北魏普泰二年（532）寫本《維摩疏》卷一題記：“大代普泰二年嵗次壬子，三月乙丑朔，二十五日己丑，弟子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領西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瓜州刺使東陽王元/榮，惟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君臣失利，于玆多載，天子中興，是得遣息叔/和詣闕修定。弟子年老疹患，冀望叔和早得迴還，敬造《維摩疏》百部供養。”
斯03935號，隋開皇三年（583）《大方等大集經》卷一八題記：“開皇三年歲在癸卯五月廿八日，武候師都督/宋紹，遭難在家，爲亡考妣發願讀/《大集經》、《涅槃經》、《法華經》、《仁王經》、《金光/明經》、《勝鬘經》、《藥師經》各一部。願亡者/神遊淨土，永離三塗八難，恒聞佛法。/又願家眷大小，福慶從心，諸善日臻，/諸惡雲消；王路開通，賊寇退散；疫/氣不仠（干），風雨順時；受苦衆生，速蒙/解脫。所願從心。/”同樣題記可見BD14925號《大方等大集經》卷二六。
屬於安史之亂之後的題記有：
BD05825號，唐大中十二年（858）《瑜伽師地論》卷四八題記：“大中十二年六日一日說畢，比丘明照本”；“大中十二年八月五日比丘明照隨聽寫記”。卷尾背面有1行題記：“大中十二年八月二日，尚書大軍發，討蕃開路，四日上磧。”
斯04601號，北宋雍煕二年（985）《賢劫千佛名經》二卷本（異本）卷上題記：“雍熙貳年乙酉歲十一月廿八日書寫。押牙康文興自手併（秉）筆墨寫。/清信弟子幸（行）婆袁願勝，幸（行）者張富定、幸（行）婆李長子三人/等，發心寫《大賢劫千佛名》卷上，施入僧順子道場內。/若因奉爲國安人泰，社稷恒昌；四路通和，八方歸伏。次願幸（行）者、幸（行）婆等，願以乘生淨土。見在合宅男/女，大富吉昌。福力永充供養。/”
[⑦] 這類改編本，以寫本的形式在民間流通，形態非常容易發生變化。現存的17號敦煌遺書《摩利支天經》，形態便互有區別，可以進一步分析為不同的系統。限於篇幅，在此不作詳細論述。
[⑨] 參見林敏《金剛寺藏“錄外-14”について》，平成17年度“近現代佛教研究”發表稿，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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