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廣錩：懷念周紹良先生

以下引自《藏經洞》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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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音 2006年第4期 (總第260期)第53頁
2005年6月中旬，我應邀赴倫敦，繼續從事英國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的編目。8月23日倫敦時間上午9點，接到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李際寧先生電子郵件：「8月21日晚21點30分，周紹良先生去世。近三天，在他的家裡（就是靠通縣的鄉下）設靈堂吊唁。」
當時真是愣了。在給李際寧的回信中，我說：「走前已經聽說周先生住院，但事情實在太多，你是知道的，北圖圖錄的事情、馮先生的事情、《中華藏》樣書的事情，加上一堆論文審讀及答辯，算著小時計劃工作。連芳芳（我女兒）從日本回來，我也未能與她好好說一會話。所以未能去醫院探望，總希望他能早占勿藥。没想到這就走了。我受周先生教益、幫助良多。住院時既未能去探望，此刻又不能親去吊唁，實在於心不安。」
我首先想到的是可以通過白化文先生轉達我的哀思。可没有白先生的電郵信箱，於是立即給他的弟子楊寶玉女士發去電郵：「驚悉紹良先生21日因病故世，不勝悲悼。我受紹良先生教益、幫助良多，一直無以為報。前此按照先生的企劃，計劃把我的敦煌已入藏佛教文獻目錄編入先生主編的佛典目錄中，没想到工作正在進行，先生竟然西去。我現在没有先生雙橋的地址，也没有白化文先生的電郵信箱。麻煩您把我上面的意思轉告白化文先生。白先生去吊唁，還請在紹良先生靈前代為致意。」
想到敦煌已入藏佛教文獻的目錄，就想到為周先生主編的中國古籍目錄釋家類奔忙多年的李家振先生。便馬上給李先生發去電郵：「驚悉紹良先生不幸故世，深為悲痛。先生前去吊唁，望靈前代為致意。我受紹良先生幫助、教益良多，無以為報。原以為這次的目錄可以代紹良先生了却一件心事，却又留下遺憾。」
第二天上班，接到李際寧23日晚上發來的電郵：「23日下午（北京時間14點），有慶（國圖善本部善本組組長程有慶——方注）往周紹良先生家吊唁。……有慶回來告我：白化文先生為您在英國表示哀悼向周家人作了說明，程毅中先生代筆簽名。」
無論如何，未能到周先生靈前鞠躬致哀，心中多時歉仄不安。因為我受周先生的恩德太多。在上面幾份電郵中，我都提到受紹良先生幫助、教益。這絕不是應景的客氣話，而是實實在在的事情。
我在《敦煌佛教經錄輯校》前言中這樣寫：
本書得以順利編纂，首先要感謝周紹良先生。這不僅因為周先生代表編委會具體負責本書，還在於周先生對本書的編纂花費了大量的心血。從選目、洗相到錄文體例、格式、題解的要求等，不嫌其煩地指點。尤其是本書原計劃抄寫後照相排版，周先生專門為我安排了抄寫人員，用規規矩矩的正楷把全書抄寫一過。由於格式與抄寫紙張的變動，不少文獻還抄了兩遍。其間轉稿、審稿不知花費多少精力。回想我多次到廣濟寺找周先生，他頂著炎炎烈日為我取稿的情景，私心區區，實不能已。
在博士論文《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的跋中，我這樣寫：
論文的寫作，除了任先生（任繼愈先生——方注）自始至終的指導之外，黄心川、季羡林兩位先生在指導我確定選題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周紹良先生對我的幫助與指導也是我終生難忘的。大到論文的結構篇章，小到一些具體的論述，周先生都不厭其煩地一一指點。不僅如此，周先生還主動提供家藏叔迦先生親筆批點的書籍、所抄錄的敦煌卷子及傳世文物供我使用。他那兒的書籍資料，只要我能用得著，隨時可讓我拿走。扶掖後進的苦心，為人之高尚風範，實在叫人感荷不盡。我深深地體會到，没有老一輩的悉心培養，絕不會有我們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長。我們每前進一步，都凝结著老一輩學者的心血。先生們的恩情，我是無法回報的。我只有更加努力地搞好自己的研究，以更好的學術成果回報先生們；只有以先生們對待後進的態度為榜樣來時對待比我年輕的朋友們，為他們的成才盡我的全部力量，以此報答先生們的栽培之恩。
所以，我與周先生雖然没有師生的名分，但心中從來把他奉为人生道路上一位重要的老師。
我認識周先生是1984年跟隨任繼愈先生攻讀佛教文獻學開始的，至今已經超過20年。周先生是著名的佛教文獻目錄學專家，對佛教文獻目錄之熟，國内少有。所以任先生給周先生打招呼，讓周先生多指導我，並讓我遇事多請教周先生。那時周先生在法源寺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工作，我每月一般要去一、兩次，有時甚至更多。至今記得順著丁香簇擁的甬道，到後院佛教圖文館找周先生的情景。每次帶著問題去，帶著周先生的指教回來，然後再看書。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周先生之所謂也。後來周先生主持佛教協會工作，駐廣濟寺；我便開始向廣濟寺跑。1986年有半年左右，任先生讓我理順《中華大藏經》的工作流程，這段時間，為了《中華大藏經》的工作，包括向有關佛教寺院商借校本等等，跑得更多。至於編纂《敦煌佛教經錄輯校》與後來撰寫博士論文時周先生的幫助、指教，上面已經提到，這裡不再贅述。
但有一件事，還是想提一下，就是周先生贈送我的珍貴資料。
當時我正在編纂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周先生知道後，一天给了我一部30年代出版的原本《敦煌劫餘錄》，說：「這是當年我父親用過的，送给你。」我打開一看，其中不少地方有叔迦先生訂正、批注的手迹，還夾了幾張叔迦先生工作時紀錄的便條。我們知道，陈垣當年編目時，叔迦先生曾給予不少幫助。《敦煌劫餘錄》出版後，叔迦先生繼續從事北圖敦煌遺書的考訂。有關情况，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後記》中有所記叙。從叔迦先生手批的《敦煌劫餘錄》看，他訂正的内容遠遠超出王重民文章所介紹的。這本書，現在也可以算作敦煌學的歷史文物了。該書後來在我編纂北圖敦煌遺書目錄時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至今放在我案頭，時時查閱。
過了些日子，周先生又交給我一摞資料，說：「這是我父親當年請人從北圖抄寫的敦煌遺書。我現在也没有用了，一起送給你吧。」我打開一看，都是用毛筆抄寫的敦煌遺書，大多為戒律。敦煌遺書的戒律寫卷形態比較複雜，是編目的一個難點。從叔迦先生手批《敦煌劫餘錄》可知，叔迦先生在這方面用力甚勤。這批抄本，估計就是叔迦先生請人抄後，以供研究的。後來我從北圖檔案中看到，抗戰期間，北圖敦煌遺書轉移到上海。1942年，曾經運回14卷，其中9卷就是「係因周叔迦先生托抄」。
大約是前年，我到雙旭花園看望先生，看到書架上擺著台湾王三慶所著關於敦煌類書的兩大册著作，便向先生借閱。先生擺擺手：「我不用了，你拿去吧。」
先生贈送我這些資料，是希望我把北圖的敦遺書目錄編好。其後，先生又一再鼓勵我完成《敦煌遺書總目錄》。現在這些工作都在緊張進行，我一定不辜負先生的期望。
先生住在城裡時，我們見面的機會較多。後來先生搬到雙橋雙旭花園，離得遠了，見面的次數也少了。我除了單獨去拜見過幾次外，曾經為了先生出讓家藏拓片的事，陪同任繼愈先生；以及為了另外一件什麼事，陪同文物出版社蘇志澍先生各去過一次。先生因為近年身體欠佳，一般也難得出門。有事都是電話或信件來往。先生來電話、來信，一般是詢問某件事情，或索要某種資料。從先生索要的各種資料，可知先生雖然年事已高，身體不佳，却依舊筆耕不輟。
受周先生教誨20來年，可記的事情很多。但當年我並没有寫「某某書屋問學記」的計畫，所以没有留下記錄。自己基本上不寫日記，即使有時寫一點備忘錄，現在也不在手邊。那時每次到周先生那裡去問學，都是有備而去，有得而還。但今天讓我回憶周先生到底向我傳授了一些什麼，却很難回憶起來。我只能這樣說，我現有的佛教文獻目錄方面的知識，不少來自周先生的教導。我能够有今天的成績，離不開周先生的悉心栽培。
有幾件事情，雖然與學問無關，但現在回憶起來，覺得值得一記。
周先生主持佛教協會時的工作情况，我是親眼看到。那時到廣濟寺找周先生，談話間經常人來人往，請示、辦理各種事務。有時有些事必須周先生親自處理，他便匆忙趕去；然後匆忙趕回，接著與我交談。我往往很不好意思，但周先生每次都非常認真地把要講的問題講清楚，要辦的事情交待清楚。從來没有因為忙，讓我下回再來。直到現在，佛教界也罷，學術界也罷，都對周先生主持期間的佛協工作表示肯定。1993年，我曾經與周先生一起參加在香港召開的亞洲北非會議。其間我要到當地一個佛教組織去談一些事情，周先生得知後便一同前往。進門就看到周先生的題詞掛在最顯著的位置，由此也可窺見佛教界對周先生的評價。
前些日子與李家振先生談起周先生主持佛協時的情况，李先生說：「當時有的人埋怨周先生處事糊塗。其實周先生那裡糊塗，什麼事情心裡都清清楚楚。」我同意李先生的這一看法。我遇到的事，可以印證李先生的說法。
記得當時一位先生辦一份雜誌，希望我寫點什麼。於是我寫了一篇文章。其後不久，我到廣濟寺去，周先生非常嚴肅地指著雜誌責問我：「你怎麼给這個雜誌寫文章？」我做了解釋。周先生談了他的一些看法後，斷然地說：「以後你再也不要寫了。」當時我雖然不理解先生何以這樣決然，處事風格也與往常迥然不同。但正因為這樣，便更加重視先生的意見。後來事情的發展證明了周先生知人論世的眼光。相從周先生20多年，没聽他批評過誰，這是唯一的一次。
還有，我為了便於在佛教界活動，曾向周先生提出，希望在佛協所屬佛教文化研究所掛一個名，因周先生當時還兼任著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但他擺擺手，說：「别粘那個邊。」
上述兩件事，是周先生對我最深切的關心與愛護。也說明周先生心中對一切都清清楚楚。
這期間還有一件有趣的事。一次在廣濟寺，我們正在交談，進來一個人，進門就伏地磕頭，口口聲聲拜見大菩薩。周先生顯然有點手足無措，連連說：「快起來，快起來。」並上去扶。那人偏偏磕足三個頭才起來，一付心滿意足的樣子。一向平易近人的周先生，也會遇到這種窘事，我在旁邊看得好笑。
還有一次在廣濟寺，正交談时，有人進來，說有高僧舍利，請求鑒定。說著拿出舍利，一塊燒過的骨頭上附著一長條乳白色透明晶瑩的寶石樣結晶，結晶中沁着一脈翡翠色的碧綠。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離觀察舍利。托周先生的福，開了眼。
還有給我印象很深的，是绍良先生對一良先生的態度。紹良先生從小在叔弢先生家，與一良先生兄弟一起生活，感情極深。我有幸幾次遇到兩位先生在一起。第一次是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會，周一良、周绍良兩位都作為答辯委員參加。會前會後，紹良先生對一良先生口口聲聲叫哥，態度非常尊敬。還有是學術會。記得一次會後，主辦者安排到一個什麼名勝參觀，紹良先生跟在一良先生後面，說亦步亦趨自然過分，但那份尊重是顯而易見的。
周先生天分極高。他的多才多藝，是大家公認的。他是佛教文獻學家，是文物鑒定專家，是紅學家，是收藏家，還是什麼什麼家等等。關鍵是他在所涉足的每一個領域，都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成果。連蓋有他印章的書籍，在琉璃廠都身價不菲。有時看到周先生出版的各種各樣的新書，我實在很吃驚。一個人，怎麼可能同時在這麼多領域都做出這麼好的成績？但周先生做到了，而且舉重若輕，似乎並不費勁。回想自己做佛教文獻學，整理敦煌遺書，埋首案前，既不知道春夏秋冬，也顧不上家庭子女，實在對周先生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做學問，吭哧吭哧下苦功；周先生做學問，玩兒一樣就做了。」人之天分的差異，不能不嘆服。
周先生是美食家，這也是大家公認的。與周先生一起吃飯，才知道所謂美食家，不僅僅在於懂得美食，還在於美食時的那種專注，以及在專注中表現出的那種風度。那種風度裝也裝不來，學也學不到。
周先生對我諸多恩德，我除了幫忙跑跑腿，實在没有為先生做什麼事。有的做了，但没有做好。幸可自慰的是，周先生囑我將所整理的敦煌已入藏佛教文獻目錄納入他主編的中國古籍書目釋家類，這一工作我已經完成。但是，由於各種原因，該書未能在周先生生前出版，留下永久的遺憾。
周氏家族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家族。周氏家族為了保存民族文化，不惜心力、財力，解放後將精心收集的文物古籍，無償捐獻給公家。80年代，我曾經去過先生在流水東巷的家，一個四合院，給人的印象可用四個字來表達：「破破爛爛」。我實在没有想到捐出那麼多價值連城的文物古籍的周家，住的是這樣的地方。近年坊間有一本暢銷書，稱康有為後人為「最後的貴族」。我想，在某種意義上，周先生更是「最後的貴族」。
上文提到任繼愈先生為周先生出讓家藏拓片之事，曾經登門拜訪周先生。這裡稍微多說幾句。周先生考慮晚年生活、看病等諸多花費，擬將家藏珍貴拓片轉讓。這些拓片的相當一部分原由一位收藏名家收藏。而那位收藏名家的另一部分藏品則歸北京圖書館收藏。因此，如果北京圖書館能够將這批拓片收下，則珠聯璧合，最為理想。但北圖經費有限，又考慮到這批拓片與館藏拓片甚多複本，故有關工作人員不免曾有遲疑。白化文先生將此事告訴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些溝通的工作。我將此事向任先生匯報。任先生態度十分堅決，表示無論北圖有什麼困難，也要把這批拓片收下來。任先生說：「周家為國家做了那麼大的貢獻，不是金錢可以計算的。」約過了二、三天，任先生通知我陪同他與陳力副館長一起去看望周先生，讓我提前打電話與周先生預約時間。當天我如約趕到北圖，只見任先生一人。先生說：「兩個館長一起去，好像談生意。」周先生搬到城外後，好久不見了，這次主要是看望他。兩位先生見面後，相談甚歡。任先生隻字未提拓片的事情。倒是周先生主動提出：「家藏拓片與北圖所藏複本較多，如果北圖收下，國家受損，於心不忍。」所以我當天晚上又給周先生寫一封信，談了北圖的態度。這批拓片最終留在北圖，至今令人欣慰。
周先生當天談興甚濃，其間因我的要求，談起當年叔迦先生與黄賓虹等辦國畫研究班，收購了一批敦煌畫的經過。我這些年一直在調查敦煌遺書，想趁機調查此事，便請周先生把有關經過寫成文字。但後來没有收到周先生的回信，我也没有催促，總以為還有機會向周先生當面請教，没想到成為永久的遺憾。此事的另一個知情人蘇晉仁先生也已經故世，恐怕天壤間再也無人知道詳情了。
時值新曆除夕，身在異鄉為異客，懷念著周先生的音容笑貌，不禁潸然。
（2005年12月31日于日本東京麻布台，2006年2月26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