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621852/
我原名鐘渭，後改名澂，號秋逸。1896年1月10日生於江蘇丹陽縣。同胞兄弟姊妹七人，我行四。兄弟姊妹對我思想上發生過影響的，只有大兄鳳子。他早進了高等學校，帶給我許多新知識。我之愛好佛學，也由於他傳達在寧所聞楊仁山先生的講說而得到啟發。他本學西洋美術，這也影響了我，使我對美術理論發生了興趣。
我6歲時（1901）在家塾讀書。10歲（1905），丹陽創辦初小，轉入肄業。次年（1906），高小成立，我又升學，13歲（1908）畢業。1909年1月，我考入鎮江中學，在校三年，於1911年底畢業。1912年春，考入新辦的常州高等實業學校農科。該校係私立，一學期後 停辦。我赴南京，考入民國大學經濟系。一年後，1913年秋間，該校移往上海（不久停辦），我因而輟學。我在中學時，對佛典有愛好，就學民大之一年間，不時去金陵刻經處購書，得識歐陽竟無（名漸）先生，頗獲教益。他也很契重我，力勸深入研究。但我輟學後，家人不許在外逗留，乃考入私立民國監獄學校，取得家中接濟，仍留寧研究。一年餘，1914年冬間，歐陽先生辦成金陵刻經處研究部，供給部員伙食零用，我入部專攻，兼點校刻稿。在部兩年，家人覺其無前途，又促歸，籌畫赴日本繼續求學。1917年10月，成行，到東京，入東亞高等預備學校，補習日本語文，兼自習美術。次年（1918）5月，留日學生因愛國運動決議全體離日，我隨眾先歸，歐陽先生函約去寧籌辦支那內學院以專門研究並傳播佛學。當時擬好了草章，其後更得著章炳麟、陳三立、沈曾植、蔡元培等的贊助發起。是年九月，我由大兄介紹為徐州第十中學圖工課教員，在此時改名為澂。1919年2月，仍返寧參加籌備內學院工作。1920年2月，由於歐陽先生摯友桂念祖的學生王九齡（當時任雲南督軍署軍法處處長）的介紹，唐繼堯（雲南督軍）邀請歐陽先生赴昆明講學，兼籌內學院開辦費。我隨往助講，因而認識了均社（當時昆明一群思想比較進步的年所組織的）同人，其中張天放、徐夢麟，在解放後均做過雲南人委會的廳長。講學結束，籌款無著，我又先歸。其時上海美術學校校長劉海粟因見到我于徐州教書時寫給《新年》雜誌一封談文藝革命的信，內中批評上海美術界的腐敗，他很有同感，通過我的同鄉程虛白（當時在美校任師範科主任），一定要約我去美校共謀改革。我乃於其年九月擔任了美校的教務長，創立了專校的規模，並開講《美學概論》和《西洋美術史》兩課（講稿均已由商務印書館印行），主編《美術》雜誌。同時兼任上海美術專科師範美術史講師。1921年8月，內學院籌備漸有頭緒，歐陽先生又約我回寧。次年（1922）7月，內學院得梁啟超、熊希齡、葉恭綽之助，籌到經費，正式開辦，我擔任了學務處主任。又一年（1923），8月，內學院辦研究部試學班，招生15人，我兼任講師，講了《因明綱要》、《佛典泛論》，並編寫了《印度佛教史略》、《佛教研究法》（各稿均由商務印行），另外還主編《內學》年刊（後繼續出至五輯停刊）。現今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所的研究員蒙文通， 是試學班學生之一。我在此時，又兼任了南京美專的美術理論講師一年（講稿《色彩學概論》也由商務印行）。後兼任南京一中高中的哲學教員近半年（講稿《現代美學思潮》後在商務印行）。又應李石岑（在滬時相識）之約，寫了《近代美學說和美的原理》、《美學淺說》兩稿，由商務印行。自後我乃放棄這一方面的研究，不再寫作。
1925年夏，試學班畢業。由梁啟超之助，內學院得著南京韓府街舊營地81畝，同時又得王九齡籌來經費數千元，遂在該地建築第二院院舍，經營農場，並開辦法相大學特科，招生30人。我兼任講師，講印度佛學史等（有講稿）。1927年6月，該地一部分為國民革命軍無線電臺佔用，逐漸擴充，不肯遷讓，乃由陳銘樞（時任總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代為交涉，取得地上建築及農作物果木等代價30000元，放棄該地，停辦特科（該款後 作為內學院的基金，維持了一切業務）。自後內學院縮小規模辦理。1928-1937，10年之間，我專力編校了《藏要》（叢書性質，選取佛學要籍，精校精印），共得三輯，400餘卷。又編校木版佛典400餘卷（一部分撰有凡例或校記）。《藏要》的印費，第一輯挪用基金，二三輯由歐陽格（歐陽院長之子）捐助。木板的刻款，一部分由葉恭綽擔任，一部分由張瀾、鄒明淑代向四川省政府募來。我在此時，曾於編校餘暇，寫了《西藏佛學原論》一稿，由商務印行（1931年初版）。
1937年11月，抗日戰爭不利，南京形勢緊張，我一家隨內學院西遷四川。次年（1938）5月，內學院在江津東郊成立蜀院（解放後以為本院，改名為中國內學院），我家移住院內宿舍。蜀院仍以“講學與刻經並舉”的舊規模進行，我於1939-1941年間在院開講“佛學派別及其傳承”和“《起信論》辨偽”等（均有講稿），又于業餘為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編了《漢藏佛教關係史料集》第一集（1942年由華大印行）。1943年2月，內學院院長歐陽先生病逝。6月初，在川同學等組織了院友會，維持院務，推選理事7人：王恩洋、楊鶴慶、陳銘樞、熊訓啟（曾任西南農學院教授）和我，另有張茂芹（曾任四川聚興誠銀行高級職員）、歐陽浚明（曾任北平市政府會計長）二人，均已於解放前病故。院友會又推我攝理院長職務，並約游俠（1925年來內學院問學的同學，此時在江津任國立體專教員）兼任秘書，助理一切（後於1946年10月解職）。我擬定了佛學五科講習綱要，準備在數年內為院員講授要典30種。從1943年10月到1946年12月，共講了15種（均有講稿），又編成《大藏目錄》（ 現存漢譯佛典的目錄）初稿（有石印本）。1947年，我準備東返籌畫復院，6月中，攜幼兒抵寧。當時在寧院舍已被毀一空，院址也絕大部分為附近居民所使用，搭棚屋百餘戶，經過與各戶再三商量遷讓，毫無結果。後來部分居戶遭火災，空出地皮畝餘，擬就地建築，又苦缺費。1948年春間，徵得各理事同意，價讓空地一年與木商以籌費用，適值偽幣跌價不已，仍無濟於事。當時在寧院友相助較力者，有游俠（時任國民黨政府海軍部秘書，現任《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輯）、虞天爵（前內學院庶務，當時在成美中學任教務長，現該校改市立，仍任原職）。在此時，金陵刻經處因經理不得其人，無法維持，舊董事李翌灼、陳義、濮一乘、李安、陶冶公（代表許炳）約我共同籌畫恢復了董事會，整頓處務，交陳義接辦。夏間，我居寧不適，乃去丹陽家中休息，並整理舊講稿。其後曾一直準備重回四川，因交通梗阻，終未成行。
1949年4月，丹陽解放，我讀到了毛主席的各種著述，又自習了新哲學，對於革命的意義才有較深的認識。是年9月，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特邀我為代表（宗教界），我因本無宗教信仰，名實不符，又顧慮代表名單公布後會影響到內學院蜀院的安全（當時四川尚未解放），未能應邀出席。次年（1950年），四川解放，院中一切無恙。7月間，陳銘樞、李濟深、巨贊等在京發起了現代佛學社，約我贊助，擔任了名譽社長。我又寫了一篇短文，總結了內學院建立的工作成績，並擬定了將來的工作計畫，後 在《現代佛學》月刊的創刊號上發表。這時我又想復院來寧，但無好多辦法，而張瀾等已為蜀院請得西南文教部的經常補助，在川續辦不成問題，乃於11月下旬偕（攜）幼兒回到四川。到院後，改正院名，組織院董會（董事五人：王恩洋、楊鶴慶、李一平、陳銘樞和我，推陳為主席），積極開展院務。從1951年1月到1952年8月，我以前擬的工作計畫，和在院員生共同研究了佛學基本問題、中國佛學史（隋唐部分）、法稱因明等（均有講稿）。又學習時事政策、新哲學、邏輯，進行三反運動、思想改造等，並從事農業勞動生產以補助院用（關於這一時期的工作，有總結一篇登載於1953年度的《現代佛學》上）。1951年10月，我列席了政協一屆全委會第三次會議。歸後，感覺內學院在川辦理困難，而國家對於各種學術研究已有全盤的規劃和措施，更無私人辦理之必要，乃和各董事商量，決定將內學院適時停辦。1952年8月底，董事會代表王恩洋和我結束了院務；9月初，將內學院全部地產、房屋、設備、藏書、刻版以及基金等移交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接收。內學院從1922年7月開辦迄此，恰恰經歷了30年，它得以完成一定的任務而告結束，亦可謂善始善終了。
我於1952年9月中，偕（攜）幼兒回到江蘇。幼兒升入蘇州高中肄業，我孑身在丹陽蘇州兩地暫住。12月初入京，參加了中國佛教協會的發起，後又向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及政務院齊燕銘副秘書長報告了辦理內學院結束經過。承他們指示，我仍可在寧繼續研究佛學，而由政府酌予補助。我南歸，得寧市統戰部及宗教處照顧，寓居公園里準備工作，1953年5月，中國佛協成立，我當選為常務理事。11月，南京天妃巷寓所修理完工，我與助理游俠遷入，開始研究工作，並參加省市政治協商會的學習。在1954、1955兩年間，我每半年作一次研究計畫來進行，主要是整理以前的研究成績，寫定綱要（大部分登載于《現代佛學》），以為進一步批判研究佛學思想的依據。我這時又參加計畫整修金陵刻經處房屋等事，助刻經處補刻完成《大毗婆沙論》版片，並籌運存在四川的內學院刻版來處收藏。1955年4月，我任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江蘇分會常委，參加了政協江蘇省一屆委員會，被選為常委，又任學習委員會委員，參加業餘政大學習。1956年1月，我列席政協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又擔任了中國佛學院院務委員會副主委，及《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編；從此在寧指導編輯小組工作，編審全書稿件，迄於現在。其間，1956年7月中國科學院聘我為哲學所兼任研究員，1957年7月加聘為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58年10月寧市三屆人代會選我為江蘇省二屆人代會代表，1959年4月政協二屆全委常委會決定我為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5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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