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日 星期四

支謙生平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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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部落格》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071081/

支謙是中國早期著名譯經家,其地位或如清末文學翻譯界的林紓,成果多,譯風近。其譯文文辭尚雅而巧,遂有「理滯於文」之憾,與林紓同樣受謗於後。其實譯界「信、達、雅」三原則,在支謙而言已有注意。「辭旨文雅」固其所追求,於「信」,也有「曲得聖義」之理想。在道風熾盛的江南,佛教之傳亦需「托驥之尾」,僧人要稱道人,宣經亦要借重玄言儒語。支謙雖然明白天竺游僧堅守「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的「佛言」,認為「其傳經者,當今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1),並在校錄他人譯本時同意「今傳胡義,實宜徑達」,但自己譯經仍然力避「因循本旨,不加文飾」。唯有如此,方能以「博學有才慧」悅吳主,出入宮廷,輔佐太子,所譯之經,歷百千年仍復流傳,其譯經之道實不愧「智囊」之譽(2)。
支謙之價值,早為世人矚目。南朝齊梁釋僧佑在其經錄名著《出三藏記集》(下文簡稱《佑錄》)中列傳主32人(附傳16人),支謙赫然有名,依序排名第六(3)。稍後專錄名僧大德的《高僧傳》(下文簡稱《僧傳》),格於體例,不得以「優婆塞」(4)即居士為傳主,但是支居士實於譯經有莫大功德,安忍棄之?故以其事跡附於康僧會傳中(5)。另《佑錄》所收東晉支愍度(又稱支敏度)《合首楞嚴經記》(下文簡稱《經記》)中也有極簡略的支謙小傳(6)。三處記述雖詳略不一,但大體一致,支謙生平大略即出於此。此後的隋《歷代三寶記》(下文簡稱《長房錄》)、唐《開元釋教錄》(下文簡稱《開元錄》)等經錄中的支謙傳記大抵皆沿襲《佑錄》、《僧傳》。
近人湯用彤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第六章第三節對支謙生平有過考證辨析,呂澂還為其作有小傳,收錄於《中國佛教》,於今人了解支謙實為方便(7)。但二位佛學大師在傳述支謙生平時也仍有誤會或不明之處,如生卒年、輔佐太子之名、隱居窮隘山之年等。本人於整理支謙史料時若有所悟,不敢獨專,願盡獻芹之意,祈就教方家。


一、支謙出身與學問來源的關係如何?

支謙為月支(即月氏)人。月支為佛國,亦中國早期佛教的輸入地之一。因對付匈奴的政治需要,漢朝數通西域,聯手月支,兩國的親密關係促進了彼此的密切往來。西域鑿通之後,月支人入居內地者累代不絕,佛教東傳即彼地文化輸入的一個重要内容。移居漢地的月支人以支為姓,支婁伽讖(支讖)、支亮、支謙、支愍度、竺法護(竺姓為後改)等皆為傳播佛教的月支名人。支讖為支亮師,支亮為支謙師,殆舉國信仰的佛教之學,有族中相傳之利便和需要,此支謙學問的根基,自不待多言。
支謙家族於何代入華,諸說纷歧。《僧傳》云,「本月支人,來游漢境」。《經記》云,「其父亦漢靈帝之世,來獻中國」。《佑錄》云,“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入華者,從支謙本人,到其父,乃至祖父,皆各有所本。由支謙師承來看,《經記》、《佑錄》、《僧傳》三者記載一致。支讖於「漢桓、靈之世,來在中國」,支謙為其再傳弟子,自然不可能學成後「來游漢境」,故《經記》稱支謙「在漢生」。支謙家族應如,《經記》、《佑錄》所言,在其父輩或祖父輩時入華。而《僧傳》實為誤記,或簡略不當所致。
支法度所任率善中郎將一職,始見於《三國志.魏書》,為安置外族首領的雜號中郎將(8)。中郎將本漢朝高級武職,東漢時設有使匈奴中郎將,負責監護南匈奴。靈帝是著名的賣官皇帝,上至公卿下至令長,無不有價,但官缺有限,有增設雜號官職以充數的動力,率善中郎將之號或始於此。漢末、三國戰事頻繁、政務紛擾,對官爵的需求只能有增無減,故於《三國志》中可見許多前史未聞的官職。
率善中郎將,魏世官秩四品,曾授予倭女王使者難升米;漢時其秩祿不明,但使匈奴中郎將為比二千石,故秩祿也應與此相當。支法度不過率數百人入華,自然不可能為獎其歸義即授如此高官,只有考慮到當時大規模公開售官的背景,方能窺見支謙家族得官的原由。按照靈帝所定官價,四百石賣四百万錢,二千石賣二千萬錢(9),率善中郎將之價必然不菲。一個月支家族有何實力和目的要買此官?經商似乎是最好解釋。絲路貿易可以讓這個出身絲路民族的家庭擁有強大經濟實力,而朝廷官員的身份可以從政治上確保家族或商隊的行商安全和便利。
因此,支謙家族或許就是其所譯《撰集百緣經》中提到的「商主」——能夠率領數百人的商隊首領。只有這樣才能比較合理地解釋支謙學習漢語後,又要學習六國語言的事實,即商人家庭的背景和源於實用的動力,這是以商為生的家族需要,普通平民何需如此豐富的語言能力?另外,支謙還師從支亮,「博覽經籍,莫不究練,世間藝術多所綜習」,達到「才學深徹,內外備通」的境地。《長房錄》在支謙傳中有「世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記載,《經記》也指支讖「博學淵妙」,可見支謙的博學正是上承師統。而廣博的知識有利於商人行走四方,學習儒道典籍更有助於維持家族在漢地的社會地位。支讖譯經時還「辭質多胡音」,到支亮時已能教導支謙博覽經籍,使其内外備通。由此可見內遷月支人的迅速漢化并融入主流社會的努力和生存之道。總之,家族或商隊的現實利益造就了支謙,而支謙超越同學者的「聰敏」也讓他取得不負眾望的成就。

二、支謙奔吳在何時?

《合首楞嚴經記》言,「漢末沸亂,南奔度吳」。《僧傳》更具體,「漢獻末亂避地於吳」。則支謙奔吳的時間在孫權黃武改元之前。再檢《佑錄》本傳,「獻帝之末,漢室大亂,與鄉人數十共奔於吳」,「初發日」天氣「大寒」。斯時發生一事,支謙唯一的被子被隨從的客人半夜奪走,眾人怪支謙不及時相告,支謙答稱:「我若告發,卿等必以劫罪罪之。豈宜以一被而殺一人乎?」此事可證諸人逃難時之困窘及天氣之嚴寒。又考漢獻禪位在延康元年(220)庚子十月,正值冬季(10)。而曹丕代漢之時,正可謂「漢獻之末」的「漢室大亂」,當時北方人民南奔之事也有史載。《三國志.吳書》(下文簡稱《吳志》)之《吳主傳第二》,在建安二十五年(即延康元年)秋記有兩事,一為「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一為「南陽陰、酇、筑陽、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曹丕代漢圖遭致國人不滿,因此軍人叛降、百姓南附,俱有發生。綜此,支謙與鄉人奔吳時間定於建安二十五年冬,似屬合理。

三、「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此東宮是何主?

湯用彤言,支謙輔導東宮:「事如確,則其所謂東宮者,或即太子登」,並以《佑錄》「太子登位卒」一語論證其推測。呂澂在「支謙條」中亦徑言,「傳說他到東吳後曾得到吳主孫權的信任,叫他輔導太子登」。
「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此語,《佑錄》、《僧傳》相同。《佑錄》後一句為「甚加寵秩」,接着就敘述支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胡文,莫有解者,既善華戎之語,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言。從黄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詰》、《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二十七經」。太子何人,未有明言。就此段敘述順序,似譯經事在孫權召問經義並授官輔導東宮之後。
魏黃初二年(221),曹丕封孫權為吳王,以孫登為太子,並「妙選師友」,置太子屬官。次年孫權自立,改元黃武。故孫登為太子之前一年,支謙已至吳。於是,推導支謙所輔東宮主人為孫登,便順理成章,且與諸經錄所記,其從黃武至建興的譯經時間亦不矛盾。
然則,《僧傳》後一句“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卻為人所忽略。此句實為論定東宮主人之關鍵。韋曜,本名昭,因晉人避司馬昭諱,改名曜,《吳志》有傳(11)。孫權時「遷太子中庶子」,此太子為孫和。孫和除了長兄孫登之外,還有一兄名孫慮,嘉禾元年(232)卒(12)。赤烏四年(241)五月,太子孫登卒。次年正月,年齡最長的皇子孫和繼立為太子,闞澤、薛綜受命為太子之傅,領導東宮僚屬。韋昭以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進入孫和班底,並曾奉孫和命撰作名篇《博弈論》。故博士支謙所輔之主當為孫和,而非孫登。
由於佛教初傳不易,攀附上層以自重之事亦有之。支謙仕吳,正史無徵,《僧傳》以「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為辨,《長房錄》更以「任其力而不錄其功,此史家過」斥之(13)。雖然如此,湯、呂文中仍以「不知確否」、「傳說」來看待支謙仕吳之記載。誠然,「輔導東宮」之語確有誇飾之嫌,但以東宮屬員視之,或得其實。

四、「隱於穹隘山」在何年?

支謙晚年隱居事,《僧傳》不載,惟出《佑錄》,原文記:「後太子登位(卒),遂隱於穹隘山,不交世務」。卒字,南宋本、磧砂本、元本、明本諸藏皆有,惟以精審著稱的高麗藏(承襲北宋開寶藏)不見此字,蘇晉仁、蕭煉子以磧砂本點校《出三藏記集》時,從高麗本刪削(14)。湯用彤依多數藏本,以「后太子登位卒」為據,論「『位』字衍文。後世傳抄者不悉『登』為人名,故改『登卒』為『登位』。而『登位卒』者,則再後抄手,依二本合寫也」,因此其隱居事系於太子孫登卒後。盖湯老以《吳志》「太子登」之概念先入,故出此論。似乎所輔之主棄世,支謙無所依從,遂決心隱居。呂老承之,未遑考辨。
據上文辨析,支謙輔太子是在孫和時代,故其隱居也不當緣於孫登之卒。孫和為太子以悲劇收場,因魯王與之爭權,赤烏十三年(250)太子被廢,魯王賜死,改立孫亮為太子。此事對吳國政局打擊甚巨,朝中大臣多有以此牽連誅死或流放者,71歲的孫權亦心力交瘁,僅過兩年即病逝。支謙作為東宮官員,雖未「誅、放」,但遇此大變,恐怕也飽受驚嚇。新太子登基,前太子的舊臣支謙頗識時務,主動離京隱居。「太子登位」即指太子孫亮登基,從高麗本,卒字衍文,明矣。
又《大唐内典錄》(即《道宣錄》),在分類記載佛經時,盡量著錄翻譯時間(年號、時代),間及地點,以明其譯本,考鏡源流。呂澂曾經考證確認支謙譯經有29部(15),與《道宣錄》卷六至卷七的歷代大小乘佛經目錄中所載支謙30部譯經基本相同(16)。查《道宣錄》,呂澂所列29部經中,18部譯於黃武年間,1部譯於建興年間,其餘一般著錄為「吳時」或「吳世」。建興年所譯為《太子本起瑞應經》(又名《太子瑞應本起經》),並注譯經地在金陵(即吳都建業)。隋時的《長房錄》則記該經為「黄武年」所出。《長房錄》之後成書的《道宣錄》先在卷第二「南吳孫氏傳譯佛經錄第三」照錄了費長房所列129部支謙譯經的目錄,而在卷六至卷七的譯經分類目錄中改稱「《太子本起瑞應經》(二卷三十一紙)吳建興年支謙於金陵譯」(17)。《開元錄》卷第二將費長房所列目錄,作了調整刪削,僅餘88部,對《太子瑞應本起經》出數等内容作了改動,但黃武年之說仍保留不變。如此,該經翻譯時間、地點當有兩說,難以確辨。《長房錄》對支謙譯經,有年號者僅兩部,皆為黃武年,另一部是已佚的《方等首楞嚴經》。可見其對年號著錄並未用力,或偶然記之,所據不明。《開元錄》亦不重年號、地點,有則多承襲前錄。而道宣著錄,「取訊僧傳等文,勘閱詳定,更参佑、房等錄」,對《長房錄》既表揚其「該瞻前聞」,亦批評它「三寶共部,偽真淆亂」,以「望革前弊」為己任,故頗見著力革新,其所著在目錄學史上地位很高(18)。不知何故,湯、呂二老對《道宣錄》的記載都忽略不置,抑其為孤證從疑?古代文獻闕如,史事難徵,《長房錄》又何嘗不可疑,後代經錄輾轉抄錄奚可為確據?如果結合上文,似《道宣錄》的記載亦與建興年隱居之判斷隱然相合。

五、支謙生卒年

《佑錄》謂其「後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僧傳》闕載。則其壽可知,而卒年無記。故湯用彤言,「其卒時當在孫亮建興元年(公元252年)後也」。呂澂也沒有考證準確生卒年,僅稱其為約三世紀人。
但支謙卒年亦並非無跡可循。《佑錄》在記其卒後,又曰:「吳主孫亮與眾僧書曰:『支恭明不救所疾,其業履沖素,始終可高,為之惻愴,不能已已!』。其為時所惜如此。」孫亮於神鳳元年(252)即位,立刻改元建興,太平三年(258)九月被廢,在位6年。《佑錄》所記孫亮書,内容正是哀悼支謙之死,則支謙卒年不遲於太平三年九月。又《經記》、《佑錄》、《僧傳》記支謙譯經截止時間皆為「建興中」。《長房錄》、《道宣錄》皆記「建興末年」,《開元錄》記「建興二年」。查建興始於壬申四月,終於癸酉十二月,前後2年,實有20月。「建興中」與「建興末年」、「建興二年」雖表述有異,實皆可定為癸酉年,即建興二年(253)。則支謙卒年當在建興二年至太平三年之間,以公元紀年大略可記為253年至258年。「春秋六十」,則生年當在漢興平元年至建安四年,即西元194年至199年。奔吳時間在22歲至27歲間,若以黃武初年計算,其在吳地譯經起始的年齡在24歲至29歲,翻譯佛經可謂是其後的終生事業。而終止譯經的建興二年或者就是支謙的卒年,則生年為興平元年,入吳時為27歲,在吳地譯經年齡不早於29歲。其隱居期間,不交世務,而從游沙門,「更練五戒」,這是居士重戒的傳統。故此時的支謙更可專心佛教事業,譯經何可遽斷?即斷則當因生命之終結。
(2007年12月30日初稿,2007年1月1日二稿,2007年1月3日、18日修訂)
注釋:
(1)詳見《出三藏記集》卷七“《法句經》序第十三”,《貞元錄》有支謙撰序之文,湯用彤等學者認為此即支謙所撰序。
(2)詳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支謙傳第六”。「智囊」出時人之語,曰:「支郎眼中黄,形體雖細是智囊。」
(3)《出三藏記集》卷第十三“支謙傳第六”。
(4)以「優婆塞」介绍支謙的最早出處是《出三藏記集》卷第八“合維摩詰經序第十二”。
(5)《高僧傳》卷第一“康僧會六”。
(6)《出三藏記集》卷第七“合首楞嚴經記第十”。
(7)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原為授課講義,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印於長沙。《中國佛教》四册,于上世纪80年代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陸續印行,其内容系1955年斯里蘭卡發起編撰的英文佛教百科全書的中國部分條目。
(8)詳見《三國志》卷三十,記倭女王遣使魏國,魏報以詔書,内稱「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又,内蒙古自治區博物館藏有1956年出土的西晉鮮卑率善中郎將銀印,印鈕以駝為飾,足見此官職的設立與朔漠民族有關。
(9)詳見《資治通鑒》卷第五十七“光和元年”條。
(10)《三國志》卷二載,曹丕“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
(11)詳見《三國志》卷六十五。
(12)詳見《三國志》卷五十九。
(13)詳見《歷代三寶記》卷第五。
(14)此點校本為中華書局列入《中國佛教典籍選刊》,於1995年11月首版。又蘇蕭點校本,從宋元明諸藏本,以穹隘山為穹隆山,山在今蘇州。
(15)詳見《中國佛教》第二册“支謙”條。
(16)《大唐内典錄》卷第六至第七所錄30部支謙譯經,僅《鹿子經》、《出家功德經》兩部不見於呂澂確認的29部經中,而呂澂確認的《龍施女經》在此2卷中僅著錄西晉竺法護所譯本(屬第二出)。
(17)見《大唐內典錄》卷第七“歷代小乘藏經翻本單重傳譯有無錄第三”。
(18)道宣之努力極受後人贊許,據《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大唐内典錄”條所引:「近人姚名達謂:『《大唐内典錄》體例之完善,内容之精詳,殆稱空前絕後。』」(《中國目錄學史》〈宗教目錄篇〉);梁任公也贊:「其書集法經、長房兩派之所長而去其所短,更為有系統的,且合理的組織,殆經錄中之極軌矣。」(《佛學研究十八篇》卷十七)。

http://www.xici.net/b12679/d63581685.htm

2009-06-25 09:27:33 淨慈 (且隨雲水伴明月 但求行處不生塵)

書伯芗發表於:07-12-31 14:03 第2樓
好久不見「摸象瞽」兄,大作考證精當,辨析嚴密,直不能贊一詞!
支謙來華也是我關注的一個問題,因為兄此文中也討論他的生卒年,所以這裡略抒己見,以就教於兄。
〈高僧傳〉記支謙,「本月氏人,來遊漢境」,又明確說他「生自外域」,如果按兄的考證,謙於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奔吳,年紀在17至22間,則我很懷疑他是否有足夠的時間「遍學異書,通六國語」。也就是說,他在從约6歲開始的10年之間不但學習了各種外語,並且漢語也達到精通的水平(當然不能排除他身為神童的可能性)。〈中國佛教人物〉裡為了彌縫這一矛盾,說,「他(謙)的祖先是後漢靈帝時入中國籍的月支族後裔」,明顯與傳文有悖。
此外,從「與鄉人數十共奔於吳」可以看出,當時奔吳的有一個月氏人小集團,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也許孫權接見秦論的時候,担任翻譯的正是這一月氏集團中的人物吧。如果能寫一寫孫吳時期建康的外國人團體,相信是非常有意思的題材。可惜到目前,似乎還沒有足資佐證的考古材料出土吧?


摸象瞽 發表於于:08-01-01 22:03 第3樓
伯芗設問,頗有啟發。支謙掌握六國語言一事,其目的和動力,讓我找到思考支謙的出身與學問來源的契入點。
1、下面是受伯芗啟發的思考:
支謙為月支(即月氏)人。月支為佛國,亦中國早期佛教的輸入國。因對付匈奴的政治需要,漢朝數通西域,聯手月支,兩國的親密關係促進了彼此的密切往來。西域鑿通之後,月支人入居内地者代代不絕,佛教即彼族文化輸入的結果。移居漢地的月支人以支為姓,支婁迦讖(支讖)、支亮、支謙、支敏度、竺法護(竺姓為後改)等皆為傳播佛教的月支名人。支讖為支亮師,支亮為支謙師,殆舉族信仰的佛教之學有族中相傳之利便和需要,此支謙學問的根基,自不待多言。
支謙家族在那一代入華,諸說紛歧。《僧傳》云,「本月支人,來游漢境」。《經記》云,「其父亦漢靈帝之世,來獻中國」。《佑錄》云,「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

,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入華者,從其本人,到其父,乃至祖父,皆各有所本。由支謙師承來看,《經記》、《佑錄》、《僧傳》三者記載一致。支讖於「後漢桓、靈之世,來在中國」,支謙為其再傳弟子,自然不可能學成後「來游漢境」,故《經記》稱支謙「在漢生」。支謙家族應如《經記》、《佑錄》所言,在其父輩或祖父輩時入華。而《僧傳》實為誤記,或簡略不當所致。
中郎將本漢朝武職,東漢時設使匈奴中郎將,監護南匈奴。率善中郎將,始見於《三國志.魏書》,為安置外族首領的雜職。靈帝是著名的賣官皇帝,上至公卿下至令長,無不有價,但官缺有限,有增設雜號官職以充數的動力,率善中郎將之號或始於此。漢末、三國戰事頻繁、政務紛擾,對官爵的需求只能有增無減,故於《三國志》中可見許多前所未聞的官職。
率善中郎將,魏世官秩四品,曾授予倭女王使者難升米;漢時其秩祿不明,但使匈奴中郎將為比二千石,故秩祿也應與此相當。支謙家族不過數百人入華,自然不可能為獎其歸義即授如此高官,只有考慮到當時大規模公開售官的背景,方能窺見支謙家族得官的原由。按照靈帝所定官價,四百石賣四百萬錢,二千石賣二千萬錢,率善中郎將之價必然不菲。一個月支家族有何實力和目的要買此官?經商似乎是最好解釋。絲路貿易可以讓這個出身絲路民族的家庭擁有強大經濟實力,而朝廷官員身份可以從政治上確保家族或商隊的行商安全和便利。
因此,支謙家族或許就是其所譯《撰集百緣經》中提到的「商主」——能夠率領數百人的商隊首領。只有這樣才能比較合理地解釋支謙學習漢語後,又要學習六國語言的事實,即商人家庭的背景和源於實用的動力,這是以商為生的家族需要,普通平民何需如此豐富的語言能力?他還師從支亮,「博覽經籍,莫不究練,世間藝術多所綜習」,達到「才學深徹,內外備通」的境地。廣博的知識有利於商人行走四方,學習儒家典籍更有助於維持家族在漢地的社會地位。從前輩支亮的深通内外經典,也可見内遷月支人的迅速漢化并融入主流社會的努力和生存之道。總之,家族的現實利益造就了支謙,而支謙超越同學者的「聰敏」讓他取得不負眾望的成就。
又,對我而言,如果要更深入、準確地解讀支謙生平,研讀他的譯經文本將是不可繞過的門檻,此非現在的學力和時間所允許,留待來日吧。
2、下面解識伯芗對支謙年齡與學問的疑惑。
《佑錄》記支謙「十歲學書,同時學者皆伏其聰敏。十三學胡書,備通六國語」。此段說明,支謙先學漢語,後學胡語,而且學習天賦了得。支謙家族入華較早,華化亦快,漢語學習有所居還境的便利(可能即洛陽),胡語學習則有家族及所事職業的便利(有關判斷詳上文)。關於入吳年齡,我在文章最後一段其實是傾向於22歲,這是基於支謙建興二年去世的判定。入吳之後,他又結交名僧大儒,還可以繼續提高。
最後,伯芗提及建業胡人的情况,確實是很好的課目。三國中論國土面積或許以吳為大,但其統治人口及土地開發率、轄區的統治有效性卻都是非常有限,這是吳國實力的軟肋。重商是彌補國力不足的有效途徑。大秦商人秦論乃至支謙這樣的月支家族,在這個背景下去考察,就有了新的認識支點。游僧的出現也必賴於商道,其初傳不是如基督教那樣純粹為了榮耀上帝而傳播福音、感化異教徒,首先恐怕是要滿足胡人及其社交圈自身的信仰需要。因此,研究建業的胡人總離不開與商業的聯繫。目前知名的建業胡人,不過秦論、竺律炎(一名竺將炎)、支謙、康僧會數人,作面的考察尚有困難。考古信息同樣少得可憐。

書伯芗發表於:08-01-02 19:24 第4樓
很高興這麼快就能得到回復。關於月氏人對中國的影響,好像論述不多,蠻奇怪為什麼這麼有意思的問題却乏人關注的。可能學術方面的討論比較深一點的就是榮新江的《小月氏考》和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了吧,相較因為富安東的研究而引起關注的武威安氏,實在有點不走運。
摸象瞽兄的進一步考證我很贊同,也循之發現一些很有趣的地方,比如《佑錄》記載支謙在鄰居家騎竹馬的事,看來當時入華月氏人的華化程度還是頗高的,也喜歡中國傳統遊戲,只是不知道「殺狗取肝醫狗咬傷」是月氏醫術還是漢地的了。
另外GOOGLE了一下,率善中郎將的官印還能見到實物,是駝鈕,聯繫他們的經商背景,很有意思。
以前我有篇作業,是討論月氏、康居的佛教問題,裡面提到,「又支謙傳,《高僧傳》記其『本月氏人,來游漢境』,又記其體貌「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從這點看,他似乎更像是一個印度人。支謙之師為支亮,亮即支婁迦讖弟子。是否有可能,支亮與支謙皆非月氏人,而是像後世如支道林本姓關,因其師而釋姓為『支』?如果這個判斷成立,那支氏師徒應當可以算是在華僧人采用師姓為己姓的最早記錄。從支亮、支謙的字中亦能發現此種關係,《高僧傳》載,謙字「恭明」,亮字「纪明」,以「明」作通字,是否與道教徒所採用的「道」、「靈」、「之」有所關係,質言之,道教徒用通字表示家庭信仰的習俗,是借自早期在華佛教徒。”
兄有時間的話,我們可以繼續討論討論。

摸象瞽 發表於:08-01-03 22:17 第5樓
這樣討論很有意思。
支謙傳中涉及的狗肝療傷、奪被償命(劫罪實例)等都是有意思的事例,特別是牽涉到不同民族,是否包含文化衝突?值得關注。
支謙的體貌特徵,確實沒有多加注意。我對人種學不太了解,表述也不一定準確。古印度人(雅利安人)分布範圍有多大?與匈奴同俗的月氏人由河西走廊西遷,征服了大夏的原居民,勢力到達北印度的部分地區,如克什米爾,建立了多民族的月支國,月支人成為統治階層。中國史册中的月支人可能並不區分族屬,凡是月支國人一概視作月支人。這樣的月支人中自然可能有屬於雅利安族的被征服民族,支謙或許就是一例。
名字中的「明」字,與佛教似乎確有關係,因為以佛教詞匯入姓名是常見現象。如,漢末佛教人物中的支亮、支曜,名中的亮字、曜字似乎就有佛教含義。支謙的祖父名法度,以及漢人嚴佛調,也是同樣。但具體到「明」字,是否類似「道、之」這樣成為習見的道教徒用字?還需將漢唐時期的佛教人物姓名、字號都梳理一遍,方可斷言。如果並不普遍,則可能只是個別現象或巧合。印象中,「法」字似乎算一例。
《佛教征服中國》算是舊書了。小月支也只是月支西遷後在河西的遺族在。看來月支研究確屬冷門。就早期佛教而言,北方的月支固然是一個重要傳入的來源,南方商道的因素也不可輕視。我比較相信多種途徑多個來源的輸
入。上次回貼中的部分表述,因為倉促寫得有些絕對化了。

摸象瞽 發表於:08-01-18 23:08 第6樓
重新修訂一過,特別是末段,年齡計算有誤,已經更正。
還有些想法,尚不成熟,明日聽聽伯芗的新見吧。

駱駝佬 發表於:08-01-19 09:08 第7樓
給今晚火鍋添一點點料:月支留在西域的後人現在就姓肉茨了吧?洒家懷疑,沒有證據。

書伯芗 發表於:08-01-21 23:27 第8樓
肉孜,拉丁文轉寫作rūz(روز ),波斯語意為「天(時間概念)」,在伊斯蘭教中指開齋節(the day),維吾爾族男子多有以此命名者,大概是表示吉祥的意思,和月氏沒有什麼直接聯繫吧。另外,維吾爾族通常沒有姓氏。
奉命來發點小考證,希望不至唐突。
關於那天討論的Dhammapada ,還想繼續聽聽摸象瞽兄的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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