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1日 星期三

法友飛鴻 441:與見勛法師商量「初期佛典結集」的陳述



蘇錦坤提問:(2022/9/17)
1. 法師提到「大乘佛教應該也比南傳上座部更早就有用書寫的方式了」。此一敘述令我困惑,這是根據哪一些出土寫本的證據所得到的結論呢?
2. 另外,法師此處「初期佛典結集」的陳述,大多以「外證」(對此事件、對此文獻的描述)為理據,可否以「內證」(此一文獻的內容)為理據作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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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勛法師回答:(2022/9/18)
1. 「大乘佛教應該也比南傳上座部更早就有用書寫的方式了」這個說法,主要是學者「推論」:大乘佛教興起和運用書寫很有關係,證諸於大乘經典和早期經典的文體和長短等差異。推敲大乘興起時間約約西元前150年到西元前一世紀間,其使用書寫在『推廣佛教』上「應該」是早於蘭卡將經典書寫下來。
又證之於印度或是中亞早於西元前一世紀,已有文字書寫活動。
近期出土的犍陀羅佛經殘卷包含有大乘經典,如有估計西元74年的般若經抄本,可推論大乘使用佛經書寫的時間,從發展開始「可能」早於這個時間。
我想,這個「綴語」主要是要說明,印度、中亞文字書寫應該早於西元前一世紀,或許蘭卡也早有運用書寫於日常生活,而非等到上座部將經典從口傳改為書寫後,大家才普遍應用書寫。
2. 目前對經典結集歷史的整理,大都是透過對該事件描述的「外證」而來。如要以「內證」,即每次結集的文獻來研究,恐怕是不可能的任務。到底哪些經典是在哪次結集、什麼時間收錄的,收錄的原貌是怎樣?有的說法也是推論,尤其是對前四次結集而言。
目前針對第五次結集,因為古道林的石刻經文很明確,有學者開始進行研究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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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錦坤提問:(2022/9/18)
謝謝法師申論解答。以下是我的想法:
     1. 「大乘佛教應該也比南傳上座部更早就有用書寫的方式了」
 1.1 法師提到:「印度、中亞文字書寫應該早於西元前一世紀,或許蘭卡也早有運用書寫於日常生活,而非等到上座部將經典從口傳改為書寫後,大家才普遍應用書寫。」
   印度使用文字的實證之一是阿育王摩崖法敕與石柱,年代約在西元前267-256 年之間。但是,印度、中亞有文字書寫不一定就能得到「大乘佛教應該也比南傳上座部採用書寫方式」的結論。
 1.2 法師提到:「大乘佛教興起和運用書寫很有關係,... 其使用書寫在『推廣佛教』上『應該』是早於蘭卡將經典書寫下來。」
  「大乘佛教興起和運用書寫很有關係」這是 K. R. Norman 諾曼博士在《佛教文獻學十講》(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的主張。不過,「大乘佛教主要以使用寫卷傳播教法」與「『大乘佛教』比部派佛教更早使用佛教寫卷」是兩件不同的敘述,或許不能混為一談。
  辛島靜志曾跟我提到(他也在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同樣的主張),「大乘佛教的經典」早期也是用「口誦傳承」,同時,《妙法蓮華經》的同一用字,偈頌用字的拼寫顯得比長行的拼寫古老,顯示經文的年代累積痕跡。
  我想,較妥當的方式,不是去論「大乘佛教」與部派佛教誰較早用文字書寫,而是排列文物的年代,哪幾件存世的「大乘佛教文獻」比哪幾件存世的「部派佛教文獻」古老。
  2. 「如要以『內證』,即每次結集的文獻來研究,恐怕是不可能的任務。」
  法師說得對,如果每次結集都要以「內證」來論述,恐怕是不可能的任務。
  不過,還是有一些「內證」可以用來回顧第一結集(或其他結集)的陳述。
比如說,我們如果主張尊者阿難在「第一結集」(世尊入滅的第一個結夏安居)結集了四部《尼柯耶》(或四《阿含》),那麼,我們必需面對「內證」呈現的「有些經典發生在世尊入滅之後」。
  比如說,我們如果主張尊者阿難在「第一結集」結集的經藏是《尼柯耶》,那麼,我們必需回答四《阿含》是否被更動而與四部《尼柯耶》不同;反之亦然,如果主張尊者阿難在「第一結集」結集的經藏是四《阿含》,我們必需回答四部《尼柯耶》是否被更動而與四部《阿含》不同?
  其實,《毘奈耶》與漢譯各部律典也有相同問題。
  總結上說,也許照著大家朗朗上口的「舊說」重述一遍,讓一般大眾去說就好。
  對於「深入經藏」的學者,是否該提出一種較為「縝密周延」的解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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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勛法師回答:(2022/9/19)
  很高興「上座部佛教經典結集」影片受到關注和討論,感謝蘇居士厚愛,真是受寵若驚。
  關於那段「綴語」,我想蘇居士誤會我的立場了。我的回應要強調的是,這並非「結論」或是「定論」,而是有這樣的「推論」供大家參考,所以用到「應該」、「可能」。
  蘇居士說的沒錯:「大乘佛教主要以使用寫卷傳播教法」與「『大乘佛教』比部派佛教更早使用佛教寫卷」是兩件不同的敘述,或許不能混為一談。
  但我要更正,我並非說大乘佛教比「部派佛教」更早使用佛教寫卷。我要表達的是,對於文字書寫的應用,在印度本土、中亞或是大乘佛教(廣義的,包含其初期發展),「可能」是比南傳上座部記載的第四次結集「將口傳經典寫下來的這個事件」早。
  我無意、也無能力去比較哪個學派「最早」使用文字書寫。因為關於文字書寫的歷史發展,還有佛教如何應用文字書寫於推廣、經典編輯、經典傳承,這些都是不同的課題,學者也還在研究中。
  一切以出土文物為證,是一種學術進路,但這種方式也未必是圓滿而沒有侷限的。有文物佐證「傳說」或是「理論」為真,是最好不過;但沒有相應的出土文物,也未必能完全否認某種「傳說」或是「理論」。
  一如關於文獻「內證」問題的討論,目前存有的早期經典,不論尼科耶或阿含,都有層層歲月的累積,年代不可能是第一次結集的文物。但也不能因此完全否認佛教結集的說法,也不能否定蘇居士提出「可內證」的理論(期待您的研究)。
  您提到辛島靜志主張大乘佛教早期也是有用「口誦傳承」,這個說法,見勛完全認同。但這是在說早期大乘佛教的傳承經典的方式,和解釋大乘佛教興起的原因(指如何變成主流)和大乘經典特色,議題不太一樣。
  當然關於大乘佛教的興起,又是一個很有爭議、未有定論的主題(不是我要討論的主題)。若認為辛島為「新說」,諾曼為「舊說」,而不必重述「舊說」。見勛看法不同,一來,此二說不相違;二來,有新說,未必代表舊說就不值得參考。從文獻回顧的立場,新說通常是建立於舊說基礎上,即便是反證;或是編寫教科書的角度,新說、舊說互為參照,有助開拓思維角度。
  總結,不同的意見是因為立場定位不同。
  見勛的影片設定是「科普」的角度(沒有預設到像蘇居士這樣學術研究者),也在這系列一開始便表明,很多知識及研究一直在更新,會盡可能去整理分享個人覺得對認識佛教、佛法、佛學有幫助的知識,但不敢保證所有說法都是最正確的、最新的。佛海浩瀚,佛學研究也是水深不可測,各個領域都需學有專精,個人是不可能全知全能的。也很清楚,「佛學」雖有助於「學佛」,但佛學研究和學術也不過是角度、進路之一而已。
  見勛不過以一般大眾的角度,盡一己之力為一般大眾服務,希望「拋磚引玉」,讓『深入經藏的學者』能提出縝密周延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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