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生日禮物：翻譯的童話故事
獨立佛學研究者 蘇錦坤
(刊登於《元智全球在地文化報》79期，2022年3月3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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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七月二日元智大學關則富教授為他擔當責任編輯的《元智全球在地文化報》79期（http://www.
由於一些波折，我擔心我聯絡的稿件會導致空窗，為避免責任編輯的困擾，我提供〈翻譯的童話故事〉舊作，可以當補白之用。沒想到關則富教授將此篇亦莊亦諧的文章略作剪裁之後，當為頭版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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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中國有一位皇帝，他突然很想要有人翻譯佛經，恰巧的是從印度來了五十位佛教和尚，他們精通梵文，卻不懂漢文。當年，中國皇帝管轄境內，有很多精通佛教經典的和尚，卻不懂梵文。一群不懂漢文的印度和尚，和一群不懂梵文的漢地和尚，怎樣將梵文佛經翻譯成漢文呢？
這樣的事情一點也沒難倒這位喜歡翻譯佛經的皇帝，皇帝英明，千秋萬世，他下令成立「譯經院」，把這兩群人關了進去，要他們按時譯出經典呈給皇帝。特別是每年皇帝生日當天，皇帝希望慶生會裡不僅有生日蛋糕，還要有當年最新翻譯出來的佛經。於是，翻譯佛經再也不僅僅是造福人類、萬家歌頌禮讚的事。這成了一項年度業績，朝廷譯經工作的相關人員，若沒達到年度業績，不僅沒有年終獎金，不能調薪與無法升官，甚至會被皇帝殺頭。
於是，「讓皇帝能收到當年的生日禮物」成了一件「攸關生死」的大事。萬一這群懂得梵文的人告訴了另外一群不懂梵文的人這本佛經的字義，可是這一群不懂梵文的人「有聽沒有懂」，沒辦法把梵文經書用漢字寫下來，這時該怎麼辦？大臣們心中有一個問題：「皇帝要是捨不得將和尚砍頭的話（當時全漢地的人都已經聽過「不看僧面看佛面」這句成語了），會砍誰的頭呢？」大臣們憑著多年治理國家的經驗，很快地，不費吹灰之力地解決了這樣的難題。
他們在皇帝生日的兩個月前到了譯經院，作了一個很有官威的儀式，稱之為「開堂」，等於正式通知「應該翻譯皇帝的生日禮物了」。他們在皇帝生日的前一個月到了譯經院，作了一個很有官威的儀式，稱之為「閉堂」，也就是考試結束，每位考生把手上的筆放下，準備交卷。剩下的一個月，可能要用金字抄寫「皇帝的生日禮物」，買個漂亮的盒子，打上蝴蝶結，準備開慶生會了。
印度和尚倒是覺得很奇怪，每當「開堂」之後，一天一天接近「閉堂」時，中國和尚特別憂慮，他們努力翻書（是「翻書」，不是「翻譯」），安靜而用力地討論，這段期間中國和尚與皇帝派來擔任翻譯把關的官員感情特別好（沒有人半夜跑到皇宮去密報）。但是，每年每次慶生會皇帝總是收到新譯的佛經當生日禮物，大家每次也得到皇帝分送的生日蛋糕。
皇帝當然沒過幾次慶生會（據說，長壽的秘訣在於過慶生會；不管收到好禮物或爛禮物，慶生會過越多次的人越長壽）。皇帝去世了，有新的皇帝繼位；這樣死了三、四位皇帝之後，沒有一個皇帝改變上一任皇帝的嗜好，每個新皇帝仍然喜愛翻譯佛經（精準地說，是「每個新皇帝仍然喜愛別人替他翻譯佛經」），也指定同樣的生日禮物。但是，最後一位懂得梵文的和尚已經八十九歲了，而三十年前皇帝選派了五十個學習梵文的年輕人卻都沒學會，眼看著成堆等待翻譯的佛經就要沒人能讀了。這位碩果僅存的梵文大師請求皇帝解散「譯經院」；許多在「譯經院」生死煎熬的漢地大師請求解散「譯經院」；監督和參與譯經工作的朝廷官員也請求解散「譯經院」；朝廷的文武百官和對立黨派也請求解散「譯經院」；連儒家與道教的人士也贊同，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達成共識與大和解時刻，成了一個宇宙的大和諧！
終於，皇帝下聖旨停止了翻譯佛經的工作，解散「譯經院」，將這些新譯的經典編入《大藏經》。這世界終於又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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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這則童話之中，第一個下令翻譯佛經的皇帝是宋太祖趙匡胤，在西元 971年他下令雕刻世界第一部《大藏經》（歷史上稱為《開寶藏》，直到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完成全部雕版。在此之前都是手抄本，稱為「寫本大藏經」）。上一次譯經活動是在唐朝，已經是160年前的事，漢地以無人能懂梵文。
譯經的工作從宋太祖延續到宋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直到宋神宗（西元 1077年）才將「傳法院」（前身是「譯經院」）廢止；譯經的目的並非單純功德與信仰的問題，背後有政治、外交與文化的考量。從《宋會要》與《佛祖統紀》來看，約在西元950-1099年之間總共有80位印度僧人抵宋，138位漢地僧人從印度返宋，人數不可算是不多；總共攜回1028部經，譯出564卷。
1964 年布臘夫（John Brough）指控《菩薩本生鬘論》的漢譯者紹德與慧詢（《大正新脩大藏經》記載「宋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同譯經梵才大師紹德慧詢等奉 詔譯」），認為他們的翻譯為誤解、抄襲與竄改。1972年松長有慶（Yukei Matsunaga）指出《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教王經》與《佛說大悲空智金剛大教王儀軌經》充滿了許多「誤譯」。1978 年魏查理（Charles Willemen）指出《法集要頌經》有相當多偈頌抄自竺佛念翻譯的《出曜經》。另有其他學者指控某些宋朝譯經為抄襲、編造，而不是翻譯。這些學者們宣稱「宋朝譯經品質低劣，誤譯、無對應經文根據、竄改、偽造，相當無法取信」，宋朝「問題譯經」的實際數量，仍然有待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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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丹森教授在他的論文〈宋朝佛教譯經的再興與失敗〉[註]裡敘述，趙宋翻譯的佛經數量不算少；但是，這些新譯經既未在當時引起讀誦的熱潮，在後代也未有人詮釋、講說這些經論。他在文中也指出，宋朝譯經有「誤譯與譯文艱澀含混、難以卒讀」、「譯文有抄襲、剽竊 （plagiarism）而非出自翻譯的現象」、「對當代及後代佛教幾乎沒有影響」、「遺漏了許多佛教中觀學派與佛教因明的重大著述」等等問題。也就是說，宋代譯經不如後漢、魏、晉、南北朝、隋、唐譯經重要，對後代的影響比較少。
註：Sen, Tansen 沈丹森, (2002), ‘The Revival and Failure of Buddhist Translation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oung Pao, issues 88, pp.27-80, Leiden,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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