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房夜話 347：Blue 劉

西元2000年左右剛接觸網路「部落格」時，記得有一位「博主」(「部落格」版面的管理人)自稱姓劉，英文名為 Blue，以「Blue 劉」名號，行走江湖。

為了稍稍呼應以佛教文獻學的立場，入一下「敦煌學」之流，我也曾寫了一篇〈試論「甘肅博物館001號《法句經》寫本」的異讀〉(2015)，發表於《福嚴佛學研究》10期，19-39頁。

https://www.academia.edu/17534553/%E8%A9%A6%E8%AB%96_%E7%94%98%E8%82%85%E5%8D%9A%E7%89%A9%E9%A4%A8001%E8%99%9F_%E6%B3%95%E5%8F%A5%E7%B6%93_%E5%AF%AB%E6%9C%AC_%E7%9A%84%E7%95%B0%E8%AE%80_2015_in_Chinese_

---------(以下引自，黃燦然〈榮新江：陳寅恪先生《陳垣敦煌劫餘錄序》讀後〉HTTPS://WWW.LUOOW.COM/DC_TW/108206718?FBCLID=IWAR3TE6SNYNLGG8MOZIVBJO8KTZS9CYFHBG2DXLUH0DEUKOXQG-3BGLCOKVW#.X7RYRBHGARW.FACEBOOK)--------

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這本書寫了〈陳垣敦煌劫餘錄序〉，這篇文章發表在1930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上，收入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陳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館叢稿二編》。

這篇文章一直被認為是敦煌學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章，其實，它也是對20世紀初葉以來中國新時代學術發展具有指導意義的一篇巨集文。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一開篇，寅恪先生高屋建瓴，從一時代之學術談起。他指出，一個時代的學術，必然要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作為支撐。取用這些新材料，來研討探求新的問題，則是一個時代學術的新潮流。這篇文章寫於1930年，代表了那個時期寅恪先生對於學術的看法。1926年他結束在歐美多年的遊學生涯，應清華大學國學院之聘，回國任教。他此時必然受到歐美東方學界利用新材料來從事研究的影響，特別是以他的德國老師呂德斯（H. Lüders）、繆勒（F. W. K. Müller）等人為代表的學者們，利用新疆古代遺址、敦煌藏經洞新發現的梵文、藏文、漢文、回鶻文，以及一些于闐文、粟特文、“吐火羅文”（焉耆、龜茲文）、中古波斯文、帕提亞文等文獻材料，改寫了中亞史、佛教史的許多內容，並對摩尼教、基督教東傳的歷史，譜寫了許多新的篇章。比如西方學者利用新發現的中亞梵文佛典，對於傳統漢文佛典所記錄的佛教思想和佛教歷史，都提出許多質疑。寅恪先生正是在這樣一個學術背景下，提出了一個時代的學術，必然要有新材料與新問題，兩者結合，成為歐美東方學正在風起雲湧的學術新潮流。

面對這樣一個新的學術潮流，寅恪先生說：“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這顯然是把中國的學術界設定為受眾，提示要做一個真正的學者，就必須趕上時代的學術新潮流。他還反過來補了一句：“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這樣非要追加一句來說不能夠趕上新潮流者就是“未入流”，顯然是對中國傳統學人的批判，因為當時面對西方學術已經開始熱烈討論的許多話題，大多數中國學者置若罔聞，仍然是在自己那點經史子集的自留地中耕耘，在留洋而歸如寅恪先生這樣的新銳看來，這些人顯然不入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