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房夜話 111： [轉文] 懷念伯希和 by D.Sinor
---------------
以下引自《批踢踢實業坊》：
作者: Lorenzia (爆走金魚)
看板: historia
標題: [轉文] 懷念伯希和 by D.Sinor
時間: Wed Nov 24 23:27:52 2010
原作者Denis Sinor大概是大漢學家伯希和現存唯一的學生，目前在印第安納大學，高齡九十六歲，在中亞研究中被稱為「大汗」的強者，也因為他的輩份很高，有亂說話的權力（？）。
所以他所寫的〈懷念伯希和〉一文，以我們這些站在伯希和腳趾頭仰望他的人從來沒想過的角度，重新刻劃了一個火爆自大卻又聰明絕頂的大師，對於當時的漢學研究狀況，與大師間的微妙心結也有很細緻絕妙的描述。
這篇文章的原譯者是北大的羅新老師，著名的陸揚博士訂正了幾處，後來收在《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一書中。
==============================
原譯文轉自《往復網》，北大羅新譯，出自《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
〈懷念伯希和〉--- by Denis Sinor
Remembering Paul Pelliot, 1878-1945 ---by Denis Sinor
Remembering Paul Pelliot, 1878-1945 ---by Denis Sinor
原載《美國東方學會雜誌》卷119之3（1999年7-9月），467-472頁。
最近我拜訪了兩位漢學家的書房，他們一個三十多歲，一個四十多歲。這兩位的書房裡都有伯希和的照片，而伯希和早在他們尚未出生的半個多世紀以前就去世了。事實上伯希和的許多著述仍然被廣泛閱讀，他的非凡人格似乎依然喚起人們的興趣，搏得人們的崇敬。的確，光就卷帙而言，他死後出版的遺著比他生前出版的還要多。
我有三個將以下的回憶寫成文字的理由。我是熟悉伯希和的學者中唯一還在世的。其次，所有以稱頌為目的的有關伯希和文字從不提他的缺點。第三，以前的作者主要強調了他在敦煌文書方面的工作和他對漢學的貢獻。這當然不錯，但可以說，他們講述的都是年輕的伯希和。很少人提到他的晚年和他對阿爾泰研究的貢獻。我的注意力正是要集中到他生命中的這一時期，以及他在這一領域研究的貢獻。在此我斗膽從一個與眾不同的角度來呈現他。當然，這樣的回憶帶有過多涉及講述者本人所關心的方面的危險，我不敢肯定我能完全避免這一缺陷。
我與伯希和來往只有短短的六年時間，從1939年到1945年10月26日他去世。在幾個不同的層面上，那些是決定命運的歲月，對我們這些生活在德國占領下的法國的人來說尤其艱難。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39年8月初，那時候我帶著匈牙利教育部的微薄資助來到巴黎，表面上是為了準備我的博士考試，實際上是要見識伯希和並跟他學習。我在布達佩斯的兩個老師，一個是李蓋提（Louis Ligeti），他自己曾與伯希和一起工作了三年；另一個是偉大的突厥學家Gyula Nemeth，話別時他告訴我，我即將見到的伯希和是一個「擁有無限知識」的人。事實上我更早就與伯希和有過接觸。我在19歲時寄給他一篇十分糟糕的文章以求發表，他從來沒有回信說他收到了，然而出於不可思議的原因，他把它發表在《通報》上。後來我一直沒有鼓起勇氣去問他這樣的事怎可能發生，因為我怕他會在我身上認出寫出那可笑作品的原因。那時我23歲，到達巴黎之後不久，就穿上正式服裝、戴著帽子和手套，去拜訪伯希和。我受到的接待，簡單的說，是相當反高潮的。他穿著睡衣打開他位於 Foch 路 Dennery 博物館（Musee Dennery）頂層的公寓的門。他甚至沒讓我走到前廳，只說他10月會在法蘭西學院開課，我可以去聽。這不是一個熱情的歡迎，和我1937和1938年在柏林分別受到 Erich Haenisch 和 Otto Franke 的接待相比，反差尤其強烈。在時間的進程中，這個初始的印象不需要修改。第一眼的和善與親切絕不是伯希和的主要性格特徵。
伯希和是一個獨來獨往的人和學者，他未曾創造一個學派，沒有一個他自己的學術機構，身邊也沒有一群崇拜他和為他提供幫助的學生。如今即使是小學院的年輕教授們，也依賴研究助手的服役，和我們現在的這種做法相反，伯希和甚至連個秘書都沒有，至少在法國沒有(或許當他在河內的時候，曾有幾個中國人為他工作)。他自己的論著都是他自己手寫的，字跡瘦小的而又不容易辨認。看起來他從來沒有擁有過一台打字機。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我是他在高等漢學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阿爾泰研究方面的正式助手，但這不過是一個客氣的稱呼，可以說是為了充實我的履歷表才給我的。他從沒有要求我為他完成任何學術性的任務。我主要的職責，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在於給他提供香煙，這在那些戰爭歲月是不易搞到的。他是一個老煙槍。他去世前不久(那時他已經住院了)我去拜訪他，伯希和太太非常焦慮不安地接待我。伯希和嚷嚷著要香煙。我身邊一根都沒有。我指出不久前我帶來的香煙是足夠他抽好長一段時間的。「我知道，塞諾，」她回答，「可是真糟糕，我以為他要死了，我就自己把這些煙都抽完了。」
伯希和只有很少的幾個在最嚴格和傳統的意義上的弟子。其中堅持從事研究的人中，我知道的有李蓋提、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韓百詩（Louis Hambis）、石泰安（Rolf Stein）、巴贊（Louis Bazin）、還有我自己。如果我偶然遺漏了一、兩個，我很抱歉，可是那的確是非常小的一個團體。無疑，韓百詩——他的角色差不多快到研究助手了——是與他最親的。不過對此我後面還要多說一點。
在我們第一次簡短的見面之後不久，然而並不是因為這次見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法蘭西學院在其管理部門的一陣遲疑之後，決定還是開始秋季的課程。伯希和由於他的年齡，不能從軍，而且他發現他也不能接受提供給他的戰時職位。他不能容忍在一個等級序列裡，他的位置不是在最頂端。這樣，他繼續教課，這對於我來說是極大的幸運。這些課程分為兩類：一類是講給人聽的，即講給廣大的公眾聽，另一類是為他的學生開的。在他後一類的課程上，他根本不考慮我們的知識水平。我鮮明地記得在那門課開始的時候，他宣布這門課是基於《唐書》的《黠戛斯傳》。為數不多的聽課人中包括我自己在內並不能讀中文的事實並不影響他的決定。我在第二次上課之前便已自己學會了如何使用中文辭典，而且對這篇文字的頭幾句的內容有了模糊的了解，伯希和對這幾行有極好的注釋，那的確是令人眩目的火花。如果有外人意外闖進他的講堂（法蘭西學院的講座向任何人開放，學院的箴言是 Docet omnia，即“無所不教”），他的專門會變的更加變本加厲。當這個冒失的傢伙飛逃而去，伯希和帶著點滿意地評論道：「On est de nouveau entre nous（你們之中又來了個菜鳥）。」
他是一個迷人的演講者，有著悅耳的聲音，無論問題多麼專門，他的陳述都是用美麗而清澈的法國方式進行，不夾雜任何“ahhs”或“ers”這類哼哼哈哈的聲音。他用筆記，但沒有準備好的講義。他允許打斷、提問，他也經常以這樣的公式對我們提問，「Monsieur X nous dira sans doute…（某先生可能會對我們說……）」回答他的問題，要承擔相當大的風險。光是一個聰明的意見或提供一些伯希和所不知道的信息，是不夠的，還必須使用完美的法語。他對法語語法錯誤的耐心為零，他對語言錯誤的反應常常是直率甚至是無禮的。在這方面我很幸運，我曾在瑞士法語區的寄宿學校讀過幾年，所以總的來說我還能夠正確地表達我自己。
謙遜決不是伯希和的強項：他根本沒有這種特點。他不能容忍自相矛盾，也不喜歡那些在他看來侵入到他領域的人。他對培養年輕的漢學家完全沒有興趣。石泰安在極有實力的葛蘭言（Marcel Granet）那裡找到了庇護所。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身為貴族是獨立自主的，他的舉止和財富均給伯希和留下了印象。至於韓百詩，他勤勉地翻譯了大量的元代中文文獻。伯希和在注釋這些譯稿時展示其淵博學識。至於不打算長期留在法國的我，結果是清楚的。我雖然不可能對伯希和的任何觀點作出挑戰，但我在匈牙利得到的扎實的學術訓練（我是不是該說是類似於新兵訓練營的經歷？），使我能時不時地引證主要是突厥語和芬-烏語（Finno-Ugric）領域的證據，相當令人詫異的是，伯希和對此並不熟悉卻又很感興趣。因而他對我是驚人的慷慨，到了在他為我寫的推薦信中有一些錯誤。在寫於1942年7月11日的一封介紹信裡，他寫我初到巴黎時「solidement prepare pour le turc（已經打下了突厥語的堅實基礎）」；在另一封信（1942年10月1日）裡，他甚至寫的更誇張了：「M. Sinor, familier des langues fino-ugriennes, connait egalement bien le turc dans toutes ses formes et dans tous les temps.（塞諾先生熟悉芬-烏系各語言，也同樣了解各個時代、各種形式的突厥語）。」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遠遠超出了事實和必要性的讚揚，把我派到了漢學界以外的位置。伯希和只支持那些興趣停留在他的私人狩獵區以外的人。現在我對此的認識要比當年清楚得多了，而且我可以肯定，他的這種態度更多地出自本能而非故意。可以料想，一個年輕的漢學學生永遠也不可能達到伯希和的標準，因此也不會引起「Maitre（大師）」的興趣。
伯希和特別不喜歡那種看來要侵入他的內亞區域的人。讓我舉幾個例子。對他來說，斯文赫定（Sven Hedin）純粹是一個無知的旅行者，而且他從來沒有說過斗膽在他之前發現敦煌寶藏的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一句好話。然而他願意承認斯坦因委託沙畹（Chavannes）整理那些斯坦因自己不能閱讀的文書的貢獻。他永遠不能原諒Erich Haenisch出版和翻譯了《蒙古秘史》，因為這一文獻的許多段落在許多年裡都出現在伯希和的文章裡和課堂上。伯希和對這一重要文獻的部分譯文 ，在他的身後才出版。但說實話，總的來說它並沒有比 Haenisch 的譯本更好。不過應當記住，可能正是因為不滿意自己的翻譯，伯希和本人從來沒有出版它。在Otto Franke的全部作品中，伯希和所能偵察到的僅僅是在重建外國人名方面的錯誤，而不是Franke 寫作大規模的歷史綜論的優點。
他偏愛的學者（當然，都已故去）是裕爾（Henry Yule）、馬迦特（Joseph Marquart）、勞費爾（Berthold Laufer）和Bretschneider。他常常提到裕爾的「robuste bon sens（健全的知識）」，他與裕爾一樣偏好早期旅行家。裕爾的《東域紀程錄叢》（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對馬可·波羅的研究，和Hobson-Jobson，總在伯希和的引據之列，而且即使有什麼訂正的話，也出之以尊敬和友善的口吻。至於令人難以容忍的馬迦特，伯希和跟我們大家一樣，對於他知識的寬廣望而生畏。
在德國的吐魯番探險隊的學者中，他偏愛的是勒·柯克（Le Coq，也許因為他的法國祖先）；他尊敬繆勒（F. W. K. Muller），而且他熱衷於講述格陵威德爾（Grunwedel）在聖彼得堡和一個高級妓女的風流韻事。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他故意忽視Otto Franke，而未放過Otto Franke的錯誤。然而，他有足夠的客觀讓艾伯華（Wolfgang Eberhard）的開創性著作《中國周邊民族的文化與定居》（Kultur und Siedlung der Randv?lker Chinas）作為《通報》的增刊出版。的確，艾伯華在當時自願流放到土耳其，而他的書和Hobson-Jobson的一樣，成為伯希和的信息富礦。在伯希和所厭惡的人的名單裡（betes noires）荷蘭漢學家J. J. M. de Groot 是居於首位的。至於匈牙利的東方學家，他幾乎從不提及有強勁實力的李蓋提——我懷疑他把李蓋提看作他自己的複製品——但是他以很深的敬意談起名聲較小的Nandor Fettich，簡單而合理的原因是，Fettich掌握伯希和以前不知道的、關於阿瓦爾人（Avars）的考古資料。在同時代學者中，他總是滿懷敬意和友愛之情地提到慕阿德（Rev. A. C. Moule），他們合作研究馬可·波羅的文獻，以及大主教 Eugene Tisserand。許多年以後，我在劍橋受到前者、在梵蒂岡受到後者的熱情接待。
現在我們的話題到了1940年，伯希和面對德國占領者是不妥協的，而我得極力小心不在我們的談話中暴露出我相對的客觀性來。當德國的伊斯蘭學家和伊斯蘭世界的蒙古史專家 Berthold Spuler 希望拜訪他的時候（我從 Spuler 本人那裡聽到這個故事），伯希和讓他知道，「quand nous aurons gagne la guerre（等我們贏了這場戰爭以後）」，他會願意見他。而伯希和從沒有認為這場戰爭已隨著貝當簽署停戰協定而結束。我保存有一封信，原來是要用作某種證明的，他在信中寫下了如下的話：「Je suis moi-meme un resistant de la premiere heure, et les points de vue de M. Sinor ont toujours concorde avec les miens（我本人從頭就是抵抗的，塞諾先生總是同意我的觀點）。」我不知道伯希和是否做過任何反抗德國人的事情，但是他的確從不猶豫地表達他對維希政府官員的輕蔑。有一個被經常談論的事件是伯希和拒絕和維希政府一位部長伸出的手相握。更值得注意的是，伯希和不願向維希政府申請許可，這種許可對於占領時期亞洲學會（ Societe Asiatique）繼續舉行集會是必需的。這樣我們所有的集會技術上都是非法的，而學會會員沒有一個人向官方告密。伯希和曾被短期逮捕；不過我不知道這是維希警察還是德國人幹的。
再一次，他對我的看法是極度慷慨的。這裡讓我用一小段時間把重點從伯希和身上轉到我身上。對於1940年6月法國的戰敗，我既不吃驚也不傷感。我是匈牙利人，並覺得自己匈牙利到可於1940年6月成為巴黎的匈牙利研究所（Institut des ?tudes Hongroises）副所長的地步。所長本人不準備停留在一個正在面臨德軍進攻的城市裡。1940年8月30日，作為維也納第二次判決（the Second Verdict of Vienna）的結果，羅馬尼亞把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的一部分歸還給匈牙利，這一地區是在1920年《特里亞農條約》（Treaty of Trianon）之後被割掉的。我覺得我有責任在研究所舉辦一個招待會來慶祝這一事件，但我面臨著是否該邀請德國人、特別是巴黎的德國研究所所長的棘手問題。一方面，這個我所歡迎的判決是在德國人的壓力下通過的；另一方面，一想到要讓勝利者和被征服者在這個有尊嚴的和慶祝性的場合互相面對，我又退縮了回去。所以，招待會沒有邀請德國人。我這個基於人情而非政治考慮的決定，產生了持久的後果。大約50到60個人參加了招待會（我舉辦的第一次）其中包括我的法國老師們——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格魯塞（Rene Grousset）、突厥學家Jean Deny，當然還有伯希和。我那時只有24歲，對他們的出席既感動又感激。匈牙利總領事作了一個簡短演講，我作了一個簡短演講，我們唱了憂郁的匈牙利國歌，緊接著就用留聲機播放激昂的《馬賽曲》。效果是令人震驚的。在我，這是出於明明白白的對東道國的禮貌，而對於在那裡的法國人，成為公然維護自己國家主權的表現：《馬賽曲》的演奏受到法國的德國占領者的嚴格禁止。格魯塞熱淚盈眶地擁抱了我，而一向非常嚴肅的伯希和長時間地握著我的手；他把一生都獻給了學術，然而他最初及最終都是一個法國人。在無意間，就是在那個下午，我跨過了我的盧比肯（Rubicon）小溪，進入了法國。
好看、優雅、有點軍人作風的伯希和，是很受女性喜愛的，而他也欣賞女性魅力。他還看重優雅的同伴和美食——這是他與韓百詩的親密關係的關鍵。韓百詩是個慷慨的、簡直可以說是無私的主人。我自己亦是在他位於利圭熱（Liguge）的鄉下家裡度過了一些快樂的時光。我沒有關於伯希和家庭背景的資料，不過他可能來自於一個普通的小布爾喬亞（petit-bourgeois）家庭，由那裡，他的天賦把他推向了法國的最上層社會，他在那裡相當享受地輕鬆應對。我對此有些許察覺，並且在1940年春天，戰戰兢兢地，鼓起勇氣邀請伯希和吃晚飯。事實上，宴會不是設在不為人知的學生居所，而是在中國大使館，我能夠使用他們的場地主要是通過了中國大使的一位隨員，她恰好就是我的女友。按說在使館舉行的任何儀式上，中國女士應當穿旗袍，可是我說服了我女友不理睬這條規矩。穿著高級女式時裝（haute-couture）的她看起來光彩照人，而我必須把判斷留給讀者去決定這是否是個純粹的巧合：就在這次晚宴之後不久，即5月10日，在伯希和與格魯塞的聯合擔保下，我被選為亞洲學會的成員。
我記得，讓人欽佩的學者、哈佛的柯立夫，在他那令人悲傷的故去的前幾年，他告訴我說，他在聽伯希和授課的那些年裡，從沒有與他有過任何私人談話。李蓋提的經歷也是這樣的，據我所知，他與伯希和之間從沒有任何社交接觸。他們都沒有社交技巧，都不能察覺到伯希和喜歡優渥的生活，他樂於參與各類甚至是那種帶有生命危險的冒險。他在義和拳時期的英勇使他名聲遠揚，而且他熱情地支持我參加自由法國軍隊（Free French Forces）的決定。他對我經營皮大衣的投機生意也表現出相當的興趣，這個生意支撐我度過了那些艱難的年月。盡管對伯希和的知識充滿敬畏，但我從來沒有在社會交往上遭受羞怯之苦，因而我能夠看到他的另外一面。
1942年10月，作為兩年前播放《馬賽曲》的一個後果，我不得不離開巴黎以避免被逮捕，我邀請伯希和和匈牙利總領事參加告別告別晚宴（有那麼一點拽吧，伯希和喜歡與外交官做伴）。那是一個非常感人的場景。我妻子和我打算非法穿越當時稱為「自由地帶（zone libre）」，即尚未被德國人占領的法國南部，然後從那裡繼續前行到我岳父所在的阿根廷去。可是當我們到達馬賽時，德國人也到了那裡，這時他們已經占領了全法國。留在那裡是沒有意義的，所以1943年3月中旬我又回到巴黎，伯希和張開雙臂接待了我。那時候戰爭對於德國人來說已急轉直下，人們可以預見到戰爭的最終結局。有一天，非常突然地，伯希和問我戰爭結束以後我有什麼人生計劃。坦率地說，一直忙於躲避逮捕、尋找食物和準備下一篇文章這三重任務的我，對於較為長遠的未來毫無計劃，我也就這樣對他說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時刻。站在他的書房裡，沒有任何微笑或仁慈的跡象，他專斷地對我說：「Vous devez rester en France. Je m’occuperai de vous（你必須留在法國，我會照顧你）。」這是一個命令和一個承諾，「大人（Grand Mandarin）」伯希和發命令、作決定。在幾秒鐘的時間裡，他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
我的幸運在於，在他晚年，當我認識他的時候，伯希和越來越被吸引到內亞歷史和阿爾泰研究上。用個不那麼尊敬的方式，我想把他的方法描述為水蛭學問（leech - scholarship）。他會讀一本書，將他自己的精力吸引過去，然後出產一部傑作。這部作品對於原著的基本價值通常只有很小的推進，而更像是一台把讀者運載到未開墾的土地的車輛。例如，巴德利（John F. Baddeley）的《俄國，蒙古，中國》（Russia, Mongolia and China 1919），激發了伯希和的《卡爾梅克史評議札記》（Notes critiques d’histoire kalmouke） ，Spuler的《金帳：蒙古人在俄羅斯》（Die Goldene Horde: Die Mongolien in Russland 1223-1502）產生了伯希和的《金帳史札記，兼考以ar為詞尾的突厥語人名與族名》（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 suivi de quelques noms turcs d’hommes et de peuples finissant en “ar”） 。即使他的許多文章，如已經提到過的《關於科曼人》（A propos des Comans） ，或《巴托爾德〈突厥斯坦〉評注》（Notes sur le Turkestan de M. W. Barthold）或《關於回鶻文獻中烏古斯可汗傳說的札記》（Notes sur la legende d’Uγuz kaghan en ecriture ouigoure） ，都只能算是針對他人著作的附錄或大量修正改良。他在阿爾泰語言研究方面的傑作《13至14世紀今Amuie以 h-為詞首的蒙古語單詞》（Les mots a h-initiale aujourd’hui amuie, dans le mongol des XIIIe et XIVe siecles） ，事實上是對蘭司鐵（Ramstedt）的一個想法的延伸 。當他分派韓百詩翻譯《元史》的兩卷或《聖武親征錄》時 ，他是為了搭設一個蓬架，好在上面鋪上他自己評注的葡萄藤；真可以說，這些書至少四分之三的文字是伯希和的工作。有時伯希和自己也承認他的評注過量。在“Le G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 這篇文章的第197頁(！)，他笑自己，「Le present memoire para?tra bien long pour un sujet assez mince（就其主題之窄小而言，這篇報告是相當長的）」。
完整文獻的翻譯者必須處理文獻中所有的困難。伯希和卻傾向於避免這種束縛，他只選譯那些他有興趣並準備要解決的段落。他對自己的蒙古語、突厥語和拉丁語的信心，比不上他的中文。正如已經提到的，他對《蒙古秘史》的翻譯一直停留在梗概階段，就我所能看到的，他唯一翻譯完整的較長的突厥語文獻是《回鶻文版的Kalyānamkara和Pāpamkara王子的故事》（La version ouigoure de l'histoire des princes Kalyānamkara and Pāpamkara） 。
由於對於任何宣稱能夠解釋世界如何運行的理論有種合理的不信任，他從未能促使他自己去寫一部綜合性的專著（synthesis）。伯希和當然不是一個歷史學家，而且他缺乏從事這一職業所必備的基本素質：他不能，或不願去區分何者重要與何者不重要。有一次——這可真是我最喜愛的一件有關伯希和的個人趣事——我鼓動起全部的勇氣向他提出這個問題：「大師（Maitre，這是我們那少數幾個被選定的子民對他的稱呼），為什麼您要浪費您的時間，為什麼您把您那令人難以置信的知識，用於澄清那些無關緊要的事情呢？」我正擔心天空會裂開，閃電會將我劈倒，我會被拋進永恆的黑暗之中，可是這種種情況都沒發生。伯希和看著我，愉快地回答說：「那讓我覺得好玩啊，塞諾，那讓我覺得好玩 ca m'amuse, Sinor, ca m'amuse）！」這是解答他多方面活動的鑰匙：他做他喜歡做的事情。
他在所有關於東方（那時候我們並不羞於使用這個名稱，我現在仍然不）的東西上的淵博知識，使他成為亞洲學會理想的會長。開會時，一個報告剛剛開始，伯希和看上去就已經睡著了；報告剛剛結束，他就對報告所涉及的主題作出中肯的評論。作為一個年輕人，我在發表文章方面沒有遇到任何問題，我也從未把文章投寄給期刊等候批准。並非毫無憂懼地，我只要把文章交給伯希和，幾天以後，他便會通知我，他決定是發表在《通報》上或是《亞洲雜志》上。他在編輯決策方面是相當開明的，他會接受一篇即便他在一些問題上不同意作者意見的文章。在他身後出版的《金帳史札記》 （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的最後一條腳注裡，責備我犯下了「至少兩個相當嚴重的錯誤(au moins deux erreurs assez graves）」，他所說的我的錯誤，是在一篇他接受並發表在《亞洲雜志》的文章裡。接受我的手稿時（也許他懶得去讀？），他可沒有提這些問題。伯希和很少對他人文章的風格做修改，但他討厭牆頭草式的、以「外交辭令(diplomatically)」表達出來的觀點。你必須以直白的方式陳述你的意見。他的這一傾向頗極端，以致於他不能容忍第一人稱復數 nous（我們）的使用，這種用法在法國學者中是非常普遍的，而要我用單數形式 je（我）。不管是好是壞，在用法文寫作時，我對這種做法保持了忠誠。
他是一個國君，如我們習慣稱呼他的那樣是「一個大人（un grand mandarin）」，並且，就我自己來說，我從他的影響中獲益巨大，遠遠超出了學術世界的狹窄範疇。當伯希和說話的時候，法國學術界和政界都會傾聽。1945年8月，當我們「贏了」「我們的戰爭」，我厭倦了在一個德國小城裡擔任行政官員，我就給伯希和寫信請他介入——我不知道該怎樣做——讓我得以退役。他這樣做了，可是那時我只能默默地感謝他了，那是1945年10月31日，我正為自己的未來憂慮不安，雙眼噙著淚水，仍然穿著軍裝，站在他的棺材旁邊，我想著，上帝會怎樣向這個非凡的人和學者，揭示那些他是如此著迷地去探尋的、不重要的秘密呢。
＝＝＝＝＝＝＝＝＝＝＝＝＝＝
以下引自《豆瓣網》：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