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永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校讀記

來自: 法雲地學士郎(守書生) 2009-01-12 22:43:15

以下引自《豆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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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建永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校讀記

北大老校長湯用彤先生（1893～1964）的學術成就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學、中國佛教和魏晉玄學三個密切聯繫的領域，成果尤以佛教為最。其傳世名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對中國佛教史研究具有劃時代意義，受到國內外學術界廣泛稱讚，並一直被視作「價值至高之工具和導引」，「中國佛教研究中最寶貴的研究成果」。胡適在校閱該書稿本第一冊時，稱讚「此書極好。錫予與陳寅恪兩君為今日治此學最勤的，又最有成績的。錫予訓練極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細密，故此書為最有權威之作。」胡適於日記中讚揚：「錫予的書極小心，處處注重證據，無證之說雖有理，亦不敢用，這是最可傚法的態度。」賀麟評現代中國哲學云：「寫中國哲學史最感棘手的一段，就是魏晉以來幾百年佛學在中國的發展，許多寫中國哲學史的人，寫到這一時期，都碰到礁石了，然而這一難關卻被湯用彤先生打通了。湯先生以縝密的頭腦，淵博的學問，熟悉東西方哲學文學，學習過梵文及巴利文，以治印度哲學，承繼他家傳的佛學，並曾在支那內學院聽過歐陽竟無先生講佛學，同時他又得到了西洋人治哲學史的方法，再參以乾嘉諸老的考證法。所以他採取蔡勒爾（Ze11er）治希臘哲學史一書的方法。所著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材料的豐富，方法的謹嚴，考證方面的新發現，義理方面的新解釋，均勝過別人。」湯著中「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發展史的新指針，且於積極推行西化的今日，還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淪亡斷絕的新保證。而在當時偏激的全盤西化聲中，有助於促進我們對於民族文化新開展的信心」。此書不僅對當時日本學術界形成巨大衝擊，而且對增強抗戰時期的民族自信心，及民族文化的重建做出了卓越貢獻。日本權威辭書《望月佛教大辭典》也引用該書內容。1941年，此書與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同獲教育部學術研究一等獎。至今，季羨林、任繼愈、許抗生諸先生仍共譽此書是經典傳世之作。不算這次《全集》所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在大陸八次再版，其中1955年、1963年、1983年中華書局所印上下冊流行較廣；在臺灣也已八次重印。

遺著《隋唐佛教史稿》、《校點高僧傳》生前未曾刊印，現已收入《湯用彤全集》。通過《隋唐佛教史稿》附錄《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和相關80餘冊讀書札記，可以看出除撰寫《隋唐佛教史》之外，湯先生還計劃以一人之力完成整部中國佛教通史！他晚年設想，要編出一部可以代替日本《大正藏》的佛經來，這樣可以讓全世界的學者都引用我們編纂的大藏經。《中華大藏經》現在已由其助手任繼愈先生主持完成。

他開設的「中國佛教史」課程及其講義的出版直接導致了中國佛教史學科的創立，並帶動了整個魏晉南北朝史的學術研究。張岱年先生認為僅湯老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就堪稱為現代中國學術史開辟了一個新紀元。該書中既有事實的考證，又有理論的剖析。考據掌握了全面的證據，結論不可動搖。這是史料考證的最高水平。

在「湯用彤先生誕辰九十週年紀念會」上，與會學者一致認為，湯先生佛教研究的突出貢獻可概括為：（一）為中國佛教史的發展變遷勾畫出了翔實可信的線索和輪廓。由於湯先生熟悉中國哲學，所以能把佛教思想和中國哲學結合起來分析；又熟悉印度哲學，故可對中國流行的佛教各派追溯其源流，又熟悉西方哲學，故可以用一些較確定明晰的概念來分析佛教思想。（二)對中國佛教史上各種宗派變遷，重大事件、問題等，由於佔有大量史料，又精於考訂，故所用材料豐富可靠，分析結論合乎實際。因此，不僅對於研究中國佛教史，哲學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而且對於研究中國思想史、文化史也具有重要的參考作用。他的獨創性表現在佛教中國化變遷過程的梳理，並由此「開創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宗教史研究的新局面」，其研究範式一直被奉為圭臬。事實正如日本東京大學著名佛學家鐮田茂雄所言：湯用彤先生「將中國傳統的為學方法，與近代歐美的研究方法融會貫通，於是自創出完美的治學之道。」「其治學方法不僅予中國學者相當大的影響，對日本學界亦是一大沖擊，激發日本學者紛紛投入創作。」「正是有了湯用彤先生的業績，給予了日本、中國以及世界的中國佛教史研究者以極大的影響，其業績將永放光芒。」

湯先生採用了「同情默應」和比較宗教學的方法，因而對佛教特點有精確的把握。《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跋》云：

「中國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學。宗教情緒，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須有之史實為象徵，發揮神妙之作用。故如僅憑陳跡之搜討，而無同情之默應，必不能得其真。哲學精微，悟入實相。古哲慧發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約旨遠，取譬雖近，而見道弘深。故如徒於文字考證上尋求，而乏心性之體會，則所獲糟粕而已。」

基於此，其宗教史研究客觀持平、嚴謹精細，將哲學、史學、文獻學等多種現代學術研究方法與中國考據法結合，完成了至今仍被學界、教界眾口交譽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等上乘學術著作。這對宗教學研究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牟鐘鑒教授在《研究宗教應持何等態度——重新認識湯用彤先生的一篇書跋》一文中以先生為楷模，讚賞《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及其《跋》「體現了一種近代學問大家的中正不倚的氣度。他對佛教和佛教史相當熟悉，相當投入，對真正有學問、有懿德嘉行的高僧大德懷有誠摯的敬意，從而能較切實地把握他們思想的真意和精要；同時他又不囿於佛教信仰，以開闊的視野和淸醒的理性指點人物，評說歷史，比較異同，不以門戶劃界，唯以是非立論，故能成就一部學術價值極高的研究性著作，使教外讀者獲得可靠的知識和多方面的啟迪，使教內讀者沒有反感，願意認真參閱，因而其學術生命廣大長久。」這番話代表了當代我國眾多宗教學研究者的理念。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已再版十多次，並歷經胡適、吳宓、任繼愈和湯一介諸先生校勘，但是每次出版皆累積手民之誤，在由繁體豎排版轉換為簡體橫排版時，漏錯尤甚，對學術研究和引用造成不少麻煩。其它著作雖多次再版，但也早已供不應求。情況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說：「國內外學者翹首以盼先生全集的出版，如大旱之望雲霓。」為保存湯用彤先生的學術成果和方便學界研究，湯一介先生主編了《湯用彤全集》1－7卷（312萬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列為首卷。湯用彤先生親傳弟子楊祖陶、汪子嵩、石峻諸教授及再傳弟子們共襄是舉，費盡心力。為提高版本質量，筆者在協助湯一介先生整理校訂《湯用彤全集》期間，深入經藏，鉤沉索隱，對勘湯老已刊著作所有版本，復核未刊手稿百餘冊，重新核對引文資料：《大正藏》、《續藏經》、《金藏》、《日本佛教全書》五千多卷，《道藏》三千餘卷，以及四庫全書、金石碑銘中上千卷相關文獻。《全集》經過五次複校，終得出版。臺灣星雲大師主持出版的八卷本《湯用彤全集》是根據我們的整理稿編排而成。這兩種版本出版前，筆者逐字逐句進行對勘，做了文句編輯上盡可能之統一。

1997年11月湯一介先生將一新版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送給我。當時忙於校訂《餖飣札記》，未及詳覽。直到年底最後一週才有空從頭細讀，至第七日，即1998年元旦，讀完最後一頁；方注意到湯老跋記末云「民國二十七年湯用彤識於南嶽擲缽峰下」，時恰六十週年。

1998年暑假前剛校完《隋唐佛教史稿》，即開始校訂出版社送來的根據中華書局1963年繁體豎排版為底本排印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二校稿。由於所據舊版標點、句讀與現行標準多有不同，我參考另外幾種簡體橫排版，反復斟酌，重加標點。我又像校《餖飣札記》那樣將引文逐條核對原書（1997年9月至1998年6月，歷時十月），因而進度極慢，一天只能完成幾紙。湯一介先生得知後說：「如此求全，難望成期。」我遂於感覺行文可能有誤時，才核查原始出處。大陸、臺灣所出《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八種不同版本（包括初版付印前1937年所寫全書手稿），同時逐句比對。校勘所常需資料，堆滿一辦公桌後，又搬來一桌併排方勉強容下。或異之，則曰：「湯用彤先生學富五車，一桌怎能盛下。」其時為工作方便，我已進住北大內一歷史文化名園。每天心無旁騖，從早到晚，不分上班還是下班，滿負荷運作，全天能校20頁左右。因二校稿出錯率較高，每頁校改少則數十處，多則上百。疲極便聽佛樂、昆曲或打趟太極（湯先生還將家藏龍泉劍送我助興），聊作調節。如是兩月，至開學校完。

其後轉入《魏晉玄學論稿》和《西方哲學》的校訂，到11月底完成。此時佛光版《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二校稿已送到。由於稿件返回時間催得緊，湯一介先生也不顧年邁親自校閱了一部分，並記錄下有疑問之處，讓我去查證底稿和相關引文資料。連同先生的博士生楊立華、戈國龍，王守常老師請來幫忙的博士生聶淸、劉元齊（上三位學兄皆曾任北大禪學社長，劉兄對《全集》中梵文處理尤多），每人分工三章左右。校後匯總到我處。不久河北版的三校稿送至，我將這兩種版本，逐字對勘，盡可能統一其間文句標點之編輯。1999年元月，對照校完最後一頁，體力不支，重感冒半月方愈。自校訂《全集》以來，無暇半日稍息，這番臥病算是一次徹底的休養。

接著又校《往日雜稿》、《印度哲學》、《校點高僧傳》諸卷。隨後季羨林先生、任繼愈先生為《全集》所寫序言送至，我修正了其中某些筆誤，像季老首句原寫「（用彤）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多年了」，我改「二十」為「三十」。1999年秋，統閱了一遍河北版《全集》淸樣。湯用彤先生在美國加州大學的一副照片，及玄學手稿影印件，經我建議，被河北出版社采納，列入《全集》卷首。此時星雲大師加緊了對佛光版《全集》的出版部署（《星雲日記》有記述），逐卷寄來他們的打印稿，經我校訂後返回，直到2000年冬校完《西方哲學》卷為止。星雲大師在《全集》序中言「對於編校人員的努力與用心，甚感欣慰。」並認為，《湯用彤全集》在臺灣的出版「對於推動兩岸佛教文化之交流，具有深刻的意義！」

在覆核原稿過程中，不斷發現有未刊寫作提綱。由我抄寫整理出來，經湯先生審閱後，收入《全集》。在整理湯用彤《餖飣札記》、《魏晉玄學論稿》等手稿過程中，我寫有一些編者注，對一些難解之處，做了解釋說明。由於當時《全集》即將出版，再校機會少，易出錯，不宜再添加，一批陸續新發現的湯用彤未刊稿和已刊稿，湯一介先生說可等續編《全集》時再收。

湯先生未刊稿現存：中央大學時期講義《漢魏六朝佛教史》（東南印刷公司代印）；1932年北京大學出版組鉛印講義《中國佛教史》修訂之第三稿，原題「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三稿草竣」，全應三冊，已找到兩冊。胡適《四十二章經考》曾引評此「佛教史講義」，並首次關注到後來定本的改動。湯先生這兩種講義中，有不少章節、段落在現版《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為第四稿）中沒有，如「梁昭明太子之法身義」（兼論與道生的比較）、「本時期佛教重要人物事跡年表」（自批云：「年表應注意表出一時學風及其變化」，並依此在眉批中作有修訂。湯著再版時可附上，供讀者參考）。講義闡述的一些問題，如三教關系（「內外華夷之爭」一節，分「政論」，「教論」，「調和內外教之言論」三層論述之。據此可了解現版《隋唐佛教史稿》所缺失的「隋唐內外教之爭論」的思路和內容）等，至今仍很有啟發。以上兩種講義，湯老寫有大量眉批，註明材料增刪取捨的標記。從四易其稿的版本比較中，可以淸晰看出其傳世名著背後所蘊藏的人們難以看到的寫作思路和方法，使人學習到「完美治學範例和方法」的產生過程。

校訂期間，幾近每週我都將積攢下不敢擅自決斷的各類問題，向湯先生請示處理意見（外出、病時除外），每次談二、三個小時。起始只帶一包校稿即可，後來要備齊湯用彤先生手稿等相關資料，多至數捆。湯先生家書桌盛擺不開，先生遂不顧寒暑堅持親臨我處，不厭其詳地研討所遇難題；先生專注的眼神中閃爍著對先父深厚地懷念。當時所談問題及解決意見記在筆記本上，部分為先生親筆所題，三年寫滿了兩大本；先生給我有關《全集》整理工作的數十封信，都珍藏著永為紀念。

在圖書館工具書閱覽室核查資料時，北大哲學系周學農老師常在那裡看書，不時趁機向他討教；遇到更專深問題便到樓宇烈教授家中請益，皆得悉心教示。1998年春，因大量查校善本特藏室的《日本佛教全書》需介紹信；時先生住院，陳來教授得知後當即開出證明，成全此事。李中華、王守常、王宗昱、孫尚揚、王博、強昱、楊立華、李四龍諸位老師也時常提供各種幫助，王軍老師於資料查找特予方便，謹致謝忱。

隨著《全集》的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臺灣佛光版2001年4月），學界對湯用彤先生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又掀起一番新的評論。2000年10月，北京大學與河北人民出版社聯合舉辦「《湯用彤全集》出版座談會」。季羨林、任繼愈等著名學者以及北大領導趙存生、何芳川、河北省出版局局長、出版社社長等四十餘人出席會議。北大副校長何芳川代表北京大學致辭，對湯用彤先生在北大學術上的傑出貢獻給予高度評價，希望大家能繼承老一輩學者的優良學風。季羨林先生作了書面發言：「湯用彤先生是近50年來北大的大師。沒有人會否認這一點。他的著作，如《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等，是公認的經典著作，會永遠流傳下去。」2001年，《湯用彤全集》榮膺「第五屆國家圖書獎」（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主辦。在24萬種圖書中評出31種）。

此時我剛考上北大哲學系01級研究生，方知已處互聯網時代，於是抓緊學用電腦，彌補與同學間的「代溝」，始曉電子書搜尋之速。所居古園堪稱「世外桃源」，置身其中整日古卷青燈，專心埋頭校書，致常無暇窺園，連日不語。隔絕世塵，因得飽讀湯老當年所閱之萬卷經書。屈指可數的外出，多與《全集》工作有關，如去國家圖書館查資料；受先生之託去人民大學找宣方老師（當時剛讀完方立天教授的博士生而留校），聯繫共同整理《校點高僧傳》事宜。偶出東校門，見大千世界五光十色，廣告牌林立，甚感新奇，原荒涼地界，亦不復存，較1996年初來時不可同日而語。

《湯用彤全集》的整理校勘工作，奠定了我的治學根基。在此學術積累上，讀碩期間完成論文十多篇（共30餘萬言），相繼付梓於《哲學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周易研究》等期刊。現正著手《全集》續編（300萬字）的搜集整理及《湯用彤年譜長編》的編寫（涉及各類文獻材料萬餘處）。有此八年校訂經驗，願此項出版工程，會早日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