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9日 星期二

書評:方一新、高列過《東漢疑偽佛經的語言學考辨研究》(先評《分別功德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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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新、高列過《東漢疑偽佛經的語言學考辨研究》,2012年出版。

《分別功德論》是方一新與高列過兩位教授長年深入研究的議題,感謝他們兩位看重這本《增一阿含》的註釋,這是漢譯文獻裡「碩果僅存」的「四阿含」註釋書(《瑜伽師地論》的「《雜阿含》本母」也可以被當作《雜阿含》的「註釋書」。)

版主認為,《分別功德論》是「譬喻型式 apadāna」的解說,比較類似「持經譬喻師」的「俗講」,嚴格來說,搆不上「經典註解」的高度。

版主素來敬重兩位教授在此一議題開疆闢土、清除障礙之功。特別是「句型、語法」的排比、解析,令版主獲益良多。

但是本文隸屬「辣筆書評」,勢必得吐出一些話來「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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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論證《分別功德論》不是出自東漢所譯,因為「阿那律、阿練若、南無、釋翅、闍維、檀越、偷婆、鴦掘羅、優多羅、優陀羅」不見於「早期東漢譯經」。

版主並不反對「《分別功德論》不是出自東漢所譯」,但是,這一段的邏輯可能有一些狀況。

版主認為「《分別功德論》書中上述譯詞未見於早期東漢譯經」,並不足以證明(也不足以當作證據之一)「《分別功德論》不是出自東漢所譯」。因為,可能譯者翻譯過程並未參考已經譯出的佛典(如果《分別功德論》是東漢時所譯,可能譯者未能見到前人的譯典,也有可能譯者有機會閱讀到當時數量不多的譯典,卻決定自行翻譯而不參考前人的翻譯)。

也就是說,《分別功德論》的翻譯字彙見於「早期東漢譯經」,可以推論它引自後者;但是,《分別功德論》的翻譯字彙不見於「早期東漢譯經」,並不能導致「並非出自東漢譯經」的結論(可以導致「並未引用東漢譯經」的結論)。

版主認為,作者應該平行並列「見於早期東漢譯經的詞彙」與「不見於早期東漢譯經的詞彙」,然後考量從「詞彙」這一面向會得到怎樣的結論。

例如:

A. 《增壹阿含50.4經》卷48〈50 禮三寶品〉:「如來、無所著、等正覺」(CBETA, T02, no. 125, p. 806, c26-27)

也見於安世高《陰持入經註》卷2:「如來無所著正覺」(CBETA, T33, no. 1694, p. 21, c8)與

支謙《大明度經》卷2〈2 天帝釋問品〉:「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CBETA, T08, no. 225, p. 482, b20)

B. 《增壹阿含8.3經》卷3〈8 阿須倫品〉:「多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CBETA, T02, no. 125, p. 561, a22-23)

也見於支婁迦讖的《道行般若經》卷1〈2 難問品〉:「怛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CBETA, T08, no. 224, p. 429, a27-28)。

不能以《陰持入經註》「如來無所著正覺」未見於其他譯經,而判定此經在《道行般若經》之後,反之亦然。

在本書24頁,作者提到:「從漢譯佛經譯名(音譯、意譯詞)入手,是從語言學角度考察翻譯佛經年代、譯者途徑之一。」

以目前的情況而言,版主同意這樣的見解,不過,從方法學的角度來看,作者似乎忽略了如上述 A, B 兩項所指出的「一詞多譯」(variable renderings of an Indic word)的現象。

此點請參考:

https://www.academia.edu/7157920/Terms_Verses_and_Events_Differently_Translated_by_Zhu_Fonian_%E7%AB%BA%E4%BD%9B%E5%BF%B5_A_Comparative_Study_Based_on_Parallel_Passages_in_the_Chang_Ahan_Jing_%E9%95%B7%E9%98%BF%E5%90%AB%E7%B6%93_Taisho_1_Chuyao_Jing_%E5%87%BA%E6%9B%9C%E7%B6%93_Taisho_212_and_Sifeng_Lu_%E5%9B%9B%E5%88%86%E5%BE%8B_Taisho_1428_2013_

同時,作者也似乎未從佛教思想史、佛教部派歷史的角度,去指出某些譯經在義理上,不符當時佛教經典的時代風貌,而可能不是登錄的譯者所譯。

第十章「《分別功德論》考辨」其中的一部分,是在台灣政治大學與法鼓山上宣讀過的論文,以我看來,「《分別功德論》研究」未貼緊「《增一阿含經》研究」,是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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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頁 此小節是列舉「詞彙」,以此類詞彙未曾出現在東漢內外典之中,來主張《分別功德論》不是東漢時所譯。 作者既然指出,「典掌」出現於荀悅《漢紀》與陳壽《三國志》,「典掌」出現於班固《漢書》,「駱駝」出現於陸賈《新語》,「算術」出現於班固《漢書,藝文志》,「自刎」出現於先秦《管子》。 雖說東漢譯經未見使用此類詞彙,但是用以作為佐證之一,恐怕仍屬「體例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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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名、地名」即「佛教專業術語」之外,兩位教授也指出《分別功德論》在一般用語使用了一些兩晉才出現的詞彙,例如「抄撮、粗可、」,所以,《分別功德論》應該不是東漢時所譯。

但是,讀者比較關心的議題是:

1. 《分別功德論》與《增一阿含經》是同一團隊所翻譯嗎?

2. 如果不是,《分別功德論》有承襲《增一阿含經》的翻譯嗎?還是《增一阿含經》承襲了《分別功德論》的翻譯?或者,兩者各自獨立翻譯,無任何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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