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一新、高列過《東漢疑偽佛經的語言學考辨研究》，2012年出版。
《分別功德論》是方一新與高列過兩位教授長年深入研究的議題，感謝他們兩位看重這本《增一阿含》的註釋，這是漢譯文獻裡「碩果僅存」的「四阿含」註釋書(《瑜伽師地論》的「《雜阿含》本母」也可以被當作《雜阿含》的「註釋書」。)
版主認為，《分別功德論》是「譬喻型式 apadāna」的解說，比較類似「持經譬喻師」的「俗講」，嚴格來說，搆不上「經典註解」的高度。
版主素來敬重兩位教授在此一議題開疆闢土、清除障礙之功。特別是「句型、語法」的排比、解析，令版主獲益良多。
但是本文隸屬「辣筆書評」，勢必得吐出一些話來「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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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論證《分別功德論》不是出自東漢所譯，因為「阿那律、阿練若、南無、釋翅、闍維、檀越、偷婆、鴦掘羅、優多羅、優陀羅」不見於「早期東漢譯經」。
版主並不反對「《分別功德論》不是出自東漢所譯」，但是，這一段的邏輯可能有一些狀況。
版主認為「《分別功德論》書中上述譯詞未見於早期東漢譯經」，並不足以證明(也不足以當作證據之一)「《分別功德論》不是出自東漢所譯」。因為，可能譯者翻譯過程並未參考已經譯出的佛典(如果《分別功德論》是東漢時所譯，可能譯者未能見到前人的譯典，也有可能譯者有機會閱讀到當時數量不多的譯典，卻決定自行翻譯而不參考前人的翻譯)。
也就是說，《分別功德論》的翻譯字彙見於「早期東漢譯經」，可以推論它引自後者；但是，《分別功德論》的翻譯字彙不見於「早期東漢譯經」，並不能導致「並非出自東漢譯經」的結論(可以導致「並未引用東漢譯經」的結論)。
版主認為，作者應該平行並列「見於早期東漢譯經的詞彙」與「不見於早期東漢譯經的詞彙」，然後考量從「詞彙」這一面向會得到怎樣的結論。
例如：
A. 《增壹阿含50.4經》卷48〈50 禮三寶品〉：「如來、無所著、等正覺」(CBETA, T02, no. 125, p. 806, c26-27)
也見於安世高《陰持入經註》卷2：「如來無所著正覺」(CBETA, T33, no. 1694, p. 21, c8)與
支謙《大明度經》卷2〈2 天帝釋問品〉：「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CBETA, T08, no. 225, p. 482, b20)
B. 《增壹阿含8.3經》卷3〈8 阿須倫品〉：「多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CBETA, T02, no. 125, p. 561, a22-23)
也見於支婁迦讖的《道行般若經》卷1〈2 難問品〉：「怛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CBETA, T08, no. 224, p. 429, a27-28)。
不能以《陰持入經註》「如來無所著正覺」未見於其他譯經，而判定此經在《道行般若經》之後，反之亦然。
在本書24頁，作者提到：「從漢譯佛經譯名(音譯、意譯詞)入手，是從語言學角度考察翻譯佛經年代、譯者途徑之一。」
以目前的情況而言，版主同意這樣的見解，不過，從方法學的角度來看，作者似乎忽略了如上述 A, B 兩項所指出的「一詞多譯」(variable renderings of an Indic word)的現象。
此點請參考：
同時，作者也似乎未從佛教思想史、佛教部派歷史的角度，去指出某些譯經在義理上，不符當時佛教經典的時代風貌，而可能不是登錄的譯者所譯。
第十章「《分別功德論》考辨」其中的一部分，是在台灣政治大學與法鼓山上宣讀過的論文，以我看來，「《分別功德論》研究」未貼緊「《增一阿含經》研究」，是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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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頁 此小節是列舉「詞彙」，以此類詞彙未曾出現在東漢內外典之中，來主張《分別功德論》不是東漢時所譯。 作者既然指出，「典掌」出現於荀悅《漢紀》與陳壽《三國志》，「典掌」出現於班固《漢書》，「駱駝」出現於陸賈《新語》，「算術」出現於班固《漢書，藝文志》，「自刎」出現於先秦《管子》。 雖說東漢譯經未見使用此類詞彙，但是用以作為佐證之一，恐怕仍屬「體例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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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名、地名」即「佛教專業術語」之外，兩位教授也指出《分別功德論》在一般用語使用了一些兩晉才出現的詞彙，例如「抄撮、粗可、」，所以，《分別功德論》應該不是東漢時所譯。
但是，讀者比較關心的議題是：
1. 《分別功德論》與《增一阿含經》是同一團隊所翻譯嗎？
2. 如果不是，《分別功德論》有承襲《增一阿含經》的翻譯嗎？還是《增一阿含經》承襲了《分別功德論》的翻譯？或者，兩者各自獨立翻譯，無任何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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