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山正明：談蒙元帝國

版主按語：

1. 就某些學術範圍而言，這是無止境的語言學習歷程。

杉山正明：在研究蒙古、元朝史時，只能說學習多種語言是必要條件。質疑者認為，因為有分别以漢語和波斯語為主體的歷史資料，研究者也因這兩種語言分化為兩部分。但在我看來，這些質疑者犯了根本的錯誤。在進行蒙古時代史研究時，漢語、波斯語不消說，阿拉伯語、突厥系語、俄語、梵語－巴利語、藏語、拉丁語、意大利語、德語、法語、英語、西班牙語等，都必不可少。

坦率地說，如果想鼓足勇氣進行蒙古時代及其前後的歷史研究，那一生都得進行語言學習。同時，當然有必要從世界各地收集蒙古時代以前的各種歷史、語言文獻。我自己從兒時開始一直到今日的大約四十年間，每天都糾結於此。

2. 回顧台灣的媒體日益沉淪，自甘下流，完全拋棄自己的文化與教育責任，要找到一篇有水準的採訪或文學報導，已經向在台北霓虹燈下，網忘天上的星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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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東方早報》的〈上海書評〉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7/27/1170331.shtml

杉山正明談蒙元帝國

黄曉峰 發表於2014-07-27 08:21

杉山正明先生為日本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專治蒙元史、中亞史，著有《疾馳的草原征服者》《蒙古帝國的興亡》《忽必烈的挑戰》等歷史專著十餘部。他的學術觀點經常出人意料，引發很多爭議。《上海書評》曾刊發姚大力教授的《一段與「唐宋变革」相並行的故事》（2013年1月6日）、羅新教授的《元朝不是中國的王朝嗎？》（2013年8月11日）等書評，對他的看法提出商榷。此次且看杉山正明如何回應這些質疑。

問：您在著作中說元朝不是中國的王朝，似乎在暗示「中國」就等於「漢人居住的地區」。但是任何一個「中國的王朝」都不是單一民族的，而是一種包含了少數民族居住地的混合政體。是否遼金元史本身在給我們暗示出對「中國」的另一種理解？

杉山正明：首先，中國的領土隨著時代變遷逐渐變化，從整體來看不斷擴大，最終才保有了現在的廣大領域。另一方面，中國歷代王朝並非每個都是由相同的人種群體所構成，而是由複雜多樣的人群與地域集合而成。總之，說中國是由各類人群在歷史演變過程中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多元複合體，恐怕再恰當不過。實際上，這一特性並不僅限於中國，它還是貫穿了整個人類史的共通點。當今中國存在五十多個民族這一事實，或許可認為就是其證據吧。

從結果看，蒙古帝國雖出現在中華本土的北方，但却有著軍事共同體的傳統；那些以游牧民為主體的軍事共同體此前已經建立了若干王朝。這些軍事共同體多次侵略所谓的中華大地，在成功征服並實施統治後，出現了一支人類史上罕見的强大的軍事力量，以及以此為基礎的超大領域的支配。這支軍事力量吞並了擁有巨大人力資源的中華領土後，一方面將其作為統治的中核重心地區，另一方面活用中華本土的經濟、產業與技術等力量，結果它不僅囊括了東亞，甚至將更為廣闊的區域納入其陸上版圖，規模為人類史上之最。若詳述其占有的領域，中亞的草原地帶自不必說，還包括偏北方的俄國、廣義上的伊朗及其周邊、現在中東的東半，甚至延伸到現在歐洲的西部，可以說占有了亞歐大陸的大半部分。

其實，更早於吞並大陸前，蒙古已開始嘗試海上擴張了。眾所周知，它曾兩度侵略日本（兩次都遭遇失敗，還策劃了第三次侵略）。它除了向越南、占城國和吳哥王朝一帶，以及現在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斯里蘭卡等國方面數次派兵征伐之外，還與攻入伊朗方面的旭烈兀國（忽必烈弟弟的所建）聯合，在從東亞海域到現伊朗方面廣大的印度洋海域上，採取了直接控制東西海上航線的種種嘗試。作為這一野心的結果，蒙古軍還對現在屬於印度尼西亞的滿者伯夷政權發動了相當正式的海上攻擊。順提一句，伊本-白圖泰等的記錄，可以為這一史實提供有力的參考。提到「海道」，人們通常認為是西方人所開拓；但實際上，杭州、泉州、廣州等忽必烈直轄的大元朝治下的港口城市，以及旭烈兀國所控制的波斯海岸一帶的海灣城市，包括印度次大陸的東西區域，其存在是人類史上劃時代的標誌。

總而言之，在大陸與大洋的西方，蒙古帝國展開了歐亞非一體化的擴張道路。再考慮到以達·伽馬為首的歐洲人在印度洋的海上探險，以及蒙古之後的明清時代日益顯著的海上航行，可以說一種前所未有的擴張主要是從亞洲方面展開的。這一點更值得我們注目。

若綜合考慮上面的說法，那麼「元並非中國王朝」這一觀念或許可說是對錯各半。但作為接收中華領土的結果，蒙古政權進一步充實、擴大了中華本土，這一點却是明白無誤的事實。也正因為這一點，蒙古以後的明清兩代政權，才得以保持了遼闊的版圖。而另一方面，蒙古帝國作為一個聯合體，領土確實遠遠超過了中華國界，横跨了由四個屬國構成的超大區域。或許可以說，在十三、十四世紀有關蒙古和中國的關係方面，呈現出了一種二律背反的側面。

問：如果說「唐宋變革論」主要是基於中國中心的歷史敘述的話，那麼是否有可能在「唐宋變革」和「北族王朝史」之間找到一個歷史敘述的平衡？

杉山正明：迄今為止的研究，動輒從相互對立的角度來把握唐宋變革論和北族王朝史。而實際上，如田餘慶所注意到的一樣，在拓跋政權和其後的中華世界中，多民族化和多元複合文化是顯著同時進行的。其實，唐宋變革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演變。與這種變革的成果同步，北族王朝這一軍事優先的混合體，實際也形成了組織。結果，這兩種變化並行不悖，相互影響，共同向著下一個歷史階段前進。

高度評價南方繁榮的文化區域和那裡的「文明主義」，而貶低北方的粗野和武力的軍事優先主義，這不僅是中國學者的通病，日本的中國史學家也有此傾向。所以，綜合地把握兩者，進而描畫出一幅時代的立體畫像，此點非常必要。也只有如此，才能體現出歷史研究者的真正水準吧。至少我認為，圓融無礙地將以上特徵納入歷史敘述，是十分可能的。也惟有那種敘述，才是歷史的原貌。

問：如果說我們可以在世界史的視角下來理解蒙元王朝的成功，那麼應該如何在世界史的視角下來理解蒙元王朝的失敗和迅速崩潰？蒙元的崩潰是許多偶然因素的集合，還是有一些内在的必然性？

杉山正明：蒙古帝國的解體，在不同地域呈現出不同的樣態，並不是一瞬間的全面滅亡。比如它在俄國全面崩壞後，又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俄國作為其自身才首次擁有了獨立性和一體性。俄國的學者盡量輕描淡寫地對待蒙古造成的影響，這並不正確。毋寧說，俄羅斯直到近日，還背負著蒙古統治下的深暗陰影。從這點至少可以說明，蒙古對俄國的支配，並非「短期内的失敗」，而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再比如，伊朗、中東方面的旭烈兀國（伊利汗國俗稱），從表面上看已經解體，但繼承了其大部分區域的薩法維王朝，實際只不過是蒙古的後繼國家而已。而作為其後身的卡扎爾朝，亦是如此。更有史實說，在以成吉思汗後裔之「駙馬」聞名的帖木兒取得統治權後，從歐亞大陸中部開始，擴張至俄羅斯及中東地區。如果他能多活一兩年，也許這員老將率領的騎兵就要踏進永樂帝統治的大明帝國的領土了。

話又說回來，以蒙古帝國為中心的大元朝（即中國立場下的元王朝），看似比任何一個蒙古帝國的屬國滅亡得都快。比如前面提及的永樂帝，通過占據舊元朝的軍國體系，做上了皇帝。如此觀察，我們是否應該說，元王朝是在短期内覆滅的？不過，蒙古帝國的各個屬國存活時間雖長短不一，但它們都在亞歐大陸東西各個方向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比如，眾所周知，發兵自察合台汗國的巴布爾，創立了横跨阿富汗到印度的廣闊帝國。作為一支蒙古政權，它與英國對印度的統治相互重合，同以泰姬陵為首的著名建築一起，長久存於後世。

綜上所述，「元王朝的失敗和迅速崩潰」，只能說是一種著眼於中華領域的觀點。而在歐亞史和世界史中，蒙古帝國則具重大意義。倘若眺望現在的北京，北京也好北京城也好，其實絕大多數建築物和城市建設，可以說都是蒙古帝國留下的遺產。總之，我們不得不說，「元王朝的失敗和迅速崩潰」這種說法，多少有些片面。另外還有一點不可忽視。就十三、十四世紀的科學水準而言，當時的運輸、交通、通信系統還很不發達，難以支持横跨歐亞東西大陸這樣一個巨大帝國和巨大體系。但是，當時的蒙古勢力不僅涵蓋了大海，還控制了歐亞東西大陸的相當大的部分，顯然，這在人類史上是一個巨大的飛躍。

問：您在《忽必烈的挑戰》一書中提出，忽必烈塑造了世界歷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義的「世界體系」，蒙古帝國為這個世界體系提供了結構骨架和運轉動力。蒙古所建立的「世界體系」和近現代的西方中心的世界體系是否有任何意義上的連續性？换句話說，是否我們所生活的這個現代世界體系的最終出現，需要以近代之前的幾次世界體系的出現為前提？

杉山正明：二十多年前，我向世界提出了「蒙古時代」這一視角，如今看來，非但世界各國的主要研究者接受了這一提法，可以說作為世界史上的當然的時代區分概念，也幾乎得到了確立。具體來看，蒙古帝國在十三、十四世紀形成了人類史上版圖最大的帝國，亞非歐世界的大部分在海陸兩個方向上聯繫到了一起，出現了可謂「世界的世界化」的非凡景象，從而在政治、經濟、文化、商業等各個方面出現了東西交流的空前盛况。

比如說，1375年阿拉貢-加泰羅尼亞聯合王國（現在西班牙東北部一帶，面臨地中海的發達地區）馬略卡島出現了劃時代的世界地圖（拉丁語稱為Mappa mundi，意思是世界的紙片；英語通常稱為「卡塔拉地圖」，或者稱為「加泰羅尼亞地圖」），這如實地反映了時代的轉換，可以說是那種東西交流的一個具體結晶。該地圖現在收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1986年，在已故的讓·奥班先生的協助下，我曾經對其進行過直接的精密查看與討論。而且承蒙先生的特别關照，我取得了該地圖的彩色膠片，帶回了日本。此後，以《大地的肖像》為首，在我的一系列著作、論文以及在世界各地進行的講演中，我都闡述了這幅地圖在人類史上的值得注意的意義。

另一方面，與西洋的這幅「加泰羅尼亞地圖」不同，日本國内也有幾幅世界地圖。我在徹底調查存在於京都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西本願寺所藏）的同時，分析了與其有明顯關聯的數種世界地圖。結果，對於長崎縣島原寺、本光寺所藏的同名地圖，熊本縣熊本市的本妙寺收藏的同名地圖，以及天理大藏的别名地圖都進行了拍攝處理，進行了徹底的分析與討論。另外，日本NHK與英國BBC電視台共同製作的國際特别節目《大蒙古時代》（The Great Mongol I～V，該節目在世界三十多個國家播放過，獲得了很大的反響），我出任了監製一職。1992年，我首次將上述各種地圖介紹給了世界。

另外，我在出版《大蒙古國》的彩色插頁版（角川書店）的同時，完成了我獨自寫的《改變世界史面貌的蒙古時代史素描》（角川叢書，2000年）。在這本書中，我首次嘗試將源於西洋的「加泰羅尼亞地圖」與源於亞洲或者說日本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系列的四種地圖，一並進行了處理。此外，2005年以來，我推進了我在職的京都大學與北京大學的學術交流活動。尤其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等進行了數次特别講演，對「加泰羅尼亞地圖」系統的各種地圖進行了詳細的說明。至少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相關學者，應該明白了「加泰羅尼亞地圖」所具有的特别意義。

回過頭來看，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上述十三、十四世紀「蒙古時代」成立、展開之後，這一動向得到了延續。在十五至十七世紀的非洲-歐亞大陸之上，俄羅斯的出現與擴大、圖格魯克王朝以後的印度次大陸的整合，以及横跨陸地與海洋的奥斯曼帝國的形成，這些都是與所謂的「近世」有直接關聯的重大變化。這種情形大體上意味著，比如說，我們可以在「後蒙古時代」這一命名下，將其綜合性地理解、概括為非洲-歐亞大陸的後續展開。另外，這一「後蒙古時代」的說法，是我和美國代表性的學者約翰·伍兹幾乎同時提出來的。另外，就中華地域而言，在蒙古的撤退、帖木兒席捲與退潮的過程中，明清帝國得以形成，進入了下一個時代。

另一方面，所謂的西歐崛起這一現象的出現，竟然意外的晚。在恩里克航海王子的支持下，葡萄牙經過非洲到達亞洲海域的時間，是1487年。巴爾托洛梅烏·迪亞士發現了風暴角，將其命名為好望角，進入了印度洋。不過，葡萄牙與西班牙並没有立刻直接控制中國海域。通覽以上各種歷史經過，即使我們說「世界體系」，那首先也是以「蒙古時代」為開端，經過葡萄牙、西班牙等緩慢的海上擴展，在長期的變化中才得以形成。最終在1947年英軍於印度撤退後，明顯的、巨大的一個「時代團塊」暫時謝幕。如今，世界以美國為軸心因互聯網等技術引發了通信革命，也可以說出現了「全球化的時代」。總之，從蒙古帝國開始，經過三個或四個階段，可以說如今正在形成真正的「世界體系」。

問：清史學者歐立德在《乾隆帝》一書中認為，乾隆朝確立了現代中國的基本元素，對近現代中國功不可没，似乎在暗示他是現代中國的創始者。在您看來，乾隆朝建立的這個體系具備世界體系的元素嗎，為什麼？

杉山正明：歐立德對乾隆帝進行的評價，當然有其妥當的地方。不過，從最常識的角度來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當中，無論怎樣考慮，在個人手腕這一點上，康熙帝都最為突出。另外，雍正帝乍看上去讓人感覺不顯眼，但他確立了法治，毫無疑問是一個優秀的統治者。

與這兩位先驅相比，乾隆帝自身的真實形象，並不顯得明晰。相反，說句老實話，乾隆帝只是繼承了康熙、雍正二人努力治世的結果，長期享受了那種安定的太平盛世。乾隆帝這種形象很難否定。在普通的中國人看來，乾隆帝是清朝歷史上首屈一指的幸運兒，是「好時代的幸運帝王」。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乾隆時代得到了擴大的版圖，維持了安定，但他也没有經過特别的辛苦，基本上在太平中度過一生，這可以說是時代使然。以此作為乾隆帝的功績，其實未必。

所以，國内外幾乎没有發生什麼大事，周邊一帶也没有出現什麼大禍患，這只能說是幸運。以此為根據，將其視為「現代中國的創始者」，那歷史學究竟還要研究些什麼？歐立德所說的乾隆朝的太平時代過後，中國不是立刻進入了各種風雲突變的時代嗎？因此，用類似「現代中國的創始者」這一概括一切的命名方式暢快地談論歷史，這至少對我來說，有很難說服我的地方。

不管怎麼說，乾隆帝的治世確實是安穩和平，統治了廣大的版圖。但單單將乾隆拿出來讚美，還是讓人無法理解。這麼做，只能讓康熙和雍正在九泉之下苦笑吧。另外，認為乾隆時代的體系具有「世界體系」的元素，我正想就這種看法詢問一下中國的現代史學家的意見。

問：您特别强調學習和掌握多種語文對於研究蒙元歷史的重要性，認為以漢文為中心的東方史料與以波斯文為中心的西方史料，把研究者也分成了兩個集群。漢文史料有漢文史料的固有的偏見，波斯文史料也有波斯文史料固有的偏見。是否兩者可以大致相互補偏，還是兩者都在各說各話、實際上很難捏合成一個完整的敘事？我們現在都知道漢文史料有種種不足，是否可以介紹下您眼中波斯文史料的不足？

杉山正明：在研究蒙古、元朝史時，只能說學習多種語言是必要條件。質疑者認為，因為有分别以漢語和波斯語為主體的歷史資料，研究者也因這兩種語言分化為兩部分。但在我看來，這些質疑者犯了根本的錯誤。在進行蒙古時代史研究時，漢語、波斯語不消說，阿拉伯語、突厥系語、俄語、梵語－巴利語、藏語、拉丁語、意大利語、德語、法語、英語、西班牙語等，都必不可少。

坦率地說，如果想鼓足勇氣進行蒙古時代及其前後的歷史研究，那一生都得進行語言學習。同時，當然有必要從世界各地收集蒙古時代以前的各種歷史、語言文獻。我自己從兒時開始一直到今日的大約四十年間，每天都糾結於此。散落於非洲-歐亞大陸各地的各種語言的基本文獻，到底只能自己努力去調查、收集，别無他法。挑戰研究蒙古時代史，或許根本不是一個人所能做的事。

然而，作為開創真正世界史研究的一步，這種研究有必要為後世的人們所繼承。幸運的是，我身邊有數位正推進這一研究的優秀年輕學者。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迎來世界史得到徹底改換的時代吧。話又說回來，盡管如此，放眼當今的世界，致力於這種世界史研究的人幾乎絕迹了。過去，德國曾是這種世界史研究的推進中心，如今已然衰落，出現了大量剽竊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的行為。坦白地說，在中國學者中，這種讓人不得不皺眉頭的行為，也非常顯眼。歷史研究的道路誠然險峻，但是，誠實正直、埋頭苦幹的學者，總會得到應有的評價。那個時代一定會到來。 ■

（劉瓊譯）

延伸閱讀

●《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

[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

●《游牧民的世界史》

[日]杉山正明著，黄美蓉譯，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

錄入編輯：周子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