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唐獎第一屆漢學獎得主

余英時：唐獎第一屆漢學獎得主

余英時

二○一四年唐獎漢學獎頒發給余英時教授。在超過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余先生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尊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余英時教授是享譽國際的史學大師，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他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二○○六年十二月，余先生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中西方學界皆推崇先生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

余先生於一九六七年出版首部英文專書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開始在美國學界嶄露頭角。其後，有感於自己英文研究成果在東方學界讀者有限，余先生乃改用中文撰述，期待研究成果可以傳布至西方漢學圈外。《歷史與思想》一書是余先生在台灣刊行的第一部論文集，此書不僅準確呈現余先生的治學取向，例如中國文、史、哲之間的相互關聯，以及中、西文化與思想之間異同的比較。具體的研究論題而言，集中所收的少數論文後來也都發展成為專書，如《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等。其次，此書是余先生中年以後，改用中文為學術著作主要媒介的開端。

余先生著作等身，從一九五三年開始發表著作以來，六十年間，余先生出版中英文著作五十九本，論文四百餘篇。舉其重要者，有《歷史與思想》、《中國古代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增訂版《士與中國文化》）、《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朱熹的歷史世界》、《史學與傳統》、《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等書。二十一世紀後，大陸亦陸續出版《余英時作品系列》（北京三聯書店）、《余英時文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余英時英文漢譯論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余英時作品系列》（北京大學出版社），使余先生的學術影響遍及學界。在龐大的著述中，余先生的貢獻與學術特色，約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首先，在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余先生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涵括了上起三代，下至明清，甚至當代的各個時段，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除了早期有關漢代死後世界觀（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1962）、漢代胡漢經濟交通史（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1967）的英文著作外，他豐富的中文論著，對於中國歷史，尤其是知識人的政治史、思想史與文化史，都深入加以研究，並提出許多發人深思的議題。比如古代中國「反智論」及其後世之延續、古代中國知識人（士）身份與角色的轉型、傳統時代知識與政治（道統與治統）之間複雜關係、宋明理學從「得君行道」到「覺民行道」的轉變，清代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說等等，為中國文史領域研究提供了新方法與新思路。這當然與余先生深入理解西方哲學、歷史與文化理論，轉而重新詮釋中國思想與文化有關，也是他始終對於當代中國文化命運深切關懷的結果。

二、余先生以其深厚學養，關注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中最具關鍵性的理念涵意，及其歷史起源與發展等問題。延續清末民初以來中西文化異同的爭論，余先生對中國文化「內向超越」特性的闡釋，是現有論述中最為詳明而扼要者，對闡發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與現代意義，貢獻良多。而「內向超越」既為中國固有文化中最為核心關鍵的特色，其承自傳統「天人合一」觀念的歷史淵源及其涵義，也是亟需面對的重大歷史問題。根據傳統典籍與地下考古材料，余先生近來重新反思此一問題，撰著《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一書，可以視為他對此問題的定論。

三、余先生於普林斯頓大學榮退後，發表千餘頁鉅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更是國際漢學界的一大事件。此書運用一切有關史料，分析中國傳統士大夫訴求的「得君行道」的理想在宋代之所以獲得相當程度實現的政治、社會、文化與思想的原因與過程。然而，由於儒學傳統與傳統中國歷史環境的限制，導致欲落實「仁政」的士大夫無法長時建設制度，也無法保住此一理想的實際效果。最能終落入唐吉訶德式的結局。由於此書的豐富性、清晰性與深厚性，今後凡是從事研究中國傳統在近現代中國的意涵者，無法不正視此書所蘊含的重大意義。

四、余先生研究思想史，雖然對宋明理學十分重視，但基於史學立場，並不接受理學家或新儒家的道統觀 ──把宋明理學當做儒家精神發展的最高階段、認為清代以下的發展只有學術史意義，在思想史上無足輕重。余先生不僅認為清代考證學的興起有思想史發展的內在理路可尋，即因宋明理學內部義理問題的爭端導致儒學轉向經典考證，而且此種轉向也代表儒學主智論（intellectualism）的興起。清代儒者道問學的精神代表儒學發展的一個新方向，其歷史意義絕不在宋明理學尊德性之下，而且，這個新的發展恰好為儒學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提供一個始點。

五、余先生是研究中國傳統的歷史學家，但由於他對於傳統與近現代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具有同等深厚的理解與掌握，他對近現代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領域的著作，因此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重尋胡適的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與《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等書裡，他對近代重要知識分子學術地位及治學理念的闡發，乃有目共睹。如陳寅恪在共產極權統治下所作的隱語詩，經過余先生的破譯，方能窺知他的興亡遺恨與時局針砭，也更深入把握這一個對傳統中國文化精神深入骨髓而同時深具世界眼光的傑出學者的悲涼與清醒。

余先生平日撰述多為專業論著，閒時亦關注文化及政治問題，發而為文，關心的層面由學術擴展及時事，而且劍及履及，嘗多方聲援兩岸的民主運動。然余先生雖然觀察與評論兩岸政治，並不實際參與政治，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其出發點乃基於知識份子的社會關懷。芝加哥大學的余國藩教授盛讚其人道：「余英時教授就是他筆下的中國『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與經歷都在反映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