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2日 星期四

我們那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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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個年代,指的是1949-1955 出生的那個年代,由於我居住在中部,所觀察到的只是中部現象,甚至,見到的只是故鄉彰化市的「台語族群」。

我們小時候經常聽到「吃蘇振輝的肉粽,投票給呂世明」的選舉故事,印象當中,在我就讀的國民小學的投票所,開票過程經常會遇到停電。

讀小學之前,會聽到舅舅與父親在家庭聚會中,痛罵國民黨的貪污事件(我家沒人投入選舉活動),母親慣常在舅舅離開之後,表情嚴肅地跟兄弟說,剛剛那些話,到學校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即使是最好的同學也不能說。基本上,家長給的指示是,政治是非常骯髒又危險的事情,不是我們這種升斗小民沾惹得起的。

讀高二時,高一的一位住宿在學校的同學,教官指控他刷牙時鼻子哼「東方紅」的歌曲,要以「思想犯」處理,幸虧他導師死命抗辯,最後才「僅僅」退學了事。這一事件徹底摧毀我對學校教官「既教又導」的印象,(其實,有不少教官真的是真誠地愛護學生)。長大以後,才知道那位導師是冒著個人身家性命的危險去保護他的學生。那時候,在老師身上仍然可以見到俠義的身影。

一位班上同學,在一次兩個人的閒聊當中,指著一棟幾乎是古蹟的著名建築說那是他外婆家,從小在那邊玩。話鋒一轉,問我聽過「二二八事件」嗎?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提到「二二八」三個字,這是個像「伏地魔」一樣的連提都不該被提到的字。他說事件發生時,他舅舅被同學通知,要去攻占彰化市八卦山上的「國聲廣播電台」,他外婆將舅舅反鎖在那棟建築的一個房間裡,堅持不讓他出去參加活動。後來呢?就像去年看到的電影「悲慘世界」一樣,「國聲廣播電台」被攻占下來,他就就可以聽到同學廣播呼籲大家出來反抗,然後,事件被清理以後,他舅舅再也見不到這些好朋友。

讀大學時,隔壁讀師大的鄰居,她提到她姑丈終於從監獄釋放出來,他因「二二八」被捕入獄,人是放出來了,卻像一個空殼子,會恐懼、憂慮,沒辦法處理日常事務;然後,她突然驚覺不對,不應該跟鄰居提這樣一個話題。有一年寒假(1972年二月?)高中同學很急地聯絡不到我,他就親自跑來。他問我「你知道成大有同學被抓嗎?」不知道,他說,好像是成大橄欖球隊的,確認我平安無恙,他就放心了。可是,他為什麼要為我擔心呢?我什麼也沒作啊?我就讀的大學是一所對政治極端冷感的學校。

我們家是一個支持「黨外」的家庭,父兄非常痛恨選舉買票的行為。投票日,母親會召集有投票權的人,宣布家裡收到那個候選人「幾張選票的錢」,雖然不能就此把全家選票投給他,但是至少應該有給他一票,於是某位哥哥就被指定投票方式,其他人自由投票。從讀大學到進入社會做事養家活口,雖然一直是「支持黨外」,從未有一張選票投給「國民黨候選人」,倒也沒參加任何助選活動,頂多站在台下聽一聽「黨外候選人」罵罵「體制內的腐敗情事」。

然後,經歷了充滿希望的「陳水扁」執政八年。2009-2014 可以說是「反對陣營」極端絕望的時期,很多朋友說,這一次選舉再輸,他就搬到國外,不再回台灣,徹底地瞧不起台灣人。318學生占領立法院,323學生占領行政院而被血腥鎮壓,這一世代的老年人,終於對他們深愛的台灣恢復了希望,不只是電視上黃越綏這樣講,很多人也有相同的言論:「我們是棺材已經進了三分之二的人,服貿怎麼搞,即使對我們發生影響,也無關緊要。最重要的是,你們下一代怎麼想?台灣的未來在哪一個方向?你們要像香港一樣,政府機關及國營機構規他人掌管?你們的小孩要面對新一波的洗腦教育嗎?」318-330的學運進展讓我們這一世代對台灣的未來又燃起了希望。就像(前)立委王世堅所說的,'over my dead body', 任何想為害台灣四百年來拼民主自由的最後希望的,有一群老頭,會想跟他們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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