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指的是1949-1955 出生的那個年代，由於我居住在中部，所觀察到的只是中部現象，甚至，見到的只是故鄉彰化市的「台語族群」。

我們小時候經常聽到「吃蘇振輝的肉粽，投票給呂世明」的選舉故事，印象當中，在我就讀的國民小學的投票所，開票過程經常會遇到停電。

讀小學之前，會聽到舅舅與父親在家庭聚會中，痛罵國民黨的貪污事件(我家沒人投入選舉活動)，母親慣常在舅舅離開之後，表情嚴肅地跟兄弟說，剛剛那些話，到學校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即使是最好的同學也不能說。基本上，家長給的指示是，政治是非常骯髒又危險的事情，不是我們這種升斗小民沾惹得起的。

讀高二時，高一的一位住宿在學校的同學，教官指控他刷牙時鼻子哼「東方紅」的歌曲，要以「思想犯」處理，幸虧他導師死命抗辯，最後才「僅僅」退學了事。這一事件徹底摧毀我對學校教官「既教又導」的印象，(其實，有不少教官真的是真誠地愛護學生)。長大以後，才知道那位導師是冒著個人身家性命的危險去保護他的學生。那時候，在老師身上仍然可以見到俠義的身影。

一位班上同學，在一次兩個人的閒聊當中，指著一棟幾乎是古蹟的著名建築說那是他外婆家，從小在那邊玩。話鋒一轉，問我聽過「二二八事件」嗎？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提到「二二八」三個字，這是個像「伏地魔」一樣的連提都不該被提到的字。他說事件發生時，他舅舅被同學通知，要去攻占彰化市八卦山上的「國聲廣播電台」，他外婆將舅舅反鎖在那棟建築的一個房間裡，堅持不讓他出去參加活動。後來呢？就像去年看到的電影「悲慘世界」一樣，「國聲廣播電台」被攻占下來，他就就可以聽到同學廣播呼籲大家出來反抗，然後，事件被清理以後，他舅舅再也見不到這些好朋友。

讀大學時，隔壁讀師大的鄰居，她提到她姑丈終於從監獄釋放出來，他因「二二八」被捕入獄，人是放出來了，卻像一個空殼子，會恐懼、憂慮，沒辦法處理日常事務；然後，她突然驚覺不對，不應該跟鄰居提這樣一個話題。有一年寒假(1972年二月？)高中同學很急地聯絡不到我，他就親自跑來。他問我「你知道成大有同學被抓嗎？」不知道，他說，好像是成大橄欖球隊的，確認我平安無恙，他就放心了。可是，他為什麼要為我擔心呢？我什麼也沒作啊？我就讀的大學是一所對政治極端冷感的學校。

我們家是一個支持「黨外」的家庭，父兄非常痛恨選舉買票的行為。投票日，母親會召集有投票權的人，宣布家裡收到那個候選人「幾張選票的錢」，雖然不能就此把全家選票投給他，但是至少應該有給他一票，於是某位哥哥就被指定投票方式，其他人自由投票。從讀大學到進入社會做事養家活口，雖然一直是「支持黨外」，從未有一張選票投給「國民黨候選人」，倒也沒參加任何助選活動，頂多站在台下聽一聽「黨外候選人」罵罵「體制內的腐敗情事」。

然後，經歷了充滿希望的「陳水扁」執政八年。2009-2014 可以說是「反對陣營」極端絕望的時期，很多朋友說，這一次選舉再輸，他就搬到國外，不再回台灣，徹底地瞧不起台灣人。318學生占領立法院，323學生占領行政院而被血腥鎮壓，這一世代的老年人，終於對他們深愛的台灣恢復了希望，不只是電視上黃越綏這樣講，很多人也有相同的言論：「我們是棺材已經進了三分之二的人，服貿怎麼搞，即使對我們發生影響，也無關緊要。最重要的是，你們下一代怎麼想？台灣的未來在哪一個方向？你們要像香港一樣，政府機關及國營機構規他人掌管？你們的小孩要面對新一波的洗腦教育嗎？」318-330的學運進展讓我們這一世代對台灣的未來又燃起了希望。就像(前)立委王世堅所說的，'over my dead body', 任何想為害台灣四百年來拼民主自由的最後希望的，有一群老頭，會想跟他們拼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