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5日 星期四

佛教文獻學兩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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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西方的佛教學研究界,則是以文獻作為基礎的。日本的佛教研究受了西方的影響,走的也是這條路子。現在的台灣,從日據時期開始,也是這樣做的。這是一條正路,只有在資料搜集上下到了功夫,其他的研究才會站在一個可靠的基礎之上。

西方的佛教文獻研究,又和中國的傳統佛教文獻研究有很大的不同。現在很多都把佛教文獻學等同於西方佛教學研究中的Philology,因為現在西方佛教學的研究基礎是一些Philology的工作。但是 Philology並不等同於我所說的佛教文獻學。Philology除了被譯為文獻學以外,其實要注意他還有很强烈的歷史語言學的意思,尤其涉及到語言學史與發展等方面。我們現在看到的西方的佛教文獻學家,大多數都是精通佛教的古典語言如梵、巴、藏等等,並主要從事這些古典佛教文獻的翻譯和校訂。

以《法句經》的研究為例,歐洲最初是將巴利文《法句經》歐譯,在中國的新疆發現梵文和犍陀羅文《法句經》以後(俄國和法國,十九世紀末),更激起了佛教文獻學家們的研究激情。他們做的最多的一項工作就是對這些不同文本中的平行段落(parallel passages)作一種比對性的研究,比如不同語種的《法句經》之間的比較研究,這非常類似傳統中國文獻學中的不同版本的對勘;或者對不同文本中具有相關係的條目作交互的參考(cross-references),比如在研究《法句經》時引用對於古注或古書中的引用來加以辨析,這又非常類似於中國傳統文獻學中的他校。但有一點十分明顯,我們看到佛教的Philologist(文獻學家)所做的主要是在不同語種之間的翻譯和校訂,而在傳統的漢文佛教文獻學中則基本不屬於其工作的領域。

或者可以說,這是中國的佛教文獻學者的一個致命弱點。他們的語言培養太差。不用提什麼經典語言,像梵、巴利、藏文,甚至差到連一門工具性的外語都不能掌握。這就嚴重地限制了他們的成就。像我上面提到的兩位中國的頂尖學者都有這一問題,語言方面培養的不足使他們永遠達不到世界一流學者的高度。

再隨便說一句,西方對於佛教經典語言中的梵語之所以有那麼大的興趣,是和英國的天才文獻學家、比較語言學家 William Jones (1746 – 1794)爵士有關的。他在1786年天才性地指出梵文和希臘、拉丁文、哥特文、凱爾特文、波斯文之間同源關係。

佛教文獻學,最有前途的一條研究路數是中西結合。因為西方的研究者,很多中文並不好(也有例外,但並不占主流。因為西方學校學中國佛教史好多都要去日本的)。而最近二三十年來,越來越多的眼光已經吸引到了中國的早期譯經中了。這些譯經中不僅語言各異,而且部派也複雜,可以解決很多早期佛教研究中的重大問題。但是,佛教經典的校勘不易,經典的語言學習更難。要知道,除了漢語佛經數量最多以外,還包括梵語、藏語、犍陀羅語、吐火羅語、塞語、粟特語、大夏語、古回鶻語、突厥語、蒙古語、滿語等十多種語言,和漢字、藏文、古蒙古文、滿文、婆羅迷文、驢唇文、龜兹文、于闐文、突厥文等二十多種文字。除了這些以外,現代的翻譯本最為重要的還有英文版(巴利語的翻譯本很全,大乘的也數量極多)、日語版(全譯)等等。所以,對語言的要求很高。

以上引自(節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3af63b0100cqu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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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引紀贇教授的談話記錄,有幾點需要澄清,一是「現在的台灣,從日據時期開始,也是這樣做的」,據我所知,日據時代到二戰結束(1895-1945)時期,有那一本書可以算作台灣學者或僧眾出版的與「佛教文獻學」有關的書籍或論文,這點有待驗證。

二是,西方Philology的工作,大抵是從「字源學 etymology」溯源字義,並且利用「平行段落(parallel passages)對應經文」來釐清古義或錯譯。一般而言,這些西方學者對利用多本漢譯經文,進行傳統文獻學的「對校、本校、他校、理校」的能力還是比較薄弱的,這當中,那體慧(Jan Nattier)是在校勘上比較特出的,但是仍然有限。

大抵傳統漢學(經史子集)以文獻學的校勘、訓詁、版本釐訂、考證源流為基礎,才能進而定奪思想的主流旁支、顯正、發揚、訛變、衰退羸弱等區別。

只是,「傳統漢學」還是將佛教文獻當作宗教資料,大有「非我族類」的潛思想。其實,佛教文獻學正是西方學術界關注的一點,以此為根基,進而論斷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佛教、後期大乘佛教、秘密大乘佛教的是非沿革。

而這不僅僅是「經史子集」的漢學(絕大多數侷限在漢語典籍上),這跨越梵文(Sanskrit),俗語(Prakrit, 犍陀羅語是俗語的一種)、藏文、漢語,甚至旁伸到粟特、吐火羅、西夏等語言或文字。

這應該是張廣達先生關注的西域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子題。

所以這不是佛教的信仰問題,而是文化交流史、宗教史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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