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語與佛典: 「敦煌遺書的現狀與研究」學術研討會後記

(一本《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尺寸，大約是《佛光雜阿含》第一冊的兩倍長、寬、厚)
「敦煌遺書的現狀與研究」學術演講 ─《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出版誌慶 2013-11-07公告
時間：2013年12月10日（週二）9：30～17：00
地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大樓七樓704室
主辦單位：傅斯年圖書館、禮俗宗教研究室
場次：
第一場
講題：日藏敦煌遺書的來源和真偽問題
主講人：高田時雄教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第二場
講題：臺灣敦煌文獻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主講人：鄭阿財教授（南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第三場
講題：散藏敦煌遺書探略
主講人：方廣錩教授（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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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上得知方廣錩老師來中研院演講，版主我趕緊報名，終於蒙混坐在一群學者之間聆聽此次演講。
這樣的盛會可是好比蘇東坡遊赤壁的千年一時的盛事，諸位想想，怎樣才能在台灣聆聽鄭阿財、方廣錩、高田時雄等世界最前端的敦煌學者演講，周圍還有像劉淑芬、汪娟、王三慶、朱鳳玉、周伯戡、李玉珉、顏娟英等著名學者問答論學(還有臨時因事不能前來的張廣達教授)，只要在旁聆聽方廣錩老師回答李玉珉提問，鑑定敦煌寫卷真偽的談話，其中有學術功力、經驗談、掌故、趣味軼事，就令人如飲醇酒，陶然欲醉。
研討會開始時，我數了一下人頭，才30人，台北地區各大院校的教授、學生居然將高田時雄、鄭阿財、方廣錩三位重要學者的學術演講等閒視之，台灣的「敦煌學研究」真的是非常沒落了。雖然中研院略為偏遠，但是，從市中心開車也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距台北市捷運南港站走路約二十分鐘路程，這樣的與會人數頗為令人失望。記得2011年12月17日到中研院參加胡適120周年誕辰紀念會及研討會時，參加人數至少為今天的兩倍多。http://yifertw.blogspot.tw/2011/12/blog-post_7905.html。
中午我與方廣錩老師並肩用餐盒，珍貴地交談將近半個小時，方老師問無不答、知無不言，完全不嫌棄版主的鄙薄；方廣錩老師最後還特別從他的筆電摘錄一些資料給我參考，並且將主辦單位贈送他的《敦煌遺書》巨冊轉送給我。後半段高田時雄教授就坐在我身旁安靜地享用飲料，可惜我不是「敦煌學」領域的人，一則生性靦腆，二則滿肚草包也想不出什麼有意義的話題來，我們就此靜坐十分鐘。其實，如有此一領域的學生在場，很容易就能得到跟大師執經請益的機會。

研討會在史語所所長致詞之後，是小將陳亭佑在三位大師之前侃侃而談傅斯年先生與「二十世紀敦煌遺書、敦煌學」的關注與轉折，照片之中可以看見方廣錩老師及幾位先生不斷拿起相機，拍攝下投影片以供日後參考，陳亭佑獨具隻眼，敘事要而不煩，令人詫異的是他還介紹不是廣為人知的「台灣藏學研究」的奠基者歐陽無畏，他參與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藏文寫件」的鑑識，可以說是另有深意。

(劉淑芬教授與高田時雄教授)
高田時雄教授講述日本所藏「敦煌寫卷」的源流，提到早期敦煌學者池田溫、藤枝晃與「敦煌寫卷」的故事，當年傅斯年極力勸誘的李滂，最後還是把他父親李盛鐸卑鄙偷來的寫卷賣給日本，藤枝晃教授鑑定大阪「長安莊」售出的「敦煌寫卷」都蓋有「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而李盛鐸所藏則從未使用過此印，因此藤枝氏的推論：「凡蓋有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者，都是贗品，日本的敦煌遺書收藏至少有98%是贗品」，會中，高田教授與方教授確定兩點：1. 李盛鐸舊藏確實沒用過「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蓋有這顆印的文物肯定與「長安莊」有關係。2. 蓋了「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的文物，也不一定絕對是贗品。所以說「日本的敦煌遺書收藏至少有98%是贗品」是誇大其辭了。
高田教授接下來說明「杏雨書屋」的敦煌遺書收藏來歷，以及他們出版的只印了 250 套、只送不賣的《敦煌秘笈》八冊，「杏雨書屋」的敦煌遺書收藏可以說是日本收藏品中珍品之中的珍品。
下午第一場是王三慶教授與鄭阿財教授主談的台灣敦煌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台灣雖然保存的「敦煌寫卷」不到 200件，要見到原物又是極端困難，但是前有兩人的共同老師潘重規教授開疆闢土，後有鄭阿財教授首先製作出「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寫件目錄」，加上朱鳳玉等人的研究，台灣學者並未在敦煌學研究中缺席。

最後一場是方廣錩教授主講「散藏敦煌遺書略論」，提出新穎的「敦煌遺書館藏」與「散藏敦煌遺書」的分類，並且也破天荒，首次用收藏敦煌遺書的面積來評比中、英、法、俄、日本收藏敦煌遺書的比率。

緊接著開放現場提問，周伯戡教授問：「敦煌學研究所得出的結論能夠代表整個盛唐的狀況嗎？邊陲可以代表中央嗎？部分能夠代表全體嗎？」在場高田教授與王三慶、鄭阿財的回答我已經忘了，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方廣錩教授的回答：「當然，敦煌研究所得出的經濟、政治、社會、佛教等等面向有其區域限制，邊陲不會完全代表中央長安，部分區域也無法代表全國。但是，敦煌研究的結論也肯定有相當成分能代表唐朝的全國普遍的現象。例如，敦煌遺書涵蓋八宗的經論、注疏，但是，敦煌沒有任何一個寺院隸屬某個特定的宗；也就是『有宗而無派』的現象。我們回到高僧傳的記載，除了中唐之後的幾個特定禪宗寺院以外，也是同樣地雖弘揚某些經論，但寺院並未特定地隸屬於某一宗。例如《續高僧傳》紀錄北齊成實師道紀出城門時，遇門人入城時未讓路，他責備舊門人，舊門人說：「法鼓競鳴，利建斯在。聲榮之望，師資焉有？」可見並未如後世想像那樣分宗立派，這是敦煌反映全國現象的一個例子。」

《續高僧傳》卷30：「彼曰。法鼓競鳴。利建斯在。聲榮之望。師資焉有」(CBETA, T50, no. 2060, p. 701, a23-24)

法鼓佛學院長叡法師提問：「我正在以杏雨書屋的《敦煌秘笈》所收的一個敦煌寫卷內容作論文，很不幸地，這個寫卷就蓋了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怎麼辦？」教授們回答，當然，不見得蓋上此印就是贗品，但是顯然，無法在研討會上解決此一問題。

一位蘇先生提問：「敦煌遺書有百分之九十是佛教相關文獻，但是為何儒道典籍研究、變文研究、音韻、俗文字、蒙書、民間文書研究論文相較起來數量龐大，而佛典研究的論文相對地非常稀少呢？如何在今後改善此一現象？」鄭阿財教授解釋在中國是稀少，可是日本一直以佛教人士進行佛教研究為主，不能說是稀少。

方廣錩教授的回答：「其實，當年敦煌遺書重見天日、英法德俄日到敦煌搜刮遺書、清廷下令將殘存遺書解運回京時，佛教是非常凋弊的；可以說是處在「有佛教而沒有佛學」的狀態，所以中國佛教界對此幾乎全無反應，當年的學界主要是儒家本位，對這批文物全不在意，如葉昌熾之流人物，認為這些寫卷書法惡劣、別字連篇，庸俗之極，沒有任何價值。接下來雖然傅斯年帶領的中央研究院有心致力於敦煌學研究，一則受挫於陳垣回絕中研院聘任，再則李滂拒絕中研院的勸誘，反將家藏賣給日本人；加上安陽甲骨文出土，整個學術注意力轉移，所以，學者能做的，大致在儒道典籍研究，變文研究、音韻、俗文字研究等方面，在佛教研究是亟待補空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