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豆瓣網》〈三聯學術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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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琦訪談（一）：「我們希望有更多讀者能到金字塔的頂端和我們會合」
2013-09-15 18:33:27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成立於1977年（前身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成立於1967年），一向以「弘揚中西文化，傳播古今知識」為宗旨，迄今已出版了逾1300種書籍，其中大多數為學術著作，這在極度商業化的香港真是難能可貴，令人欽佩。很自然，對甘琦的專訪也是從表達敬意開始的。
「我們只有在中國和世界之間才有意義」
2013-09-14 08:13:17 來源： 晶報
晶報記者 劉憶斯/文、圖
「我們希望有更多讀者能到金字塔的頂端和我們會合」
晶報：極度商業化的香港卻出了家專出學術書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下簡稱中大社），真蠻有象徵意義的。
甘琦：其實中大社當年就是由一批兼通中西的前輩創立的，内地讀者熟知的宋淇先生就是創始人之一，它的創社理念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創校理念是一致的。當時世界處於「冷戰」的大背景下，香港處於殖民地的小背景下，因此，在香港這樣一個古今中西交匯的獨特地方，存續和傳播中國文化、使之與世界文化融通互動，成就了中大社的特殊使命。何炳棣先生的《黄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就是1969年由中大社首版，他的英文著作《東方的搖籃》（The Cradle of the East）也由中大社1975年出版，這兩本書加上張光直先生的《中國青銅時代》，内部我們稱為「中國文明三書」，堪稱為中大社定調子的書，這個調子，就是張廣直先生所強調的超越「專業」的「通業」，就是把中國文明置諸世界歷史文明中的比較視野。也因此，中大社一開始就是一家中、英雙語出版社，向中、英文學術界開放，所以作者群薈萃了李約瑟、錢穆、錢存訓、狄百瑞、劉殿爵、饒宗頤、王爾敏、胡秀英、許倬雲、王賡武、安樂哲等中西大家。
晶報：中大社是一個大學出版社，我想知道，一個大學出版社和非大學出版社有什麼區别？
甘琦：一個大學出版社的立身之本是知識創新，其次才是知識普及。先說知識創新，顧名思義，肯定是要做原創的東西，新東西，一個大學出版社要是只出重印的書，是無法想象的。接下來，將具有創新性的知識進行普及性的傳播，是大學出版社的第二使命。
晶報：中大社在保證知識創新上是怎麼做的？有沒有什麼制度作為保障？
甘琦：中大社沿用的是西式大學出版社的出版程序，就是匿名評審加學術委員會制度。所謂匿名評審，就是先請相關領域的至少兩位專家對書稿進行匿名評議，匿名是雙向的，專家不知道作者是誰，作者不知道專家是誰，以避免學術外因素介入，保證評審的客觀性。
在選擇匿名評審人上，出版社是慎重和講究的，既要使書稿得到專業判斷，又要避免門派偏見，這一過程中我們積累了大量經驗和相應的數據庫。等收到兩位匿名評審人的意見後，接下來就會啟動學術委員會這個環節。學術委員會主要是考察評審人選擇的合理性、評審報告及編輯部建議的價值，並做出出版決策。遇到有爭議的書稿，會引入第三方評議，或請學術顧問委員會仲裁，學術顧問委員會包括金耀基先生這樣的大學者。
晶報：匿名評審加學術委員會可以保證書在內容上的價值，那對於一本書的商業價值中大社是如何考量的？
甘琦：我們會盡量把市場因素壓縮到最低，當然，我們也有一定的出版壓力，需要在選題上進行適當平衡。大學每年對我們有一定的資金支持，並不要求我們賺多少 錢，只希望我們出好書，這樣的老板，如今就算在世界範圍内也少有。當然大學也不會一味支持，因為它認為不會經營的出版社必然缺乏活力，所以出版社處在這個平衡點上，要靠經營獲得發展空間。要發展，就得自己給自己壓力。我們知道中大社的書在香港讀者眼裡，就是陽春白雪，就是那些放在金字塔頂端的書，我們認為 這是很高的評價，但我們也希望有更多讀者能到金字塔的頂端和我們會合。目前來看，中大社在香港賣得最好的書，還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書，香港選題和日本選題的書也賣得不錯。但總的來說，我們是一家内容主導，編輯獨立的出版社，不會因為市場部說「這書賣不出去」，我們就不出了，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家大學出版社，我 們有這樣的社會責任和義務。
「我們的夢想是做一套以中國人為主體講述的中國歷史」
晶報：談談你們的編輯部吧。
甘琦：外界常常誤認為中大社是個大社，其實我們總共只有二十多個同事。特約中、英文文稿編輯不少，且遍布世界，但本部還是立足打造一個超強的、專業的編輯部。我相信那句老生常談，如果没有一群好的人去執行一個好的制度，那再好的制度也是壞的。好在我們的人都是好的人（笑）。我們的編輯部發展到今天也才發展出10位編輯，基本是雙語編輯，因為具體工作起來大多是中英混合的，有的書稿用中文寫，郵件却用英文來回，評審報告一篇英文一篇中文的情況很常見，面對的媒體也是中的中、英的英。雙語工作確實比較麻煩，何況以編輯標準而言很少有真正的雙語者。但雙語工作也有好處，就是可以在雙重學術源流中去找好書稿。當然，語言只是一個必要條件，業務上，編輯必須對學術脈絡和學術圖景有認識，但這也還不够。編輯部固然有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華盛頓大學博士、哈佛大學博士、 香港科技大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博士，但其實這些博士並不真的是因為紙上學歷被請來的，我們也不太在意編輯之前是學什麼的，我們最看重的是潛在的編輯素質這件事，說到底，我們需要的是没有被知識壓垮、沒有失去本能的人（笑）。
晶報：每年你們編輯部會收到很多書稿吧？中大社每年的出版比例是多少？
甘琦：我們的評審流程先是初審，收到的書稿中有90%以上會在這個環節被淘汰，其餘不到10%的書稿會進入匿名評審，最後到學術委員會。送審的書稿會有三種 情況：出版、不予出版、修改後出版。事實上，我們最終出版的書稿，極少有不經修改的。比如内地剛出版的唐寶林先生的巨著《陳獨秀全傳》，比如不久將會出版的北京大學王銘銘教授的英文著作The West as the Other（《西方作為他者》）。有意思的是，關於王銘銘教授的書稿，兩份評審報告都十分正面，但一篇修改建議比另一篇多很多，王銘銘教授在日本近乎閉關地修改了三個月後，對我們感嘆說，建議修改多的那份評審報告給他的幫助更大。現在這部書稿已經到了後期。
所以，匿名評審不僅幫助出版社判斷書稿，同時使作者受惠，因為對善學習的作者來說，利用出版社資源獲得同行寶貴意見，百利無害。很多評審報告都堪稱傑作，令人感到學術的尊嚴和學者的敬業，可惜只能給到作者，不能拿出來分享。
晶報：中大社一年會出版多少種書？
甘琦：一年出版的新書數量不一，但平均下來，大致是30種中文書，30種英文書，總共60種左右。另外，每年重印書還有20種左右。按照西方出版社的編輯標 準來看，一個配有編輯助理的大編輯，一年也就是組稿8-12種。我們的小型編輯部加上眾多特約文稿編輯，一年做60種新書，已經是無比辛苦了。其實，書的成長周期是很慢的，你們要不停地給它「澆水」、「施肥」，要培養它，呵護它。現在内地一年出版40多萬種，新書出版極快，彷彿一會兒就能出來一套書，實際上真正的好書，能留下來的書能有多少呢？你看《劍橋中國史》從1968年開始做，到現在都還没有出全呢，《牛津通識讀本》從1996年開始做，到今天也才做到400種而已。
晶報：我覺得你們社也應該推出《劍橋中國史》、《牛津通識讀本》那樣的書，那怕一年只出一兩本，但是可以一直做下去，做成中大社的招牌。
甘琦：你說出了我的心裡话。我們確實有這個夢想，就是做一套以中國人為主體講述的中國歷史。因為《劍橋中國史》再好，作者群裡再有中國人，也是一個由西方人主導的知識體系，可以說，這個知識體系影響了全世界的中國觀。那麼，有没有可能出現一套由中國人主導的關於中國歷史的書，有外國學者參與，但代表的是中國人的中國觀，不僅給中國人自己看，也給全世界的人看呢。這個夢想如果没有一個特别強大的編輯部，没有有世界文明眼光的中國歷史學者，整體學科研究上没有深入到一定的深度，是無法做到的。至少我有生之年看不到，所以我弄得開始培養年輕人。說到品牌項目，近些年來精心積累的「中國近現代史書系」大概算吧。
我們還有一個野心，希望把中國當代的學術成果以「真正的英文書」的形態傳播出去。為什麼要強調「真正的英文書」，是因為有些英文書只是「把中文字變成英文字 的英文書」。比如我剛才說到王銘銘教授的《西方作為他者》，本來就是用英文寫作，加之密集修改，英文版書稿要比中文版更為嚴谨，而該書的英文母語編輯不僅是一流文字編輯，且通曉數種東方語言，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因此查考文獻來源駕輕就熟，該書宣傳推廣等指向的也是英文學術和出版界。真正的英文書做起來很難，成本難以想像地高，但這麼大的文化，總得有。
晶報：你們既出中文書，又出英文書，所以我一直都很好奇中大社的圖書是怎麼做發行的？你們的英文書是如何進入西方市場的？
甘琦：你問得特别在點上。一直以來，我們社都堅持用中、英文雙語出版，因此建立了一個我認為是世界上最複雜的發行系统。我們的發行平台是英文平台，英文書的北美市場代理是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歐洲發行商是Eurospan，中文繁體版圖書在台灣地區的代理商是三民書店，簡體版圖書大陸地區發行要通過幾家進出口公司，三聯韜奮中心有零售，香港本地市場、東南亞市場、澳大利亞新西蘭市場，則由我們自己的發行部料理。我很為我們的發行部自豪，因為他們是在為很小眾、很不主流的書做異常龐大、瑣碎和辛苦的工作。不過，因為已經做出了口碑，歐美很多圖書館、研究機構以及固定的個人讀者都會長期訂購我們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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