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從不反省、從不肯道歉的政黨，是可恥的，失去了「知識份子」的骨氣

以下引自《自由副刊》：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apr/12/today-article1.htm

匪諜是怎樣做成的

◎王鼎鈞 圖◎黃子欽

我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匪諜」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的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捲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總統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台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 一件「二二八」事件懾伏了本省人，另一件煙台聯合中學冤案懾伏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台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年代、六○年代進入七○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個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編劇家趙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學生，他去世後，編劇家張文祥寫文章悼念，談到當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學半夜失蹤，「早晨起床時只見鞋子」，那些都是強迫入伍後不甘心認命的學生，班長半夜把他裝進麻袋丟進大海。這是我最早讀到的記述。小說家張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中篇小說〈海兮〉以山東流亡學生在澎湖的遭遇為背景，奔放沉痛，「除了人名地名」以外，意到筆到，我很佩服。然後我讀到周紹賢〈澎湖冤案始末〉、傅維寧〈一樁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沉冤待雪讀後〉，直到〈煙台聯中師生罹難紀要〉、張敏之夫人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連人名地名都齊備了。

可憐往事從頭說：內戰後期，國軍節節敗退，山東流亡學生一萬多人奔到廣州，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出面交涉，把這些青年交給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當時約定，讓十六歲以下的孩子繼續讀書，十七歲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戰場，天下無事升班升學。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灣澎湖當家作主的陳誠都批准這樣安排。

一九四九年六月，學生分兩批運往澎湖， 登輪者近八千人， 後來號稱八千子弟。七月十三日，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把年滿十六歲的學生，連同年齡未滿十六歲但身高合乎「標準」的學生，一律編入步兵團。學生舉手呼喊「要讀書不要當兵」，士兵上前舉起刺刀刺傷了兩個學生，司令台前一片鮮血，另有士兵開槍射擊，幾個學生當場中彈。三十年後，我讀到當年一位流亡學生的追述，他說槍聲響起時，廣場中幾千學生對著國旗跪下來。這位作者使用「汴橋」做筆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歸時方始休」，可憐的孩子，他們捨死忘生追趕這面國旗，國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

編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監督進行。流亡學校的總校長張敏之當面抗爭，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動學生造反。李振清雖然是個大老粗，到底行軍打仗升到將軍，總學會了幾手兵不厭詐，他居然對學生說：「你們都是我花錢買來當兵的！一個兵三塊銀元！」他這句話本來想分化學生和校長的關係，殊不知把張敏之校長逼上十字架，當時學生六神無主，容易輕信謠言，這就是群眾的弱點，英雄的悲哀，自來操縱群眾玩弄群眾的人才可以得到現實利益！為他們真誠服務卻要憂讒畏譏。張敏之是個烈士，「烈士殉名」，他為了證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顧，只有與李振清公開決裂，決裂到底。

張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帶信給台北的秦德純，揭發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咳，張校長雖然與中共鬥爭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隱藏夾帶一封密函，帶信使者在澎湖碼頭上船的時候，衛兵從他口袋裡搜出信來，沒收了。

張敏之又派煙台聯合中學的另一位校長鄒鑑到台北求救，鄒校長雖然也有與中共鬥爭的經驗，沿途竟沒有和「假想敵」捉迷藏，車到台中就被捕了。

最後，張敏之以他驚人的毅力，促使山東省政府派大員視察流亡學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廳長徐軼千是個好樣的，他會同教育部人士來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認強迫未成年的學生入伍，徐廳長請李振清集合編入軍伍的學生見面，李無法拒絕，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帶到海邊拾貝殼。徐軼千告訴參加大集合的學生，「凡是年齡未滿十六歲的學生站出來，回到學校去讀書！」隊伍中雖然還有幼年兵，誰也不敢出頭亂動。張敏之動了感情，他問學生：你們不是哭著喊著要讀書嗎？現在為什麼不站出來？徐廳長在這裡，教育部的長官也在這裡，你們怕什麼？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你們錯過了這個機會，再也沒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幾個孩子受到鼓勵，這才冒險出列。李振清的謊言拆穿了。後來辦案人員對張敏之羅織罪名，把這件事說成煽動學生意圖製造暴亂，張校長有一把摺扇，他在扇上親筆題字，寫的是「窮則獨搧其身，達則兼搧天下」，這兩句題詞也成了「煽動」的證據。

徐軼千對張敏之說：「救出來一個算一個，事已至此，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澎湖防衛司令部認為此事難以善了，於是著手「做案」，這個「做」字是肅諜專家的內部術語，他們常說某一個案子「做」得漂亮，某一個案子沒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煙臺聯中有一個龐大的匪諜組織，鼓動山東流亡學生破壞建軍。立意之後蒐集材料，蒐集材料由下層著手，下層人員容易屈服。那時候辦「匪諜」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層一層株連。

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布局。

辦案人員逮捕了一百多個學生（有數字說涉案師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勞審問，從中選出可用的訊息，使這些訊息發酵、變質、走味，成為罪行。辦案人員鎖定其中五個學生，按照各人的才能、儀表、性格，強迫他們分擔罪名，那作文成績優良的，負責為中共作文字宣傳；那強壯率直的，參與中共指揮的暴動；那文弱的，覺悟悔改自動招供。於是這五個學生都成了煙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分團長。

每一個分團當然都有團員，五個分團長自己思量誰可以做他的團員，如果實在想不出來，辦案人員手中有「情報資料」，可以提供名單，證據呢，那時辦「匪諜」，只要有人在辦案人員寫好的供詞上蓋下指紋，就是鐵證如山。這麼大的一個組織，單憑五個中學生當然玩不轉，他們必然有領導，於是張敏之成了中共膠東區執行委員，鄒鑑成了中共煙台區市黨部委員兼煙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

辦案人員何以能夠心想事成呢？唯一的法術是酷刑，所以審判「匪諜」一定要用軍事法庭祕密進行。澎湖軍方辦案人員花了四十天功夫，使用九種酷刑，像神創造天地一樣，他說要有什麼就有了什麼。最後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判定兩位校長（張敏之、鄒鑑）五名學生（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共同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各處死刑及褫奪公權終身。這一年， 張敏之四十三歲，鄒鑑三十八歲。同案還有六十多名學生，押回澎湖以「新生隊」名義管訓，這些學生每人拿著一張油印的誓詞照本宣讀，聲明脫離他從未加入過的中共組織，宣誓儀式拍成新聞片，全省各大戲院放映，一生在矮簷下低頭。當時保安司令是陳誠，副司令是彭孟緝。

那時候，軍營是一個特殊的社會，五千多名入伍的學生從此與世隔絕。

還有兩千四百多名學生（女生和十六歲以下的孩子），李振清總算為他們成立了一所子弟學校，繼續施教，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下一步，教育部在台中員林成立實驗中學，使這些學生離開澎湖。

我是後知後覺，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湊出整個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學生，高堂老母壽終時不知我流落何處，我常常思念澎湖這一群流亡學生的生死禍福，如同親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觸類旁通，「煙台聯中匪諜案」不是司法產品，它是藝術產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假」的，因為「假」，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獄成三年之後，江蘇籍的國大代表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面見蔣介石總統，他義薄雲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蔣派張公度調查，張公度調閱案卷，結論是一切合法，沒有破綻！酷刑之下，人人甘願配合辦事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一個身分，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分，有了身分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並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在內在的邏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

今天談論當年的「白色恐怖」應該分成兩個層次：有人真的觸犯了當時的禁令和法律，雖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當的，當時執法者和他們的上司還可以採取「純法律觀點」原諒自己，另外一個層次，像張敏之和鄒鑑，他們並未觸法（即使是惡法！），他們是教育家，為國家教育保護下一代，他們是國民黨黨員，盡力實現黨的理想，那些國民政府的大員、國民黨的權要，居然把這樣的人殺了！雖有家屬的申訴狀，山東大老裴鳴宇的辨冤書，監察委員崔唯吾的保證書，一概置之不顧，他對自己的良心和子孫如何交代？我一直不能理解。難道他們是把這樣的案子當做藝術品來欣賞？藝術欣賞的態度是不求甚解，別有會心，批准死刑猶如在節目單上圈選一個戲碼，完全沒有「繞室徬徨擲筆三歎」的必要。

他們當時殺人毫不遲疑，真相大白時又堅決拒絕為受害人平反。說到平反，冤案發生時，山東省主席秦德純貴為國防部次長，鄒鑑的親戚張厲生是國民黨中樞要員，都不敢出面過問，保安司令部「最後審判」時，同意兩位山東籍的立法委員聽審觀察，兩立委不敢出席。人人都怕那個「自下而上」的辦案方式，軍法當局可以運用這個方式「禍延」任何跟他作對的人。獨有一位老先生裴鳴宇，他是山東籍國大代表，曾經是山東省參議會的議長，他老人家始終奔走陳情，提出二十六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指出判決書十四項錯誤，雖然案子還是這樣判定了，還是執行了，還是多虧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獻，使天下後世知道冤案之所以為冤，也給最後遲來的平反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裴老是山東的好父老，孫中山先生的好信徒。

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後，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葛雨琴接過正義火炬，更難得民進黨立委謝聰敏慷慨參與，謝委員以致力為二二八受害人爭公道受人景仰，胸襟廣闊，推己及人。在這幾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俠肝義膽多次努力，得到的答覆是「為國家留些顏面」！這句話表示他們承認當年暗無天日，仍然沒有勇氣面對光明，只為國家留顏面，不為國家留心肝。所謂國家顏面成了無情的面具，如果用這塊面具做擋箭牌，一任其傷痕累累，正好應了什麼人說的一句話：愛國是政治無賴漢最後的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