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見面，李提摩太問楊文會：「為什麼您作為一個儒家的秀才，見識過如此廣博的世界，卻從事佛書的流通？」
以下引自豆瓣網〈Ying. 的日記〉
http://www.douban.com/note/180389326/
應磊：〈金陵刻經處一二〉 2011-10-26 22:18:57
1884年秋，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造訪南京時，結識金陵刻經處創辦人楊文會居士。金陵刻經處始創於清同治五年（1866年），而三年後的那個冬天，李提摩太離開家鄉，自利物浦起航遠赴中國傳教。與許多教會同道不同的是，李提摩太自始至終認為为，要讓上帝的福音真正散播到異域，首先必須深入了解本土的文化傳統與風俗禮儀。在這位來華十多年、足跡遍佈大江南北的新教徒眼裡，楊文會是一個「極其聰敏的人」，曾作為英法欽差大臣曾紀澤(曾國藩長子)的隨員出訪歐洲，與牛津大學東方學者 Max Muller及其門生南條文雄等都有往來。然而李提摩太不解，像楊文會這樣一個儒家精英，是怎樣變成了虔信的佛教徒？
「為什麼您作為一個儒家的秀才，見識過如此廣博的世界，卻從事佛書的流通？」初次見面，李提摩太問。
「我很吃驚，」楊答，「你，身為一個傳教士，會問這樣的問題。你難道不知道，儒家對若干人生的重大問題避而不談嗎？」
「那倒是。但佛教回答了嗎？」
「當然，」楊答，「讓我給你看一本書——是這本書使我變成了一個佛教徒。」
李提摩太對這次會面印象深刻，晚年將它寫進回憶錄《親歷晚清四十五年》(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這本回憶錄很好看，從在威爾士鄉下度過的童年，到受感召立志傳教，踏上遠東的土地，隨後推廣新式教育，賑濟災民，考察東亞文明，並嘗試彌合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鴻溝，李提摩太娓娓述來，歷數他與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伊藤博文等的交往，以及在中國各地的旅行見聞。一幀世紀之交大歷史與小歷史、他者的視角與本土的回應參差融匯的畫面，在他筆下徐徐展開。不過此刻還是讓我們聚焦楊文會（1837-1911），一位被譽為「現代漢傳佛教之父」的居士。專欄恰逢雙十，漫想一個多世紀前的風雲激變，出於我對宗教與中國的現代經驗的興趣，率先浮上腦際的便是楊文會與金陵刻經處這一段耐人尋味的故事。
清道光十七年，楊文會生於安徽石埭，字仁山。其父與曾國藩是同年進士，交情甚篤。楊十歲開蒙，天賦穎悟，卻不喜科舉，偏愛音韻、曆算、天文、輿地等各路「奇書」，為他日後兩度赴西洋考察「政教生業」、購置科學儀器以及創立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測學會「金陵測量會」埋下伏線。楊自歐洲購得的地球儀和顯微鏡，雖然啟發了他的兒子們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延齡巷金陵刻經處便是文會長子自新監造，次子自超則擅長儀器學——卻未能在楊家保存下來：當刻經處財務不景，楊將家藏的科學儀器變賣給新式學堂，續資佛經刻印。事實上，楊文會及其父親俱蒙曾國藩器重，尤其文會精於工程，經理土木「費省工堅」，曾國藩、李鴻章皆以「國士」目之。然仁山一生無意仕途，非到入不敷出，方外出謀事，治事認真卻不圖獎賞。所以曾國藩臨終交代記澤：「楊仁山大有作用，一定要好好關照他。不過你須隨他所願意做的事叫他做，不可勉強。」什麼是楊仁山最「願意做的事」？顯然金陵刻經處是他終其一生心力所寄。然而後文將談到，這或許並不是他心中最理想的答案，如果人生可以任由他選的話。
且莫說李提摩太，就是華夏同胞，亦未必能理解傳統士大夫家庭出身、仕途穩券在握、更兼事業與一技之長契合的楊文會，何以在二十歲後期，因一段不期然的邂逅而歸心佛門。關於楊最重大的人生轉折，一說是出於「病緣」，即他在二十八歲上歸葬父親，事畢感染時疫，病中讀《大乘起信論》，連讀五遍窺得奧旨，自此發心向佛；另一說是出於未遂的「情緣」。無獨有偶，楊氏孫女、趙元任之妻楊步偉在其自傳中寫到祖父，和美國漢學家威爾奇(Holmes Welch)在 ”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 一書中概述楊文會生平，都側重個人情感歷程對其生命意識的影響。原來文會呱呱墜地三天，就被安排和同鄉一個比他年長六歲的蘇姓人家姑娘定了親。到他十一歲那年，蘇家姑娘出天花，落了一臉麻子，蘇家告知楊家，允其退婚。然而文會回答：「訂親在先，天花在後。如果我不娶她，那麼誰還會要她呢？」五年後與蘇氏完婚。楊家父母為兒子抱屈，購女婢促其納妾，蘇家父母亦不過意。然而文會回答，倘若再娶，這次他要自己尋找一位情投意合的女子，並以「並妻」名分相待，與正室同等。後太平軍興，楊文會舉家遷至杭州：他果然在這裡遇到這樣一位意中人。是時蘇氏剛剛誕下一子，不肯讓步。楊心灰意冷，終日漫步西湖，某日在書攤上撞見一本《大乘起信論》，翻閱竟手不釋卷，欲罷不能，讀畢人生觀驟變——這聽上去幾乎像小說戲文裡屢見不鮮的「情場失意、看破紅塵」的範例了。不過差別在於，此時的楊文會上有老、下有小，看破與否，調頭都還得回到家中，繼續面對未來數十載的娑婆歲月。
楊文會拿給李提摩太看的書，毫無懸念，正是《大乘起信論》。仁山一生鍾愛這本薄薄的經典，多方尋覓不同版本，刻印各家注疏，並屢屢向人推薦。李提摩太便是由此接觸到大乘佛教，更進一步造訪中國、日本和韓國的佛寺，翻譯著述，開啟現代時空下基督新教與漢傳佛教對話的先機。對日本學者南條文雄——楊旅居英國時與在牛津攻讀佛學的南條文雄相識，賴後者相助，自東瀛覓得上百部散佚的佛教典籍付印出版——楊贈予他幾乎全部的《起信論》書目。楊氏最廣為人知的弟子歐陽竟無，最初踏上佛學一途，亦因好友桂伯華餽贈《起信》、《楞嚴》二書，「不覺為之牽轉」。1904年，歐陽初次來南京拜謁楊文會，詢問學佛如何入門。楊答，先學《大乘起信論》，此論為學佛之綱宗。誰能料到，日後歐陽因非議《起信論》鬧到沸沸揚揚，演繹一齣二十世紀中國版本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若說一卷《大乘起信論》改寫了楊文會的一生，也可以說，楊氏一手創立的金陵刻經處，亦改寫了清末以降中國佛教的現代際遇。
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曾國藩、李鴻章在上海設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同年李鴻章在南京設立金陵機器局。楊文會應曾國藩之邀，赴南京管理工程建設，次年舉家自安慶遷至南京定居。這在中國近代史上典型的「師夷長技」的一幕，細察之，伴生多少佛緣、佛果。初到南京這一年，楊「得經書數種」，據推斷包括晚明雲棲袾宏的著作。次年，在同樣注心佛學的工程局同事王耕心家裡，又意外發現清魏源輯《淨土四經》。楊如獲至寶，喜不自禁，遂聯絡同道，籌募資金，於是年佛成道日(農曆十二月初八)刊刻魏源輯《淨土四經》——金陵刻經處由此誕生。兩年後，楊於雞鳴山北極閣手訂《金陵刻經處章程》和《募刻全藏章程》，並請先行在揚州創立「江北刻經處」、號稱「刻經僧」的妙空法師擔任主僧，金陵刻經處的運作自此正式啟動。讀者若有意進一步了解刻經處百餘年來的發展軌跡，不妨參閱新近出版的《金陵刻經處研究》（2010）。著者羅琤依傳統文獻學方法，對刻經處的歷史沿革、機構組織和刻印經籍目錄，做了細致的梳理。
楊文會的盛名與深遠影響，從另一方面說，亦與其倡導新式僧伽教育、創設祇洹精舍息息相關。祇洹精舍初創於光緒三十三年春（1907年），旨在教授佛法、梵文、英文及文史算術，以期培養人才，赴印度（！）傳播佛教。入學者二十餘人，其中僧人十二人。因一時未尋得合適的佛學講師，年逾七旬的楊文會只好親自執教，敷衍經義。在威爾奇看來，這是風燭殘年的老居士的「最後一項創新」：漫觀中國佛教史，由一位在家居士向出家人傳授佛法，似乎還是頭一遭。無論如何，因經費不敷、生源寥寥等原因，祇洹精舍開辦不過年餘即停辦，一如世紀之交中國的許多新興文化嘗試，夢想太恢宏，土壤卻太貧瘠，終於無法迴避早凋的噩運。然而以後世的眼光回望，這近代中國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的學堂，為佛法的傳承、僧伽教育的改良和佛教在全球的傳播，都種下了革新的種籽。與祇洹精舍有緣的人物，偕同楊氏門下弟子，如蘇曼殊(祇洹精舍英文講師)、釋太虛、章太炎、譚嗣同、歐陽竟無、梅光義等，亦各自在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中留下印跡。
1911年10月8日，楊老居士往生。兩天後，辛亥革命的槍聲在武昌響起。回顧這位現代漢傳佛教之父的一生，以治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史見長的威爾奇如此評述：「楊的刻經處出版了逾百萬卷佛教經籍。下一代佛教界僧侶和居士的領袖人物，有一些是出自楊氏門下。由於他的首倡，唯識宗重獲重視。最重要的是，他是第一個造訪歐洲、涉獵歐洲科學的中國佛教徒，並視佛教為一種世界性宗教——在一個經過科學洗禮的世界裡。」(Welch 1968: 10)
威爾奇一語中的：漢傳佛教在現代的「復興」——所謂「復興」一說，確鑿與否暫且不論——始終無法擺脫兩大焦慮：一是科學與理性的衝擊，二是世界與家國的想象。如前所述，楊文會善治工程，是理工科一把好手。金陵刻經處的創辦人兼攝一個「技術官僚」的身份，極其耐人尋味。然而威爾奇只道出故事的一半。如果說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圍繞佛教與科學展開的辯論每每染有「新」的——新興思潮與話語的——色彩，我想這裡更值得留意的，恰恰是跨越時空、踞守任何一個宗教傳統內核的亙古問題：修行。宗教不僅僅是哲學，佛教亦不僅僅是佛學，無論出家或在家。信仰由教義與修行合而構成，缺一不可。往淺白處說，或可謂「知行結合」；若往深奧處說，則讓人想起大乘華嚴宗提出的「事理不二」的精義。落到實行，威爾奇極言楊與西方科學、唯識宗和僧伽教育的聯繫，卻隻字未提故事的另外一半：楊文會的淨土信仰和對實踐淨土法門的竭力推贊。
金陵刻經處之創立緣起，以及刊刻印行的第一部書，正是一套淨土經典；而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亦是《淨土四經》的輯校者。仁山自道，他在發心之初亦不免「崇禪宗而輕淨土」，「…直至用心既久，閱歷較深，始知舊日之非，翻然改悔」；又言，「及見雲棲諸書闡發奧旨，始知淨土一門，普被群機，廣流末法，實為苦海之舟航，入道之階梯也。」仁山「淨土之緣因於蓮池」，卻並不囿於蓮池。從最初重刊《淨土四經》，到後來在南條等日本友人協助下搜集《古逸淨土十書》，經楊文會選輯匯刻的淨土經籍幾乎涵蓋了廬山慧遠以降各主要流派的著述。所謂「信解受持」，精研典籍的意義歸於修持。據徐文蔚回憶，楊「平生得力處尤在禮拜，又聞其每一禮拜，需時甚久……都凡十二拜，每拜皆有觀法，非融通經教不能簡妙若是也」(《楊仁山先生禮拜入觀法》跋)。從蓮池到魏源再到楊文會，不難看出，在對教義窮源盡委的同時亦注重修行實踐，乃是從明至清釋門弟子的一條通貫脈絡。
楊文會的生命故事，最令我觸動的還是他晚年的這一幕：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楊家遷入延齡巷新宅。同月楊文會老母過世，壽齡九十八歲。服闕期間，楊將三子召至面前，告曰：「我自二十八歲得聞佛法，已誓願出家，而衰白在堂，鞠育之恩未報，未獲如願。今老母壽終，自身已經衰邁，不復能持出家律儀矣！汝等均已壯年，生齒日繁，應各自謀生計，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為十方公產，以後勿以世事累我也。」
仁山敬虔世所難能：遍覽藏籍，勉力修持，刻印流通，桃李滿門。功德如此，可嘆這位漢傳佛教的現代復興之父一生抱憾，未能出家奉戒修行！初讀此節，內心痛震，剎那潸然。在著述被收入《大日本續藏經》的晚清諸子中，楊仁山是唯一的一位在家居士，餘者皆出家人。倘若楊老居士在天之靈得聞此信，不知可稍稍慰懷否？
楊文會有一張年輕時的照片，常為後世研究者收錄書中。照片上人物方篤面龐，長袍馬褂，厚底緞鞋，右手持一串佛珠，神態温雅從容。細加端詳，眉宇間蘊吐淡淡一絲笑意。作為一個南京人，金陵刻經處在我自不陌生；然而走近這段歷史，咀嚼楊文會的生命故事，卻是直到離開家許多年之後的事。今夏返家時，一日傍晚走過延齡巷，因緣際遇，在刻經處門前片刻駐足。地方像是新近修過，黛瓦白牆，曲翹檐角，清素守靜，與左近鬧市區的塵囂恰成比照——正彷彿百年前的這一段往事，這一群人物，與人們印象中既定的「中國近代史」的大敘述之間的幽幽比照。在一個充斥著救亡、啟蒙與革命的吶喊的年代裡，楊仁山留下了一把安靜的聲音。像這樣的「安靜的聲音」，我想，遍佈每一段歷史。它們不斷提醒我們重新思索，徘徊在先人的背影裡，我們應當如何聆聽。
2011.10.10, 10.24, 新加坡《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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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8 03:03:30 huangjing (愛亦不可盡 情亦不可盡)
現代佛學教育，這似乎又是一個在大陸初創，在寶島發揚的領域。前一陣子鳳凰衛視做過一個關於佛教在近代中國的節目，主要串連了幾位長老的佛學思想和事跡，時間跨度大概是清末至民國年間。前兩年央視拍過一個「一僧一寺一佛國」的紀錄片系列，還在台灣舉辦發表會，可國內的電視似乎沒看到有播。離家多年才開始認識近在家門外的人事景物，這種感覺我也有過，但究其原因，似乎又不完全來自個人這一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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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8 03:33:40 YING. (熟讀玩味，信解受持)
不完全是個人因素。對我來說，我想，大概是空間的位移和視角的切換，漸漸釀成不同的「問題意識」。
「在大陸初創，在寶島發揚」，近讀Don A. Pittman關於太虛與二十世紀僧伽改革的書，最後一章談太虛的legacy在臺灣，隱隱正是此意。
2011-11-02 08:40:41 Mr. Y (靡不有始，鮮克有終。)
我收錄了一個表，暫且還可用：
http://book.douban.com/doulist/1242623/
十九世紀向西方介紹中國的諸多出版物中，衛三畏的《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 1848）和盧公明的《中國人的社會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1865）是最具影響力的作品。兩書都很易找。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網上有電子版可下。中文版也有，雖然翻譯（尤其是凡引中西經典處，中譯本幾乎都有問題）不盡可用。
2011-11-02 09:03:47 Mr. Y (靡不有始，鮮克有終。)
昨天還跟歐文的學生vivian she聊到趙元任的女兒及其失聰失憶呢。唉~~我非常喜歡、尊敬仁山先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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