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建華：再論佛經漢譯的音譯系統

 

版主按語：

彭建華先生說：「這些新的外來的語言因素直接產生於北方中國的方言體系（主要是洛下音）之上，雖然出現了對當時漢語（及其方言）的某些偏離，這些漢譯佛典中的方言表達和句法結構還是在最大限度內遵循著漢語傳統和習慣規則，因為早期佛教必須堅持對漢語和漢文化的最大融入的語言立場。在此，我不想談論許理和關於（梵漢）語言衝突論的失誤，因為翻譯從來就不是在這一假想的基礎上發生的。」

這實在不能概括來說，應該舉幾個例子。

版主試著舉幾個例子，來看這些句子是否符合彭建華所說的「這些漢譯佛典中的方言表達和句法結構還是在最大限度內遵循著漢語傳統和習慣規則」，看這些譯者是否堅持「早期佛教必須堅持對漢語和漢文化的最大融入的語言立場」？ 

安世高譯《七處三觀經》卷1：「何等為識盡受行為識？八行，諦見至諦定為八，如是為識盡欲受行如諦識。何等為識味知所識？因緣故生樂生喜意，如是為味生為味識知。何等為識惱識？所識為盡為苦為轉，如是為識惱識。何等為要識？所識欲貪能活欲貪能度，如是為要識。」(CBETA, T02, no. 150A, p. 876, b23-29)

安世高譯《陰持入經註》卷1：「隨衛增神足惡生死猗却欲猗盡猗從不便意生遣離去是為三神足戒定斷生死隨衛增神足惡生死猗卻欲猗盡猗從不便意生遣離去是為四神足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為已說具」(CBETA, T33, no. 1694, p. 12, a27-b1)

《雜阿含經》卷1：「佛報：『信為種行為水慧為牛慚為犁心為鄧意為金身守口守食為壟至誠治不止為竟精進不舍槅行行為安隱行不復還已行無有憂如是已種從是致甘露如是種一切從苦得脫。』」(CBETA, T02, no. 101, p. 493, a19-23)

「從梵語到漢語的音譯，幾乎很難發現在眾多的漢語同音字和近音字中，音節替代的可能規則，當時代的漢語方言因素直接影響雖然是比較顯著的。」

彭先生所說的「時代的漢語方言」，真讓讀者一頭霧水。

如果不仔細地一經、一經逐經比對，只是印象式地依單一經所得「結論」而以此類推，這要冒幾項風險。一、例如紀贇所提醒的，對一位不熟諳漢語的譯者，隨者與他合作翻譯的漢人團隊轉移，譯文風格也會跟著轉移。二、安世高來自安國，不知他是據梵胡經卷翻譯？還是闇誦翻譯？如果是闇誦，他誦的經本是梵語？犍陀羅語？安息語或龜茲吐火羅語？三、由支謙譯經用語的不統一，怎知道安世高譯經用語就會統一？

＝＝＝＝＝＝＝＝＝＝＝＝以上為版主按語＝＝＝＝＝＝＝＝＝＝

以下引自新浪網《彭建華 PLUIE 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89a61b0100aoa1.html

 

〈再論佛經漢譯的音譯系統〉 (2008-08-06 17:23:17)

佛典漢譯的端源，以及佛典漢譯的音譯體系之建立，必然從屬於佛教傳入中國的活動，應該強調佛教傳入的可據事件。范曄《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之「楚王英 (傳)」寫道：「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upāsaka）桑門（samānā）之盛饌。』」劉英祀佛大約在明帝永平七年（64）前後，袁宏《後漢紀·孝明皇帝紀》較早論及明帝求佛的事件。比范曄更早，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用魚豢《魏略》提到北方佛教活動：「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陳壽《三國志·吳書·劉繇傳》提到南方佛教活動：「(笮融)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總言之，佛典漢譯的音譯體系最早當出現在後漢明帝時期，即佛經翻譯主要採用後漢洛下音（洛陽京畿之音）及外地方言，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把佛教經典的翻譯中的原始音譯系統追溯到《漢書》和《後漢書》中的《西域傳》，佛典漢譯的音譯體系同《漢書》和《後漢書》中的《西域傳》沒有直接的事實聯繫。在事實上，這一考察顯然忽略了漢語及其方言的時代特徵，和譯者的翻譯實踐本身，除上文的buddha浮圖、佛、浮屠，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之「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寫道：「所以新舊眾經大同小異，天竺語稱維摩詰，舊譯解云無垢稱，關中譯云淨名，淨即無垢，名即是稱，此言殊而義均也。舊經稱眾祐，新經云世尊，此立義之異旨也。舊經稱乾沓和，新經云乾闥婆，此國音之不同也。略舉三條，餘可類推矣。」「自前漢之末，經法始通，譯音胥訛，未能明練，故浮屠桑門，言謬漢史，音字猶然，況於義乎？」

應該說，漢譯佛經的原初音譯系統是十分複雜的，顯然，道教術語的介入不必過分地強調，大部分佛教的術語可能是早期漢譯者即時創造出來的，這些新的外來的語言因素直接產生於北方中國的方言體系（主要是洛下音）之上，雖然出現了對當時漢語（及其方言）的某些偏離，這些漢譯佛典中的方言表達和句法結構還是在最大限度內遵循著漢語傳統和習慣規則，因為早期佛教必須堅持對漢語和漢文化的最大融入的語言立場。在此，我不想談論許理和關於（梵漢）語言衝突論的失誤，因為翻譯從來就不是在這一假想的基礎上發生的。

漢明帝以前佛教傳來說如下，

1，裴松之《三國志注》卷三十引用曹魏魚豢所撰《魏略西戎傳》說：「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孝標注《魏書.釋老志》等也引用此文，而略有出入。唐法琳《辯正論》作秦景至月氏，其王令太子口授浮屠經，有類趙宋董逌《廣川畫跋》卷二所引《晉中經》之說。

2，東晉哀帝興寧三年（365年）習鑿齒與道安書說：「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其後王謐答桓玄書也說：『大法宣流為日諒久，年逾四百，歷代有三。」又劉宋宗炳《明佛論》說：「劉向《列仙(傳)敘》七十四人在佛經」；《世說新語.文學篇》劉注也依據《列仙傳》說：「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公元前32—1）已有經矣。」这些皆是泛指西漢末年而言。

3，宗炳又說「東方朔對漢武劫燒之說」，好像漢武時（公元前140—87年）已經知道和佛教有關的劫灰說。

4，宗炳又说，伯益述《山海经》有天毒国（即天竺）偎人而爱人一语，当于如来大慈之训，似乎佛教已闻于三五（三皇五帝）之世。

5，北齊魏收《魏書.釋老志》除引用「伊存授經」一說外，還依《漢武故事》（劉宋王儉托名班固撰）說，漢武元狩中（公元前122—117年），遣霍去病討匈奴，獲得休屠王的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為佛道流通之漸。

6，上述《釋老志》還依《史記.大宛傳》說，張騫使大夏還（公元前126年），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7，梁蕭綺輯本王嘉《拾遺記》說，戰國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17年），沐胥國（即身毒）有道人尸羅來朝，荷錫持瓶，沐胥國五年，乃達燕都。

8，隋費掌房《歷代三寶記》卷一，載秦始皇時（即元前218年）有諸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齎經來化始皇。唐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也有此說，並謂出於道安、朱士行等《經錄》。

9，唐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中又據《周書異記》說，周昭王二十四年（公元前1029年）甲寅，生水泛、地動、天色變異等象，太史蘇由說「有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而以此為佛誕年代。北齊僧統法上曾沿此說以答高麗使者，後來更為一般佛徒所習用。 」(版主按語：「佛滅紀年，十分複雜。請參考：http://yifertw.blogspot.com/2011/09/18.html」)

10，唐道宣《廣弘明集.歸正篇》引用《列子.仲尼篇》說，丘聞西方有聖人，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無能名等語，斷言「孔子（公元前551—429年）深知佛為大聖」。(版主按語：「近代學者已經認定《列子》原書已經遺失，現存《列子》書是晉朝人的偽作。」)

佛教在前漢末年傳入中國，於理可徵，但尚無實在依據，文獻絕無。其餘諸說，由於道教對抗佛教，以上三-十項將佛教東傳的年代愈推愈遠，所有引據大都是虛構和臆測的，殊無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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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89a61b0100atbq.html

〈再論佛經漢譯的音譯系統〉 (2008-08-19 13:25:52)

在僧祐《出三藏記集》中，所謂舊經、新經的音譯詞在所列舉中的詞項中占有較大比例，雖然這並說明不了音譯現象的根本問題，整體上，舊經還是比較傾向於採取最大限度的意譯方式，而新經增加了一些常用詞語（術語）的音譯詞。除開普遍的音譯節略現象，翻譯實踐中的梵漢音節對應並不是比較嚴格的音節替代，例如，bo-扶/菩，-ju-首/殊，-bhū-扶/菩，bhi-除/比，-bu-佛/弗，su-須，sro-須，-nu-耨，事實上，漢語方言的影響是更為重要的音節替代動因，-sa-薩，sar-薩，mañ-濡/文，śā-舍/秋，-dhar-沓/闥，-va和/婆，-gata 阿竭，-pan- 洹，sa-斯，-ga-含，-ra-羅，mā-摩，-ri-梨/露/利，如果考慮到中國西域的各種方言（胡語）介入，音譯詞的產生幾乎不再可以發現某些合理的經驗規則和一致的傳統慣例。

安世高的漢譯音譯詞並不完全符合音的替換規則，例如，a-阿，dā-檀，gan-迦，gaṅ-恒，gā-偈，-gā-含，-ghā-伽，-jña- 若，-ja-越/閱，ka-袈/劫，kar-羯/摩，ma-彌/摩，-mā-門/昧，mai-彌，-ma磨，na-南，pa-般，-pā-婆/波，pā- 波，-ra-羅，sa-斯，sā-釋/舍，-sa-塞/僧/三，sa-沙，-śa-沙/薩，-śā-裟，saṃ-僧，-tar-陀/多，-ta- 陀，va-波，-vā-和/會，-vā-洹，從梵語到漢語的音譯，幾乎很難發現在眾多的漢語同音字和近音字中，音節替代的可能規則，當時代的漢語方言因素直接影響雖然是比較顯著的。如果考慮到印度-中亞的方言狀況，情形就十分複雜起來。事實上，自安世高以來，一些佛典漢譯的音譯詞已經逐步實現標準化，例如釋迦、比丘、摩尼、三昧等，一般地，這些音譯詞都有音節的節略，即省略梵語詞的一些音節，這些節略的音譯規則就已經明顯的表現出來，較好適應漢語的傳統表達習慣，並在其後的時間裡不斷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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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依法   於  2011-10-23 07:43:55

初期佛教譯經的「安」姓，如安世高、安玄，是來自安息國，還是粟特？

他們有可能是昭武九姓的早期「移民」嗎？

安姓的譯經師為何三國之後，就不再出現呢？

歸依法        於 2011-10-23 08:04:22

梵漢對音，

1.應考慮原典是寫本還是默誦，

2.應考量原本是梵本、犍陀羅語還是其他中亞、西域語言，

3.譯主是否通曉漢言、能說、寫漢語，是否會因翻譯團隊的不同而產生風格的差異，

4. 解決「一詞兩譯」的現象，

《雜阿含經》卷15：「復告尊者憍陳如：『知法未？』拘隣白佛：『已知。善逝！』」(CBETA, T02, no. 99, p. 104, a11-12)

《雜阿含經》卷1：「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CBETA, T02, no. 101, p. 493, b12-13)
《雜阿含經》卷1：「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須達園」(CBETA, T02, no. 101, p. 496, b22-23)

5. 解決經錄登錄的譯人不實的現象

最重要的還是要將同一譯者的譯經一字排開，逐經比對。

至少用兩、三部經的翻譯詞素來歸納出原則、或檢驗自己假設的「通則」。

如果採用「泛論式」印象，其實對此類討論幫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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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不自由勿寧死)  於    2011-10-24 13:23:46

才看到這個，馬上要上課，我也先說下自己的意見，然後等方老師有空來作裁定：
一，安玄來自安息Parthia問題不大，安世高則尚有爭論，

意大利的富安敦Antonino Forte有本很重要的書叫《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 An Iranian Family in China》，這本書榮新江先生曾有過反駁，但這本書還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如果可能也應該做一篇長書評或者翻譯。

二、第二個問題，富安敦的書裡曾經提到過安祿山等人其實是安世高的後代。

三、安姓的譯經師以後不再出現，其實我也注意到過這個現象。與此一同的還有另一個現象，就是早期大量的在家人譯眾在以後也逐漸減少了，這個要專文來研究，一兩句話說不清。

梵漢對音的問題，我也頗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