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968998/
2009-06-17 13:56:51 來自: 靜升(琴將秋水彈明月 茶得春山試白雲)
蔣宗福（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成都 610064）
蔣宗福：新時期中國文獻學研究綜述（1978－2005）
〈摘 要〉：從先秦時期文獻典籍產生之日起，文獻的整理、分類、典藏和利用也隨之而產生，傳統文獻學的一些內容和方法也不斷豐富和發展起來，但真正由具體的文獻整理工作抽象概括而上升到理論體系的中國文獻學，則是20世紀才出現的，因此文獻學是一門既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近30年來，中國文獻學及其研究有了長足進展，取得了豐碩成果。
關鍵詞：新時期；中國文獻學；
中圖分類號: G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号: 1672－612x（2006）04-0001-09
自先秦時期我國的文獻典籍產生之日起，文獻的整理、分類、典藏和利用也隨之而產生，因此傳統文獻學的一些內容和方法也不斷豐富和發展起來，但真正由具體的文獻整理工作抽象概括而上升為理論體系的中國文獻學，則是20世紀才出現的。1920年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六說，「其後(萬)斯同同縣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獻學者宗焉」，為「文獻學」一詞之始見。後來他又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八「清初史學之建設」中說：「明清之交各大師，大率都重視史學——或廣義的史學，即文獻學。」鄭鶴聲、鄭鶴春1928年寫成《中國文獻學概要》①，193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似為中國學術史上第一部以「文獻學」名書的專著」[1]。此後因內憂外患，連年戰亂，文獻學學科體系的構建，未能引起重視。1957年至1960年王欣夫在復旦大學開設「文獻學」，講授目錄、版本、校讎等內容，這是新中國高校在「文革」前開設「文獻學」少有的例子。到了70年代末以後，迎來了學術繁榮的春天，中國文獻學學科體系的建立，才真正步入坦途，產生了一大批具有開創性的學術成果。
一、文獻學通論著作
據有關專家統計，80年代以來正式出版的各類文獻學論著達300餘種[2]，代表性的通論著作有張舜徽《中國文獻學》（中州書畫社1982、華中師大出版社2004。筆者注：為節省篇幅，下文省稱「××出版社」為“××”）、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齊魯書社1982）、王欣夫《文獻學講義》（上海古籍1986）、羅孟禎《古典文獻學》（重慶1989）、洪湛侯《中國文獻學新編》（杭州大學1994），以上5種論著，在構建中國文獻學的學科體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另外，倪波主編《文獻學概論》（江蘇教育1990），周文駿序謂「通過對文獻和文獻工作的討論，力求勾勒出一個不局限於目錄、版本和校讎為核心內容的新的文獻學科學體系」。遲鐸、党懷興編著《中國古典文獻學綱要》（陝西人民教育1995）、王燕玉《中國文獻學綜說》（貴州人民1997）、陳界、張玉剛主編《新編文獻學》（軍事醫學科學1999）、熊篤、許廷桂《中國古典文獻學》（重慶2000）、張玉勤等《實用文獻學》（山西古籍1998）、潘樹廣等《文獻學綱要》（廣西師大2000）、杜澤遜《文獻學概要》（中華書局2001）、劉青松《中國古典文獻學概要》（湖南大學2002）、張三夕主編《中國古典文獻學》（華中師大2003）、牟玉亭《中國古典文獻學》（社會科學文獻2005），在文獻學知識普及，或提出文獻學應包括古典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對於擴展文獻學的研究內容，促進學科發展，亦不無裨益。
洪著《新編》分體、法、史、論四部分，認為「文獻學本是關於文獻研究和整理的一門學問，文獻形體本身的特點、文獻整理的方法、文獻學的歷史、文獻學的理論都應包括在內，簡單地說，文獻學應包括文獻的體、法、史、論等幾方面的內容，並把這些熔為一體，進行系統研究，逐步建立文獻學的完整體系」。在具體闡述中，「以『體』包括文獻的載體、文獻的體裁和文獻的體例，以『法』包括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編纂六法以及標點、注釋、翻譯、資料搜集、文獻保藏等方面知識，以『史』包括文獻史和文獻學史，以『論』包括文獻學家的思想」[3]。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分「版本編」、「校勘編」、「目錄編」和「典藏編」（齊魯書社1988－1998年陸續出版），概括論述了文獻典籍的版本、校勘、目錄、編輯使用、流傳和保存的全部過程及其主要環節、理論和方法，是傳統文獻學的鴻篇巨製。
另外，也有以「歷史文獻學」命名的通論性著作。白壽彝早在80年代初就發表了《談歷史文獻學》（《史學史研究》1981/2），把歷史文獻學的研究內容概括為理論、歷史、分類學和應用四部分。王余光等《中國歷史文獻學》（武漢大學1988），認為包括歷史文獻本身、文獻整理方法和內容、文獻整理的歷史三部分，張家璠、黃寶權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廣西師大1989）、楊燕起、高國抗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書目文獻1989、北京圖書館1997及 2003）、張大可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陝西人民教育1991）、謝玉杰、王繼光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民族1999）、曾貽芬、崔文印《中國歷史文獻學》（學苑2001），其實都是廣義的歷史文獻學。
周彥文主編《中國文獻學》（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3），自稱是台灣第一部「文獻學」，「作者認為文獻學的研究主體是文獻本身，並以此確立文獻學獨立的學科地位。但是因作者專業所致，該書重點敘述了民國以前的中國文學文獻的產生、發展及整理情況，所以只能算作一部簡明的文學文獻史」[4]。
至於專科文獻學，如王秀成《科技文獻學》（吉林工業大學1984）、張君炎《中國文學文獻學》（江西人民1986）、單淑卿、張春玲等《中國經濟文獻學》（青島海洋大學1991）、邱均平、胡昌平《科技文獻學》（武漢大學1991）、劉躍進《中古文學文獻學》（江蘇古籍1997）、張伯元《法律文獻學》（浙江人民1999）、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中華書局2004）、李振宇《法律文獻學》（中國檢察2005）等，均借鑑文獻學的基本內容，就各分支學科的相關材料編撰成書。另外，周一平《中共黨史文獻學》（華東師大2002），論述了中共黨史文獻學組織、運作的一系列環節，如搜集、整理、校勘、考證、編撰等，並對文獻、文獻學以及中共党史文獻學的相關知識作了介紹，提供了較為全面的背景知識，是中共党史文獻學入門性的參考書。嚴季瀾、顧植山主編《中醫文獻學》（中國中醫藥2002）、丁偉安等《中藥文獻學》（科學2003），或號稱「新世紀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教材」，或號稱「21世紀高等醫藥院校教材」。嚴耀中《試論宗教文獻學》（上海師大學報）2004/1），認為宗教文獻學，就是整理研究有關宗教的文獻所形成的學科，研究對象為記錄宗教知識與宗教信息的一切載體，是人文學科中一門屬於基礎性的交叉學科，而對宗教文獻的研究和比較，可以尋覓古今人們的心路歷程，可以曉知一種信仰意識形態是如何在社會環境影響下演變發展的，可以了解關於人在諸多重大問題上的智慧結晶。諸如此類，似乎所有學科都可以建立文獻學了②。
二、文獻學主要分支學科研究
張舜徽《中國文獻學》在構建文獻學的理論體系時，首次將目錄、版本、校讎（校勘）、辨偽、輯佚等納入其中，後來出版的多種文獻學論著涉及領域廣狹不盡相同，但上述基本內容則無一或缺。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在「緒言」中也指出，「古文獻學本身又有許多分支，諸如注解、校勘、目錄、版本、辨偽、輯佚、編纂等」，得到學術界普遍認同。其中有些分支研究開展較早，成績斐然，如目錄學就有鄭鶴聲《中國史部目錄學》（商務印書館1928）、劉紀澤《目錄學概論》（中華書局1931）、姚名達《目錄學》（商務印書館1933）等。但有些分支學科則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才逐步建立起來的，如輯佚學等[5]。下面將近30年來中國文獻學主要分支學科研究的新成果綜述如次，因各分支學科發展不平衡，研究較薄弱的學科專著及論文兼列。
1． 目錄學研究
20世纪的目錄學研究，曹書杰《中國古典目錄學研究概述（1950－1988）》（《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5）、代根興等《中國目錄學研究十五年》（《山東圖書館季刊》1995/3）、王鍔《二十世紀中國古籍目錄研究與實踐綜述》（《圖書與情報》2001/4）、彭斐章、傅先華《20世紀中國目錄學研究的回眸與思考》（《圖書館論壇》2004/6），作了較全面的總結回顧。
據代根興等統計，從1980年至1994年的15年間，出版了近20種目錄學教材或專著，發表目錄學論文1980篇，是解放前的16倍，是解放後 30年的12倍多，其中有關目錄學史747篇，目錄學實踐532篇，理論研究298篇。現在又過了11年，目錄學研究的新成果不斷問世。據我們所知，80 年代以來較有代表性的通論性著作或教材，如來新夏《古典目錄學淺說》（中華書局1981，1991年修訂本更名為《古典目錄學》）、武大北大編《目錄學概論》（中華書局1982）、羅孟禎《中國古代目錄學簡編》（重慶1983）、徐召勛《學點目錄學》（安徽教育1983）、李日剛《中國目錄學》（台灣明文書局1983）、昌彼得等《中國目錄學》（台灣文史哲1986）、彭斐章等《目錄學》（武漢大學1986、2003）、曹慕樊《目錄學綱要》（西南師大 1988）、[日]清水茂《中國目錄學》（日本東京1991）、周少川《古籍目錄學》（中州古籍1996）、高路明《古籍目錄與中國古代學術研究》（江蘇古籍1997）、柯平《文獻目錄學》（河南大學1998）、彭斐章主編《目錄學教程》（高等教育2004）等，在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方面，都起了一定作用。
專科目錄學則有陳秉才等《中國歷史書籍目錄學》（書目文獻1984）、謝灼華《中國文學目錄學》（書目文獻1986）、高潮《中國法制古籍目錄學》（北京古籍1993）、王錦貴主編《中國歷史文獻目錄學》（北京大學1994、2003），把目錄學引入傳統文化的相關學科，既拓展了目錄學研究的範圍，又促進了其他學科研究的深入。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古籍1989年起陸續出版），收錄全國781家單位所藏古籍善本計約13萬部，按經史子集叢五部著錄，每書之後附有藏書單位代號，可「按圖索驥」，是目前查閱古籍善本最齊全最方便的書目。王重民《中國古籍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1983），收錄作者經眼的包括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1600餘種、北京圖書館所藏2100種等總計4400餘種古籍善本（含補遺），是一部有很高學術價值的古籍善本解題目錄。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華書局1983）收錄作者經眼的善本書約4500種，李盛鐸《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大學1985）收「題記」173篇，著錄宋元明清及朝鮮、日本刻抄本1464種，是兩部查考善本比較方便的私家版本提要目錄。
吳楓主編《簡明中國古籍辭典》（吉林文史1987），列目4900餘條，上起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凡有籍可徵的古代主要文獻，均在著錄選收之列，執此一編，可熟悉眾多典籍，似亦可看作簡明解題目錄。
雷夢水《販書偶記續編》（上海古籍1980，收錄繼孫殿起《販書偶記》之外的著述6000餘種。王紹曾主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中華書局 2000），在陳國棟《重訂清史稿藝文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基礎上拾遺補闕，將清人著述幾乎網羅殆盡。此兩書是查考清人著作的重要目錄。
另有地區及單位古籍目錄，如宋慈抱《兩浙著述考》（浙江人民1985）、北圖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書目文獻1987）、蔣元卿《皖人書錄》（黃山書社1989）、《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同館古籍所編，中國人民大學1991，收館藏善本書2400餘種，2800餘部）、王紹曾主編《山東文獻書目》（齊魯書社1993）、《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目》（科學1994）、《四川省高校圖書館古籍善本聯合目錄》（四川大學1994）、南京師大古文獻所編著《江蘇藝文志》（江蘇人民1996）、《湖南省古籍善本書目》（岳麓書社1998）、劉緯毅主編《山西文獻總目提要》（山西人民1998）、張玉範等主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北京大學1998）、北師大圖書館古籍部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圖書館2002）、王欣夫《蛾述軒篋存善本書錄》（上海古籍2002）、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全10册，北京圖書館2003）、蘇州圖書館編《蘇州圖書館藏善本提要（經部）》（鳳凰2004）等，是著錄一個地區的著述或一個單位、私人及域外所藏漢文古籍善本的目錄，具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
專題目錄，則有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匯考》（書目文獻1989），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中華書局1983新一版）、鄭阿財、朱鳳玉編《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台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1987）、黃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錄》（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中華書局2000）、施廷镛《中國叢書綜錄續編》（北京圖書館2003）、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編《中國農業古籍目錄》（北京圖書館 2003）、國家圖書館編《稿抄本明清藏書目三種》（北京圖書館2003）、 [日]樽本昭雄編《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齊魯書社2003）等。
目錄學專題研究，如陳國慶編著《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中華書局1983）、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杭州大學1990）、李裕民《四庫提要訂誤》（書目文獻1990）、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湖北教育1990）、嚴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舉要》（華東師大1994）、來新夏主編《清代目錄提要》（齊魯書社1997）、王國強《明代目錄學研究》（中州古籍2000）等。
目錄學理論研究，專著有周彦文《中國目錄學理論》（台灣學生書局1995）；論文則有肖希明《論目錄學理論體系》（《中國圖書館學報》 1994/3）、尚志明《目錄學理論研究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圖書情報工作》1994/5）、趙梅春《章學誠目錄學理論的特色》（《蘭州大學學報》 1995/4）、李志等《談談目錄學理論與實踐問題（上）（下）》（《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工作研究》2005/1、2）。
目錄學史研究，代表性的論著有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中華書局1984）、呂韶虞《中國目錄學史稿》（安徽教育1984）、許世瑛《中國目錄學史》（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6新一版）、申暢《中國目錄學家傳略》（中州古籍1987）、李萬健《中國著名目錄學家傳略》（書目文獻 1993）、喬好勤《中國目錄學史》（武漢大學1992）、倪士毅《中國古代目錄學史》（杭州大學1998）、余慶蓉、王晉卿《中國目錄學思想史》(湖南教育1998)等。專題目錄學史研究，如王瑞祥《中國叢書目錄史》（《河北科技圖苑》2000/2），在姚名達叢書目錄史分四期的基礎上，提出了初創、發展、補足、完善、成熟五期的觀點，並介紹了29種叢書目錄。
2． 版本學研究
曹之司、馬朝軍《20世紀版本學研究綜述》（《圖書與情報》1999/3），對20世紀的版本學研究作了較全面的總結。從1978年到1998年，「據不完全統計，這個階段在全國各類雜誌發表的版本學研究論文有2005篇，是本世紀初至1977年前版本學論文總數的15倍」，其中版本學基礎理論研究論文185篇，版本學史32篇，版本源流1441篇，版本鑒定347篇[6]。
吳則虞《版本通論》（《四川圖書館學報》1978-1979年连载），是「文革」後發表最早的成果。出版的專著，則有施廷鏞《中國古籍版本概要》（天津古籍1987）、戴南海《版本學概論》（巴蜀書社1989）、嚴佐之《古籍版本學概論》（華東師大1989）、屈萬里、昌彼得《圖書版本學要略》（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9）、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書目文獻1990、北京圖書館2003）、陳宏天《古籍版本概要》（遼寧教育1991）、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大學1992）、盧賢中《古代刻書與古籍版本》（安徽大學1995），以上是古籍版本學論著。姚伯岳《版本學》（北京大學 1993，2004年修訂本更名為《中國圖書版本學》）則涵括古今，他在自序中說：「古今圖書版本，其貌雖殊，其理則一。以往的各種版本學論著，研究範圍均局限於古籍版本，以至使人誤以為只有古籍才有所謂版本問題，版本學就是研究古籍版本的。但實際上現代圖書的版本問題絲毫不比古籍中的版本問題簡單，有的甚至更加複雜。不揭示、不研究現代圖書的版本問題，不能稱為完整的版本學；忽視對現代圖書版本問題的研究，也就無法建立起內容全面的版本學體系。」
李致忠《古籍版本知識500問》（北京圖書館2001），江蘇古籍2002年推出李際寧《佛經版本》、黃鎮偉《坊刻本》、王桂平《家刻本》、徐憶農《活字本》、江慶柏等《稿本》、薛冰《插圖本》、張麗娟、柯有慶《宋本》、陳紅彥《元本》、黃裳《清刻本》，2003年又推出韋力《批校本》、趙前《明本》等，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插圖增訂本，上海古籍2003)，對於初學者來說，無疑是有關版本知識的入門必讀書。
另有專門文獻方面的版本學論著，如王大妹《中醫古籍版本學》（上海科技2000），是在參考古籍版本學和中醫文獻學的基礎上，結合有關研究的最新成果，系統地論述了中醫古籍版本學的功用、版本鑒定的各種方法和途徑，並簡要地介紹了中醫古籍版本沿革與重要醫籍版本系統，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版本鑒定方面，李清志《圖書版本鑒定研究》（台灣文史哲1980）、魏隱儒等《古籍版本鑒定叢談》（印刷工業1984）、李致忠《古籍版本鑒定》（文物1997）及《宋版書敘錄》（北京圖書館1997），是古籍版本鑒定和版本敘錄的專著。杜信孚編《明代版刻綜錄》（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楊純信編《中國版刻綜錄》（陝西人民1987）、李致忠《歷代刻書考述》（巴蜀書社1989）、羅偉國等編《古籍版本題記索引》（上海書店1991）、王肇文編《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1990）、李國慶編《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1998）等，則是讀者查考熟悉古籍版本及版本鑒定非常有用的專著或工具書。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瞿冕良編《中國古籍版刻辭典》（齊魯書社1998），共收集古代刻書家、抄書家8000餘人，刻工10000餘人，較難得的是廣泛收集了部分抄書家所抄書籍目錄，對我們了解古代文獻生產與流通範圍均有幫助。林申清編《中國藏書家印鑒》（上海書店1997），收宋元明清及近現代藏書家印鑒2800多方，有助於版本鑒別和書法篆刻史研究。
魏隱儒《古籍版本鑑賞》（北京燕山1997），則是從鑑賞的角度談版本。吉文輝、王大妹主編《中醫古籍版本學》（上海科技2000），以古籍版本學理論用於中醫文獻，是中醫古籍版本研究的新成果。
上海圖書館編《善本書影》（上海古籍1978）、黃裳編《清代版刻一隅》（齊魯書社1992）等，是繼《中國版刻圖錄》③之後的書影匯編。黃永年等編《清代版本圖錄》（浙江人民1997），收清刻本350種，是一部反映清代古籍版本全貌和特點的大型版本圖錄。吳希賢輯匯《歷代珍稀版本經眼圖錄》（中國書店2003）、陳堅等《宋元版刻圖釋》（學苑2000）、陳先行等《中國古籍稿抄校本圖錄》（上海書店2000）、[日]島田翰《漢籍善本考》（北京圖書館2002），北京圖書館2003年影印瞿啟甲編《鐵琴銅劍樓善本書影》、南京國學圖書館編《盋山書影》、陶湘等編《涉園所見宋版書影•文祿堂書影•宋元書式》、劉承干等編《嘉業堂善本書影•故宮善本書影》等４種書影，翁連溪編《清代內府刻書圖錄》（北京2004），均有助於讀者了解宋元明清古籍善本、版刻及稿抄校本的真實面貌。
版本學理論與版本學史方面，代表性的單篇論文有：李致忠《論古書版本學》（《吉林省圖書館學會會刊》1979/1）、郭松年《古籍版本與版本學》（《吉林省圖書館學會會刊》1980/4）、胡道靜《從黃蕘翁到張菊老——150年來版本學的縱深進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7/4）、劉國珺《關於我國古籍版本學歷史階段劃分的思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1增刊）。李明杰《中國古籍版本學形成時期再辨》（《圖書與情報》 2002/1），從版本學產生的社會基礎、研究的核心內容、理論和研究方法、學科表述形式等四個方面，認為中國古籍版本學萌芽於先秦，初步形成於漢，而正式確立於宋。李明杰《20世紀中國古籍版本學史研究綜述》（《四川圖書館學報》2002/6，《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2）就版本學的起源、歷史分期、各階段的版本學成就、版本學家及其流派等，對20世紀中國古籍版本學的研究現狀進行了綜合述評，指出了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
賈衛民《對古籍版本目錄學的探討》（《圖書館學研究》1997/3），提出建立中國古籍版本志，「為每一種古籍建立版本檔案，每個條目，經過嚴格的考訂之後，對版式、行格作詳盡的自然描述，並紀錄出版本刻年依據」。
3． 校勘學研究
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的校勘學研究，不及目錄學與版本學那麼紅火，成果數量也稍遜一籌。出版時間較早或有代表性的論著，如趙仲邑《校勘學史略》（岳麓書社1983），是書章節內容多同蔣元卿《校讎學史》（商務印書館1938、黃山書社1985）。戴南海《校勘學概論》（陝西人民1986）、倪其心《校勘學大綱》（北京大學1987、2004）、錢玄《校勘學》（江蘇古籍1988）、王雲海等《校勘述略》（河南大學1988）、謝貴安《校勘學綱要》（載李國祥主編《古籍整理研究（八種）》，武漢工大1989）等，是80年代出版的幾種校勘學論著。管錫華《校勘學》（安徽教育1991，2003 年巴蜀書社修訂本更名為《漢語古籍校勘學》），從理論上對校勘進行了總結，詳細論述了校勘學的方法以及校勘的整個工作步驟。林艾園《應用校勘學》（華東師大1997），是一部從應用的視角以校勘實例闡述校勘學的著作。陳垣《校勘學釋例》（中華書局2004），為著者舊作新刊，「校勘四法」即陳氏對傳統校勘方法所作的理論性總結。
關於校勘學理論與校勘學史研究，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葉樹聲《乾嘉校勘學概說》（《安徽大學學報》1989/4）、魏哲銘《論盧文弨校勘學的原則和方法》（《西北大學學報》1995/5）、白兆麟《關於校勘學的性質與對象》（《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6/1）、傅杰《清代校勘學述略》（《浙江學刊》1999/3）及校勘學通論性論文《明代以前的古籍校勘述略》（《福州大學學報》2000/3）等。亦有文章論及校勘家或學者對校勘學的貢獻，如漆永祥《段玉裁校勘學述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3/6）、丁宏宣《清代著名校勘學家顧廣圻》（《圖書與情報》1999/1）、章繼光《陳垣先生對校勘學的貢獻》（《五邑大學學報》2001/3）、宋麗群等《阮元的校勘學和編纂學成就》（《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2002/1）、余敏輝《歐陽修校勘學述論》（《史學史研究》2003/3）、謝鳴敏《試論魯迅對校勘學的貢獻》（《新世紀圖書館》2005/2）等。
4． 辨偽學研究
劉重來《中國二十世紀文獻辨偽學述略》（《歷史研究》1999/6）指出，辨偽學在20世紀經歷了由構建學科體系到多元發展的過程，在辨偽理論上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系，在辨偽方法上逐漸採用現代科學手段和方法，構建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20世紀70年代以後出土了數批簡牘帛書，其中有長期以來被懷疑或認定為偽書的《孫子兵法》、《晏子春秋》、《尉繚子》等等，從而激發了古籍辨真的熱潮，先後發表了一系列考辨文章，如常征《〈穆天子傳〉是偽書嗎？》（《河北大學學報》1980/2）、吳光《〈鶡冠子〉非偽書考辨》（《浙江學刊》 1983/4）、周山《〈尹文子〉非偽析》（《學術月刊》1983/10）、張丰乾《試論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的關係——兼為〈淮南子〉正名》（《中國社會科學》1998/2）等。
辨偽學的代表性成果，如孫欽善《古代辨偽學概述》（《文獻》1982、1983總第14－16輯），對辨偽學知識在新時期的迅速普及起了重要作用。鄭良樹《古籍辨偽學》（台灣學生書局1986），是出版較早的辨偽學專著。另有李國祥等主編《國學知識舉要•辨偽學講義》（廣西人民1993）等。
鄭良樹《古籍真偽考辨的過去與未來》（《文獻》1990/2），對既往的辨偽學所取得的成就作了系統總結，並對辨偽學的未來作了展望。在古籍辨偽方面的重要成果，有鄭良樹編《續偽書通考》（台灣學生書局1984），「是繼40年代張心澂《偽書通考》之後又一部集典籍辨偽大成的著作」[7]。俞兆鵬主編《中國偽書大觀》（江西教育1998）、鄧瑞全等《中國偽書綜考》（黃山書社1998），是古籍辨偽的最新成果。
90年代以後，辨偽學史研究的成果不斷增多，如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台北文津1990），是專題辨偽學史著作。山東大學古籍所編《古籍整理研究論叢（第二辑）•古籍辨偽學小史》（山東文藝1993），是一部辨偽學簡史。揚緒敏《中國辨偽學史》（天津人民1999），對辨偽學史作了較全面系統的論述，卞孝萱序謂「全書資料豐富，論證充分，新見疊出，精義紛呈，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辨偽學專著，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趙光賢《崔述在古史辨偽上的貢獻和局限》（《史學史研究》1991/2）、耿天勤《劉知幾對辨偽的貢獻》（《山東師大學報》1992/6）、胡可先《漢代辨偽略說》（《徐州師院學報》1994/3）、于語和《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辨偽方法評述》（《南開學報》1994/5）、葉樹聲《論清儒辨偽》及《梁啟超對辨偽學的貢獻》（《淮北煤炭師院學報》1996/2、1997/2）、楊昶《張舜徽先生辨偽學成就述略》（《華中師大學報》1997專刊）、楊緒敏《明清辨偽學的成立及古書辨偽之成就》（《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報》1999/4）、路新生《諸子學研究與胡適的疑古辨偽學》（《華東師大學報》2000 /4）、馮廣宏《考古發現對辨偽學的衝擊》（《文史雜志》2001/1）、張謙元《辨偽學論綱》（《甘肅社會科學》2003/4）等。
辨偽學理論與方法研究，重要論文有杜凱等《古籍中偽書的辨識》（《河北大學學報》1981/2）、洪湛侯《古籍的考辨》（《文獻》1982總第 12輯）、姜亮夫《古籍辨偽私議》（《學術月刊》1983/6）、牟玉亭《古書作偽原因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4/3）、熊鐵基《重新認識古書辨疑》（《光明日報》2002年12月24日B3版）、王樹民《古籍整理與辨偽求真》（《河北師大學報》2004/2）、張濤《錢大昕的史籍辨偽》（《史學史研究》2005/4）等等。
5． 輯佚學研究
曹書杰《中國輯佚學研究百年》（《東南學術》2001/5），對20世紀的輯佚學作了全面總結结和回顧，並展望了21世紀的輯佚學。
20世紀80年代以來輯佚學的新成果，有吳楓《類書、叢書與輯佚書》（《歷史教學》1980/4）、陳光貽《輯佚學的起源、發展和工作要點》（《史學史研究》1983/1）、徐德明《輯佚學應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及《嚴可均輯佚方法初探》（《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6/2、1989/1）、白新良《清代前期的輯佚活動》（《南開學報》1986/2）、邱久榮《輯佚學》（載楊燕起等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書目文獻1989）、王玉德《輯佚學稿》（載李國祥主編《古籍整理研究（八種）》，武漢工大1989）、葉樹聲《論清儒輯佚》（《淮北煤炭師院學報》1995/1）、陳華《試論嚴可均對文獻輯佚的貢獻》（《杭州大學學報》1996/1）、李曉明等《〈四庫全書〉宋別集類的〈永樂大典〉輯佚書》（《文獻》2001/2）、韋順莉《論張舜徽在考證、辨偽、輯佚諸領域的理論建設》（《廣西社會科學》2002/5）、徐道彬《戴震輯佚成就述論》（《安徽大學學報》2005/4）等。
曹書杰是輯佚學研究用力最勤的學者，雖然起步不是最早，但後來居上，所著《古籍輯佚•輯佚學的研究》（載高振鐸主編《古籍知識手册》，山東教育 1988），是作者為研究生授課的講義。嗣後發表有關輯佚學的系列論文，如《輯佚與輯佚學》《輯佚起源新探》《輯佚學的性質對象任務內容和意義》（《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0/2、4，1999/4）、《略述宋明清時期的輯佚研究》（《東北師大學報》1998/6）等。其《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東北師大1998），劉乾先序謂是「第一部獨立刊行且頗具規模的輯佚學專著」，吳楓序謂「屬於填補空白的專著」，「是近年來古典文獻學研究中的重要收獲」。
對輯佚學作深入研究並連續發表多篇論文者，除曹書杰之外，還有張升《清代輯佚研究》（《北京師大學報》1992增刊）、《論清代輯佚興盛的原因》（《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4/5）、《輯佚學簡論》（《文獻》1995/1）、《輯佚起源說綜述》（《歷史文獻研究》7輯，1996）等。
孫啟治等《古佚書輯本目錄（附考證）》（中華書局1997），是一部輯佚學方面另辟蹊徑的專著。
輯佚成果則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輯佚》（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83）、李澍田主編《金史輯佚》（吉林文史1990）、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圖書館1997）等。
6． 文獻出版史及藏書史研究
文獻學的上述分支學科，無一不涉及古書，因此書籍史或古籍印刷史，一些文獻學論著亦多包括在內。20世紀80年代以來，即有不少研究新成果問世，如劉國鈞等《中國書史簡編》（書目文獻1982訂補本）、張龍文《中華書史概述》（中華書局1983）、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印刷工業1984）、邱陵《書籍裝幀藝術簡史》（黑龍江人民1984）、李致忠《中國古代書籍史》（文物1985）、鄭如斯等《中國書史》（書目文獻1987）、來新夏《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概要》（天津古籍1987）、瞿冕良《版刻質疑》（齊魯書社1987）、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1989）、李致忠《歷代刻書考述》（巴蜀書社1990）、來新夏《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上海人民1990）、羅樹寶《中國古代印刷史》（印刷工業1993）、曹之《中國印刷術的起源》（武漢大學1994）、陳力《中國圖書史》（台北文津1996）、羅樹寶主編《中國古代印刷史圖册》（北京文物與香港城市大學1998）、張樹棟等《中華印刷通史》(印刷工業1999，修訂普及本更名為《簡明中華印刷通史》，廣西師大2004年)、曹之《中國古籍編撰史》（武漢大學1999）、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論》（紫禁城2000）、李瑞良《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上海人民2000）、劉俐娜《中國圖書史》（社會科學文獻2000）、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江蘇人民2000）、肖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北京大學2001）、翁連溪編著《清代宮廷刻書》（紫禁城2001）、奚椿年《中國書源流》（江蘇古籍2002）、[美]錢存訓《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書目文獻2002）、周寶榮《宋代出版史研究》（中州古籍2003）、田建平《元代出版史》（河北人民2003）、劉國進《中國上古圖書源流》（新華2003）、李致忠等《中國典籍史》（上海人民2004）、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古代、近代部分，湖北山東教育2004)等，均從不同角度並各有側重地論述了文獻典籍及其產生、抄刻、印刷、出版、流通等問題，內容至為繁富，有較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王余光《中國文獻史（第一卷）》（武漢大学1993），總結了我國古典文獻演變的歷史。從本書的命名看，更能反映書籍史與文獻學的密切關係。
周蓉生《中國書籍形制的演變及中國古籍版本真贋品的鑒定》（中國青年2000），全書共九章，內容包括圖書的形態、印刷術對我國書籍的影響、古籍版本的鑒定等。
另有地區書籍出版史，如倪波等主編《江蘇圖書印刷史》（江蘇人民1995）、謝水順等《福建歷代刻書》（福建人民1997）、李晉林、暢引婷《山西古籍印刷出版史志》（中央編譯2000）、葉樹聲、余敏輝《明清江南私人刻書史略》（安徽大學2000）、王澄《揚州刻書考》（廣陵書社2003）、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廣陵書社2003）、方維保、汪應澤《徽州古刻書》（遼寧人民2004）等。
傅璇琮等主編《中國藏書通史》（寧波2001），全面系統地論述了上起夏商、下迄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藏書史，是一部規模宏大、內容豐富、體系完備的重要學術著作。由於中國藏書事業起源很早，因此敘各代藏書狀況，為藏書家志傳，言藏書掌故，修藏書詞典等，亦為文獻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大象2001）、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江西人民2004），地方藏書史，如葉瑞寶主編《蘇州藏書史》（江蘇古籍2001），也是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
任繼愈主編《中國藏書樓》（遼寧人民2001），分「中國藏書論」、「中國藏書樓發展史」和「中國藏書史大事記」上中下三編，系統反映了中國數千年的藏書史對古代社會文化建設的輝煌歷程。
代表性論文，如黃海明《概述四川尊經書院的刻書》（《四川大學學報》1992/4）、李曉明《略論中國印刷史的分期問題》（《華中師大學報》 1994/5）、牛達生《西夏刻書印刷事業概述》（《寧夏大學學報》1999/3）、翁連溪《清宮武英殿刻書》（《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4）、李晉林《唐宋時期山西刻版印刷史考述》（《山西師大學報》1999/1）及《金元時期平水刻板印刷考述（上）（下）》（《文獻》2001/2、3）、范開宏《中國書籍史上的最大疑案——〈永樂大典〉之謎》（《圖書館建設》2001/2）、等。另外，劉飛《太平天國的圖書刻印》（《圖書館》1996/6）、郭存孝《澳大利亞藏太平天國原版刻書和原版布告考釋》（《南京社會科學》2004/2），是僅見的兩篇論述太平天國的圖書刻印活動及域外所藏刻書的論文。
三、文獻學史研究
文獻產生之時，即相伴產生了文獻整理與分類，文獻學的學科發展史也相應產生，但真正對文獻學史作較系統的研究，則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開始的。代表性成果有王余光《中國文獻學史要略》（廣西人民1993）、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中華書局1994）等。孫著分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及近代7章，全面系統地論述了中國古文獻學的發展史，200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由教育部研究生工作辦公室推薦為研究生教學用書。另有曾貽芬、崔文印《中國歷史文獻學史述要》（商務印書館2000）。
有關文獻學史研究的單篇論文，則有吳楓《歷史文獻學四十年之我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5），綜述了20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後期以及建國40年來的文獻學研究，是現當代文獻學研究史的論文。孫欽善《關於中國古代文獻與古文獻學史》（《社科縱橫》1994/1），是作者系統研究中國文獻學史先期向學界公布的要點。
王余光等《中國文獻學理論研究百年概述》（《圖書與情報》1999/3）認為：「20世紀文獻學研究經歷了一個從文獻整理的具體方法、經驗的總結到有關理論的抽象、概括，從分科文獻學、文獻學專題和相關學科的研究到文獻學的宏觀綜合地考察的過程，逐漸獨立並迅速發展。」
鄭偉章、李萬健《中國著名藏書家考略》（書目文獻1986），著錄了歷史上50多位著名藏書家的生平事跡、藏書源流及學術貢獻。梁戰、郭群一編《歷代藏書家辭典》（陝西人民1991），收錄歷代藏書、刻書、販書者及校勘、編目學者3400人，較王河主編的《中國歷代藏書家辭典》(同濟大學1991)多出600餘人，頗具參考價值。張家璠、閻崇東主編《中國古代文獻學家研究》（廣西師大1996），對古代著名文獻學家的生平及學術活動等作了細緻研究。鄭偉章《文獻家通考》（中華書局1999），全書收錄清初自錢謙益以後1500餘人（包括逝世於上世紀90年代的文獻家李一氓等人），述其生平事跡和在文獻學上的建樹。他在前言中說：「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書籍的民族，故歷史上文獻家輩出，代不乏人。聚書、抄書、校書、刻書、編目、題識等活動，便成為幾千年來中國文壇上重要歷史活動內容。……他們愛書如命，飢以當食，寒以當衣，病以當藥石，寂寞以當友朋，佞宋癖元，達到痴絕傻絕的程度。現存十數萬種古籍無不凝聚他們辛勤耕耘的汗水和心血。他們為中國的文化昌盛作出了不朽貢獻。」
對歷史上的文獻學家的研究論文，有代表性的如王純《孔子在中國古典文獻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津圖學刊》2001/3），充分肯定了孔子在文獻學史上的貢獻。李杰《簡論兩漢時期中國文獻學的發展與成就》（《圖書館論壇》2001/4），認為兩漢是我國文獻學的奠基時期，司馬遷系統整理上古至漢代文獻成中華千古第一部通史《史記》，劉向父子編《七略》開古典目錄學之先河，班固著《漢志》成史志目錄之鼻祖，鄭玄遍注群經等，都反映了兩漢文獻學的發展與成就。現當代學者對文獻學的貢獻亦有文章論及，如韋順莉《試論張舜徽的文獻學觀》（《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5/2）、[日]三浦理一郎《王欣夫先生與他的古代文獻學》（《復旦學報》1999/2）、王華寶《徐復先生對古文獻學的貢獻》（《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0/6）、王錦貴《劉乃和先生和歷史文獻學》（《史學史研究》2001/1）等。
柯平《論中國古代文獻學的流派》（《鄭州大學學報》2002/2），認為中國古典文獻學有校讎文獻學、目錄文獻學、廣校讎文獻學三大流派，前者注重文獻的甄別與整理，以校勘為中心；後者重視文獻的闡釋與整理、編纂，以學科為中心，目錄、校勘、版本只是其工具；目錄文獻學則注重收集與整理、揭示與利用，以目錄為中心。中国古典文獻學的主體是文獻整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古典文獻學的精華。
四、文獻學理論研究
謝灼華等《20年來我國文獻學理論研究綜述（1978－1998）》（《晉圖學刊》1999/3），就我國文獻學理論在這一時期的研究狀況、主要代表人物的不同學術觀點作了介紹，並就文獻學的定義、屬性和文獻學學科體系、範圍及內容等方面研究的問題進行了歸納和評述，分析揭示了此一時期文獻學研究的特點與進展動態。據《全國報刊索引》（哲社版1978－1998.11）G256文獻學類目統計，文獻學理論研究的論文527篇，圖書學、版本學、校勘學的論文為3680篇，僅95年文獻學理論研究的論文就高達116篇。王余光等《中國文獻學理論研究百年概述》（《圖書與情報》1999/3），也對古典文獻學有代表性的論著和觀點作了評析。
文獻學基本理論的研究包括文獻的定義、屬性、發展規律和文獻學的研究對象、研究範圍、學科體系、發展趨勢等內容。洪湛侯《中國文獻學新編》首創在「文獻學」框架內專設「理論編」與「形體編」、「方法編」、「歷史編」並列，可見文獻學理論研究具有與其他本體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認為文獻學理論形成於宋而漸盛於清，鄭樵《校讎略》是文獻學理論的奠基之作。洪氏還對文獻學理論研究應作的基礎工作做了初步設想，即編輯《文獻學論著目錄》、《文獻學理論索引》、《文獻學專門詞語匯釋》、《文獻學論著資料匯編》、《文獻學理論輯注》、《文獻學理論論文選輯》等。在此基礎之上，再編纂《中國文獻學理論發展史》，作全面的總結。
早在80年代，張舜徽編《文獻學論著輯要》（陝西人民1985），是一部文獻學理論的輯編，或直接啟發了洪湛侯對文獻學理論研究基礎工作的設想。洪氏《中國文獻學要籍解題》（杭州大學1997），對文獻學的重要論著作了解說，是其文獻學理論基礎研究之一。趙國璋、潘樹廣主編《文獻學辭典》（江西教育 1991），是文獻學的第一部工具書，收有正條詞目4400餘條, 附目1600餘條，所列分類詞表，包括文獻學一般、文獻載體、文獻整理、文獻聚散與流通、重要文獻、文獻閱讀和人物7部分，其中「文獻整理」細分為版本、校勘、目錄、考證辨偽、輯佚、編纂箋注翻譯等，「既反映了文獻學各門類當時的研究水平，同時也體現了編者對文獻學研究範圍的看法」[8]。
有關文獻學理論的單篇文章，如曾凡英《論鄭樵的文獻學理論與方法》（《四川師大學報》1991/4）及《鄭樵文獻學理論探析》（《自貢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2），對鄭樵的文獻學理論和方法作了較為全面的論析。柯平《關於文獻學體系的來源——文獻學理論研究之一》（《河南圖書館學刊》 1995/1）、《關於文獻學體系的研究法——文獻學理論研究之二》（同前1996/1）、《科學體系中的文獻學——文獻學理論研究之三》（同前1997 /1），認為文獻學體系來源於豐富的文獻工作實踐和文獻理論研究，影響文獻學體系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研究方法，運用系統論方法研究文獻學需要考慮文獻學形成怎樣的內在聯繫及其在科學體系中文獻學發生了怎樣的外部聯繫。高俊寬《從校讎學到文獻學：中國文獻學理論認知的軌跡探討》（《圖書情報工作》 2002/1），通過介紹歷代學者對文獻學的認識，把先秦至現代文獻學理論認知的軌跡分為三個階段，並對一些代表性的學者及其主要觀點逐一進行了述評。
文獻學理論研究，已引起學界重視，2004年11月6日至8日在鄭州大學舉行「21世紀文獻學理論與實踐」全國學術研討會，與會專家學者「就文獻學基礎理論與方法、專科文獻學的進展、文獻載體演變與文獻數字化、網絡環境下圖書館文獻資源建設、文獻學研究與圖書館社會職能、圖書館文獻資源開發與知識產權保護、文獻計量方法的應用、文獻工作中的經濟問題、地方文獻工作、國外文獻學和文獻工作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檔案學通訊》 2005/1）。
五、對學科發展的思考與展望
中國文獻學的學科體系構建，也是新時期重點討論的課題之一。鄧廣銘《談古文獻學科建設及人才培養》、黃永年《中國古典文獻學和歷史文獻學的概念和文史分合問題》（均載《古籍整理與研究》1987/2），提出了「古文獻學」的學科名稱。洪湛侯《中國文獻學的重要課題——兼論建立中國文獻學的完整體系》（《杭州大學學報》1987/2），是80年代後期關於建立文獻學體系的一篇重要論文，後來作者在此基礎上寫成了《中國文獻學新編》。
對於文獻學學科體系的建立與發展，不少學者進行了深入思考。王余光《再論文獻學》（《圖書情報知識》1997/1）認為：「在稱謂上，有『文獻學』、『古文獻學』、『古典文獻學』、『傳統文獻學』等。我以為，可將民國以前的文獻學稱為『古典文獻學』，將民國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獻學稱為『文獻學』或『現代文獻學』，現代文獻學應包括民國和新中國成立以來諸多學者在古典文獻學領域的研究。在內容上，中國歷代學者所做的工作有文獻研究和文獻整理，研究包括文獻源流、積聚、散佚及典籍體式等方面的研究，整理包括辨偽、版本、校勘、輯佚、類纂、目錄、注釋等。文獻的研究和整理是古典文獻學的主要內容，這也是我們研究文獻學史的主要內容。」
潘樹廣《大文獻學散論》（《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0/3）及《論古典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的交融》（《蘇州大學學報》2000/4），認為現代文獻學與古典文獻學相異、相通，從時間上分，有古典文獻學、近代文獻學、現代文獻學，從地域分則有中國文獻學、外國文獻學，從內容分有普通文獻學、專科文獻學。按其劃分，歷史文獻學屬專科文獻學。並指出「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古典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兩支學術隊伍處於劃疆而治的狀態，他們有各自的研究機構和出版物，缺少溝通。在學科歸屬上，則長期處於分割與游移的狀態」，應建立「將古典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融為一體的廣義的文獻學。它以古今文獻和文獻工作為對象，研究文獻的產生、發展、整理、傳播、利用及其一般規律。它的研究內容，有理論研究、應用研究和歷史研究三個方面。
于鳴鏑《試論大文獻學》及《再論大文獻學》（《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0/1、6），主張與傳統「文獻學」相區別，「大文獻學」體系包括文獻生產學、文獻流通學、文獻整序學和文獻利用學。其學科結構，從時間上劃分有古典文獻學、近代文獻學、現代文獻學；從地域上劃分有中國文獻學、外國文獻學；從內容上劃分有普通文獻學、專科文獻學(文獻類型學、文獻信息學、文獻傳播學、文獻分類學、文獻編目學、文獻計量學、文獻流通學、科技文獻學、社科文獻學)；從過程上劃分有文獻生產學、文獻流通學、文獻整序學、文獻利用學等。
馮浩非《我國文獻學的現狀及歷史文獻學的定位》（《學術界》2000/4）指出，應將文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門類，與哲學、法學、歷史學、文學並列，作為一級學科，學科名稱叫「文獻學」，英譯名為 philology。下屬中國古典文獻學和現代文獻學兩個二級學科。中國古典文獻學介绍中國傳統的文獻學知識，可包括8個三級學科，即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訓詁學、辨偽學、輯佚學、古籍整理體式學、傳統經學，認為「原有的歷史文獻學雖然在歷史學科中的二級學科地位不變，但其內含和任務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它不再代表整個中國傳統文獻學，——這個任務已歷史地落在中國古典文獻學肩上，僅僅代表狹義的歷史文獻學」。在《試論中國文獻學學科體系的改造》（《文史哲》2002/1）一文中，馮氏重申：「我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目前共有三類文獻學專業，即中文學科所屬中國古典文獻學，歷史學科所屬歷史文獻學，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所屬文獻學，都是二級學科，但是互不相涉，各自發展，致使學科體系比較落後、雜亂，存在不少問題，不利於學術發展和學科建設，亟需加以改革。文獻學是一門具有邊緣性、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應該將現行的分屬於三個不同學科門類的三類文獻學學科歸攏在一起，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門類對待，下屬綜合文獻學與單一文獻學兩個一級學科；前者包括中國古典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兩個二級學科，後者包括專科文獻學、專題文獻學、專書文獻學三個二級學科。」中國古典文獻學下設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訓詁學、辨偽學、輯佚學、古籍整理體式學等。
王鑫義《〈我國文獻學的分級分類表解〉平議》（《學術界》2005/3），特別就馮浩非《我國文獻學的現狀及歷史文獻學的定位》一文設計的「我國文獻學的分級分類表解」作評析討論，認為「中國文獻學學科體系改革勢在必行。文獻學學科體系的改革應與相關的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水平相適應」，指出馮氏「《表解》頗有新意，但也有值得商榷之處。以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獻為對象的學科稱古典文獻學不能完全涵蓋其研究對象，叫『歷史文獻學』又容易產生歧義，叫『古代文獻學』比較好。古代文獻學應該設置古代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傳世文獻整理與研究、出土文獻整理與研究和古代文獻學史4 個下位學科」。
駱偉《文獻學綜論》（《圖書館學論壇》2003/6）討論了文獻學的產生發展、基本理論及學科體系結構等問題。馮淑靜《中國文獻學學科體系建設的成就與發展構想》（《理論學刊》2004/11）認為，中國文獻學學科體系建設已有70多年歷史，古典文獻學學科體系逐步得到完善，現代文獻學學科體系初步建立，文獻學學科體系建設的理論探討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進一步完善中國文獻學的學科體系，應充分考慮在單一文獻學下面增設專科文獻學等二級學科，在文獻學的第三級學科之下根據需要設立第四級學科，明確文獻學史之類的著作在文獻學學科體系中的相對獨立地位，重視並加強文獻學學科體系的建設。
周少川、陳曉華《中國歷史文獻學學科建設的思考》（《歷史文獻研究》總第22輯，華中師大2003），亦就歷史文獻學的學科建設提出了新的設想。張子俠《關於中國歷史文獻學基本理論的幾點認識》(《安徽大學學報》2005/4），認為「中國歷史文獻學面臨著加強學科理論建設、實現研究手段現代化等多重任務和發展趨向」。
有關中國文獻學科體系，其實上世紀以來，隨著文獻學的理論構建，許多學者都從不同的時空視野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陳光華《關於中國文獻學學科體系的研究綜述》（《圖書館學研究》2006/1），分階段對中國文獻學學科體系的研究流派做了簡介，重點論述了20世紀中國文獻學研究體系化後的古典文獻學、現代文獻學、大文獻學及專科文獻學的各種代表性學科體系，有必要引起我們的進一步思考。
這些問題已經提出，通過深入討論，對於促進文獻學科學完備的學科體系的建立和健康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注釋：
①作者認為：「結集、翻譯、編纂諸端謂之『文』，審訂、講習、印刻諸端謂之『獻』。敘而述之，故曰文獻學。」
②柯平《科學體系中的文獻學——文獻學理論研究之三》（《河南圖書館學刊》1997年1期）認為：「文獻學與其他科學都有不同程度的聯繫，有些學科作為文獻學的理論基礎，也屬於文獻學的相關學科，特別是由於專科文獻學的不斷發展，文獻學將與每一個學科發生關係，這就意味著文獻學體系與科學大體系的交互影響與作用。」馮浩非《我國文獻學的現狀及歷史文獻學的定位》（《學術界》2000年4期）說：「幾乎文理各學科都可以有自己的文獻學，如哲學文獻學、法學文獻學、數學文獻學、中醫學文獻學、佛教文獻學、道教文獻學等等。」
③北京圖書館編，文物出版社1961年增訂本，是一部規模宏大的善本書影匯編，共收錄古籍善本550種，圖版724幅，分刻版、活字版和版畫三大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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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6－5－21
作者簡介：蔣宗福(1957-)，男，四川梓潼人，文學博士，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主要從事漢語史和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985工程”四川大學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創新基地項目。
原文刊於《綿陽師範學院》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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