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法友：
是的，閱讀華文佛教書籍和佛教論文時，自我感覺良好，而且充滿了幸福感。
但是，閱讀國外學者關於漢傳佛教的論文和書籍時，發現他們只徵詢日本學者的論文和見解，完全不理會漢語世界對漢譯佛典的詮釋。
作為一位長期受漢傳佛教薰陶的佛教徒，我深感被人當眾羞辱。我也對漢語世界對漢傳佛教失去發言權而憂慮。
就敦煌學而言，1960 年以前，國外論文也是對漢語著作不屑一顧；今日，一流的國際學者已經知道要向中國學者或台灣學者查核或請教。敦煌學中，蔚然成家的有柴劍虹、榮新江、方廣錩等中國學者與潘重規、黃永武、鄭阿財等台灣學者。但是，佛學方面，中國、台灣、香港、新加坡，仍然樂於保持緘默，不願意看、聽外面的研究，不願對外界不當的解說作評論。
為什麼華人在這麼重要的會議和議題喪失發言權或缺席？為了彌補這樣的缺憾，未來華語世界中的佛教界與佛學教育界應該做些什麼？
掃樹葉的 2011.9.18, AM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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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Yifertw:
華語佛教學界最大的問題，可能還是沒有過「語言關」。我剛剛就是深受其苦，上午從十點多開始就在複核書中的幾個藏語人名、書名，我沒有修過藏文，再加上藏文轉寫也頗有幾種標準，弄到我真是苦不堪言。我一直想找位藏文老師，修上那怕半年，起碼也可以讓我得窺其門徑。
比我這種情況更糟的是不少華語學者連一兩門最基本的工具性外語都不熟練，像英語、日語，這就使他們的研究更受限制了，更何況梵巴也需最低能有入手藉助詞典研究的基本能力。否則，無論是研究教義還是文獻，都是件異常痛苦之事。
西方佛教學研究，以前受基督教研究傳統之影響（基督教學者多好以希伯萊、克普特、希臘、拉丁等諸種語言的文獻相互校訂），故而其佛教文獻學也是以佛教比較語言學為基礎，故而多通數國語。方法雖然未必能保證一定能出類拔萃，但是，受過這種訓練之人，即使是中人之資，起碼運用起諸種語言之工具，可以觸類旁通，多加徵引，互相生發。而華語佛教界，甚至不少名學者，卻可能一門外語都不通，竟然也能成名，頗讓人納罕。尤其是治教義者，每多自說自話，以今度古，大有「六經注我」之氣象，卻離佛教本體之研究遠矣。
看過去能擅一時之名的華語學者，陳援庵、陳寅恪、湯錫予、呂秋逸、印順長老，國學根基即已牢靠，又對外來學術研究多所借鑒，廣益多師，有所依傍，方能青出於藍，更勝前籌。方今之時，舊學根柢我輩已然不如前修，而新學或可與之爭勝，如果此點尚且不如前人，則學術並非總是如進化論一樣，後學未必定能勝於前賢，固已必矣。而反觀東洋學者，從十九世紀末始，即與於世界佛教研究之主流，自南條（《南條目錄》至今還在歐美學界沿用，這也是華人佛教學術之恥）始，高楠直到剛剛去世的沒多少年的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都在西方佛教學術界有過深遠的影響。而華人至今能在西方有此種影響的，屈指數來，我不知道能有幾人？
故而，佛教研究應該重基礎，重語言，重文獻，應由本科開始作長遠的培養計畫，在年輕學員二十歲左右學習語言的能力最強時先過語言關（也應該包括古漢語或佛經漢語），然而等到數年培養之後再進入比較艱深的義理或者其他相應學科，這樣根基既牢，方能上建碩塔七重。又扯遠了，「經數」我上班後再行核對，家中資料不全。我看書去了。回頭聊。
法友 2011.9.28 PM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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