遐思敦煌遺書

以下引自部落格《藏經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vi30.html

遐思敦煌遺書

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

1903年，葉昌熾得知這一消息。遺憾的是，出於我們目前還不太清楚的原因，他被假消息誤導，從而與藏經洞擦肩而過。

1909年，伯希和攜洞中經卷赴北京，北京學者大為聳動，敦煌遺書研究從此拉開帷幕。

1910年，洞中剩餘運抵北京，北京的學者得以進一步把握敦煌遺書的面貌，加深了對敦煌遺書的認識。

1925年，王國維先生在清華大學作過一次講演，題目為为《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他說：

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見者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册。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1]

據筆者耳目所及，上述講演首次將殷墟甲骨、西域木簡、敦煌遺書、大內檔案並提，並稱之為「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見」。我想，這大約就是「近代中國四大學術發現」這一後來非常流行的提法的濫觴。

王國維首倡學術考據應該運用「二重證據法」，亦即要將地下出土文物與傳世文獻典籍相印證。「二重證據法」的提出，從理論上論證了出土文物作為學術研究資料的合理性、必要性，這也說明王國維關注四大學術發見的原因。從此文物不僅是士大夫的清玩，更是學術研究的重要對象。但是，王國維將近代中國四大學術發見與孔壁、汲冢並列，稱之為「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見」，則可見他僅把上述新材料視為充實中國傳統國學研究的資料，這不能不說是王國維視野的局限。

陳寅恪先生自稱專治「不今不古」學，很自然地關注到四大發見中的敦煌遺書。他有著出東洋、下西洋多年留學的經歷，從而比王國維多了一點廣納世界的胸襟。他在1930年所撰《敦煌劫餘錄·序》中，以廣闊的學術視野與敏銳的學術洞察力，提出「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的論斷，並發出「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2]的呼籲。亦即把敦煌學的內涵從中國擴展到世界。陳寅恪的論斷代表了中國學者對敦煌學性質與發展方向的新把握。

可惜終陳寅恪一生，雖然對若干敦煌遺書做過研究，但沒有對他的上述論斷作過全面的論證。

1998年，我曾經撰文指出，中國乃歐亞大陸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絲綢之路為古代中國聯通西域的交通要道，而敦煌扼守著絲綢之路要衝。敦煌的地理位置，不僅使其成為絲綢之路之重鎮，成為中原王朝經營西域之基地；也使其成為古代世界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儒教、佛教、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六大宗教的薈萃之地，這一文化特性也反映在敦煌遺書中。正因為敦煌遺書內涵的研究信息是世界性的，所以這一門學問必然是世界性的。從上述背景考察敦煌遺書，可以進一步充實陳寅恪所謂「世界學術之新潮流」的重大意義，並對敦煌遺書在近代四大學術發現中的獨特價值作出更加準確的定位。

常年浸潤於敦煌遺書，我以為，敦煌遺書還蘊含一個有待發掘的重大價值。

文化主要依靠典籍傳承。造紙術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的四大發明之一，最早產生於西漢，自東漢起，紙張開始廣泛流傳。最遲至東漢，手寫的紙本典籍，亦即「寫本」開始出現。東漢、三國、西晉，是寫本逐步取代縑帛、簡牘的時代。東晉以下，寫本已成典籍的主要載體。最遲至唐代，中國發明雕版印刷術，刻本開始出現。五代宋初雕版大行，北宋成為刻本取代寫本的时代。南宋以下，典籍以刻本為主，寫本失去典籍主要載體的歷史地位。南宋以後，寫本雖存，功能已變。

也就是說，從東漢到北宋，寫本的流通期約1100年；而從東晉到五代，寫本的盛行期約為700年。遺憾的是，敦煌藏經洞發現之前，中國傳世的宋以前寫本極為稀見，大多深鎖於宮掖，少數秘藏於私家。一般的學人，既難得一睹，亦無從研究。即使少數有幸者得以摩娑古寫本，亦因缺乏相關知識而難以準確把握其特點。毛晉曾經收藏一卷假造的《金粟山大藏經》零本，上有錢謙益題跋。羅振玉曾經把這卷假《金粟山大藏經》送到日本參加大藏會。趙之謙將北宋《金粟山大藏經》誤以為唐人寫經，葉德輝進而以《金粟山大藏經》為標準來評價敦煌遺書。上述事例，說明即使中國的一流文人，亦缺乏必要的寫本知識。後人論古籍，言必稱「版本」，且唯以「宋版」為矜貴。寫本研究的缺失，起碼使700年學術文化之依托難明。

所謂寫本研究的缺失，起碼包括兩方面內容：

第一，對寫本形態研究的缺失。

舉其小者，寫本上的烏絲欄是怎樣畫出的，至今眾說紛紜，大多不得要領。舉其大者，古代寫本究竟有些什麼樣的裝幀形式，這些裝幀形式各有什麼特點，許多治書史者依然若明若暗。許多錯誤說法至今在書史學界占據統治地位。

第二，無人關注寫本對學者治學、學術沿革之影響。

今人做學問，依據的書籍只要版本相同，內容均一致。學人僅因其學養的高低或角度之不同，而有理解的差異，評價的不同。古人依據的是寫本，寫本因其流變性，極易產生異本。因此，學術觀點的不同，很可能不是學養的不同，而是各自所依典籍的不同。對此，敦煌本《壇經》提供了極好的例證。

由此，敦煌遺書還將孕育一門新的學問——寫本学，這一學問的產生將對中國中古學術研究的進一步開拓做出貢獻。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學問。隨著敦煌遺書的逐次公布，開創寫本學的條件也逐漸成熟。那麼，寫本學是否會成為21世紀中國的學問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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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載《清華周刊》第350期。

[2] 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敦煌劫餘錄》，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