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漢文大藏經的幾個問題（三）

以下引自部落格《藏經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8m2g.html

關於漢文大藏經的幾個問題（三）

三、大藏經的分期標準

千百年來，大藏經的内容、結構、袟號都在不斷地演化。要對一個處在不斷發展變化中的事物進行科學的研究，必須進行分期。而要進行科學的分期，首先要確定一個可行的標準。

比如對中國佛教，中國大部分研究者將中國朝代的更替作為分期的標準。我本人不贊同這種方法，主張以佛教本身的發展邏輯來對中國佛教進行分期[1]。具體到漢文大藏經，它與中國佛教的發展密不可分。如援用「全息理論」，我們可以說每一個時期的漢文大藏經都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佛教的面貌。那麼我們可否將中國佛教的分期套用到漢文大藏經上呢？我以爲不可。漢文大藏經畢竟是一種獨立的存在，有自己的發展歷史。我們必須考慮漢文大藏經本身的發展邏輯。

探究漢文大藏經的發展邏輯，就必須考察促成漢文大藏經演化的各種因素。那麼，是那些因素促成了漢文大藏經的演化呢？我以爲有如下五種：

（一）、中國佛教的因素

在佛教東漸以來的漫長歲月中，中國佛教不停變遷。漢文大藏經作爲記錄與反映中國佛教歷史的大叢書，從始至終受到中國佛教發展的制約，自然也隨著中國佛教的變遷而演化。關於這一點，本書以下將有論述，可以參看。

（二）、佛教外的因素

所謂佛教外的因素，在古代，主要指受中國封建王朝的影響。

自秦漢以來，中國一直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國家。國家權力在中國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也不允許任何力量與它抗衡。在歷史上，中國的統治階級既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佛教，也曾經因為佛教勢力過於龐大而毀釋廢佛。在政教關係方面，國家政權始終處於主導地位，並力求在佛教的發展中實現自己的意志。

對歷史進行考察，可以發現國家政權對佛教大藏經的干預不斷加深。這件事本身就是國家政權在佛教的發展中逐步實現自己意志的一種方式。

辛亥革命以後，隨著中國封建王朝的覆滅，封建王朝因素自然不再存在。但佛教外的政治因素、學術因素對大藏經的編纂依然存在著一定的影響。

（三）、編纂人員的因素

不同的大藏經由不同的編纂人員編輯而成。時代不同、地域不同，編纂人員的指導思想、學術水平、編纂原則、編纂方式不同，所編纂的漢文大藏經自然會有差異。

當然，這裡還必須考慮編纂人員的主觀願望與他們所處的客觀現實之間的距離，以及由此產生的互動。

（四）、載體與製作方式的因素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中國書籍的載體逐漸由簡牘、縑帛過渡到紙張；書籍的產生方式則由手抄到刻版印刷、活字印刷，近代以來更出現鉛印、影印、激光照排等一系列印刷技術。近年數碼技術的發展，更使書籍在載體與製作方式兩方面都面臨前所未有的革命。凡此種種，使書籍的形態，也使大藏經的形態產生重大的變化。

（五）、裝幀形式的因素

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中國的書籍裝幀有諸如冊牘裝、折疊裝、卷軸裝、梵夾裝、經摺裝、粘葉裝、縫繢裝、蝴蝶裝、旋風裝、綫裝、近現代的洋裝（包括平裝與精裝）、乃至數碼時代虛擬電子書的裝幀等。裝幀形式已經成爲修造大藏經時不可迴避的問題，從而成爲大藏經研究的内容之一。

在上述五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的大藏經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顯示不同的形態。那麽，就分期而言，上述五種因素中的哪一種更適於選定為標準呢？我認爲，上述五種因素，從五個不同的角度對大藏經的發展產生影響。如果我們擬從其中某一個角度去研究大藏經，就應該考慮以其中某一種作爲分期標準。從某種意義上講，上述五種因素，大部分都可以成爲我們的標準。但這五種因素作爲分期標準而言，相互並不兼容，無法綜合使用。上個世紀以來，學術界研究大藏經，大體以研究刻本藏經爲主。其後，對寫本藏經的研究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抄寫、刊刻是書籍的不同製作方式，大藏經歸根到底也是一種書籍，用中國書籍的演化歷程作爲漢文大藏經的分期標準，不失爲一種方便法門。

諸法無常，遷流變化。然而，變中有不變，不變中有變，正所謂「大河向東流，天上的群星向北斗」。對某種發展著的對象進行科學研究必須分期，但同時也必須指出，所謂分期及其標準僅是一種方便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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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方廣锠《佛教志》，第一章，上海人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