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
最後說到臺灣的佛教學者，呵呵，我以前沒注意到吳汝鈞可能算是香港人，因他在中研院就當然地認為他是臺灣人。但無論如何，臺灣的佛學研究水平是很高的。像南華的巴利學（溫老師等六七個人都是非常好的學者）、臺大蔡耀明先生、佛光的劉國威等一大批，政大的林鎮國、李玉珍等一大批學者，還有法鼓山的佛研中心等等。為什麼我對臺灣的佛學研究非常贊嘆，是因為臺灣的學術研究的傳統沒有斷過，…香火既斷，就很難賡續了。
臺灣佛教學者受日本人的影響，所以素重文獻學，中國則因為佛教是放在哲學系，重的是哲學研究。二者當然應以臺灣的方向為對，後者則非常容易空對空地放空炮，不夠踏實。所以，臺灣學者重資料的搜集、重翻譯、重語言（包括佛教經典語言梵巴藏的學習和工作語言即英日的學習），所以，臺灣的現在的水平高於中國也很正常。但是，對於未來，我覺得臺灣萬不可掉以輕心，中國有著非常好的人力資源，這點兄臺不知有沒有中國大陸第一流學校教學的經驗，如果有，您就會知道最好的中國學校的學生真是非常出色的。（不是說臺灣不好，而是在中國進好學校的競爭真是非常殘酷，十四億人口相對只有十來個好學校，你可以想見這種競爭了）再加上中國經濟的起飛，所以未來中國的佛教研究還是會有起色的。
2010.12.29
================版主回函=====================
友：
你旅居海外過久，對中國與台灣兩地的佛教有可能因為期盼過殷而高估了。
在最前緣的佛教研究上，台灣學生在接觸最新的文獻資料有其限制，既無法接觸日本最新發現的寫經(如這次金剛寺發現的安世高譯的《大明度經》，或早已發現一百多年的梵文《瑜伽師地論》)，也無法體驗敦煌寫本(閱讀轉抄本和親見原本是有一段距離的。這就如同一個甲骨學者，不可能不親見殷商契刻，而只是閱讀書本資料)，也無法參與海外各語言的佛教殘卷研究(如 Schøyen project)，台灣學生在最前端的研究已經看到嚴重的落後了。
1、Richard Salomon, Frank Raymond Allchin, Mark Barnard,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The British Library, 1999。
2.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I,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 1., by Braarvig, Jens. Oslo: Hermes Publishing, 2000.
(版主按語:阿富汗流出的殘卷都跑到這個 Sam Fogg 書店，散在外面的敦煌卷子，後來也是在這個Sam Fogg賣出去的。這個書店先後一共賣出去的這些殘卷，其實最後都落到一個人手裡，這個人叫 Martin Schøyen。是個挪威的鐵路大亨。他把這兩萬件的梵文寫本、佉盧文寫本、大夏語的寫本、甚至漢文的，全部買到挪威的一個山莊，然後他出錢，請世界上的這些梵文的高手，管吃管住，只作研究。所以大量的這種寫本在 Martin Schøyen手裡，但是我們沒有時間多說這個。 )
另外，台灣學生重修持(重了脫生死)遠重於文獻學的掌握，也令人擔憂。
戴震 (1724-1777)，《戴震集》卷3，〈《爾雅註疏箋補》序〉：
「其究也，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通，妄謂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謬，吾不敢知也。」
這句話是說「探究這人的見解智識、氣度格局，他自稱能了徹先聖的語言，卻讀不懂先聖的文字；讀不懂先聖的語言，卻自信能通曉先聖的心志，談說、文字、思惟、著述完全符合。這樣的主張，我不知道要怎麼說他才好。」
林艾園在《應用校勘學》書上主張：「校勘可以不標點(但不等於不知句讀)，而負責的標點則必須校勘。所以，正確之標點，必須與嚴密之校勘相結合，並以校勘為基礎。不然，標點出來的書，其中語句，從表面而言，文從字順，標點似顯屬完妥，而詳加推敲，則往往發現其存在訛誤。」
不那麼急求解脫的人又覺得前途茫茫，找不到一處既可以養家活口，又能繼續佛學研究的棲身之地。
台灣在譯介日本與海外佛學研究上已經嚴重落後了，近年來佛學翻譯數量太少，而巴利文獻，急待翻譯與再譯的相當多，眼前的情況是「人財兩失」，既沒有足夠的學者帶領研究生來作個二十年的翻譯計畫，而骨子裡，根本沒有足夠的經費支持此一計畫！
弟所關心的另一現象是台灣對國際學術期刊、重要書籍對漢語佛典的評論充耳不聞，如 1969年水野弘元論《中阿含》、《增一阿含》為同一譯者，如2010年 Jan Nattier 提出論文‘Re-Evaluating Zhu-Fonian’s Shizhu duanjie jing (T309): Translation or Forgery?’ 認定竺佛念偽造經文。我懷疑終有一天會完全喪失發言權！
中國的佛學研究進展委實不能輕視。但是，一個不信仰佛教的環境對佛教的研究是有其限度的。中國學者在汲汲營營為稻粱謀的程度，並不低於台灣學者。不在意出路與修行，投身在佛學研究的台灣學生雖然不多，但是每一世代總有幾位頭角崢嶸者，在中國，佔住寺院的恐怕忙於數人民幣，在學術崗位的，又要栖栖徨徨地為養老作打算，唉，此事古難全。
藏經閣外的掃葉人 20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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