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8日 星期日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讀後雜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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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四日,這是一個沉默而寂寞的五四,當政治穩操勝算,誰也不用再惦記著五四。而HC 還是滿腔熱忱,以胡適的崇拜者自居,他在這「寂寞」的五四送我這本《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我讀得津津有味。

50頁,13-14 行,「先生又談起「藝文印書館」影印的《皇清經解》,說:『嚴一萍應該找一部有標點的影印,銷路一定多些,標點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69頁,7行,「標點是件極難的事。都是有學問的人來標點同一本書,每個人的標點都有不同。從前高夢旦先生對我說:『胡先生,像你,我當然不能請你給我們標點了,如果能夠請到一位老先生來標點,一百句有五句是錯的,但那九十五句是佔便宜了。現在只好這樣把古書標點起來。』我說是對的。」

印順導師在〈《大智度論》校勘記〉說:「至標點一道,素非所長,未必能盡合。但求較勝古本之斷句,減少錯誤云爾。」雖是謙虛之詞,但是也可以見到為古籍安上新式標點的不易從事。楊樹達也說:「句讀之事,視之若甚淺,而實則頗難。」

清朝顧廣圻在〈書文苑英華辨證後〉說:「予性素好鉛槧,從事稍久,始悟書籍之訛,實由於校。據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類然,流俗無論矣。」

黃寶生提到:

「為何這兩種《中華大藏經》都採取影印本,而不同時進行標點工作?就是因為標點工作的前期積累太少,目前還沒有條件全面進行。而對於中國現代學術來說,古籍整理中的標點和注釋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有計畫地對漢文佛經進行標點和注釋的工作應該提到日程上來。唯有這項工作有了相當的成果,並在工作實踐中造就了一批人才,《中華大藏經》的標點工作才有希望全面展開。」

以校勘學的立場而言,僅是選定底本,再臚列各重要版本的異同,這樣的工作可能只是起步,不能算是完整地完成校勘的工作;更重要的「定各版本異同的是非」與「標訂現代標點符號」仍待完成,其中,無法讀懂經文的意涵,就不能盲目去作標點,而一些西晉以前的古譯經典,更是需先求校勘、正字,再作標點。

如同張涌泉、傅傑所言:「正確的校勘是正確標點的前提,錯誤的校勘則會導致錯誤的標點。但另一方面,錯誤的標點也會導致錯誤的校勘。」在其書中所舉的文例為《資治通鑑》262卷唐昭宗天復元年,記載韓偓與唐昭宗的一段對話。宋朝胡三省注:「嗚乎!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能究於行者,韓偓其人也。」這是貶詞,意思是韓偓能知、能言,卻無法實行。但是陳垣《通鑑胡注表微》則認為校勘的結果,此句原文是「嗚乎!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行。究於行者,韓偓其人也。」則胡注顯然是褒詞,文義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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