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8日 星期一

陳燁:詭譎的美麗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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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自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feb/28/today-article1.htm

詭譎的美麗島      ◎陳燁

一九七九年,我選修了楊昌年老師的小說創作,期末要交篇小說打成績。除了一堆比賽,我還一直忙東忙西,到了十二月上旬,關於期末要交的小說,我腦中卻一片空白;不知什麼因素在催逼,我索性搭國光號客運回台南,想找尋一些靈感。回到家裡,母親也沒多問,兀自忙她的神佛祭拜等事。回家的第三天,母親出門去找她的老姊妹,大嫂也出門去送交成衣,整個家只剩我一人,樓上樓下走來走去,苦苦想著該寫什麼題材的小說。

我在樓上佛堂的陽台眺望二仁溪時,隱約聽見電話鈴聲響起,等我走下樓梯,那通電話已經響了十幾聲。「喂,請問這裡有名叫陳春秀的人嗎?」電話那端傳來非常陌生的歐巴桑聲音,而且指名道姓要找我,實在令人納悶。

「我就是。」

「妳的父親名叫陳炳奎,對嗎?」歐巴桑繼續問。

我愣了一下,父親的名字,這個在我生命已經失蹤六年的父親,怎麼會有人打電話來找他,難不成他又倒了債?我想起家中電話電視機貼法院封條的那段日子,當時我高三,寄住大姊家拚命讀書。

「妳的父親名叫陳炳奎,到底對不對?」歐巴桑的聲音提高了,聽來很焦慮。

「對。」

「我是妳父親的房東,妳父親得了重病──」

我的腦中轟隆轟隆,彷彿被雷擊一般,聽著歐巴桑嘰哩咕嚕講著父親的情況,用紙筆抄下地址。

「趕快來!」歐巴桑幾乎用吼的,隨即掛上電話。

我把電話筒掛上後,看著手中紙張的地址,在高雄市,怎麼辦?接下來,我彷彿被無形的繩索拉扯操控著,穿上外套,帶著身上僅有的錢,走在已經鋪了柏油的小路,來到路口的皮箱工廠處,等已經多駛兩站到崑山工專的二號公車,到了火車站,轉搭客運去高雄。約莫下午四點多,我在高雄火車站下了車,改搭計程車到父親賃居的地方。我一到該處,歐巴桑立刻把我帶到她家靠近廚房的一個小房間,打開門,我看到一個蠟黃乾扁的人,腹部腫脹得像隻大青蛙;那人一看到我,叫了聲:「我快要死了。」我倒退了兩步,背脊撞在走道的牆壁上。這怎麼可能是我父親?他在我印象中一向瀟灑,即使後來蜷縮藤椅的歲月,也還有幾分神氣。不過,歐巴桑房東的快動作讓我來不及細想,她不由分說喊了名年輕男子,迅速把父親連同他身邊的那口褐色箱子,一起放進計程車,前往父親就醫的醫院急診室駛去。

急診室的醫師立刻判定是嚴重的腹膜炎,把父親推進手術房。一個護士喊我前去,「妳是陳炳奎的家屬?」我點點頭。「病人動手術需要輸血,請先繳費。」護士說了個仿如天文數字的金額,我把身上僅剩的錢全部掏出來,總共二十三塊。「這根本不夠,你趕緊打電話找家人過來處理。」護士指著急診室門口,「那裡有公共電話,快去打。」我手中握著二十三塊,來到藍銀色的公共電話前,整個腦袋完全空白,除了轟隆聲不斷外,我什麼都想不起來。

我頹然走回手術房外的椅子,靠近那口褐色箱子坐下,整個人因為震驚完全僵住了。

當鮮血濺濕裙襬

「喂,妳家人通知了嗎?」護士走過來問我:「我要交接班了。」

我搖搖頭。

「為什麼沒通知呢?」

我搖搖頭。

「家人還沒回來嗎?」

我搖搖頭。

「請妳再去打電話,務必通知家人來處理。」

我又走到藍銀色的公共電話前,依然想不起家中的電話號碼。

「這位小姐,妳已經站了七、八分鐘了,若不打電話,可以讓一讓嗎?我有急事要聯絡人。」一位男士輕輕敲了下公共電話。

我默然走回手術房外的椅子,坐下來,很努力想著家中的電話號碼,但無論如何腦中就是空蕩蕩的。

「妳是陳炳奎的家屬嗎?」交接的護士俯身看我,「聯絡到家人了嗎?我們先幫忙墊了兩袋血的錢……」她說了一個我記不起來的數字,然後催促我去打電話。

我再度遊魂似地走向公共電話,怔愣地呆站在黑夜中,依然想不起家中電話號碼,倒是一直有陣陣喧譁的聲音不斷傳來,那聲浪很像迎神祭典的熱鬧吆喝,嘿喲嘿── 嘿喲嘿──我宛如沉睡百年的幽靈,將醒未醒之際,被那股聲浪牽引著,不能自己地跟隨前去。不記得走了多遠,穿行過幾個十字路口,我來到一個萬頭攢動的圓環邊,燈火通明,嚷聲震天,站在燈火處的演講者高聲說著些什麼,中間圍著一長排手持盾牌的警察,隔開激動唱和的人群。

我站在外圍的邊緣,聽著聽著,慢慢地他們講的內容進了我的腦海,演講者一個接著一個,還有個身材略胖頭髮捲捲的女講者,用渾厚的聲音控訴著政府藐視人權,人群則不斷吶喊著支持《美麗島》。又一個演講者接著高聲要求還人民真正的民主自由,感謝民眾對《美麗島》刊物的高度肯定。那些演講者我一個也不認識,而《美麗島》刊物又是什麼呢?我正納悶時,看到裝甲車略略移動了,空氣中開始散發一股怪味,刺激眼睛流出淚水來,「警察打人啊!」民眾此起彼落的聲音,摻雜著白茫茫的煙霧,我猛眨著眼睛,一面把刺眼的淚水擦乾,一面望向白霧茫茫處,赫!手持盾牌的警隊揮舞著警棍,民眾砸丟著石塊,一時之間,棍棒與石塊齊飛,警察和民眾推推擠擠,一個頭破血流的男人退步跑向我所站的位置,鮮血一路滴淌著,濺到我的裙襬。

「妳一個女孩子,站在這裡幹什麼?還不快跑。」我耳邊響起一位歐吉桑的聲音;「快跑呀!」他乾脆拉著我的手跑離現場。我很本能地快跑起來,穿過一、兩個街口,「慢點慢點。」歐吉桑喊叫著。我停下腳步,好奇地看那位中等身材乾瘦的歐吉桑,他喘著氣說:「妳跑太快了。趕快回家去,這個『美麗島』集會鬧大了。」我也氣喘吁吁,問道:「什麼是『美麗島』?」「就是一本黨外發行的刊物,很暢銷,唉呀我不能多講了,妳不懂最好,回家去別亂講,免得惹來不必要的麻煩。」「為什麼不懂最好?」歐吉桑輕輕敲著自己腦殼,用食指比了個噤聲的手勢。他這一敲一比,彷彿有個鍋蓋在我頭上噹地打下,我驀然想起家中的電話號碼,想起躺在手術房開刀的父親,想起那家綜合醫院,還有手術房外的那口褐色箱子。最後,歐吉桑又點頭又搖頭地跟我說明如何走回醫院,便消失在冷冽的夜風中。

我彎彎轉轉,竟神奇地走回那家綜合醫院,打通了家裡電話,那時接近午夜了。等到母親和大哥趕來,已經凌晨三點多,我才發現自己從接到父親房東的電話起,根本滴水未進;看到母親,恍如隔世般,身體的官能才終於甦醒過來,感到飢餓了。

將創痛漬入小說

母親趕來時,父親也手術完成,推進恢復室觀察了。醫生簡單向我們解說父親的泌尿系統完全壞死,只好拉一節大腸做人工肛門,並且手術時發現靠近心臟下方的腸子有個拳頭大的惡性腫瘤,他找不到家屬詢問要不要摘除,只能做保守的腹膜傷口縫合。天濛濛亮時,母親跟院方商量好,用救護車把父親轉回台南醫院去。

當時在桃園開玻璃店的四哥,事後負擔了這筆醫療費,而力持反對立場的大姊,回家來大吵一架。父親轉入台南醫院後,我去外科的普通病房看守了一夜,那口褐色箱子斜塞在病床邊的床頭櫃,很唐突地露出一截在櫃外,我把箱子拉出來,試著重新擺放,一拉一推之際,碰到鉚釘扣,箱子喀嚓一聲,開了,裡面有兩件灰黑的西服褲,三件泛著褐斑的白襯衫,一件灰色夾克,幾件內衣褲,還有一個牛皮大紙袋。我把牛皮大紙袋打開,一些地籍文件外,竟然有三本《美麗島》雜誌;我翻看了幾頁,想起前幾天的那個歐吉桑勸我不懂最好,驀地一陣心驚,連忙把那三本《美麗島》扔到廢棄物箱了。打理好那口褐色箱子後,我乾脆把它擺放在病床底下。這一夜,我望著漆黑的玻璃窗外,腦中千絲萬縷理不清的頭緒,想著醫生的話:父親只剩下大約三至四個月的生命,想著接下來的醫療費用,我根本無法負擔……唉,我真恨不得跳樓去,多年不見的父親,卻是這般狼狽的景況出現,我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我帶著憂傷的心逃回台北師大的宿舍,每到黃昏,我便胡亂想著:我到底能承受多大的痛苦?能忍耐多大的損害?我還能有什麼自救的方法?啊,寫小說,我想起小說作業的期限,就寫小說吧,這似乎是我唯一的出口了。

我開始每日埋頭寫小說,準備期末考試。這篇小說宣洩了不少父親帶給我的複雜情緒,還拿了小說創作的最高分。

寒假時,我返回台南,父親已經可以起床走動,醫院也告知可以辦出院了。這真是棘手,「四分子」家根本無法容納父親,以他的病況也無法進家門;我跟母親研究又研究,只有一個途徑:住市立的仁愛之家收容所。誰知父親一聽,搖著頭,要求去住位於鹽行的私立仁愛之家;我雙手一攤,說:「我還在讀書,連你的人工肛門袋都買不起,為了繳交你的醫療費,家中兄姊大吵,你的要求簡直天方夜譚。」說罷,我頭也不回地走了。這個舊曆年,父親依舊住在台南醫院,我在慘淡的氣氛中沉默地吃著年夜飯,度過團不了圓的除夕。

被關禁閉的社論

寒假快結束時,報紙赫然登著逮捕「高雄暴力事件」的叛亂人士黃信介、姚嘉文、張俊宏、陳菊、呂秀蓮等人,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不就是我在高雄的圓環邊緣聽到演講的同一群人嗎?他們主張民主自由與人權,怎麼變成叛亂人士?我讀著報紙的報導,發現跟我所聽到的演講內容並不吻合,他們的主張被扭曲成煽動暴力、意圖顛覆政府,怎麼會這樣呢?我想起還住在台南醫院、拖欠著醫療費的父親,未來不知何去何從;還有那三本被我扔掉的《美麗島》雜誌,這「美麗島」竟如此地乾坤裂變,覺得上天對我真是惡作劇,什麼怪誕的事情都被我遇見了。

二月二十日,報紙以大幅標題寫著:警總軍法處以叛亂罪起訴「高雄暴力事件叛亂案」的被捕人士,整個社會彌漫著低迷的氣氛。我回到台北師大繼續上課,過沒幾天,二月二十八日,發生了林義雄家的血案,死了兩個女兒和老母親,倖存的一個女兒正在全力搶救。林義雄也是被起訴的人士之一,家中竟發生如此的滅門血案,輿論喧騰,眾說紛紜。我感到一股深沉的悲憤,除了對報刊雜誌的報導起了很大的戒心,再也不輕易相信外,我也開始反芻自己的愛國思想,到底受了什麼單位人士的利用。大三上時,社教系新聞組發行的八開大師大校刊雙週報,負責人邀請我定期寫社論;林宅血案後,我寫了篇檢討台灣民主自由與人權的社論,負責人委婉地告知學校的訓導組看了後覺得太敏感,這篇社論不能刊登。

「什麼叫做『太敏感』?」我問負責人。負責人聳聳肩說她也不知道。於是我跑去找訓導長林清江,訓導長對我「曉以大義」地勸說我還是學生,校園環境很單純,不要涉入政治性議題比較妥當。我聽了半天,據理力爭,最後訓導長說了句:「妳文章寫得好,但是做人更重要。」我聽了一把無名火從腦中竄出,很唐突地答了句:「報告訓導長,『做人』只要關起門來就好了。」林訓導長氣得臉紅,聲音抖顫地說:「談話結束,妳可以走了。」這篇社論終究還是被關禁閉,無法與大家相見。

我對於校園內的檢查制度很不以為然,再要寫社論也覺得意興闌珊,便推掉這項工作,專心寫小說,沒想到這一寫,還寫出一股熱情與衝勁,寫到我的人生從此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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