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燁：詭譎的美麗島

以下引自《自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feb/28/today-article1.htm

詭譎的美麗島      ◎陳燁

一九七九年，我選修了楊昌年老師的小說創作，期末要交篇小說打成績。除了一堆比賽，我還一直忙東忙西，到了十二月上旬，關於期末要交的小說，我腦中卻一片空白；不知什麼因素在催逼，我索性搭國光號客運回台南，想找尋一些靈感。回到家裡，母親也沒多問，兀自忙她的神佛祭拜等事。回家的第三天，母親出門去找她的老姊妹，大嫂也出門去送交成衣，整個家只剩我一人，樓上樓下走來走去，苦苦想著該寫什麼題材的小說。

我在樓上佛堂的陽台眺望二仁溪時，隱約聽見電話鈴聲響起，等我走下樓梯，那通電話已經響了十幾聲。「喂，請問這裡有名叫陳春秀的人嗎？」電話那端傳來非常陌生的歐巴桑聲音，而且指名道姓要找我，實在令人納悶。

「我就是。」

「妳的父親名叫陳炳奎，對嗎？」歐巴桑繼續問。

我愣了一下，父親的名字，這個在我生命已經失蹤六年的父親，怎麼會有人打電話來找他，難不成他又倒了債？我想起家中電話電視機貼法院封條的那段日子，當時我高三，寄住大姊家拚命讀書。

「妳的父親名叫陳炳奎，到底對不對？」歐巴桑的聲音提高了，聽來很焦慮。

「對。」

「我是妳父親的房東，妳父親得了重病──」

我的腦中轟隆轟隆，彷彿被雷擊一般，聽著歐巴桑嘰哩咕嚕講著父親的情況，用紙筆抄下地址。

「趕快來！」歐巴桑幾乎用吼的，隨即掛上電話。

我把電話筒掛上後，看著手中紙張的地址，在高雄市，怎麼辦？接下來，我彷彿被無形的繩索拉扯操控著，穿上外套，帶著身上僅有的錢，走在已經鋪了柏油的小路，來到路口的皮箱工廠處，等已經多駛兩站到崑山工專的二號公車，到了火車站，轉搭客運去高雄。約莫下午四點多，我在高雄火車站下了車，改搭計程車到父親賃居的地方。我一到該處，歐巴桑立刻把我帶到她家靠近廚房的一個小房間，打開門，我看到一個蠟黃乾扁的人，腹部腫脹得像隻大青蛙；那人一看到我，叫了聲：「我快要死了。」我倒退了兩步，背脊撞在走道的牆壁上。這怎麼可能是我父親？他在我印象中一向瀟灑，即使後來蜷縮藤椅的歲月，也還有幾分神氣。不過，歐巴桑房東的快動作讓我來不及細想，她不由分說喊了名年輕男子，迅速把父親連同他身邊的那口褐色箱子，一起放進計程車，前往父親就醫的醫院急診室駛去。

急診室的醫師立刻判定是嚴重的腹膜炎，把父親推進手術房。一個護士喊我前去，「妳是陳炳奎的家屬？」我點點頭。「病人動手術需要輸血，請先繳費。」護士說了個仿如天文數字的金額，我把身上僅剩的錢全部掏出來，總共二十三塊。「這根本不夠，你趕緊打電話找家人過來處理。」護士指著急診室門口，「那裡有公共電話，快去打。」我手中握著二十三塊，來到藍銀色的公共電話前，整個腦袋完全空白，除了轟隆聲不斷外，我什麼都想不起來。

我頹然走回手術房外的椅子，靠近那口褐色箱子坐下，整個人因為震驚完全僵住了。

當鮮血濺濕裙襬

「喂，妳家人通知了嗎？」護士走過來問我：「我要交接班了。」

我搖搖頭。

「為什麼沒通知呢？」

我搖搖頭。

「家人還沒回來嗎？」

我搖搖頭。

「請妳再去打電話，務必通知家人來處理。」

我又走到藍銀色的公共電話前，依然想不起家中的電話號碼。

「這位小姐，妳已經站了七、八分鐘了，若不打電話，可以讓一讓嗎？我有急事要聯絡人。」一位男士輕輕敲了下公共電話。

我默然走回手術房外的椅子，坐下來，很努力想著家中的電話號碼，但無論如何腦中就是空蕩蕩的。

「妳是陳炳奎的家屬嗎？」交接的護士俯身看我，「聯絡到家人了嗎？我們先幫忙墊了兩袋血的錢……」她說了一個我記不起來的數字，然後催促我去打電話。

我再度遊魂似地走向公共電話，怔愣地呆站在黑夜中，依然想不起家中電話號碼，倒是一直有陣陣喧譁的聲音不斷傳來，那聲浪很像迎神祭典的熱鬧吆喝，嘿喲嘿── 嘿喲嘿──我宛如沉睡百年的幽靈，將醒未醒之際，被那股聲浪牽引著，不能自己地跟隨前去。不記得走了多遠，穿行過幾個十字路口，我來到一個萬頭攢動的圓環邊，燈火通明，嚷聲震天，站在燈火處的演講者高聲說著些什麼，中間圍著一長排手持盾牌的警察，隔開激動唱和的人群。

我站在外圍的邊緣，聽著聽著，慢慢地他們講的內容進了我的腦海，演講者一個接著一個，還有個身材略胖頭髮捲捲的女講者，用渾厚的聲音控訴著政府藐視人權，人群則不斷吶喊著支持《美麗島》。又一個演講者接著高聲要求還人民真正的民主自由，感謝民眾對《美麗島》刊物的高度肯定。那些演講者我一個也不認識，而《美麗島》刊物又是什麼呢？我正納悶時，看到裝甲車略略移動了，空氣中開始散發一股怪味，刺激眼睛流出淚水來，「警察打人啊！」民眾此起彼落的聲音，摻雜著白茫茫的煙霧，我猛眨著眼睛，一面把刺眼的淚水擦乾，一面望向白霧茫茫處，赫！手持盾牌的警隊揮舞著警棍，民眾砸丟著石塊，一時之間，棍棒與石塊齊飛，警察和民眾推推擠擠，一個頭破血流的男人退步跑向我所站的位置，鮮血一路滴淌著，濺到我的裙襬。

「妳一個女孩子，站在這裡幹什麼？還不快跑。」我耳邊響起一位歐吉桑的聲音；「快跑呀！」他乾脆拉著我的手跑離現場。我很本能地快跑起來，穿過一、兩個街口，「慢點慢點。」歐吉桑喊叫著。我停下腳步，好奇地看那位中等身材乾瘦的歐吉桑，他喘著氣說：「妳跑太快了。趕快回家去，這個『美麗島』集會鬧大了。」我也氣喘吁吁，問道：「什麼是『美麗島』？」「就是一本黨外發行的刊物，很暢銷，唉呀我不能多講了，妳不懂最好，回家去別亂講，免得惹來不必要的麻煩。」「為什麼不懂最好？」歐吉桑輕輕敲著自己腦殼，用食指比了個噤聲的手勢。他這一敲一比，彷彿有個鍋蓋在我頭上噹地打下，我驀然想起家中的電話號碼，想起躺在手術房開刀的父親，想起那家綜合醫院，還有手術房外的那口褐色箱子。最後，歐吉桑又點頭又搖頭地跟我說明如何走回醫院，便消失在冷冽的夜風中。

我彎彎轉轉，竟神奇地走回那家綜合醫院，打通了家裡電話，那時接近午夜了。等到母親和大哥趕來，已經凌晨三點多，我才發現自己從接到父親房東的電話起，根本滴水未進；看到母親，恍如隔世般，身體的官能才終於甦醒過來，感到飢餓了。

將創痛漬入小說

母親趕來時，父親也手術完成，推進恢復室觀察了。醫生簡單向我們解說父親的泌尿系統完全壞死，只好拉一節大腸做人工肛門，並且手術時發現靠近心臟下方的腸子有個拳頭大的惡性腫瘤，他找不到家屬詢問要不要摘除，只能做保守的腹膜傷口縫合。天濛濛亮時，母親跟院方商量好，用救護車把父親轉回台南醫院去。

當時在桃園開玻璃店的四哥，事後負擔了這筆醫療費，而力持反對立場的大姊，回家來大吵一架。父親轉入台南醫院後，我去外科的普通病房看守了一夜，那口褐色箱子斜塞在病床邊的床頭櫃，很唐突地露出一截在櫃外，我把箱子拉出來，試著重新擺放，一拉一推之際，碰到鉚釘扣，箱子喀嚓一聲，開了，裡面有兩件灰黑的西服褲，三件泛著褐斑的白襯衫，一件灰色夾克，幾件內衣褲，還有一個牛皮大紙袋。我把牛皮大紙袋打開，一些地籍文件外，竟然有三本《美麗島》雜誌；我翻看了幾頁，想起前幾天的那個歐吉桑勸我不懂最好，驀地一陣心驚，連忙把那三本《美麗島》扔到廢棄物箱了。打理好那口褐色箱子後，我乾脆把它擺放在病床底下。這一夜，我望著漆黑的玻璃窗外，腦中千絲萬縷理不清的頭緒，想著醫生的話：父親只剩下大約三至四個月的生命，想著接下來的醫療費用，我根本無法負擔……唉，我真恨不得跳樓去，多年不見的父親，卻是這般狼狽的景況出現，我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我帶著憂傷的心逃回台北師大的宿舍，每到黃昏，我便胡亂想著：我到底能承受多大的痛苦？能忍耐多大的損害？我還能有什麼自救的方法？啊，寫小說，我想起小說作業的期限，就寫小說吧，這似乎是我唯一的出口了。

我開始每日埋頭寫小說，準備期末考試。這篇小說宣洩了不少父親帶給我的複雜情緒，還拿了小說創作的最高分。

寒假時，我返回台南，父親已經可以起床走動，醫院也告知可以辦出院了。這真是棘手，「四分子」家根本無法容納父親，以他的病況也無法進家門；我跟母親研究又研究，只有一個途徑：住市立的仁愛之家收容所。誰知父親一聽，搖著頭，要求去住位於鹽行的私立仁愛之家；我雙手一攤，說：「我還在讀書，連你的人工肛門袋都買不起，為了繳交你的醫療費，家中兄姊大吵，你的要求簡直天方夜譚。」說罷，我頭也不回地走了。這個舊曆年，父親依舊住在台南醫院，我在慘淡的氣氛中沉默地吃著年夜飯，度過團不了圓的除夕。

被關禁閉的社論

寒假快結束時，報紙赫然登著逮捕「高雄暴力事件」的叛亂人士黃信介、姚嘉文、張俊宏、陳菊、呂秀蓮等人，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不就是我在高雄的圓環邊緣聽到演講的同一群人嗎？他們主張民主自由與人權，怎麼變成叛亂人士？我讀著報紙的報導，發現跟我所聽到的演講內容並不吻合，他們的主張被扭曲成煽動暴力、意圖顛覆政府，怎麼會這樣呢？我想起還住在台南醫院、拖欠著醫療費的父親，未來不知何去何從；還有那三本被我扔掉的《美麗島》雜誌，這「美麗島」竟如此地乾坤裂變，覺得上天對我真是惡作劇，什麼怪誕的事情都被我遇見了。

二月二十日，報紙以大幅標題寫著：警總軍法處以叛亂罪起訴「高雄暴力事件叛亂案」的被捕人士，整個社會彌漫著低迷的氣氛。我回到台北師大繼續上課，過沒幾天，二月二十八日，發生了林義雄家的血案，死了兩個女兒和老母親，倖存的一個女兒正在全力搶救。林義雄也是被起訴的人士之一，家中竟發生如此的滅門血案，輿論喧騰，眾說紛紜。我感到一股深沉的悲憤，除了對報刊雜誌的報導起了很大的戒心，再也不輕易相信外，我也開始反芻自己的愛國思想，到底受了什麼單位人士的利用。大三上時，社教系新聞組發行的八開大師大校刊雙週報，負責人邀請我定期寫社論；林宅血案後，我寫了篇檢討台灣民主自由與人權的社論，負責人委婉地告知學校的訓導組看了後覺得太敏感，這篇社論不能刊登。

「什麼叫做『太敏感』？」我問負責人。負責人聳聳肩說她也不知道。於是我跑去找訓導長林清江，訓導長對我「曉以大義」地勸說我還是學生，校園環境很單純，不要涉入政治性議題比較妥當。我聽了半天，據理力爭，最後訓導長說了句：「妳文章寫得好，但是做人更重要。」我聽了一把無名火從腦中竄出，很唐突地答了句：「報告訓導長，『做人』只要關起門來就好了。」林訓導長氣得臉紅，聲音抖顫地說：「談話結束，妳可以走了。」這篇社論終究還是被關禁閉，無法與大家相見。

我對於校園內的檢查制度很不以為然，再要寫社論也覺得意興闌珊，便推掉這項工作，專心寫小說，沒想到這一寫，還寫出一股熱情與衝勁，寫到我的人生從此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