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豆瓣網》
沈衛榮：學術偶像崇拜和學術進步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559710/
2010-05-25 01:43:58 來自: 卓嘎Sitatārā
做學術研究應該重視前人的研究成果、後輩應該尊重前輩，這是做學問和做人最基本的道理。如果不能很好地了解過去學術發展的歷史和理路，我們今天的學術研究就會失去堅實的根基和深厚的傳統。對學術偶像們的崇拜，確切地說，是對他們的學術方法和學術成就的學習和吸收，對每個在學術領域蹣跚學步、艱難成長的學人而言無疑都是重要的幫助。但是，盲目崇拜和神化學術權威則是學者治學之大忌，因為學術的進步需要理性的批判。如果對學術權威的學問並無深刻的領會，對他們的學術方法、成就，以及他們的局限和不足沒有專業和歷史的把握，卻對他們的生平軼事和人際脈絡瞭如指掌，說起來頭頭是道，如數家珍，則是一種十分令人討厭的中國毛病，凸顯說者追星式的幼稚和無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術，即使像王國維先生這樣學術之博、精，「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者，陳寅恪先生依然以為「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说，或有時而可商」。學術的進步必須長江後浪推前浪，晚輩不應該一味崇拜前輩偶像，而應當知道前輩學術之成敗，不斷地發現新的學術偶像，得到新的啟發，受到新的挑戰，見賢思齊，自己的學問才會不斷地成長和進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如果一個人永遠只對一、兩位過去了的偶像推崇備至，對他們學術毫無批評精神，或者永遠發現不了新的偶像，這或表明你自己的學術視野永遠停留在一個角度，你的學問也一直在原地踏步。
問學之初，我曾經十分傾心地崇拜過兩位西方學者，一位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藏學家、意大利學者Giuseppe Tucci先生（1894-1984），另一位是二戰後德國漢學的領袖人物、世界著名宋遼金元史研究專家Herbert Franke先生（1914-）。這兩位先生既是學問的大家，也是Charisma十足的大人物。Tucci先生是當代藏學研究的奠基人，他一生留下了近四百種著作，涉及西藏語言、文獻、考古、佛教、歷史、藝術、民俗、地理等各個領域，且均有非凡的成就。不僅如此，他還創立了意大利遠東研究院，創辦了享譽世界的「羅馬東方研究叢書」和學術期刊East and West。沒有Tucci，今天的世界藏學研究，甚至世界東方學研究一定是另外一番景象。而Franke先生則是當代德國，乃至世界碩果僅存的最傑出的老一輩中國古代歷史研究大家。憑他對中國古代歷史文獻的精熟和扎實的語文學功力，以及出色的學術組織能力，西方學界宋遼金元史研究的水準從此躍上了一個新的台階。不僅如此，Franke先生桃李芬芳，他的弟子們一度幾乎占領了德國所有大學的漢學教席，使得二戰後德國的和學研究成為世界漢學重鎮。
不消說，天底下有的是像我一樣對Tucci和Franke這兩位前輩大家推崇備至的人，但我對他們的崇拜有我非常特殊的淵源。我對Tucci 的崇拜多半緣於閱讀他的傳世名作——《西藏畫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vols. 1-3, Rome 1949)，這是一部研究藏傳佛教藝術，特別是唐卡藝術的開山之作，而其中的第一卷則是對中世紀西藏政教歷史的綜述。Tucci將天女散花般撒落在卷帙浩繁的藏文文獻中的歷史資料一一探尋出來，把紛繁、複雜的西藏中世紀史梳理得有條有理，令人一目了然。他既能做抽絲剝繭式的語文學研究，又能高屋建瓴地作宏大敘事，將這兩種能力結合得如此完美，令我嘆為觀止。對Franke先生的崇拜則是因為閱讀了他一系列有關元代西藏研究的論文。雖然Franke不是一位西藏學家，但他旁徵博引稀見元代漢文文獻以解讀藏文詔令和文誥、解釋西藏歷史、宗教和人物史事，解決了許多令藏學家們一頭霧水的疑難問題。他的漢學知識的廣博和他做語文學研究的細緻令我這位漢族西藏史家汗顏，從此不敢輕視西方漢學家對漢語文文獻之發掘和研究的能力。由於我初入學界所作的題目正好是元代西藏研究，閱讀Tucci和Franke兩位先生的著作對我來說無異於經歷一場學術啟蒙，對他們的追隨設定了我自己最初的學術道路。總之，我對這兩位學術偶像的崇拜不可與追星同日而語。
歲月荏苒，一晃二十餘年過去了。我的學術興趣幾經轉移，陸續也有新的學術偶像出現，但我對Tucci和Franke先生之學問的敬仰之情不減當年。當然，偶像也難免有黯然失色的時候，對Tucci的失望和批判緣於發現這位二十世紀最優秀的西藏和東方學家，政治上卻極其不光彩。Tucci曾經是一位與墨索里尼政權有密切聯繫的鐵桿法西斯分子，他的東方學研究背後有著深刻的法西斯主義背景。他本人曾經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深深著迷，還為加強日本和意大利兩個法西斯政權間的聯繫而搖旗吶喊過。一位學術的巨人曾經是一位政治齷齪的人物，想來令人扼腕。對Franke先生過去的政治面貌我不甚了了，他的青年時代正是德國納粹猖獗的年代，很多與他同輩的學人，如同為Tucci和Franke先生之好友的世界蒙古學大老Walter Hessig先生就也曾與納粹政府有所瓜葛。我衷心地希望Franke先生比Tucci和Hessig有一個更清白的過去，但對他的學問我同樣不再只有崇拜而沒有批評了。
多年前，我在1994年出版的Asia Major第七卷上讀到Franke先生的一篇新作，題為「Consecration of the ‘White Stūpa’ in 1279（論1279年的白塔勝住儀軌）」。這是Franke先生八十歲時發表的作品，是他晚年的代表之作。他利用所見各種文字的文獻資料，對北京元建妙應寺白塔的歷史做了迄今最充分的研究。文中Franke先生對元人祥邁所撰《聖旨特建釋迦舍利靈通之塔碑》作了重點翻譯和解釋，照例旁徵博引，鞭辟入裡。可是，他的譯文中竟然出現了一處令人觸目驚心的硬傷，令我深為偶像惋惜。《釋迦舍利靈通塔碑》中有句云：「取軍持之像，標馱都之儀」，Franke將其譯作“(The construction) was in the hands of selected soldiers, and its shape symbolized the form of a form of a sacred element”。他竟然將「軍持」翻譯成“the hands of selected soldiers”譯言「所選士兵之手」，而不知道漢文「軍持」是梵文Kundikā的音譯，意為「瓶」、「淨瓶」，此處指的是藏式覆缽形菩提塔如淨瓶般的形狀；而「馱都」確如Franke所認定的那樣是梵文dhātu的音譯，通譯作「界」，但dhātu也有很多其他的意思，如Franke認為的“a sacred element”（成分、要素）等。可偏偏在這裡的意思與「成分」毫不相關，它實際上指的就是佛之舍利。所以這句看起來挺複雜的話可以簡單地翻譯成「（The stūpa）takes the shape of a vase to mark the manifestation of Buddha's relics」。指出Franke著作中的這個硬傷，並無意於損害偶像於我輩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先生一世的英名也決不至於因此而毀於一旦。我在此只是想借此說明任何權威都有其各自的局限，都會與常人一樣犯可笑的錯誤，盲目崇拜和神化學術權威實不可取。
在我從對西藏歷史研究的專注中走出，轉而更多地注意藏傳佛教研究之後，我最欽佩的學術偶像無疑是David Seyfort Ruegg先生（1931-）。出生於紐約的Ruegg先生，早年受學於法國高等研究學院，主修歷史學和梵文，研究印度語言哲學。後於巴黎索邦大學獲博士學位，研究印藏佛學中的「如來藏」思想。一生歷任法國遠東學院、荷蘭萊頓大學、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德國漢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等學術機構的教授、研究員，從事印藏佛教的哲學、語文學和歷史學研究，是世界最著名的印藏佛學家之一，上世紀九十年代出任國際佛學研究會主席一職將近十年。
我對Ruegg先生的欽佩首先是因為他的博學和傑出的語文能力。他是一位典型的印藏佛學家，說他兼通印藏佛學實在不足以表達他的能力和成就，更確切地說他是貫通了印藏佛學。他對梵文和藏文兩種語文工具的精熟，使他可以廣泛地運用這兩種語文的歷史和宗教文獻，對佛教哲學思想在印藏兩種佛教傳統中的源流有極其深刻的把握。Ruegg先生對佛教的如來藏思想、中觀哲學、政教理念、「他空見」等都有精深的研究，他的相關著作都是業內的經典作品。晚近，Ruegg又出版了一部題為《南亞佛教與婆羅門教/印度教和佛教與西藏和喜馬拉雅地區「地方崇拜」的共生關係》(The Symbiosis of Buddhism with Brahmanism/Hinduism in South Asia and of Buddhism with “Local Cults” in Tibet and the Himalayan Region,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8)的專著，再次顯示了其學識之淵博。
除了博學以外，我欽佩Ruegg先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打通理學和樸學後所達到的崇高的學術境界。作為一位歐洲傳統訓練出來的語文學家，他在理學方面的造詣在同輩中無與倫比。歐洲的佛教學研究傳統以語文學研究為主流，對梵、藏文佛教文獻出色的語文學處理是歐洲佛教研究的一大特色，對梵文和藏文佛教文獻的釐訂、譯註和解釋是印藏佛教研究的主要內容。作為一位典型的歐洲佛教學者，Ruegg先生對用語文學方法處理梵、藏文佛教文獻駕輕就熟，他對「如來藏思想」和「中觀哲學」的哲學史式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對相關的大量梵、藏文佛教文獻的譯註和解釋的基礎之上的。但他的每一項研究往往都超越一般語文學家研究佛教文獻所能預期的成就，而賦予其語文之外的哲學和文化意義，為佛教的語文學研究樹立起更高的哲學和文化價值。
不僅如此，Ruegg對世界人文學界，特別是文化研究的新理論、新思想極为敏感，常常將它們精妙地結合到他自己所從事的研究領域之中。例如，他曾經對佛性論，特別是印藏佛教傳統中的頓悟和漸悟思想作過非常出色的比較研究，出版過一部題為《比較觀中的佛性、心識和漸悟問題》(Buddha Nature, Mind and the Problem of Gradualis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London, 1989)的經典著作，不但對印藏佛學傳統中有關頓悟與漸悟的文獻和思想作了深入的討論，而且還將當年流行的「歷史記憶」和「傳統的創造」等新理論運用到他自己的研究之中，非常精辟地指出藏文歷史文獻中對「吐蕃僧諍」的記載看起來不像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而更像是一個半歷史的topos，和尚摩訶衍已經成為一個非歷史的、具有象徵意義的人物，而「吐蕃僧諍」成了一個歷史與神話交雜的東西，或者說是一個「記憶之場」。正是受Ruegg這段話的啟發，我對藏文文獻中有關和尚摩訶衍及其「吐蕃僧諍」的記載作了系統的檢討，得出的結論與Ruegg的預想完全一致，藏文文獻中有關和尚摩訶衍及其教法的說法基本上是後世藏族史家創造出來的一個傳統（參見沈衛榮，《西藏文文獻中的和尚摩訶衍及其教法——一個創造出來的傳統》，《新史學》第十六卷第一期，第1-50 頁，2005年）。
對Ruegg之學問的崇拜無疑與我個人的學術志趣和追求相關。我自己所做研究通常採取語文學的方法，但我也非常希望能夠為自己所做的小學式的研究找到直接的理論和哲學的支撑，希望自己從事的語文學研究能夠擺脫匠人之氣，而更富有人文精神和智識、腦力的挑戰。然而，要將理學和樸學完美結合，將學術著作寫得既扎扎實實、無懈可擊，又充滿智慧、發人深思，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不才如我，當然不敢有此奢望。但正因為如此，Ruegg先生才成了我長期崇拜的學術偶像。
除了Ruegg先生，我曾十分欽佩的學術偶像還有相當不少。例如，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系的Chris Beckwith（1945-）教授就是其中之一。Beckwith先生的大作《中亞的吐蕃帝國》（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利用漢、藏和阿拉伯文獻資料，宏觀地構建了吐蕃對外擴張和吐蕃帝國的歷史。Beckwith利用他兼通漢、藏和阿拉伯文獻的傑出能力，完成了中亞學研究的一樁宏大建構，並獲得了獎勵給天才學人的麥克阿瑟獎。閱讀Beckwith此書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也是我至今依然對它推崇備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Beckwith要言不煩、舉重若輕的大家手筆。紛繁複雜的問題到了他的筆下，好像都一目了然，讀來十分愜意。雖然中外學者，包括我的朋友范德康 (Leonard van der Kuijp)教授，都對Beckwith這部大作有過很多這樣那樣的批評，但在我看來，《中亞的吐蕃帝國》這部卷帙上無法與Tucci《西藏畫卷》同日而語的小書，卻是繼後者之後世界藏學研究的又一部有里程碑意義的巨著。
Beckwith後來專注於建構漢藏語系的語言學研究，隔行如隔山，讀他的研究論文常常只能看懂結論，而其論證過程則常令我墜入五里霧中。幾年前，Beckwith發表過一篇試圖重構「吐蕃」兩字於唐代時的發音的文章，其結論為「吐蕃」實際上就是漢文文獻中的「髮羌」。這樣的結論大概有助於我們理解漢藏兩個族群的源流，只是對其論證過程我實在無法如實體會。前年春天，我有幸在巴黎恭聽了Beckwith的一場學術報告，主題是對漢文古文獻中「月支」一詞之語源和讀音的重構。他的結論是「月支」的「月」字相當於Toka，而「支」字則與匈奴語中的「王」字對應，所以「月支」就是「吐火羅王」的意思。同樣，我對他論證這一觀點時所用的那一套語言學術語一知半解，所以沒有辦法跟隨他的論證理路。而同堂聽講的多為從事歐洲古代語言研究的法國語言學家，他們對他的這個報告好像推崇備至。真希望Beckwith確實用他出色的語言學和語文學訓練為我們解決了這兩個長期以來傳統漢學研究所無法解決的難題。
繼Beckwith的《中亞的吐蕃帝國》之後，又一部曾給我留下極為深刻印象的學術著作是人類學家、英國Cardiff大學宗教學和神學教授 Geoffrey Samuel先生的大作《文明的薩滿：西藏社會中的佛教》(Civilized Shamans: Buddhism in Tibetan Societ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3)。閱讀這部長達七百多頁的大書對我來說是一種全新的經驗，它與我習慣閱讀的歷史學和語文學類著作在風格上幾無共同之處，但它給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愉悅和興奮。Samuel與其說是一位西藏學家，不如說是一位人類學家和宗教學家，但他的著作卻給西藏研究帶來了令人神清氣爽的一縷清風。他形象地用「文明的」和「薩滿」來表徵藏傳佛教於顯密二宗均十分出彩的典型特徵，並以它們為主線來分析公元七世紀至近代西藏社會發展變化的過程，以及藏傳佛教的這兩種典型特徵與西藏社會發展變化之間的緊密聯繫。《文明的薩滿》一書將人類學的調查資料和廣泛的文獻研究完美地結合到一起，通過對整個西藏歷史之宗教結構的共時的考查和對宗教生活之社會、智識和精神成分的歷時的分析，為讀者奉獻了一部綜合研究西藏社會和宗教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優秀作品。嚴格說來，《文明的薩滿》既不是一部西藏宗教的地緣政治研究，也不是一部西藏的宗教、文化史，更不是一部研究大乘佛教的專業著作，但它巧妙地包羅了上述所有這些內容，為讀者理解西藏社會和藏傳佛教提供了最有利的視角、最全面的資訊和最發人深思的啟示。
近年來，我和我的學生們又都成了美國印藏佛教學者、Fairfield大學宗教學教授Ronald M. Davidson教授的粉絲，他的新著《西藏文藝復興：西藏文化再生中的密宗佛教》(Tibetan Renaissance: Tantric Buddhism in the Rebirth of Tibetan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成了我們研究藏傳密教，特別是黑水城出土藏傳密教文獻和藏傳密教於西夏和蒙元時代在內地傳播歷史時常備左右的參考書。Davidson別出心裁地將公元十世紀中到十三世紀初這段時間稱為西藏的文藝復興時期，通過對大量印度成道者所傳密教文獻於西藏傳譯的精細研究和對以薩迦派道果法為中心的密法教義和修法儀軌的描述和詮釋，Davidson對最終成為藏傳佛教之典型特徵的密教傳統的形成過程，對藏傳密教的印度淵源、文獻依據、師承次第等都作了清楚的交待。在這一部頭不大的專業著作中，我們幾乎可以找到有關早期藏傳密教的所有有用的信息，為我們深入研究薩迦道果法在西夏和元朝的傳播提供極大的方便。
Davidson對梵、藏文密教文獻有全面和精深的了解，他的著作為讀者提供了大量一手的資料。此前不久他出版的《印度密教：密教運動社會史》(Indian Esoteric Buddhism: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antric Mov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從社會史、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印度密教，它和《西藏文藝復興》一起成為研究印藏佛學的當代經典。盡管西方的印藏佛教研究已有相當悠久的歷史，但以往的研究，如前述Ruegg的著作，較多地集中在對印藏佛教思想的比較研究之上，對印藏密教傳統的比較研究尚未全面展開。Davidson的這兩部著作開風氣之先，引領世界印藏密教研究新潮流。他之所以能有如此之成就，首先得歸功於他超強的語文能力，他的所有研究都建立在對大量梵、藏文密教文獻的精細的譯解的基礎之上。讓我頗為吃驚的是，最近Davidson竟然開始大量利用漢文佛教文獻來研究早期的陀羅尼。西方印藏佛學家中少有兼通漢語文者，Davidson早年以研究印度梵文佛教文獻和哲學見長，後專擅印藏密教，學習漢語文、重視漢文密教文獻，恐怕是最近的事情。從他的這段學術經歷中，我們見到了一位優秀的西方佛教學者的學術軌跡。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這幾位我所推崇的學術偶像都不是名牌大學的大牌教授，但他們的學術能力和學術成就無不鶴立雞群，令人肅然起敬。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希望一位中國同行對他們由衷的欽佩能夠給他們帶去些許慰藉和幾分自豪。
吾生有涯學無涯，幾十年在學術道路上蹣跚學步，不知不覺間老之將至。令我無比欣喜的是，很多比自己年輕得多的青年才俊在學術上已遠遠走在了自己的前頭。他們出色的學術成就讓我體會到了什麼叫做後生可畏，遂知大師、偶像不見得非得是古人、老人不可。
近年來，我讀到了不少青年學術同行的優秀作品，其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無疑是芝加哥大學神學院宗教史研究助理教授Christian K Wedemeyer先生（1969-）的著作。Wedemeyer是哥倫比亞大學宗教系的博士，曾師從美國最著名的藏傳佛教專家、宗喀巴講座教授 Robert Thurman先生。Thurman貴為哥大佛學教授，但其做派更像是一位藏傳佛教的傳教士。雖然在民間有十分巨大的影響力，但其著作的學術含量則實在不高。令人吃驚的是，Wedemeyer的治學方法與他的老師有天壤之別，他竟然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語文學家。他出版的第一部專著是聖天造《合行明炬》的譯注本(Aryadeva's Lamp that Integrates the Practices (Caryamelapakapradipa): The Gradual Path of Vajrayana Buddhism according to the Esoteric Community Noble Tradition, New York, 2007)，遵循的完全是歐洲佛學研究傳統的語文學方法，從中可以看出他深厚的語文學功底。Wedemeyer兼通梵、藏兩種語文、擅作佛教文獻之比較研究的能力在他的另一篇論文中反映得更加淋漓盡致，這篇論文題為《譯師之功的誘人痕跡：宗喀巴著述中梵文資料的別樣翻意》，對宗喀巴著作中所引述梵文文獻的誤譯、誤解作了十分精到的檢討和批判，對傳統以為藏譯佛教文獻十分忠實梵文原本的說法提出了有力的質疑，並進而對梵文佛教文獻於西藏傳譯過程中有可能出現的問題作了非常有見地的討論。
更令我吃驚的是，與他深厚的語文學功力相比，Wedemeyer的哲學和理論修養似乎還更勝一籌。Wedemeyer近十年間發表的論文總共不足十篇，但篇篇珠璣，其中有兩篇文章對印藏密教研究帶來了顛覆性的震撼。第一篇題為《修辭格、類型學和轉向：密宗佛教史學的簡短世系》（Tropes, Typologies, and Turnarounds: A Brief Genealogy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Tantric Buddhism,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 40, no. 3 (February 2001), pp. 223-259），它對西方一個半世紀以來的密宗佛教歷史編纂的歷史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和批判。Wedemeyer在其文章開頭提出了如下一個人文學科建設中帶普遍性的問題：在眾多學科的初始階段，通常都會預設一些臨時性的理論，以用來為這個形成中的知識領域提供一個大致的結構，以便更詳細的研究得以開展。這些理論，除非很快就被推翻或者隨後被重新考量，設定了初期研究的程序，變成了組成這個學科研究背景的重要成分，甚至成為這個學科不言而喻的「公理」。而一旦成了「公理」，這些假設，盡管完全沒有（或者只有微弱的）實證依據，通常會定義、結構和界定這個學科之學術研究的路線。而當足夠多的時間和能量已經被投入到了預設那些「既定觀點」之正確性的研究之中時，它們從此以後就再也不會受到質疑，以免打破學科之平靜的外表，也不使讓人感到舒服的「進步」的幻象被打攪。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有時我們可以真切地見到一種非常強大的、跨越好幾代學人的學術保守主義，在這種學術保守主義之下，長輩學者們（權威、偶像）非常不願意鼓勵（且不去說「允許」）對一個領域的那些最基本的假設作激進的修正。
接下來Wedemeyer就以西方印度密宗佛教歷史編纂學為例來說明那些本來毫無實際根據的「既定觀點」是如何設定了西方學者近二百年來的密宗佛教研究、如何決定了密宗佛教史的建構和敘述範式的。他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印度密宗佛教歷史編纂學的世系譜，特別強調了西方密教研究及其成果之歷史背景，揭示佛教史大綱的最初構建如何決定性地受到了不加甄別地選擇對用來結構這個歷史的敘述原型（narrative archetype）的影響，這個大綱又是如何為對印度宗教的最早的詮釋模式所確認，而由這個大綱設定的寫史傳統及其關聯的說法又是如何因為一位本來很有見識，而且注定要成為二十世紀最著名和最有影響力的佛學教授的戲劇性的投降而被作為不二之論定格為佛學研究之正統的。
Wedemeyer整篇論述十分的精緻、複雜和巧妙，富有智性、理性和思辨性，讀起來讓人覺得刺激、過癮，又處處發人心智。他的主要觀點是說，西方學者把印度佛教視為一種過去的現象，把它在印度的消亡當成既成事實，於是採用歷時的敘述模式來構建佛教的歷史，講述佛教在印度從生到死的一個完整的故事。當西方學者在十九世紀初開始構建佛教歷史的時候，西方最流行將歷史當作一種有機的發展過程來描述，歷史無非是從出生、成長、成熟到衰落和死亡這樣一個有機的發展過程。於是，佛教的歷史順理成章地按照這個敘述原型被建構起來了。釋迦牟尼佛的出生和宏化是佛教的誕生期，小乘佛教是佛教的成長期，大乘佛教是佛教的成熟期，而密乘佛教則是佛教的衰亡期。在這樣的一個敘述模式之下，密教自始至終被當作公元七世紀才開始出現的、印度佛教的最後，也是最墮落、沒落和行將消亡的一個階段，盡管密教至今未亡，它依然是藏傳佛教最重要的一個活著的傳統。而密教中出現的性瑜伽等修習方式，正好符合將道德淪喪，特別是性行為的墮落作為一種文明衰亡之重要標誌的西方傳統，於是，密教史的研究就成了一部佛教衰亡史的書寫過程。這種敘述原型形成了強有力的話語霸權，即使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佛教語文學家也難以擺脫這種霸權的控制，他們的研究和敘述處處受到這些「既定之見」的左右。Wedemeyer這篇優秀的論文讓我們終於清醒過來，西方近兩百年來密教研究的傳統必須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對那些已成「公理」的傳統說法需要做嚴肅、歷時的清算和重新考量。這樣的真知灼見又何嘗不可以推而廣之，我們是否都應該重新考量我們各自學科中那些被我們崇拜的行內巨擘、大腕們設定的那些「公理」呢？
Wedemeyer另外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題為《牛肉、狗和其他神話：大瑜伽密教儀軌和文獻中的引申符號學》(Beef, Dog and Other Mythologies: Connotative Semiotics in Mahāyoga Tantra Ritual and Scrip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75, no. 2 (June 2007), pp. 383-417)。在這篇文章中，Wedemeyer試圖處理密教研究中另一個長期令佛教學者爭論不休的十分棘手的大問題，即如何來解釋密宗佛教中那些有悖常理、十分違規的成分？密教長期受人詬病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修法中包含了很多違犯佛教戒律，甚至與世俗道德觀念相抵觸的特殊修法，如男女雙修和「五肉」（狗肉、馬肉、牛肉、象肉和人肉）、「五甘露」（大香、小香、精、血和骨髓）供養等等。對於這些極為怪異的修法到底應該作如何解釋，學界歷來有很多激烈的爭論。有人以為應該按其直接的字面意義來理解，將它們視為實際的修法；也有人把它們當成是特殊密碼，只具有比喻和象徵意義，認為這類密乘修法是觀修，而不是實修。而Wedemeyer則提出：以上兩種說法，不管是實指，還是喻指，都把它們當作直接的指義自然語言的範例來處理，所以都沒有抓住這些傳統之符號學的最本質的方面。他的這篇論文試圖表明密乘大瑜伽續部採用的是一種可稱為「引申符號學」的指義形式，在這種形式中，來自自然語言的符號（一種能指和所指的結合），在一種更高層次的話語（神話語，mythic speech）中，有能指(signifiers)的功用。將這些符號學工具引入對解釋密教修法之批評中的目的，無非是要人認知，不管是儀軌的實修，還是經典的敘述，其中起根本性作用的是一種關於清淨和污濁的語法規則(清濁無二)，而這種規則出現在與早期密乘佛教和更廣泛的印度宗教常規的重要對話之中。這表明見於密乘佛教中的這種對常理的違背表示的既不是「部落式」（字面的、原始的）的修習，也不是純正的瑜伽密碼（象徵性的），而是反映了主流印度佛教固有的關注。
Wedemyer以討論密乘大瑜伽部最著名的續典《密集本續》中提到的「五肉」、「五甘露」供養的解釋問題為出發點點，說明從儀軌的實修和經典的敘述的兩種角度來看，不管是從其字面上，還是從其象徵意義來解釋這種奇特的供養法都不足以給解釋它們實際的宗教意義，所以他建議釋者要跳出指義語言的框框，在引申符號學體系中來重新考量這些密宗符號的解釋問題。所謂「引申符號學」是「一種不是由它的字面意義，而是由它的意圖（intention）來定義的語言，它的意圖因為沒有在字面意義中表達出來，故被凍結、淨化、乃至永恒化。這種神話語言的構成成分的模糊對於指義(signification)而言有兩種後果，它從此表現得既像是一種通告，又像是對一個事實的陳述」。具體而言，所謂「五肉」、「五甘露」，我們既不能直接從其字面的意義上去理解，也不能把它們簡單地看作是一種具有比喻和象徵意義的密碼，而應該把它們看作為「引申符號」，找出它們的字面意義中沒有被表達出來的潛在的意圖，以理解其實際的宗教意義。而這個沒有在字面上被表達出來的意圖實際上就是佛教的清淨和污濁無二的法則，引申開來說就是輪（迴）涅（槃）無二、煩惱和覺悟一味的成佛境界。所以，這些看似有違佛教戒律的怪異修法不過是標示成佛境界的「引申符號」。
如何解釋這些怪異的密宗修法一定還將繼續成為佛教學者們長期爭論的一個焦點，但Wedemeyer上述這種解釋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方法。作為研究密乘大瑜伽部的頂級專家，Wedemeyer將西方符號學的理論如此巧妙地引進自己的專業研究之中，令人大開了眼界。他在上述著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在理學和樸學兩個方面的非凡造詣，令我在閱讀他的著作時腦中常常掠過這樣的一個念頭：中國佛教學界何時會出現一位像Wedemeyer這樣的青年才俊呢？我相信那時一定就是中國之學術雄起於世界之日。
世人走過的學術道路千差萬別，每個人或都應該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崇拜和揚棄學術偶像的個人經歷。我相信每一個有過這樣經歷的人最終都會得出同樣的結論：任何學術偶像都不是永恒和不可超越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術，後代超越前代是大勢所趨。在Tucci的時代，他的《西藏畫卷》和《西藏宗教》（The Religions of Tib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無疑是最傑出的經典，但到了Samuel的時代，《文明的薩滿》就理應取代《西藏宗教》的經典地位。Tucci無疑也曾經是Samuel的學術偶像，Samuel曾是Tucci《西藏宗教》一書的英文譯者。但Samuel的《文明的薩滿》和他最近出版的新著《瑜伽和密教的起源》最終超越了 Tucci的《西藏宗教》。西藏宗教研究在Tucci和Samuel兩帶學人之間完成了學術的更新，取得了明顯的進步。而無論是從理學，還是從樸學的角度來看，血氣方剛的Wedemeyer的能力和水準都已經絲毫不遜色於德高望重的Ruegg。毫不誇張地說，今日的Wedemeyer已經具備了最終超越 Ruegg的所有潛質和能力，明天的Wedemeyer一定會成為今日的Ruegg，他們注定都是印藏佛學研究的祭酒級人物。
從自己學習和吸收上述這些學術偶像之學術成就的經歷中，我深深感到不管你身處那個學科、在作什麼樣的課題研究，用語文學的方法做仔細的文本研究應該是每一位學者必須具備的最基本的功夫。特別是對初入學界的新人而言，要想不在茫茫學海中迷失方向，用語文學的方法老老實實地做文本研究無疑是一個相對安全、可靠的定位方式。這樣的方式不但能夠使人得到最基本的學術訓練，而且其學術成果也最具原創性，能夠給讀者提供新的知識。而學術研究最理想的方法應該是理學和樸學的完美結合。一部精緻、複雜的語文學著作，如果缺乏哲學和思想的意義，終難脫離匠人之氣，缺少思想和智識的力度和挑戰。而一位學者若完全缺乏對文本作語文學研究的能力和耐心，只專注於空洞的理論探索和哲學思辨，則他/她既不可能寫出有豐富的實際內容的好作品，也永遠不可能創造出能給人以啟發的新理論。描述和解釋做得再完美、再迷人，也只是一種形式的變換和更新，無法替代扎實、精緻的文本研究。做學術研究只重視理論、解釋，而輕視，甚至捨離對文本的語文學研究，則是捨本求末，或能炫人耳目、譁眾取寵，但既不會給我們帶來新的知識，也不會對學術研究帶來實質性的進步。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433/userobject1ai223274.shtml
原載《東方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