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寶生：《梵漢佛經對勘叢書》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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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寶生：《梵漢佛經對勘叢書》總序

2010-11-19 01:03:04 来自: 靜升(琴將秋水彈明月 茶得春山試白雲)

印度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譯經活動也隨之開始。相傳攝摩騰和竺法蘭所譯《四十二章經》是中國的第一部漢譯佛經。這樣，漢譯佛經活動始於東漢，持續至宋代，歷時千餘年。同樣，印度佛教自七世紀傳入中國藏族地區，藏譯佛經活動始於松贊干布時期，持續至十七世紀，也歷時千餘年。據趙樸初先生在《佛教常識答問》中的說法，漢譯佛經共有「一千六百九十餘部」，而藏譯佛經共有「五千九百餘種」。[①]中國的佛教譯經活歷時之久，譯本數量之多，而且以寫本和雕版印刷的傳承方式保存至今，堪稱世界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觀。

印度佛教在中國文化土壤中扎下根，長期與中國文化交流融合，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就漢文化而言，最終形成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為主幹的儒道釋文化複合體。漢譯佛經和中國古代高僧的佛學著述合稱漢文大藏經。它們與儒家典籍和道藏共同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為了更好地繼承和利用文化遺產，我們必須依隨時代發展，不斷對這些文獻資料進行整理和研究。儒家典籍在中國古代文獻整理和研究中始終是強項，自不待言。相比之下，佛教典籍自近代以來，學術界重視不夠，已經逐漸成為中國古代文獻整理和研究中的薄弱環節。

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國台灣地區編輯的《中華大藏經》是迄今為止匯集經文數量最多的一部漢文大藏經。其後，八、九十年代，中國大陸地區也著手編輯《中華大藏經》，已經出版了「正編」。這部大陸版《中華大藏經》（正編）以《趙城金藏》為底本，缺失部分依據其他十二種漢文大藏經補足，同時選取八種漢文大藏經作為校本，在每卷經文後面列出「校勘記」。可惜，這部《大藏經》的編輯只完成了一半，也就是它的「續編」還有待時日。這種收集經文完備又附有「校勘記」的新編漢文大藏經是為漢傳佛教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開展標點和注釋工作。

與漢文大藏經的總量相比，出自現代中國學者之手的漢文佛經的標點本和注釋本數量十分有限。為何這兩種《中華大藏經》都採取影印本，而不同時進行標點工作？就是因為標點工作的前期積累太少，目前還沒有條件全面進行。而對於中國現代學術來說，古籍整理中的標點和注釋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有計畫地對漢文佛經進行標點和注釋的工作應該提到日程上來。唯有這項工作有了相當的成果，並在工作實踐中造就了一批人才，《中華大藏經》的標點工作才有希望全面展開。

對於佛經標點和注釋的人才，素質要求其實是很高的：既要熟諳古代漢語，又要通曉佛學。同時，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在漢文大藏經中，漢譯佛經的數量佔據一多半。而漢譯佛經大多譯自梵文，因此，從事佛經標點和注釋，具備一些梵文知釋也是必要的。此外，有一些佛經還保存有梵文原典，那麼，採用梵漢對勘的方法必然對這些漢譯佛經的標點和注釋大有裨益。這就需要通曉梵文的人才參與其中了。

過去國內有些佛教學者認為留存於世的梵文佛經數量很少，對漢文大藏經的校勘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而實際情況並非這麼簡單。自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和印度學者發掘和整理梵文佛經抄本的工作持續至今。當代中國學者也開始重視西藏地區的梵文佛經抄本的發掘和整理。由於這些抄本分散收藏在各個國家和地區，目前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雖然不能說所有的漢譯佛經都能找到相應的梵文原典，實際上也不可能做到這樣，但其數量仍然十分可觀，超乎人們以往的一般想象。例如，在漢譯佛經中佔據龐大篇幅的《般若經》，其梵文原典《十萬頌般若經》、《二萬五千頌般若經》和《八千頌般若經》等均有完整的抄本。又如，印度出版的《梵文佛經叢刊》（Buddhist Sanskrit Texts）收有三十多種梵文佛經校刊本。其中與漢譯佛經對應的梵文原典有《神通遊戲》（《方廣大莊嚴經》）、《三昧王經》（《月燈三昧經》）、《入楞伽經》、《華嚴經》、《妙法蓮華經》、《十地經》、《金光明經》、《菩薩學集》（《大乘集菩薩學論》）、《入菩提行經》、《中論》、《經莊嚴論》（《大乘莊嚴經論》）、《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阿彌陀經》、《莊嚴寶王經》、《護國菩薩經》、《稻芉經》、《悲華經》、《撰集百緣經》、《佛所行贊》、《如來秘密經》（《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教王經》）和《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等。此外，諸如《金剛經》、《維摩詰經》、《阿毘達磨俱舍論》、《因明入正理論》和《辨中邊論》等這樣一些重要的漢譯佛經也都已經有梵文校刊本。因此，對於梵漢佛經對勘在漢文佛教文獻整理和研究中的學術價值不能低估，相反，應該予以高度重視。

其實，梵漢佛經對勘不僅有助於漢文佛教文獻的整理，也有助於梵文佛經抄本的整理。梵文佛經抄本整理的主要成果是編訂校刊本。因為梵文佛經抄本在傳抄過程中，必定會產生或多或少的文字脫誤。這需要依據多種抄本進行校勘，確定正確的讀法，加以訂正。除了利用同一佛經的多種梵文抄本進行校勘外，還可以利用同一佛經的平行譯本進行對勘。尤其是在有的梵文佛經只有一個抄本的情況下，利用平行譯本進行對勘就顯得更為重要。正是這個原因，長期以來，西方、印度和日本學者在編訂梵文佛經校刊本時，都十分重視利用梵文佛經的漢譯本和藏譯本。但對於西方學者來說，掌握古代漢語比較困難，因此，從發展趨勢看，他們越來越倚重藏譯本。相比之下，日本學者在利用漢譯本方面做得更好。

近一百多年來，國際佛教學術界已經出版了不少梵文佛經校刊本，同時也出版了完整的巴利文三藏校刊本。這些校刊本為佛教研究提供了方便。學者們依據這些校刊本從事翻譯和各種專題研究。在此基礎上，撰寫了大量的印度佛教論著和多種印度佛教史。如果沒有這些校刊本，這些學術成果的產生是不可設想的。這從這些著作中引用的梵文佛經校刊本及其現代語言（英語、法語或日語）譯本資料便可見出。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有些重要佛經缺乏梵文原典，西方學者還依據漢譯佛經轉譯成西方文字，如英譯《佛所行贊》（梵文原典缺失後半）、德譯《維摩詰經》（譯於梵文原典發現前）、法譯《成唯識論》、法譯《大智度論》、法譯《攝大乘論》、法譯《那先比丘經》和英譯《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等。又鑒於印度古代缺少歷史文獻，他們也先後將法顯的《佛國記》、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慧立和彥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內法傳》譯成英文或法文。這些都說明國際佛教學術界對漢文佛教文獻的高度重視。只是限於通曉古代漢語的佛教學者終究不多，他們對漢文佛教文獻的利用還遠不充分。

而中國學術界直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才注意到國際上利用梵文佛經原典研究佛教的「新潮流」。引進這種「新潮流」，利用梵文佛經原典研究與佛教相關的中國古代文獻的先驅者是陳寅恪、湯用彤、季羨林和呂澂等先生。然而，由於當時國內缺少梵文人才，後繼乏人。時光荏苒，到了近二、三十年，才漸漸出現轉機。因為國內已有一批青年學子在學習梵文後，有志於利用梵文從事佛教研究。這條研究道路在中國具有開拓性，研究者必定會備嘗艱辛，但只要有鍥而不舍的精神，前景是充滿希望的。

利用梵文從事佛教研究的方法和途徑多種多樣，研究者完全可以依據自己的學術興趣和專長選擇研究領域。而梵漢佛經對勘研究應該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選項。這項研究的學術價值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助於讀解漢譯佛經。現代讀者讀解漢譯佛經的難度既表現在義理上，也表現在語言上。佛教義理體現印度古代思維方式。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中觀和唯識，更是體現印度古代哲學思辨方式。它們有別於中國傳統的理論思維形態。而漢譯佛經的語言對於現代讀者，不僅有古今漢語的隔閡，還有佛經漢譯受梵文影響而產生不同程度的變異，更增添一層讀解難度。然而，通過梵漢佛經對勘，則可以針對漢譯佛經中義理和語言兩方面的讀解難點，用現代漢語予以疏通和闡釋。

二、有助於讀解梵文佛經。佛教於十二世紀已在印度本土消亡，佛經抄本大量散失，佛教學術也隨之中斷。近代以來，隨著國際印度學的興起，學者們重視發掘佛經原典，先後在尼泊爾和克什米爾等地，尤其是在中國西藏地區發現了數量可觀的梵文佛經抄本。這樣，印度佛教文獻研究成了一個「新興學科」。由於佛教學術在印度本土已經中斷數百年之久，對於印度或西方學者來說，梵文佛經的讀解也是印度古代文獻研究中的一個難點。這與漢文佛教文獻在現代中國古代文獻研究中的情況類似。僅以梵文詞典為例，著名的M. 威廉斯的《梵英詞典》和V. S.阿伯代的《實用梵英詞典》基本上都沒有收入佛教詞匯。因此，才會有後來出現的 F. 埃杰頓的《佛教混合梵語語法和詞典》和荻原雲來的《梵和大辭典》。尤其是《梵和大辭典》，充分利用了梵漢佛經對勘的成果。

現存的所有梵文佛經抄本都會存在或多或少的文字錯亂或訛誤，已經編訂出版的校刊本也未必都能徹底予以糾正。校刊本質量的高低既取決於校刊者本人的學術造詣，也取決於所掌握抄本的數量和質量。同時，佛教梵語受方言俗語影響，在詞匯、慣用語和句法上與古典梵語存在一些差異，以及經文中對一些義理的深邃思辨，都會形成梵文佛經讀解中的難點。而梵漢佛經對勘能為掃除梵文佛經中的種種文字障礙，提供另一條有效途徑。毫無疑問，在利用漢譯佛經資料方面，中國學者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如果我們能在梵漢佛經對勘研究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也是對國際佛教學術作出應有的貢獻。

三、有助於佛教漢語研究。現在國內漢語學界已經基本達成一個共識，即認為佛經漢語是中國古代漢語中的一個特殊類型。有的學者仿照「佛教混合梵語」（Buddhist Hybrid Sanskrit）的稱謂，將它命名為「佛教混合漢語」。而時下比較簡便的稱謂則是「佛教漢語」。梵文佛經使用的語言在總體上屬於通俗梵語，這是由佛教的口頭傳承方式決定的。而這種通俗梵語中含有佛教的種種特定詞語，也夾雜有俗語語法成分，尤其是在經文的偈頌部分，因此，明顯有別於傳統的梵語。同樣，漢譯佛經受梵文佛經影響，主要採用白話文體，較多採用口語用詞。同時，在構詞、詞義、語法和句式上也受梵文影響，出現種種變異，而明顯有別於傳統的漢語。這些特殊的語言現象需要漢語學者認真研究和詮釋。近二、三十年中，佛教漢語研究已成為一門「顯學」。日本學者辛嶋靜志和中國學者朱慶之是這個領域中的代表人物。

盡管國內佛教漢語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但研究隊伍中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也就是通曉梵語的學者很少。如果通曉梵語，直接運用梵漢佛經對勘研究的方法，就會方便得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暗中摸索和無端臆測。辛嶋靜志能在這個領域中取得大家公認的學術成就，是與他具備多方面的語言和知識學養分不開的，尤其是直接運用梵漢佛經對勘研究的方法。這是值得國內從事佛教漢語研究的年輕一代學者效仿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學者能在大量的梵漢佛經對勘研究的基礎上，編出佛教漢語語法和詞典。這樣，不僅拓展和充實了中國漢語史，也能為現代學者閱讀和研究漢文佛經提供方便實用的語言工具書。

四、有助於中國佛經翻譯史研究。中國無論在古代或現代，都無愧為世界上的「翻譯大國」。在浩瀚的漢文大藏經中，不僅保存有大量的漢譯佛經，也保存有許多佛經翻譯史料。現代學者經常依據這些史料撰寫佛經翻譯史論。但是，佛經翻譯史研究若要進一步深入的話，也有賴於梵漢佛經對勘研究的展開。因為佛經翻譯史中的一些重要論題，諸如佛經原文的文體和風格，翻譯的方法和技巧，譯文的質量，只有通過具體的梵漢佛經對勘研究，才會有比較切實的體認。在這樣的基礎上撰寫佛經翻譯史論，就能更加準確地把握和運用古代史料，並提供更多的實例，增添更多的新意。

鑒於上述學術理念，我們決定編輯出版《梵漢佛經對勘叢書》，由國內有志於從事梵漢佛經對勘的學者分工協作完成。這是一個長期計畫，完成一部，出版一部，不追求一時的速度和數量。每部對勘著作的內容包括梵文佛經原文、現代漢語今譯、古代漢譯和對勘注釋。

其中，梵文佛經原文選用現已出版的校刊本。若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校刊本，則選定一個校刊本作為底本，其他的校刊本用作參考。若有其他未經校勘的抄本，也可用作參考。而如果對勘者通曉藏文，也可將藏譯本用作參考。當然，我們的主要任務是進行梵漢佛經對勘，而不是編訂校刊本。因為編訂校刊本是一項專門的工作，需要獨立進行。編訂校刊本的本意是為研究提供方便。前人已經編訂出版的校刊本我們不應該「束之高閣」，而應該充分加以利用。在學術研究中，凡事不可能，也無必要從頭做起，否則，就可能永遠在原地踏步。正因為前人已經編訂出版了不少梵文佛經校刊本，我們今天才有可能編輯出版《梵漢佛經對勘叢書》。而且，我們的梵漢佛經對勘研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改善前人校勘成果的作用。這也是我們對勘成果的一個組成部分。

梵漢佛經對勘的版面格式是將梵文佛經原文按照自然段落排列，依次附上相應段落的現代漢語今譯和古代漢譯。古代漢譯若有多種譯本，則選取其中在古代最通行和最接近現存梵本的譯本一至兩種，其他譯本可以依據對勘需要用作參考。現代漢語今譯指依據梵文佛經原文提供的新譯。為何要提供現代漢語今譯呢？因為這樣便於同行們檢驗或核實對勘者對原文的讀解是否正確。如果讀解本身有誤或出現偏差，勢必會影響對勘的學術價值。另一方面，國內利用漢譯佛經從事事相關研究的學者大多不通曉梵文，或者只是掌握一些梵文基礎知識，尚未達到讀解原典的程度。那麼，我們提供的現代漢語今譯可以供他們參考，為他們的研究助一臂之力。

實際上，現代漢語今譯本身也是對勘成果的重要體現。因為梵文佛經原文中的一些疑點或難點往往可以通過對勘加以解決。如果有的疑點或難點一時解決不了，我們可以暫不譯出，或者提供參考譯文，並在注釋中注明。確實，如果我們能正確讀解梵文佛經原文，並提供比較準確的現代漢語今譯，便會對古代漢譯佛經中一些文字晦澀或意義難解之處產生豁然開朗的感覺。通過梵漢佛經對勘，幫助讀解梵文佛經和漢譯佛經，這正是我們的工作目的。

對勘注釋主要包括這幾個方面：

一、訂正梵文佛經校刊本和漢譯佛經中的文字訛誤或提供可能的合理讀法。

二、指出梵文佛經與漢譯佛經的文字差異之處。

三、指出漢譯佛經中的誤譯之處。

四、疏通漢譯佛經中的文字晦澀之處。

五、詮釋梵文佛經和漢譯佛經中的一些特殊詞語。

由於我們已經提供了現代漢語今譯，也就不需要逐句作出對勘說明，而可以依據實際需要，有重點和有選擇地進行對勘注釋。

同時，利用這次梵漢佛經對勘的機會，我們也對古代漢譯佛經進行標點。梵文和古代漢語對勘，可以協助進行現代形式的標點。但梵文在散文文體中，用符號 । 表示一句結束， ॥ 表示一個段落結束；在詩體中，用符號 । 表示半頌結束，॥ 表示一頌結束。這樣，參考梵文佛經，尤其是依靠讀通句義，便有助於漢譯佛經的標點。但古代漢語的行文畢竟具有自身的特點，不可能完全依據梵文原文進行標點。因此，我們的標點也只是提供一個初步的樣本，留待以後聽取批評意見，加以完善。

以上是對《梵漢佛經對勘叢書》的基本學術設想。對勘者在實際工作中可以根據自己的學術專長，在某些方面有所側重。我們的共同宗旨是對中國古代佛教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作出各自的創造性貢獻。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管前面的道路怎樣艱難曲折，讓我們現在就起步，登上征途吧！

 
黃寶生 201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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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趙樸初著《佛教常識答問》第147、150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另據呂澂著《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漢譯佛經有一千五百零四部。關於漢譯和藏譯佛經的數量似乎迄今未有確切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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