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的佛教研究－－《佛教與歷史文化》代前言

以下引自《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AN/102710.htm

楊曾文〈新時期的佛教研究-－《佛教與歷史文化》代前言〉

1964年我剛從北京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當時研究所還處在籌備階段，只有 20 多人，多數是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除了任繼愈、郭朋二位領導外，在年輕的人中只有我分工從事佛教研究。當時還沒有正式成立佛教研究室，全所的研究是分組進行的。佛教組又陸續來了幾位同志，但後來有的調走或去研究別的學科，到 1976 年〞文革〞結束時共有 4 人。此後，從事佛教和伊斯蘭教研究的人員曾編在一個組，稱〞伊佛組〞，由黃心川擔任組長。

   1980 年佛教研究室正式成立，由當時的所長任繼愈兼任主任。此後研究室的人員不斷增加，最多時擴展到 14 人。我在 1982 年與雷中慶擔任副主任，協助任繼愈主持研究室的工作。我從 1985 年擔任室主任，直到 2000 年進入花甲之年卸任爲止，在這期間由李富華、方廣錩先後任副主任。現在由方廣錩繼任主任。

   1997 年 9 月 12 日，佛教研究中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批准成立。佛教研究中心依託於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基本宗旨是按照國家發展社會科學的總體規劃，加強與院內外學者的交流與合作，積極開展對佛教歷史、理論和現狀的研究，努力爲繁榮社會人文科學，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努力做出貢獻。

   日月穿梭，時間如流，正是在這段時間內，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化所帶來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巨大變化，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也取得前所未有的豐厚成果。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也從無到有，在佛教研究的各個領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衆多成績。

   這裏想結合自己的經歷，對以佛教研究室爲中心的佛教研究作一些回顧與展望。36 年來，佛教研究室的佛教研究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從 1964 年至 1979 年爲籌備階段，按照當時的社會形勢和建所要求，主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佛教歷史、教義的基礎知識，並且調查研究各國的佛教現狀，爲《世界宗教動態》供稿。在這期間，經歷了將近 10 年之久的科研完全陷於停頓狀態的〞文革〞。

   二、1976 年至 1980 年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全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迅速恢復和展開，佛教研究也開始起步並做出成績。主要是調查研究各國的佛教現狀、佛教研究成果，爲《世界宗教動態》提供稿件，並爲深入開展中國和亞洲佛教研究積累資料。

   三、從 1981 年至今是佛教研究迅速發展時期，取得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成果有：

   1. 專著：任繼愈主編，杜繼文、楊曾文、丁明夷參加執筆的《中國佛教史》第一至第三卷；郭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中國近代佛教思想史稿》、《中國佛教思想史》；杜繼文主編《佛教史》；杜繼文、魏道儒合著《中國禪宗通史》；楊曾文《日本佛教史》、《佛教的起源》、《唐五代禪宗史》；楊曾文主編，張大柘、高洪參加執筆的《當代佛教》以及張大柘、黃夏年等參加執筆的《日本近現代佛教史》；楊曾文主編的通俗讀物《佛教文化面面觀》、《中國佛教基礎知識》；與日本源了圓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李冀誠《西藏佛教·密宗》、《藏傳佛教》；韓廷傑《印度佛教史》、《唯識學概論》；張大柘《當代神道教》；王志遠《宋代天臺宗窺豹》；魏道儒《宋代禪宗文化》、《中國華嚴宗通史》；方廣錩《中華文化通志·佛教志》、《印度禪》；尕藏加《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等；宋立道《神聖與世俗――南傳佛教國家的宗教與政治》。

   2. 佛教辭書：任繼愈主編《宗教辭典·佛教部分》、劉德有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事典·佛教部分》。

   3. 校編、注釋、論文集、目錄：郭朋《壇經校釋》、《壇經對勘》；杜繼文《大乘起信論全譯》；楊曾文《六祖壇經‧·敦煌新本》、《神會和尚禪話錄》，與日本鐮田茂雄合編《中日佛教學術會議論文集》；韓廷傑《三論玄義校釋》、《成唯識論校釋》；方廣錩《般若心經譯注集成》、《敦煌佛教經錄輯校》、《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斯 698 號－斯 8400 號）》；周齊《佛經故事》等。

   4. 譯著：楊曾文《日本佛教史綱》、與姚長壽合譯《印度佛教史概說》；韓廷傑《大史》、《島史》；柳雪峰譯《韓國佛教史概說》、《韓國宗教史》；吳華譯《印度、中國、日本三國佛教史略》。

   5. 佛教叢書：任繼愈主持，以佛教研究室爲中心聯合其他單位佛教學者共同編纂《中華大藏經》、《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方廣錩主編，華方田等人爲副主編的《藏外佛教文獻》第 1 至第 6 輯等。

   從 1978 年開始，以任繼愈教授等人爲指導教師培養研究生，先後畢業的碩士生 13 人，博士生 6 人。這些研究生已在佛教研究領域取得很多成績，成爲所在單位的教學、研究的學術帶頭人或業務骨幹。

   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與亞太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以及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陝西社科院歷史宗教研究所、洛陽龍門文管所、新疆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五臺山研究會、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天臺山文化研究會以及各地從事佛教研究的學者，有著多種形式的學術交流、聯繫和協作。從 1980 年開始，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辦或參與協辦過以〞中國佛教〞、〞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西域文化〞、〞峨嵋山佛教文化〞、〞五臺山文化〞、〞中國佛教與五臺山〞以及〞佛教研究與新時期文化建設〞等的學術會議，對促進佛教學術交流，提高佛教研究水平起了積極的作用。近年隨著兩岸文化學術的發展，佛教研究室的成員與臺灣佛教研究學者的交流日益密切，經常應邀出席在臺灣召開的佛教學術會議。1998 年 9 月上旬，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共同主辦的〞佛教與東方文化——紀念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海峽兩岸佛教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取得圓滿成功。在開展上述學術活動中，佛教研究室的同志得到各兄弟單位、海峽兩岸學者的熱情幫助，並從他們的研究成果中學習到不少東西，推進了研究室整體研究水平的提高。

   隨著對外開放，與外國學者的交流越來越多，不僅接待過日本、韓國和歐美的佛教學者，也先後有人到日本、斯里蘭卡、美國、韓國等國訪問，進行學術交流和考察。從 1985 年開始，與日本《中外日報》社密切協作，並得到其他單位佛教學者和有關部門的熱情支援，每隔兩年在中日兩國輪流舉辦一次〞中日佛教學術會議〞，迄今已召開過 8 次會議，爲促進兩國的佛教學術交流和增進人民之間的友誼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確立並不斷完善的客觀形勢下，在實施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並行發展總方針的過程中，如何按照國家的人文社會科學總體規劃開展佛教研究，是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的。我現在初步想到有這樣幾點：一、應當結合中國社會歷史的整體環境，對佛教傳入中國後實現民族化的過程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揭示作爲民族宗教之一的佛教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考察它的民族特色及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對其他文化形態的影響；二、對日本、朝鮮等國的北傳佛教和南亞、東南亞地區的南傳佛教的歷史、教義思想，應當繼續結合這些國家的具體國情開展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三、爲適應不同層次讀者的需要，在繼續從事專題研究和綜合研究，編寫學術性比較強的專著的同時，應當利用國內外已有的成果編寫一些多樣性的通俗性的讀物，客觀正確地介紹有關佛教文化和佛教歷史的知識，爲豐富社會文化生活，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發揮積極作用；四、進一步編纂各種必要的佛教資料，以便於查閱和研究使用；五、對國內外的佛教現狀和發展趨勢進行調查研究；六、積極而有計劃地引進國外的優秀的研究成果；七、培養年輕的佛教研究人才。八、繼續開展國際佛教學術交流，不斷提高學術水平並增進人民之間的友誼。

   中華民族創立了豐富而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在佛教方面曾成爲北傳佛教的中心，對亞洲乃至世界的文化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相信在中華民族煥發青春而復興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新時代，在佛教文化研究領域也一定會作出無愧於偉大時代的成就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也會再接再厲，作出新的成績。

   20 年來佛教研究室得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宗教研究所歷屆領導的關心和指導，得到老一輩佛教學者、佛教研究室創立者任繼愈教授、郭朋先生的親切關懷和支援。近年來，佛教研究室也得到日本《中外日報》前社長本間昭之助、現任社長轟照次及形山俊彥局長等朋友、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鐮田茂雄等學者的大力支持。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成立及開展學術活動過程中，又得到臺灣地區的企業家、關心中國佛教學術事業的林光明、戴彰紀二位朋友的熱情支援。在這裏，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書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成立以來第一次結集出版的論文集，其中既有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成員的論文，也有與佛教研究室、中心有著密切學術交往的國內外朋友的論文。我們打算今後將這一工作進行下去，希望繼續得到學術界同仁的支援。論文集的編輯工作由本室宋立道博士擔當，對他爲此付出的辛勞表示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