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11日 星期五

佛教文獻學



以下引自《豆瓣網》〈佛學文獻小組〉Buddhist Literature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010432/

十八世紀以來,以西洋學術方法對佛典所作的系統性研究。内容包含對各種語文佛典的解讀、校勘、編目、翻譯、注釋及内容研究等。

[佛典研究之肇始]
在中國、日本的佛教傳統宗派中,大、小乘一切佛典,都被視為釋尊一代的說法,而完全忽略佛典成立的事實。各宗派也將所有經典都認為是釋尊親口所說,而選擇其中之某一經典為自宗之所依。另一方面,不承認這種傳統的經典觀,而以為經典不是釋尊說法的實錄,並以為經典自有其歷史發展性,而率先以文獻方法研究經典的,是日本江户時代的思想家富永仲基(1715~1746)。但是,當時佛教界並没有接受他的方法。日本以學問性的研究方式研究佛典,是在明治時代,由歐洲所輸入的。
歐洲人中,最先接觸印度原典的,是蒙兀儿王朝第四代王賈漢格爾(Jahangir)的長子達拉沙可(Muhammed Daraschakoh)。他動員眾多學者將《五十奥義書》翻譯為波斯語。此書其後由法國的培龍(A. Du Perron 1732~1805)譯為拉丁語,於 1801至1802年出版。但是,歐洲人之從事印度研究,是在十八世紀後半就已經開始了。1784年,英國人威廉瓊斯(Sir W. Jones)設立「孟加拉亞洲協會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開始作正式的印度研究。首先是由英國的研究者,進行印度古典之翻譯與介紹。到了十九世紀,對佛教的注意,逐漸升高。在這種趨勢之下,首先從事佛典研究而留下成果的是,法國的布赫諾夫(E. Burnouf,1801~1852)。
英國駐尼泊爾公使赫吉森(B. H. Hodgson,1800~1894)於1833年開始在尼泊爾搜集梵語佛典寫本。布赫諾夫對這些寫本極為重視,乃從事研究。布赫諾夫涉獵了不少梵文佛典,而於1839年完成《法華經》的法譯(Lelotus de la bonne loi ,Paris)。而其力作《印度佛教史序說》(L'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Paris,1844)一書,可說是其佛教文獻研究之金字塔。此外,在巴利語文獻的研究上,布赫諾夫也扮演開拓者的角色。在此領域上,在斯里蘭卡任職的突諾爾(G. Turnour,1799~1843),已在1837年刊行巴利原典《大史 Mahavamsa》最初三十八章並發表其所作的英譯。而英國傳教士哈代(R. S. Hardy,1803~1868)、羅馬天主教士畢岡迭特(P. Bigandet,1813~1894)也發表其依據缅甸資料所作的佛傳研究。
在佛教文獻研究的最初期,俄羅斯的傳教士兼喀山大學的漢學教授畢西列夫(W. Wassiliew,1818~1900)著有《佛教》(DerBuddhismus,St. Petersburg,1860)一書,荷蘭的佛教學者克恩(H. Kern,1833~1917)也撰有《印度佛教綱要 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Strassburg,1896 》,這兩部書是這一時期所發表的綜合研究成果。

[中期文獻研究]
此處仿照狄雍(J. W.de Jong,1921~ )所訂,以十九世紀末期至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為佛教文獻學史的第二期。此一時期的特徵,是進行梵文文獻的原典研究,校訂出版甚多巴利原典。
首先,丹麥的印度學學者華斯勃爾尔(V.Fausboll,1821~1908)出版《本生經》(Jataka,1877~1897)、德國的佛教學者奥登貝格(H. Oldenberg,1854~1920)校訂出版《律藏》(Vinayapitaka,1879~1883)。1881年,英國佛教學者賴斯戴維斯T.W. Rhys Davids (1843~1922)設立「巴利聖典協會 Pali Text Society 」,開始校訂出版《五尼柯耶》等巴利原典。
梵文佛典方面,西那爾(E. Senart,1847~1928)刊行《大事》(Mahavastu,1897)、馬克斯·穆勒(F. Max Muller,1823~1900)刊行《金剛般若經》(Vajracchedika, Oxford,1881)、《無量壽經》、《阿彌陀經》(Oxford,1883)。對二十世紀日本的文獻學研究有大貢獻的高楠順次郎,在當時即就讀於英國的牛津大學。這些大乘經典,就是穆勒與高楠二人所共同校訂的。
在十九世紀末期出版的佛典,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以外,另有英國的印度學學者柯衛爾(E. B. Cowell,1826~1903)與奈爾(R. A.Neil)的《天業譬喻》(?)(Divyavadana,Cambridge,1886)、克恩的《本生鬘》(Jatakamala or Bodhisattvavadanamala Boston,1891)、明那耶夫(I. P. Minaev,1840~1890)的《入菩提行經》(Bodhicariyavatara,St. Petersburg,1889)、法國普辛(L. de la Vallee Poussin ,1869~1938)的《入菩提行經細疏》(Bodhicaryavata-rapanjika,Calcutta,1901~1914)、柯魏爾的《佛所行贊》(The Buddhacarita of Asvaghosa,Oxford,1893)、德国佛教學者雷夫曼(S. Lefmann,1831~1912)的《普曜經》(Lalitavistara,Halle,1902)。
對佛教教祖釋尊,作歷史性的考察,是此一時期文獻研究的結果。首先提起問題的是法國的東洋學者西那爾。西那爾校訂佛傳經典《大事》,並根據巴利語的《因緣故事》(Nidanakatha)、《佛種姓》(Buddhavamsa)等書,進行佛傳研究。而發表其所撰〈佛陀傳說之試論〉(Essaisur la legende de Bouddha,Journal Asiatique,1873~1875)。西那爾將佛傳中的傳說部分去除後,主張釋尊是太陽神、大丈夫、轉輪聖王,並非實在之人物。對於西那爾那種主張,奥登貝格在《佛陀及其生涯、教義、教團》(Buddha, Sein Leben,Seine Lehre,seine Gemeinde,1881)一書中加以否定。奥登貝格從判定資料新舊著手,再從最古的資料中,選具有歷史事實的資料,而論證釋尊為實有其人。

[中亞寫本之研究]
十九世紀的後十年,中亞地區的梵語等多種語言佛典陸續出土,學術界也開始著手研究。駐喀什噶爾的俄國領事培措夫斯基( N. F. Petrovskij,1837~1908),在和闐獲得由數種語言寫成的寫本,並將之贈予聖彼得堡的東洋學者歐登柏格(S.Oldenburg,1863~1934)。1892年,歐登柏格出版一頁庫車語原典的照相版。1900年,羅伊曼(E. Leumann,1859~1931)也刊行了相同的資料,並刊行喀什噶爾出土的梵文斷片。同一時期,洪里(A. F. R. Hoernle,1841~1918)則提出有關和闐、喀什噶爾出土寫本的學術報告。
二十世紀時,受中亞地區出土物的刺激,各國紛紛組織中亞探險隊。其中,最早進行的,是斯坦因(Sir A. Stein,1862~1943)所率領的探險隊。從1900年至1916年,一共進行三次探險。其次較主要的有四次。德國方面第一次(1902~1903)是由格倫威德爾(A.Grunwedel,1856~1935)及胡特(G. Huth,1867~1906)率領。第二次(1904~1905)由里克(A. Von Le Coq,1860~1930)帶隊。第三次(1905~1907)由格倫威德爾與里克率領。第四次(1913~1914)由里克帶隊。法國方面,是由伯希和( P. Pelliot,1878~1945)帶領。日本則自1902至1913年之間,進行三次。又,自1898 年至1915年之間克雷孟玆(D. Klementz)、歐登柏格也進行過三次的探險。
這些探險活動對佛教文獻的研究,有極大的影響。由於這幾國學者的探勘搜尋,才使梵文、藏語、漢文、庫車語、阿耆尼語、和闐語、粟特語、維吾爾語的寫本,大量流入巴黎、倫敦、柏林、聖彼得堡、日本等地。各國學者並開始進行研究。其研究成果中,具代表性的,有斯坦因的《Serindia》(五卷,1921,其第一卷中,含中亞研究文獻目錄),以及華德史密特(E. Waldschmidt)的《吐魯番出土的梵文寫本》(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l,Wiesbaden,1965)。華氏此書,是 1904年至1964年間,德國學者所出版的梵文斷片目錄。此外,另有許温特那(E. Schwentner)的庫車語、阿耆尼語寫本,德瑞斯登(M. J. Dresden)、葛千柏格(L. G.Gercenberg)的粟特語、和闐語寫本,羅文達爾(R. Loewenthal)的維吾爾語寫本的目錄,或語言、文獻的研究。

[法國的佛教文獻研究]
法國的巴利語、梵文、藏語、漢譯佛教文獻的研究,開始得相當早。十九世紀中期,朱利安(S. J. Julien,1797~1873)已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Paris,1853)、《大唐西域記》(Paris,1857~1858)譯成法文。此外,另有佛庫(E. Foucaux)刊行藏譯本的《普曜經》(Paris, 1847~1848)原典,並於1853年刊行法譯本。
佛教文獻研究的業績對日本學界影響最大的是,烈維(S. Le/vi,1863~1935)、普辛及其門弟。烈維自1885年以來,在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教授梵文,1894年任法蘭西學院的教授。他三次赴尼泊爾,每次都曾發現新寫本,其後也都加以校訂、刊行。計有無著《大乘莊嚴經論》(Mahayana-sutralamkara)的梵文校訂本(Paris,1907)與法譯本(Paris,1911)、世親《唯識二十論》(Vimsatika)、《唯識三十頌》(Trimsika)的刊行(Vijnaptimatratasiddhi,Paris,1925)。在烈維所發現的尼泊爾寫本中,安慧的《中邊分别論釋疏》(Madhyan-tavibhagatika),係由其弟子山口益(1895~1976),於1934年在日本刊行。這些都是有關唯識思想的重要文獻,對日本的唯識學研究影響頗鉅。烈維曾三次赴日本,與日本學界的關係甚深。日本學者中,以研究印度學、佛教學為目的,而留學法國的,幾乎都是在烈維門下作研究。因此,烈維被推舉為日本帝國學士院的名譽會員。
烈維的弟子普辛,專研大乘佛教之各個哲學學派。曾刊行月稱《淨明句論》(Prasan-napada,龍樹《中論》的注釋)的梵本校訂本(St. Petersburg,1903~1913)、《入中論》(Madhyamakavatara)的藏譯校訂本(St. Petersburg,1907~1912)、般若伽羅末提《入菩提行經細疏》的梵本校訂本。普辛對漢譯文獻也有研究。他曾參考稱友(Yasomitra)的梵文注釋、藏傳的各種注釋、普光、法寶等人的漢文注釋、真諦譯《俱舍論》、日本佛教學者的研究成果,而將玄奘譯《俱舍論》全書三十卷譯成法文刊行(L' Abhidharmakosa de Vasubandhu》(6 vols, Paris,1923~1931)。又譯有中國、日本唯識學法相學的重要文獻《成唯識論》(Vijnaptimatra-tasiddhi, 2 vols, Paris,1928~1929)。同樣是烈維弟子的普集鲁斯基(J. Przyluski,1885~1944),曾與拉露(M. Lalou,1890~1967)合作出版《佛教文獻目錄》(Bibliographie bouddhique)。在烈維的弟子中,最有名的是拉莫特(E. Lamotte,1903~1983)。他曾將《解深密經》(Samdhinir-mocana,Louvain,1935)、世親《成業論》(Karmasiddhaprakaran!a,1936)、無著《攝大乘論》(Mahayanasamgraha, 2 vols, Louvain,1938~1939)、《大智度論》(Louvain,1944,194 9,1970,1976,1980)、《維摩經》(Vimalakirtinirdesa, Louvain, 1962)、《首楞嚴經》(Surangamasa-madhi, Bruxelles, 1965)等書譯成法文刊。
[列寧格勒學派等] 聖彼得堡(列寧格勒)也有東洋學、佛教學的研究傳統。瑞士的佛教學者瑞格昧(C. Regamey)將那些以聖彼得堡為研究據點的歐登柏格、明那耶夫、謝爾巴斯基(F. I. Stcherbatskoi,1866~1942)等人,稱為「列寧格勒學派」(Die Leningrader Schule)。謝爾巴斯基的業績中,以有關後期的佛教論理學者法稱(Dharmakirti)、法上(Dharmottara)的論理學、認識論最為重要。他首先刊行法稱的《正理一滴論》(Nyayabindu),及法上之注釋的俄文譯本(1903)。接著出版其梵文原典及藏譯本(Petrograd,1918)。又以俄文撰寫有關佛教論理學、認識論的問題(1909),隨後又譯之為法文(1924)、德文(1926)。最後以英文出版其增補版《Buddhist Logic》(2 vols. Leningrad,1930,1932)。他的弟子歐柏密勒(E. Obermiller,1901~1935),曾將藏譯本《究竟一乘寶性論》譯成英文刊行(1930)。
二十世紀的歐洲各國,在對佛教各哲學學派的文獻研究中,有謝爾(S. Schayer,1899~1941)與突克先(P. Tuxen,1880~1955)對月稱《淨明句論》的研究、圖奇(G.Tucci,1894~1984)對佛教論理學之相關文獻的翻譯、弗勞瓦爾那(E. Frauwallner, 1898~1974)的佛教論理學、認識論的研究。在佛傳文學方面,有鍾斯頓(E. H. Johnston,1885~1942)發表馬鳴《孫陀利難陀》(Saundarananda, Calcutta, 1928,1932)、《佛所行贊》(Calcutta,1935~1936)等書的校訂本及英譯。另有威勒(F. Weller,1889~?)對《佛所行贊》(Das Leben des Buddha Van Asvaghosa, Leipzig,1926~1928)的校訂與翻譯。威勒不僅通曉梵、藏語,也擅長中文與蒙古語。曾校訂、翻譯不少蒙古語佛典。
藏語資料的佛教研究,起步也很早。首先,洛克希爾(W. W. Rockhill,1854~1914)曾有藏譯本《Udanavarga》的英譯(London,1883)。胡特有《蒙古佛教史》(Horchoshbyun)的校訂及德譯(Strassburg,1892~1896)。柯迪葉(P. Cordier,1871~1914)也有西藏大藏經論疏部目錄的出版(Paris,1909~1915)。此外,另有勞弗耳(B. Laufer,1874~1935)及圖奇的研究。
[日本的佛教文献研究]
1876年(明治九年),南條文雄、笠原研壽(1852~1883)二人,以真宗大谷派留學生身份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在馬克斯·穆勒門下研究梵文佛典。此二人跟隨穆勒的弟子馬克都尼爾(A. A.Macdonell)學習梵文,並協助穆勒校訂梵文佛典。南條氏在牛津大學的研究成果,是日本文獻研究之嚆矢。他回到日本後,在東京大學開設梵文課程。自此之後,日本始有梵本佛典研究。爾後,其他的大學也開設梵文、巴利語與藏語課程。在這種基礎之下發展一百餘年,乃使日本的佛教文獻研究圈,成為足以傲視國際的學術重鎮。(菅沼晃《佛教文化事典》第十四章)
參考資料:
1.冢本啟祥譯《インド文化研究史論集˙歐美のマハ一バ一ラタと教の研究》;湯山明〈西洋人の大乘佛教研究史〉(《講座·大乘佛教》);山口益《フランス佛教学の五十年》;鷹谷俊之《東西佛教學者傳》;山田龍城《梵語佛典導論》(《世界佛學名著譯叢》);J. W. de Jong著·霍韜晦譯《歐美佛教研究小史》;W. Peiris著,梅乃文譯《西洋佛教學者傳》(《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版主按語 :

2008 年10月 18日在台灣的<第二屆[巴利學與佛教] 學術研討會>上,
奧村浩基(佛光大學宗教系助理教授)講題:<日本的巴利學研究現況>,奧村老師提到日本佛學研究的主流一直是「文獻學研究」,認為「沒把經文的每個字讀通讀懂,就不能正確理解佛陀的教導,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來討論義理,只是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不是佛學研究,而是依個人發展出來的新興宗教」,他們也認為「田野調查只是把佛教當作人類學研究的對象,這是隸屬人類學範疇,而不是佛學研究」。
在日本,學生從 18歲到 50歲之間只是學習語言:梵文、巴利、藏語,學習閱讀經典,教授是不允許你作與義理相關的論文,只能作文獻學方面的探討。從南條文雄到西元2000年,日本大學並不頒發博士學位給學生,博士學位是在學術界聲譽卓著,過了六十歲的一山泰斗的學者教授才領得到的,這也造成日本佛學研究的人口逐漸稀少,學生到國外攻讀博士的原因。
他說:「在日本,如果有年輕人以研究佛學為志業,別人會說你神經病,因為研究佛學是無法解決家裡的經濟問題。」
他說得當場的年輕學者面面相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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