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大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

以下引自《豆瓣網》〈佛學文獻小組〉Buddhist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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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大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7年9月16－20日，由上海師範大學宗教研究所主辦的「漢文大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教育國際交流中心舉行。來自日本、韓國和中國北京、上海、南京、浙江、雲南、台灣等地的22名專家學者参加了這这次研討會。
會議於2007年9月16日報到。17日舉行開幕式。17日、18日兩天，連續舉行七場研討會。18日下午舉行閉幕式。19日上午赴上海龍華古寺參觀龍華古寺特意為本次會議舉辦的大藏經特展，展出唐宋元明清民國時期的各種大藏經。20日代表返程。
本次大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代表，基本都是該學術領域的專家學者，學術論文質量較高，不少論文解決了比較重大的問題，一些論文在材料上提供了新的信息，還有的論文對相關科目提出了新問題、新視角，為日後大藏經深入研究奠定基礎。

觀點综述
日本實踐女子大學教授牧野和夫先生提交的論文是《關於宋版大藏經中「一版五半葉三十行」版片的考察——以傳入日本的《崇寧藏》、《毗盧藏》為中心》。以往學術界知道，在福州藏中有每版36行或30行的問題，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没有人能够作出深入解釋。牧野先生在仔细、深入地調查福州藏的基礎上，提出「當初設計兩面印刷方案時，是將「五個半葉一版」這樣的版片當作印刷時從正面翻折到背面的一個基準」，「當初的方案大約是將後封、後扉頁事先粘接在「五個半葉一版」的紙張上，印刷到這張紙，便翻折到背面印刷，從而成為兩面印刷的一册。」牧野先生的論點，對解決福州藏版式問題，極為重要。
日本宫内廳書陵部研究員中村一紀先生雖然因為臨時原因没能參會，但是提交了論文《關於宫内廳書陵部所藏福州版大藏經中的混合册與印章》。我們知道，福州藏在中國，僅有不多的圖書館、博物館、寺院收藏有少量零本，這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學者的研究。而在日本，福州藏至今保存有多部，比如書陵部、金澤文庫、東寺、本源寺、醍醐寺等。日本各單位的收藏品收藏品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全部是《崇寧》和《毗盧》兩藏配合起來的「混合本」。這種現象颇為學術界所關注，在此之前，尚無明確結果。另外，書陵部的福州藏至今還没有一個詳細的版本目錄，大多數中國学者也没有條件親自前往考察，對該部福州藏的狀況缺乏了解。中村先生通過對書陵部收藏品的研究，提出了這個重要的結論：「應該是存在著那樣一種工房，在那裡，可以比較自由地使用兩種藏經的經版。」
韓國大眞大學校文獻情報學科敎授柳富鉉先生提交的論文是《<高麗再雕藏>與<北宋開寶藏>的比較研究》。柳富鉉先生多年以來，一直致力於這兩部藏經的研究，成就卓著。本篇論文，他系統地比較研究了現存《開寶藏》和《高麗再雕藏》的經文内容。柳富鉉先生的方法是對比校勘，這是一個花費工夫的工作，但是只有通過這樣的校勘對比，才能使我們對一種藏經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勤于校勘，這是致力於佛教文獻研究的每一個學者必須具備的素養。
《論遼藏》一文由大同市考古所原所長研究員張暢耕先生、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員畢素娟女士、大同市古建所副所長副研究員張海嘯三位學者共同撰寫。畢素娟女士與會，並以親歷者的身份對《遼藏》的發現過程、修復研究經歷以及《遼藏》相關問題做了說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山西應縣天宫寺木塔中發現了一批遼代寫本和刻本佛教典籍，其中部分刻本藏經被學術界認定為《遼藏》。遼國與北宋為鄰，戰事多年不斷，宋遼間互有「禁絕交易書籍」的法令，所以至今遼代書籍罕有傳世。《遼藏》的發現，堪稱「石破天驚」，對學術界的影響巨大。畢素娟女士的發言，得到與會者的高度重視。
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何梅女士的論文是《<趙城金藏>若干問題考》。《金藏》問題複雜，何梅女士的文章就四個問題作了考證研究：一、《金藏》始刻年代的問題；二、《金藏》經卷排序的問題；三、《金藏》缺帙待補的問題；四、《金藏》與元《延佑藏》的關係。何梅指出，北京智化寺元藏實際由《金藏》版片換雕千字文帙號而成。這一發現，對我們研究元代藏經及其相互關係，具有重要價值。
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李際寧提交的論文是《關於近年發現的<元官藏>》。論文對近年發現品做了介紹和說明，對《元官藏》的目錄結構做了探讨。新出現的數據，以及他對《元官藏》目錄的研究，對深入認識這部佛教大藏經具有重要意義。
日本龍泉院椎名宏雄先生因故未能出席，他提交的論文是《宋元時期經藏的建立》，這是他《宋元版禪籍研究》的後續部分。從學術研究史角度講，宋元時代佛教寺院的大藏經狀況如何，呈什麼規模，有什麼特點，過去研究成果很少。椎名宏雄先生花費很大的精力，將散在各處的資料匯集列表，為這個課題的開展，提供了良好的數據基礎。他對宋元時期經藏特點的歸納，也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啟發性的意見。
立正大學教授野澤佳美先生的論文是《明初的兩部南藏——再論從<洪武南藏>到<永樂南藏>》。野澤先生著有《明代大藏經史之研究——南藏歷史學的基礎研究》，對明代藏經的研究很深入。他的論文，涉及兩個課題：1、《洪武南藏》的結構與續藏刊刻經過，2、《洪武南藏》經板是否全部燒毀。野澤佳美先生認為：《洪武南藏》是在洪武年間刊刻的，有的研究者把《洪武南藏》的刊刻年代下延到建文年間，稱之為「建文南藏」，是誤讀關於續藏的題記所致。他還提出：「《永樂南藏》利用了《洪武南藏》的版片，並重加組織。也就是說，《洪武南藏》的版片没有被燒光，而是被《永樂南藏》所繼承。」這兩個觀點，對於研究明初藏經的刊刻與演化，具有重要意義。
章宏偉先生是紫禁城出版社的領導，他曾經主持參加了故宫所藏《嘉興藏》的整理和初版前期工作，在這樣實際接觸中，他積累了大量第一手《嘉興藏》資料。章宏偉先生的論文《毛晉與<嘉興藏>》，對明末著名藏書家、出版家毛晉參與《嘉興藏》事務的時間、以及捐施刊經的情況做了介紹和研究。章宏偉先生的文章，對我們研究毛晉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上海師範大學方廣錩教授提供的論文是《毗陵藏初探》。方廣錩先生在參觀大連圖書館時，意外地發現了一種過去從未被學術界所知的新的大藏經品種，方廣錩先生對其發現過程、版式特徵做了研究，定名為《毗陵藏》，並對《毗陵藏》刻藏緣起、《毗陵藏》雕版起迄時間、毗陵藏目錄的依據、《毗陵藏》與金陵刻經處所刻大藏經的關係等問題做了相關研究。新資料的發現，豐富了大家對漢文大藏經的知識，也將已知木刻大藏經的時代下限從《清龍藏》下延100多年。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梶浦晉先生提交《日本的漢文大藏經收藏及其特色――以刊本大藏經為中心》的論文。梶浦晉先生多年以來系統地調查了日本眾多的藏書單位（包括公私收藏單位、圖書館、博物館、寺院等）收藏的各種寫、刻本大藏經和佛教典籍，不論從版本品種上，還是資料的内容上，頗有重要發現。梶浦晉先生的文章，可以說是研究佛教大藏經者不得不讀的資料。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侯冲先生提交的論文《「滇藏」考》，是一篇關於「滇藏」的辨誤文章，作者用豐富的資料證實元代大理國未曾雕刻過「滇藏」。所謂「滇藏」，不過是施入雲南的《普寧藏》。當下，一些地方的學者，出於鄉土情懷而又缺乏相關學術知識，往往錯誤地命名在本地發現的大藏經。本文以嚴謹科學的論證，批評了這種錯誤傾向，維護了大藏經學術研究的嚴肅性。
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李富畢先生的論文是《也談漢文佛教大藏經的系統問題》，他提出我國歷代大藏經大致有以《開寶藏》為代表、以《契丹藏》為代表、以《崇寧藏》為代表、以《永樂南藏》為代表的四種類型。認為歷代大藏經體系的形成，「歸根到底還是與當時某一地區流行的一種與官方有關的官寫本大藏經有直接的關係。」大藏經體系問題，是大藏經研究課題的重要問題，需要認真研究。
中華書局前副總經理熊國禎先生提供的論文是《漢文大藏經研究要重視文獻價值的判别》。熊國禎先生曾經主持编輯了中華書局版「中國佛教典籍叢書」，對學術界影響極大。熊國禎先生又是《中華大藏經（漢文版）》出版方的實際負責人，對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的狀況，非常熟悉。他根據多年的實踐，提出「若從藏經内容的綜合分析來講，……漢文大藏經作為歷史文獻數據，其核心價值首先在於文本是否真實可靠、準確無誤」”，「漢文大藏經的研究和評價應當著重其文獻數據價值，這是基礎的核心的價值判别。」熊國禎先生的論點，批評了以往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工作中的不足，對今後新的大藏經的編纂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法鼓佛教研修學院校長、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授釋惠敏法師向每位代表贈送了2007版《電子佛典集成》，並就該版的性能介绍，得到會議代表的高度重視。近年以來，佛典電子化展開的速度較快，涉及的面很大，影響頗廣。《電子佛典集成》在探討大藏經和佛教文獻電子化的發展方面，具有示範意義。
由李富畢先生執筆，代表《趙城藏》文本校編委員會和北京古今慧海文化信息交流中心，就《趙城藏》全文數字化問題，做了《關於佛典電子化問題的探索和思考——《趙城藏》電子文本校編過程中的實踐和啟示》為題的報告，介紹了他們的工作及對今後的設想。
上海師範大學徐時儀教授的論文是《<玄應音義>寫卷考》。以敦煌寫本音義為研究對象，就寫本與刻本之間的關係等方面做了詳細研究。從音義角度研究佛教大藏經，也是大藏經研究的一種方法。徐時儀教授的課題，對大藏經研究具有啟發意義。
北京大學教授白化文先生，是著名文獻學研究專家，對佛教文獻研究深有心得。他的論文《漢文佛教圖書的分類編目問題》是在其專著《佛教圖書分類法（改定本）》的基礎上，為本次會議專門撰寫提出的，文章就「香光分類法」中涉及的一些原則問題，提出了改進意見。白化文先生的觀點，應當(會)引起學術界和佛教界的高度重視。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馮國棟先生的論文《漢文佛教文獻學引論》，提出建立漢文佛教文獻學理論構架的問題，對漢文佛教文獻學的體系，做了初步構想，理論性很强，構架比較完整。馮國棟先生的論文，對佛教文獻學的學科建设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楊維中為本次大會準備的論文是《<大乘起信論>的翻譯考辨》。他的文章從資料入手，對百年來佛教學術界一直糾纏不清的問題，逐條梳理考證，對各種不同流派的觀點，依次分析辨疑，駁斥了「大乘起信論疑偽說」，系統論證了《大乘起信論》確為印度傳來的翻譯佛典。並從方法論的角度，對百年來《大乘起信論》的爭論作了總結。應該說，楊維中教授的這篇論文對徹底解決百年來佛教史上這一重大公案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對佛教研究界將帶來巨大的衝擊。這篇文章的後續影響，將在以後的若干年中愈加顯現。

學者討論的熱點問題：
有關兩部《明南藏》的關係問題，持不同論點的代表就「建文藏」還是「洪武藏未毁板」問題，展開針鋒相對的熱烈討論。會上時間不够，會後繼續交流。雙方並共同商議，今後繼續深入研究。
《元官藏》的課題，涉及該藏的刊刻時間、印刷裝璜地點和經訪等問題，會上發言者和會議代表進行了認真探討，提出一些帶有啟發性的觀點。
對《毗陵藏》問題，不少與會學者紛紛提供自己掌握的線索，從而為該課題的進一步深入調查與研究提供了方向。
大藏經的系统問題是大藏經研究的重要問題，會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觀點，成為本次討論會討論得最熱烈的問題之一。致使小組討論時間大大超過，不得不由主持人宣布討論暫停，會後繼續。
日本學者介紹了收藏在日本的資料，引起會議代表的重視。不少代表提出，希望日本方面能够儘快公布相關資料，特别那些在日本收藏的大藏經，應盡快影印出版。
信息提供：上海師範大學社科處
最後編輯時間：2008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