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7日 星期六

鄰保館

藍霧

彰化鄰保館在賴和醫院的斜後方,在市仔尾的後方,我小時候只聽到這個地名,並不知道它的正確意義,隱約知道似乎有孤兒住在那裡。彰化市在孔廟旁邊的大成幼稚園,其前身是王鳳儀派駐彰化的講習所。一群來自中國而不會講台語的人,只為了推行他老師道德勸化的理念,居然落腳在彰化宣講孔孟四書、仁義道德,可惜知道的人不多,如果能記錄這些人的姓名,也算是發潛德之幽光。

以下引自

http://163.22.14.202/Settlement/settlement/books_1.htm

對於社區工作的起源,就讀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的學生,無論是從課堂上或是教科書中,經常談論到的是19世紀末期,由英國牧師Samuel Barnett(1844-1913)於1873年在倫敦東區Whitechapel 的 St. Judes 教區所進行之睦鄰運動(Settlement Movement),透過號召大學生投入貧困地區之各種教育性與服務工作,讓來自中上階級者可實際體驗窮人的生活,進而對社區中的窮人帶來生活態度與技能之改變,後來為了紀念Arnold Toynbee(1852-1881)的犧牲奉獻,於1884年所設立的湯恩比館(Toynbee Hall)更成為英國從事社區工作的重要機構,這股運動不僅在英國國內引起風潮,隨後更受到其他國家從事社區工作者之倣效。對於這段歷史,許多人耳熟能詳,已成為人們對於社區工作歷史記憶的一部份,但是相對的,人們接著會產生的疑問是,在這股國際睦鄰運動的風潮中,台灣早期是否產生類似的運動呢?如果有的話,它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運作呢?與英國又有什麼不同呢?

    對於前述的疑問,這裡提供一個肯定的答案,但我們必須從台灣過去被殖民的歷史說起,在20世紀初期,離湯恩比館成立的時間並非相當久遠,當時台灣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此時日本早已於1890年由一位社會主義者片山潛(Sen Katayama, 1859-1933)在東京成立金斯利館(Kingsley Hall)開啟了其睦鄰運動,雖然後來因為片山潛致力於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受到日本當局壓迫而式微,不過在1923年東京大地震後,藉由東京帝國大學學生的投入,又興起了以大學生為主的睦鄰運動,可見當時日本已經逐漸學習西方有關睦鄰運動的相關工作;約此同時,面臨著與西方國家相似的都市地區犯罪、貧窮與人口擁擠問題日趨嚴重,在參觀過英美兩地的睦鄰運動後,日本的社區工作亦發展出不同的路線,公部門扮演更多的角色,以大阪地區為例,地方政府即插手介入了地方的鄰里工作,並在各地興建的會館,而非僅依賴私人或宗教團體的救濟工作,且更大的不同是,負責相關工作的人員(包括公務人員)通常不像湯恩比館一樣住在會館當中,美國睦鄰運動的重要發起人Jane Addams甚至在1923年亦曾到訪日本進行相關參訪(Fujita, 2002)。

      在日本殖民的這段期間,台灣亦於20世紀初期成立許多的「鄰保館」或「社會館」,其中最早的是由日人稻垣藤兵衛於1916年在大稻埕成立的「人類之家」所提供之各種社會教化與救助工作,其中並附設稻江義墊以教育附近失學子弟,其興起之背景,亦是為了因應當地都市化所產生之社會亂象,至於各地包括嘉義鄰保館(1934年)、台中鄰保館(1936年)、東勢社會館(1937年)、彰化鄰保館(1937年)、豐原社會館(1937年)以及清水社會館(1937年)的設立時間則相對較晚。在前述七大會館中,除了人類之家較具私人慈善性質之外,其餘多數具備半官方的色彩,負責運作經營者多為地方「方面委員」之社會事業助成會,其屬於一種地方團體,團體代表主要為地方行政首長(如知事、市尹)或庄長、街長,會員多為地方慈善家或中上階級者。可見,台灣早期睦鄰運動精神雖然同樣是源自於英國的湯恩比館,但除了人類之家外,其運作方式則受到日本部份融合社會行政與社區工作之影響,並非完全屬於私人的志願性工作。

至於在相關業務部份,早期鄰保事業的主要業務是從事各種教化及救助工作,不過服務內容亦包括民眾指導、施醫、救護遊民、寄宿、發給旅費、婦女保護、斡旋調停、保護不良少年、貸予兒童學用品、兒童供食、職業輔導講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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