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保館

彰化鄰保館在賴和醫院的斜後方，在市仔尾的後方，我小時候只聽到這個地名，並不知道它的正確意義，隱約知道似乎有孤兒住在那裡。彰化市在孔廟旁邊的大成幼稚園，其前身是王鳳儀派駐彰化的講習所。一群來自中國而不會講台語的人，只為了推行他老師道德勸化的理念，居然落腳在彰化宣講孔孟四書、仁義道德，可惜知道的人不多，如果能記錄這些人的姓名，也算是發潛德之幽光。

以下引自

http://163.22.14.202/Settlement/settlement/books_1.htm

對於社區工作的起源，就讀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的學生，無論是從課堂上或是教科書中，經常談論到的是19世紀末期，由英國牧師Samuel Barnett（1844-1913）於1873年在倫敦東區Whitechapel 的 St. Judes 教區所進行之睦鄰運動（Settlement Movement），透過號召大學生投入貧困地區之各種教育性與服務工作，讓來自中上階級者可實際體驗窮人的生活，進而對社區中的窮人帶來生活態度與技能之改變，後來為了紀念Arnold Toynbee（1852-1881）的犧牲奉獻，於1884年所設立的湯恩比館（Toynbee Hall）更成為英國從事社區工作的重要機構，這股運動不僅在英國國內引起風潮，隨後更受到其他國家從事社區工作者之倣效。對於這段歷史，許多人耳熟能詳，已成為人們對於社區工作歷史記憶的一部份，但是相對的，人們接著會產生的疑問是，在這股國際睦鄰運動的風潮中，台灣早期是否產生類似的運動呢？如果有的話，它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運作呢？與英國又有什麼不同呢？

    對於前述的疑問，這裡提供一個肯定的答案，但我們必須從台灣過去被殖民的歷史說起，在20世紀初期，離湯恩比館成立的時間並非相當久遠，當時台灣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此時日本早已於1890年由一位社會主義者片山潛（Sen Katayama, 1859-1933）在東京成立金斯利館（Kingsley Hall）開啟了其睦鄰運動，雖然後來因為片山潛致力於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受到日本當局壓迫而式微，不過在1923年東京大地震後，藉由東京帝國大學學生的投入，又興起了以大學生為主的睦鄰運動，可見當時日本已經逐漸學習西方有關睦鄰運動的相關工作；約此同時，面臨著與西方國家相似的都市地區犯罪、貧窮與人口擁擠問題日趨嚴重，在參觀過英美兩地的睦鄰運動後，日本的社區工作亦發展出不同的路線，公部門扮演更多的角色，以大阪地區為例，地方政府即插手介入了地方的鄰里工作，並在各地興建的會館，而非僅依賴私人或宗教團體的救濟工作，且更大的不同是，負責相關工作的人員（包括公務人員）通常不像湯恩比館一樣住在會館當中，美國睦鄰運動的重要發起人Jane Addams甚至在1923年亦曾到訪日本進行相關參訪（Fujita, 2002）。

      在日本殖民的這段期間，台灣亦於20世紀初期成立許多的「鄰保館」或「社會館」，其中最早的是由日人稻垣藤兵衛於1916年在大稻埕成立的「人類之家」所提供之各種社會教化與救助工作，其中並附設稻江義墊以教育附近失學子弟，其興起之背景，亦是為了因應當地都市化所產生之社會亂象，至於各地包括嘉義鄰保館（1934年）、台中鄰保館（1936年）、東勢社會館（1937年）、彰化鄰保館（1937年）、豐原社會館（1937年）以及清水社會館（1937年）的設立時間則相對較晚。在前述七大會館中，除了人類之家較具私人慈善性質之外，其餘多數具備半官方的色彩，負責運作經營者多為地方「方面委員」之社會事業助成會，其屬於一種地方團體，團體代表主要為地方行政首長（如知事、市尹）或庄長、街長，會員多為地方慈善家或中上階級者。可見，台灣早期睦鄰運動精神雖然同樣是源自於英國的湯恩比館，但除了人類之家外，其運作方式則受到日本部份融合社會行政與社區工作之影響，並非完全屬於私人的志願性工作。

至於在相關業務部份，早期鄰保事業的主要業務是從事各種教化及救助工作，不過服務內容亦包括民眾指導、施醫、救護遊民、寄宿、發給旅費、婦女保護、斡旋調停、保護不良少年、貸予兒童學用品、兒童供食、職業輔導講習等。